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者按]此文便是包平口述中提到的那篇文章，包家兄妹認為該文嚴重失實。此次特將該文找出附於下，目的是使讀者知其原委，也能明瞭包家兄妹所要糾正的史實所在。
蒙古諸部在歸附滿清之後，在其貴族階層中，除受封為扎薩克王公者外，其餘受封王公品級的貴族們都通稱為閒散王公。他們在本旗內有領地和奴隸，有的被扎薩克任命為協理、章京等職務。有的也可以在扎薩克無承襲人的情況下，由清廷授命繼任扎薩克。本文記述的是科爾沁左翼中旗(達爾罕旗)閒散王公——貝子爵達賚及其兒子多爾吉(清賜三品頂戴)的歷史和生活片段情況。
(一)
達賚貝子是達爾罕親王的同宗，是第五代達爾罕親王色布騰巴勒珠爾的七世孫。色布騰巴勒珠爾於乾隆十一年(1746年)尚固倫和碩公主，授為固倫額駙，五年後，襲任科爾沁左翼中旗扎薩克和碩達爾罕親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平定準噶爾之達瓦齊叛亂有功加雙俸。後因誤用輝特部之阿睦爾撒納駐守伊犁，致其乘機叛亂並殺死議政大臣奧雲古，獲罪被革除爵位，由其兄色旺諾爾布承繼了達爾罕親王爵位與扎薩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色布騰巴勒珠爾又被封為輔國公，任為兵部大臣，三十八年(1773年)，因軍功復固倫額駙稱號，同年，因作戰身負重傷仍勇猛殺敵而重被封為和碩親王。乾隆四十年(1775年)病死軍中。死後謚曰毅，所以後人稱之為毅親王。
色布騰巴勒珠爾逝世後，因無世襲罔替之封，其子孫不能承襲親王爵。但按清廷襲封例制，可以降級承襲，由其子鄂勒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降襲多羅郡王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詔世襲罔替。可是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又被革除了郡王爵，同年九月降封為輔國公。他死後，其嗣子鄂勒哲圖承襲輔國公，後晉貝子爵。其後幾代的爵位，都在貝子和輔國公之間變動，始終未得到王品級位。
達賚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承襲輔國公。民國建元後，袁世凱為籠絡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級上各晉一級。因此，達賚晉為貝子，人們稱之為「達貝子」。
(二)
貝子達賚的歷代先祖，從毅親王色布騰巴勒珠爾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師，因此與清廷往來頻繁，關係密切。又有御賜「國恩家慶」之匾，慈禧太后的御書「福壽」之聯，藉以顯赫炫耀門庭。
貝子達賚的府第，在北京東城區鐵獅子胡同。府內修有假山草地，水閣涼亭和戲台；正房設有大廳、客廳、書房和家堂；在花園裡還有鴿子房。此外，有管事處、回事處、賬房、護衛室、廚房、汽車庫和警察房等設置，真是應有盡有。在達賚貝子府內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會講漢話的蒙古族拔戶人來充任工作。因為純蒙古族人不會漢語，所以不用。民國初年達賚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晉三，他們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稱他們王二老爺和晉三老爺。從1919年到1925年之間，管事人換有京東漢人蔡珍和通遼縣四家子村拔戶人敖達和李景陽等，到了1931年又換了北京人張慶隆和駱俊。在達賚貝子府當差的管事人分為三個等級：一等護衛是三品頂戴，二等護衛是四品頂戴，三等護衛是五品頂戴。
民國初年，清室雖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統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們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長袍馬褂，頭戴滿清頂戴，穿馬靴，挎腰刀，耀武揚威。王公有時乘馬，有時乘坐小車子(轎型的馬拉車)，所到之處，蒙民遇見時需立即雙膝跪拜，口呼王爺恩典。
達賚貝子久住京師，不僅以哲盟十旗王公駐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凱聘為高等顧問。達賚貝子熟讀漢文，暢曉蒙情，深為袁世凱所器重。達賚貝子所乘的汽車可以直達總統府。他是蒙藏院的議員，每年付給達賚貝子車馬費千元。
達賚貝子每天吸大煙時，是由北京人晉傑臣跪著給他燒煙泡，燒好後送到達賚貝子的嘴邊。
達賚貝子每天早點和晚點，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還有各種上好的糕點。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擺不同的三種酒席。開飯時，達賚貝子和他老婆(人稱福晉太太)兩個人一桌，他的長子多爾吉(漢名多振甫，是北京匯文中學的畢業生，人稱「多公爺」)和他的老婆馬淑俊(奉天省馬道台的女兒，人稱「大奶奶」)另開一桌，多爾吉的姐姐(人稱「大格格」)單獨放一桌；多爾吉的兒子包儒、包義(人稱「阿哥爺」)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飯要分成四處。管事人王二、晉三和溫玉堂專管達賚貝子夫婦用飯，駱俊、倭什渾、李明山管多公爺開飯。女僕多是北京人，有關媽、張姐和綠葉等專管達賚貝子的獨生女兒大格格一人開飯。關信、李明福、丹森等專管阿哥爺開飯。開飯時，男女僕人、丫鬟站立在主人兩旁，用雙手往上端飯菜，主人有呼必應，有問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飯離開飯廳，奴僕們將所有的餐具撤去後，才能吃飯。
奴僕們的處境，非常困苦。他們都是王公的奴隸，沒有任何報酬。進入府內，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顧右盼，違犯這些府規，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
