「佛羅倫薩已經不是當初的佛羅倫薩了」
既然費爾迪南多不可能有繼承人，大公科西莫只好將自己的注意力轉移到二兒子吉安·加斯托內的身上。之前他沒怎麼在意過這個次子，而吉安·加斯托內也不是一個渴望被關注的年輕人。他內向、孤僻、悶悶不樂，大多時間都是一個人獨處，把令他哥哥和叔叔們沉迷的嘈雜、奢侈的圈子隔絕在自己門外。他更喜歡研究植物學和古文物，或者是學習包括英語在內的外語。他樣貌端正、溫柔體貼，不過沒有什麼朋友，同性或異性都沒有。當然他也沒有任何野心，甚至沒有成為誰的丈夫的野心，他常常帶著深深的恐懼思考將來家族會為他選擇一位怎樣的新娘。而當他看到新娘的那一刻，恐懼變成了驚駭，因為安娜·瑪麗亞·弗蘭切斯卡（Anna Maria Francesca）真算得上一位奇醜無比的女人了。她是薩克斯-勞恩堡公爵（Duke of Saxe-Lauenberg）的女兒，也是帕蘭帝內伯爵（Count Palantine）紐伯格的菲利普（Philip of Neuberg）的遺孀。她除了樣貌醜陋，還很愚蠢，很愛吵架，「身材肥胖，以自我為中心，沒有一丁點兒吸引力可言」。她沒有什麼興趣愛好，也不喜歡耗費體力的室外活動，而且似乎對在那個潮濕、醜陋的城堡裡了卻餘生感到心滿意足。1697年他們在選帝侯城堡的教堂裡舉行婚禮之後，吉安·加斯托內和妻子一起回到了位於布拉格附近賴希施泰特村（village of Reichstadt）那令人沮喪的城堡。無論是妻子還是城堡都讓吉安·加斯托內感到噁心。他的同性戀傾向比其兄長的還要強烈，所以他在這裡就靠和一個狡猾、俊俏的馬伕朱利亞諾·達米（Giuliano Dami）偷情來尋求安慰，雖然沒太大作用，但至少能讓他暫時逃出只有茅舍和莎草床的絕境，這裡就像囚禁他的監獄一樣。
第二年春天，吉安·加斯托內在無人陪同的情況下微服化名地去了趟巴黎，這讓他的父親大為震怒，斥責說這樣的出行有失美第奇家族的身份。從巴黎回來後不久，他又去了布拉格，並且只帶了他的馬伕情人。為了忘掉在賴希施泰特村的生活給他帶來的苦悶，吉安·加斯托內沉迷於賭博、性愛和酒精，窮困的學生和站街的男妓都是他做愛的對象，他還經常在簡陋的小酒館裡喝得酩酊大醉，在這裡「他自甘墮落，開始抽煙，就著麵包嚼蓽撥和小茴香籽，這樣就能有德國人一樣的酒量了」。過了一段時間，他強迫自己重新回到賴希施泰特村的妻子身邊，可是這裡的生活讓他更加絕望。他會一連幾個小時獨自在房間裡，凝望窗外衰敗陰沉的景象，忍不住淚流滿面。他甚至不願意去回覆信函或簽署秘書為他起草好的文件。偶爾，當他不是這樣了無生趣的時候，他要麼去喝酒，要麼和自己的意大利僕從賭錢——他輸給別人好多錢，以至於不得不把妻子的珠寶拿去當掉，而當鋪給他的價格往往都不及珠寶價值的一半。吉安·加斯托內懇求妻子和他一起去佛羅倫薩，這樣他們就可以在一個不這麼壓抑的環境中繼續痛苦地生活。可是妻子每天把時間花在「在馬廄中與人聊天」上，堅決不肯離開這個不知道她為什麼如此留戀的賴希施泰特村。她的懺悔師警告她，如果去了佛羅倫薩，她一定很快就會被謀殺，這是所有美第奇家族的妻子或早或晚都難以逃避的命運。