每逢貝子和福晉的壽辰，或是小孩彌月(滿月)，都要演戲。當時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請之列。
達賚貝子出府時，首先大開儀門，後開大門，僕役人等要規規矩矩地站立兩旁侍候。達賚貝子除坐汽車外，凡是坐小車或是騎馬，在上車下車或上馬下馬時，先命某個奴僕跪伏在地上，用腳踏著奴隸的膝蓋、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達賚貝子在北京街上閒遊，向來不與老百姓說話；到商號去買東西(要買他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其餘都是管家去買)時，端然正坐，旁若無人，經過管家把東西拿給達賚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說明價格。他一高興不但不講價還要多給，這樣商號多賣了錢，當差的也從中大撈一把。
(三)
達賚貝子雖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費用，都是由屬下的管家，每年到科爾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達王府東北五里處)和從懷德縣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賦來供應。每逢遭到荒年時，在窮苦蒙民中流傳著「達爾罕王大甸子，窮的窮死沒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爺無福民遭難，蒙古老爺是混蛋」的民謠。
達賚貝子在科爾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財產，按1910年的統計，有牛1000多頭，馬3400匹，羊上千隻，另外在懷德縣公主嶺有一處中公益地局，在榆樹縣有一個中成地局。這兩個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稅達20多萬元。達賚貝子雖有這些財產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國二年)4月24日，達賚貝子因久居京師，耗費過大，外債纍纍，無法償還，因此，以自己所屬之台吉、壯丁以及錫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計艱難為由，又經本旗扎薩克的允准，復經蒙藏事務局轉呈袁世凱批准，將所領有的牧荒兩段出放。該荒段坐落在通遼東面，第一段西從攝力吐、包力營子、孔家窩堡起，東至歸力屯、達罕、小細河止，東西長約百里；南至沙坨，北至遼河，寬窄不一，約計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廟、瑪立營子，東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廟止，東西長約50里，南至遼河、北至沙坨，寬為15里許，將此荒段按從來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實丈放。不論蒙漢旗民，照定章，備價承領，發給執照。地價為兩等：上等地每垧價銀六兩，中等地每垧價銀五兩。首先將原有所屬之台吉、壯丁4000餘戶以及錫伯人等，按數撥給牧荒，以資養贍，此外已開墾之熟地，仍由原墾戶照章承領，並對熟地限當年進行清丈升科。未墾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將所得之荒價作為十成，以五成歸國家，五成歸自己收入開銷。
袁世凱批復時曾考慮該貝子達賚出放此荒，是為了償還累債，因而按照卓哩克圖親王放荒還債之例，特予減免，以二成報效國家，八成歸達賚開銷，允許出放。可是達賚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閒散多羅貝勒濟克登諾爾布林沁扎木蘇的領地，當該貝勒得知貝子達賚要把自己的領地予以出放時，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訴。在訴訟中提到：「而今達賚貝子開始出放之兩段荒之內，遼河南岸之西從攝力吐、包立營子屯、孔家窩堡起，東至歸力屯，達罕、小細河、潘家店止，東西長約百里，南至沙坨、北至遼河寬窄不一，15里許地方，原為本貝勒之領地。此間既已村屯相連，居住此地從事農耕者，均為自己所屬之台吉、壯丁以及隨公主下嫁時前來之陵丁數千戶，而與遼河北岸專以遊牧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處。卓哩克圖親王之蒙員曾頻頻侵入我之領地，極欲開發耕種之際，而達賚貝子亦猥稱擬出放我之領地，言甚忤斷，孰不可忍，請查實裁決」。奉天都督為此曾向科爾沁左翼中旗扎薩克咨行詢問是否屬實，而旗扎薩克達爾罕親王那木濟勒色楞在覆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薩克說明，決不准任意墾放，若達賚貝子放荒之事屬實，絕不允許。」於是，達賚貝子遂將遼河南之荒段擱置起來，只請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認為，如對此決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進一步向旗扎薩克進行咨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國三年)春，才得到該旗扎薩克的承諾。然而，達賚貝子對該荒地的出放，企圖委託蒙古實業公司來開墾。這樣，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漁利的如意打算則成為夢想，因而對達賚貝子起了反感，事情雖然由大總統袁世凱批復，但拖延不發，使丈放事務無期實現。不久，張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軍之職。當時達賚貝子也與貝勒濟克登諾爾布林沁扎木蘇達成協議，既得到了該旗扎薩克的允許，又得到奉天督軍的批准，於1916年(民國五年)將遼河南1400方，遼河北2000方兩段荒地，合計約3400方地開始丈放。