在佛羅倫薩，科西莫在擔憂和失望中一天天衰老。常年以來的暴飲暴食和缺乏運動已經徹底損害了他的健康，醫生建議他採取「嚴格的畢達哥拉斯養生法」（Pythagorean regimen）來應對「膽汁過多」的病症，也就是只吃水果、蔬菜並且參與騎馬和打獵等強度大的運動。他遵循了這些建議，不過身體狀況的改善並沒有提升他的精神。他因為始終無法給自己寵愛的女兒安娜·瑪麗亞（Anna Maria）尋找到一個滿意的丈夫而格外沮喪。安娜·瑪麗亞身材高挑，一頭黑髮，說話聲音很粗，笑起來很大聲，甚至有些粗魯笨拙。西班牙、葡萄牙，還有薩瓦公爵和法國王太子（the Dauphin）已經先後拒絕了他的提親。最後帕蘭帝內選帝侯威廉（Elector Palatine Willian）同意娶她為妻。他們在因斯布魯克（Innsbruck）舉行了婚禮，之後不久選帝侯就把性病傳染給了自己的妻子，這也成了她後來流產的主要原因，她早年的生活也因此變得不幸。
科西莫知道孩子們已經不可能為美第奇家族帶來繼承人了，絕望之下他只好將目標轉向自己的弟弟弗朗切斯科·瑪麗亞。樞機主教被這個請求嚇得不輕。他壓根兒不想娶妻生子，現在這個想法也沒有任何改變。更何況結婚意味著要和他在拉佩吉別墅享受的那種放浪生活告別，還意味著放棄樞機主教的職位。他現在已經48歲了，不想再有什麼改變，而且覺得自己的健康狀況也不如從前。不過最終他還是拗不過哥哥。為他安排的妻子是瓜斯塔拉和薩比奧內塔公爵（Duke of Guastalla and Sabbioneta）的女兒埃萊奧諾拉公主（Princess Eleonora）。她和自己未來的丈夫一樣抗拒這門親事。人們提醒她這門婚事對她的家族而言是莫大的榮耀，但是比起家族榮耀，她更在意自己要和一個臉上有疤、又醜又胖、患有痛風的老男人同床共枕，更何況誰都知道他其實更喜歡漂亮的男孩兒。事實上，婚後的幾周，埃萊奧諾拉怎麼也不肯和丈夫圓房；不過最終還是在丈夫的溫和與耐心下妥協了。行房的經歷讓埃萊奧諾拉感到厭惡，也讓弗朗切斯科·瑪麗亞覺得痛苦而精疲力竭。事實上，這一切對他而言確實已經無法承受了，婚後不到兩年，弗朗切斯科·瑪麗亞就去世了。
他的侄子費爾迪南多與維奧蘭特·貝亞特麗切公主的婚姻也是同樣的不幸，而且他餘下的時間也不比自己的叔叔長多少。費爾迪南多在威尼斯感染的性病一直沒有徹底康復。在弗朗切斯科·瑪麗亞結婚時，費爾迪南多就已經失去了記憶，他每天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一種恍惚麻木的狀態，時不時還會突發癲癇。他最終在1713年10月底去世。之後不到三年，他的妹夫帕蘭帝內選帝侯也去世了，而他的遺孀安娜·瑪麗亞則打算搬回佛羅倫薩。
此時，她的哥哥吉安·加斯托內已經回到了佛羅倫薩。他在1708年的時候丟下妻子獨自回到了佛羅倫薩，當時他37歲。從那以後他一直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除了朱利亞諾·達米之外幾乎不和任何人來往。他經常醉得連馬都騎不穩，差不多每個晚上都是在酒精帶來的暈眩中度過。吉安·加斯托內還患有哮喘，他甚至不願拆開寄來的信件，這樣也就不用回信了。一個到佛羅倫薩訪問的法國人記錄道：「有人擔心吉安·加斯托內會比自己的父親先去世，這種擔心是完全有理由的。因為大公體質強健而且非常在意健康，相反他的次子卻似乎一心想要加速生命的終結。」
科西莫早就不再關心吉安·加斯托內這個兒子了，他一心只想著在托斯卡納繼承權的規定下如何保護女兒安娜·瑪麗亞的利益。起初委員會勸他頒布法令讓佛羅倫薩的主權像共和國時期一樣回歸到人民手中，他不願意接受。不過後來他決定，如果安娜·瑪麗亞能夠比哥哥長壽，她應當繼承爵位成為女大公，之後才可以恢復共和國體制。這樣的決定引發了後來持續多年的外交爭執：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六世（Charle VI）、埃斯特家族（House of Este），還有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Philip V）和伊麗莎白·法爾內塞（Elizabeth Farnese）全都提出有權繼承公國。這個棘手的問題令科西莫憂心忡忡，於是他只好一心埋首於宗教信仰之中來尋求解脫。
幾年前他曾經進行了一次羅馬朝聖之旅，當時他實現了一個畢生的心願，就是被任命為拉特蘭（Lateran）的聖約翰教士，這樣他就有權親手摸一摸聖榮（Volto Santo），也就是基督在前往加略山（Calvary）的路上曾經用過的手帕。據說自從親手捧起了這塊神聖的布料之後，科西莫就變得比以往更加虔誠了。他還把價值二十萬克朗幣的油畫《聖母領報》送給了教皇。作為回禮，他將一盒子神聖遺骸帶回了佛羅倫薩，沒過多久他又給這份收藏增添了一段聖弗朗西斯·哈維爾（St Francis Xavier）的小腸。只有最尊貴的客人來訪時，科西莫才會帶著至高的崇敬向他們展示這些聖物，還會謙遜地向聖物跪拜。一個英國遊客確信：
科西莫在自己的房間裡安裝了一個機器，上面裝了日曆中聖人們的銀質肖像。這個機器會在每個聖人的紀念日展示出這個聖人的肖像，科西莫則會在聖人肖像之前行禱告儀式……他每天至少要去五六個教堂。
科西莫用無限的熱忱來規勸別人改信天主教。克拉科夫（Cracow）的主教把三個頑皮搗蛋的哥薩克（Cossack）男孩兒領到他的面前，科西莫會連續幾個小時耐心地給他們講解基督教教義。科西莫還會為改信天主教的外國新教徒提供豐厚的年金。另外，科西莫把同樣的執著投入到處理佛羅倫薩現存的他認為會引發人們淫穢想法的藝術作品上。本來展示於大教堂內的巴喬·班迪內利的亞當與夏娃大理石雕塑就被科西莫搬走了；又因為有教士對他說烏菲齊裡展示的裸體雕塑都太淫穢，科西莫就打算把它們全都藏到公眾看不到的地方去。科西莫自己過著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他每天吃的都是最簡單的飯菜，而且幾乎都是一個人孤零零地進餐。他除了白水什麼都不喝，每天早睡早起，甚至不點火爐。他曾經的缺點大部分都隨著年歲的增長改掉了，只是固執和偏見還和以前一模一樣。儘管如此，他仍然得不到人們的愛戴。現在他已經八十多歲了，人們對他的態度更多是謹慎和尊重，再沒有暴徒集結在他的窗口下嚷嚷著乞求食物或是用石灰在宮牆上塗寫侮辱性的標語。可是當科西莫偶爾乘坐兩匹馬拉的馬車離開宮殿，在舉著長戟的瑞士保鏢的護衛和僕從的前呼後擁下緩緩走在街上時，人們雖會行禮，但絕不會歡呼。直到1723年10月31日他去世，也沒有什麼人為此感到悲傷。
佛羅倫薩有其他更值得悲傷的理由。這個城市此時已經變得愁雲遍佈、貧窮破敗。遊客們反映說城裡見到最多的是乞丐、流浪漢和修道士。他們成群結隊、垂頭喪氣地在街上遊走，兩邊的建築也陳舊晦暗，窗戶上糊的油紙也都是撕壞的。上一代人哀歎這個城市竟淪落到如此的境地，索爾茲伯裡（Salisbury）的主教吉爾伯特·伯內特（Gilbert Burnet）就寫道：「佛羅倫薩已經不是當初的佛羅倫薩了，這裡的人口還不足五萬……一個人要是在托斯卡納轉轉就會發現人口下降得多麼嚴重，這片曾經充滿生機的土地已經變得一貧如洗。」之後的遊客也都是類似的失望感受，他們中有人這麼說：
這個國家的衰敗是顯而易見的，城裡大片的空地無人利用，已有的房子也都破敗失修、不適宜居住，所以人口並不多；而現有人口也並沒有什麼用，因為其中大部分都是神職人員……我曾經在一次遊行隊伍中看到了超過四千名修士和教士。
科西莫向佛羅倫薩人征的稅已經夠重了，甚至他在將死之時還批准再加征一項新的個人所得稅。即便如此，佛羅倫薩的財政也到了破產的邊緣。同樣捉襟見肘的還有城市中的貴族們，回想他們前輩的富足和好客，而現在被邀請去打打牌或者開個茶話會（conversazione）就算最令人興奮的活動了，主人能拿來待客的無非就是檸檬水、咖啡和茶，偶爾能有點冰淇淋。貴族們現在吃的也是從附近小飯館裡買來的普通飯菜，而且他們連飯錢都快湊不出來了，更別說供養那些懷揣著對美好年景的遐想而在門口遊蕩的僕人們了。
52歲的吉安·加斯托內接替了他父親的位置之後，人們就更不指望能有什麼起色了，根本沒人相信他能克服自己的懶散、酗酒和放蕩淫亂。一開始他還挺像回事，展現出了對人民福利的真誠關切，並且鄙視大多數親戚奢侈炫耀的行為。他把稅賦降到了人們可以忍受的程度，並且降低了穀物的價格；他終止了公開處決犯人的習俗，並且給城市裡的乞丐們設立了像樣的濟貧院；他把政府從科西莫三世時期被教會嚴格控制的狀態下解放了出來；他還恢復了科學家和學者們近年來被剝奪的自由；他也取消了針對猶太人的法令。可是，不久之後，他懶散的本質重新佔據了上風，大部分時間裡，他甚至都不肯離開自己的床，任由圓滑狡詐的朱利亞諾·達米替他將不想見的客人攔在門外，其實就是打發那些工匠和古董商們，他們指望著把其他有鑒賞力的收藏家根本不會要的作品推銷給懶散隨意的大公。
朱利亞諾·達米還會為吉安·加斯托內招募一批亂七八糟的年輕男女來供他消遣，其中還是以粗魯吵鬧的年輕男孩兒居多，這些人被統稱為「魯斯潘蒂」（Ruspanti），因為他們都是以領取魯斯皮幣（ruspi）為酬勞的。這些魯斯潘蒂多是來自佛羅倫薩貧窮人家的漂亮年輕人，他們娛樂大公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房間裡玩耍吵鬧，甚至對罵一些污言穢語，大公心血來潮時，也許還會加入他們的惡作劇中。有些時候，大公會擺上一桌豐盛的晚宴，讓魯斯潘蒂們假裝成他的大臣或是其他一些佛羅倫薩最重要的領袖市民們，然後大公會為這些假扮的名流們致祝酒詞。宴會結束後，他則勸說這些年輕人互相做愛供他觀賞。魯斯潘蒂的數量每個月都在增長，到1731年年底，已經達到了近四百人之多。隨著人數的增長，魯斯潘蒂變得越來越暴力和難以管控，他們不但在波波利花園中發動暴亂，被拖欠薪酬時還會去搶劫附近的飯館和市場裡的貨攤。
吉安·加斯托內的嫂子維奧蘭特在她的丈夫費爾迪南多去世後選擇繼續留在佛羅倫薩生活。她試圖為吉安·加斯托內尋找一些不那麼墮落的娛樂來取代魯斯潘蒂，於是她經常安排一些宴會並邀請了最有意思、最有學問的人來為大公助興。然而吉安·加斯托內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吃飯的時候不是咒罵就是打嗝，有時還會說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粗俗評論。最讓人難堪的一次，他不但在飯桌上嘔吐，還拽下了自己的假髮擦嘴。
其實，很多時候大公都是在床上用餐的。午餐是在下午5點，晚餐是在凌晨2點。午餐之前，他會同意接待幾個重要的訪問者，但是依然不會離開他的床，只是靠著枕頭坐起來，四周還要擺滿新摘的玫瑰，主要是為了掩蓋房間裡霉臭的氣味。在這些時候，大公只是穿著沾滿鼻煙的襯衫，戴著長領帶和睡帽。他幾乎不怎麼離開房間，偶爾出現在眾人眼前也只是為了打破他已經去世的傳言。他倒是出席了1729年的施洗者聖約翰日慶祝活動，不過在活動開始之前就已經醉了，這樣他就不會覺得冗長的儀式那麼難熬了。他懶洋洋地坐在馬車上，時不時從車窗探頭出去嘔吐。到了普拉托門，他搖搖晃晃地去看賽馬，整個過程中還不停地辱罵自己的男僕和身邊的女士們；最後他乾脆睡著了，被用轎子抬回了皮蒂宮。從那之後他幾乎再沒有離開過皮蒂宮，除了一次坐著轎子去聲名狼藉的聖斯佩蘭迪諾（San Sperandino）公共浴室，以及另外一次戴著草帽、穿著睡衣坐在轎子裡前往波焦因佩裡亞萊別墅。1737年6月，克拉翁王子（Prince de Craon）代表洛林公爵弗朗西斯（Duke of Lorraine Francis）——也是瑪麗亞·特雷莎（Maria Theresa）的丈夫——拜訪吉安·加斯托內，發現他已經是個將死之人了。歐洲的其他大國自行選定洛林公爵作為大公的繼承人，甚至都沒費心徵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見。王子向洛林公爵匯報說：「大公的情況很可憐，他下不了床，鬍子已經長了好長；床單很髒，他的視力非常微弱，他說話的聲音很低而且模糊不清。總體來說，他剩下的時間超不過一個月。」王子說的一點兒也沒錯。吉安·加斯托內在1737年7月9日去世了，享年65歲。
新政權控制的六千人大軍此時已經進入了佛羅倫薩的邊境；政府中所有重要的位置也都被指派給了外國人。托斯卡納成了奧地利帝國的一個屬國，而美第奇家族的最後一個代表，帕蘭帝內選帝侯夫人安娜·瑪麗亞則被許可一直生活在皮蒂宮中她的房間裡。
這位高挑、尊貴，甚至有些粗魯、高傲的老婦人一直強烈反對自己弟弟的行為，雖然她費盡苦心的勸阻總是以被辱罵驅逐結束，但她最終還是在弟弟臨死前說服他接受教會的儀式。安娜·瑪麗亞本人也是極為虔誠的，她很少離開宮殿，偶爾坐著「有侍衛隨行的八匹馬拉著的」馬車駛出宮殿的庭院，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確認她要麼是去做彌撒，要麼是去向她最愛的慈善事業捐款，要麼是去視察聖洛倫佐教堂裡家族陵墓工程的進展。之前這項工程一度停擺，現在也是由她本人承擔費用才得以繼續。她偶爾有幾個訪客，據詩人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觀察，她房間裡的傢俱都是銀質的，看起來一點兒也不溫馨舒適，她在這裡接待客人時會不苟言笑地站在一個黑色華蓋下面。安娜·瑪麗亞一直很清楚自己是這世上最後一個美第奇的事實。
佛羅倫薩人也知道這個事實。人們為自己的國家再一次被外國勢力佔領而感到憤恨與羞愧，佔領者的大炮被放置在這個城市的堡壘中，炮口卻對準了人民。此時回想美第奇曾經的榮耀讓他們感覺既驕傲又感傷。當公共建築上象徵美第奇家族的紅球被取下，由裝飾著鳶尾花（fleurs-de-lis）、雄鷹和十字架的洛林家族盾徽取代時，佛羅倫薩人感到深深的遺憾。當他們聽說國父科西莫的生日、教皇克萊門特七世當選紀念日、科西莫一世受封公爵紀念日等所有與美第奇家族有關的公共慶祝節日都要被廢止時，人們更是義憤填膺。法國學者查理·德·布羅斯（Charles de Brosses）在這一時期探訪了托斯卡納地區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佛羅倫薩人願意付出自己全部家當的三分之二來換取美第奇家族的回歸；然後付出剩下的三分之一趕走洛林家族……他們憎恨洛林家族。」1743年2月，75歲的安娜·瑪麗亞去世了，整個佛羅倫薩都沉浸在失去她的悲傷中。英國特使的助手匯報說：
普通人都認定她是被颶風帶走了；今天早上刮起了一場極為強烈的颶風，持續了大約兩個小時，而現在卻又晴空萬里了——這就是證明。除此之外，約翰·加斯東（John Gaston）去世時也發生了一模一樣的事情。人們堅信自己就是目擊者，沒有人能打破這種信念……週一早上，人們找了個借口請來了她的懺悔師，因為安娜·瑪麗亞堅持不同意叫他來……懺悔師被要求告訴安娜·瑪麗亞她很快就要死了，但是她還不太高興地反問：「誰告訴你的？」懺悔師則說：「是你的醫生。」
「好吧，那我們就把該做的都做了吧，要抓緊。」就這樣他們給她吃了聖餐……她的意識到最後都是清醒的，但是去世前最後大約一個半小時裡，她一句話也沒說過……從週四起她的遺體就被停放在宮殿的大廳裡供人們瞻仰，今天晚上將被正式下葬……美第奇家族的最後一位成員也要去和她的祖先們團聚了。
然而，聖洛倫佐教堂的陵墓並不是人們真正記住她的原因。在她的遺囑中，安娜·瑪麗亞把美第奇家族所有的財產都留給了新任大公和他的繼承人，包括所有的宮殿和別墅，所有的畫作和雕塑，所有的珠寶和傢俱，還有書籍和手稿——美第奇家族世代收藏的所有藝術品。她做出如此決定只有一個條件：任何一樣東西都不能離開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的全部財富要永遠留在這裡供全世界人民欣賞。[1]
[1] 最後是由一直不受愛戴的洛林家族和大公弗朗切斯科精力充沛的兒子彼得羅·萊奧波爾多（Pietro Leopoldo）的部長們來重振這個資源枯竭、飽受壓迫的國家的。混亂的立法和過度開發的鄉村是晚期的美第奇家族統治留下的社會和經濟困難。但是他們留下的光輝燦爛的藝術和文化遺產——佛羅倫薩巴洛克藝術繁榮而精妙的工藝在科西莫三世的雕塑家喬瓦尼·巴蒂斯塔·福吉尼（Giovanni Battista Foggini）的作品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卻是近年來才逐漸獲得承認。1974年在底特律和皮蒂宮舉辦的名為「美第奇家族的暮光」的展覽——當然貝爾納多·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對此是毫不感興趣的——是第一次舉辦此類型的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