一等地每垧價銀12兩，二等地每垧價銀9兩，三等地每垧價銀6兩。同時徵收一五經費。這次放荒，與以往兩次放荒不同。過去放荒時，只設立「官荒局」，經辦事務；這次放荒，是由哲裡木盟副盟長科爾沁左翼中旗扎薩克和碩達爾罕親王那木濟勒色楞、和碩卓哩克圖親王、翊衛使色旺端魯布、科爾沁郡王銜多羅貝勒楊桑巴拉、科爾沁多羅貝子正紅旗蒙古副都統翊衛使達賚、科爾沁貝子銜輔國公鑲白旗蒙古副都統翊衛副使陽倉扎布等，聯銜向張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設立「蒙荒局」，並請求專為設「蒙荒局」刊發鈐記。為的是遇有蒙漢糾紛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兩局的總辦，經過會商解決。後來得到批准，旗扎薩克遂派了鎮國公色拉哈旺珠爾為「蒙荒局」的總辦，協理呼爾齊默爾根、布胡鄂魯什虎二人為幫辦。
又經各王公貝子等共同議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遼河南北各留700方，計1400方，以便分別撥給各個王公領內的台吉、壯丁、喇嘛、陵丁等作為留界產業，藉以維持生計。其分配辦法是：扎薩克達爾罕親王、溫都爾親王、卓哩克圖親王、貝勒楊桑巴拉、貝勒濟克登諾爾布林沁扎木蘇、貝子達賚、鎮國公色拉哈旺珠爾等9份，各份撥留150方，其餘50方由扎薩克印務處的辦事人員分劈，共合為1400方。所餘下的遼河南北計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總辦和幫辦，妥為接洽，商酌辦理，並令蒙漢人民準備地價各半分領。到了1916年(民國五年)10月18日，丈量遼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與原來呈報的1400方數字相差太大。到民國六年，經官、蒙兩荒局已經丈明遼河南、北兩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數不足於原定的數目，又因此界外沒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戶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戶要撥給兩方地，壯丁每戶撥給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內指撥，留作蒙古人的生計。將已經丈過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撥留作為戶地(留界地)，其餘2000方由蒙漢人民準備地價永領。向奉天省省長進行了呈請，可是在省長的批復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來安排戶地。接到這個批示後，達爾罕親王認為事關全旗，沒敢擅自決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該旗各家王公舉行會議，同時令「蒙荒局」在戶地沒有得到解決以前，暫時不准撥放土地。到1918年(民國七年)2月21日，蒙荒局總辦色拉哈旺珠爾，因為已到春耕季節，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需求得早日解決，以免重蹈巴林愛裡新荒的前轍。因此，以親家的關係，特派他府裡的巡邊局局長於振藩致函給張作霖：「……歷辦蒙荒，向予台壯各戶留界，此次擬於段外撥給，安土重遷，不無可憫！設或戶地久不解決，一經撥放，必釀風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壯戶地就段內安排，縮小撥給，以資生計。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戶，壯丁417戶，不應得地者拔戶人等1553戶。試以河南而論，台吉兩戶撥一方，壯丁四戶撥一方，佔地無多，變通辦理，不惟體恤民情，對荒務之進行，諸多裨益，致使荒務早日完成……」1919年(民國八年)又經北大荒界內22個村漢戶、壯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達爾罕王府懇請撥給生計地，遂將分給台壯所剩下的地畝，酌情撥出60方，分給了這村2000多口拔戶人，作為他們的生計地。一直到民國八年12月1日，經梅倫喇喜巴拉丹，會同了通遼縣的明監督，商務會的李總辦，同時旗扎薩克又派去印務扎蘭烏勒吉，把應當得生計地的台吉、壯丁召集到通遼公合地局，將470多方地進行了抽籤撥給，又把餘下的50多方地分給了原在遼河北荒段裡的500戶台壯和拔戶人，使他們也能各安生業，這才平息了事端。
在荒價的分劈上，除搬效國家外，將餘下的荒價作為十成，達賚貝子得四成，達爾罕親王應得遼河南北荒價的六成，又從遼河北台壯應得的分內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將此作為十成，分給幫辦盟務親王一成五、卓哩克圖親王一成五、公費三成。當差的台吉們二成五，已經故去貝子銜鎮國公多爾濟的過繼子烏勒濟畢裡克圖五分，旗內各寺廟一成。
直到1920年(民國九年)，丈放遼河南北荒務工作才全部完畢。達賚貝子雖在出放遼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價，但仍然感到經濟拮据。1927年，達賚貝子在科爾沁左翼中旗內招漢人墾荒種地，約有30000畝。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徵收租十至十五石，這樣每年可收糧上千石。達賚貝子除上述的財產收入外，還有屬下的壯丁幾百戶為他服役。姓溫的有百戶，姓德的有五六十戶，姓李的有七八十戶，姓王的、姓劉的各幾十戶，還有席姓戶，世代為廚役。在壯丁中的拔戶人裡的上層人物，如安墾局局長李景陽、中公益地局局長德本、地局幫辦溫玉堂等都因經理收租而大發橫財。達賚貝子府的奴僕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職員有40多人。
(四)
達賚貝子的兒子多爾吉，人稱「闊大爺」。從這個綽號可知他是一個講吃喝擺闊氣的王公子弟，家務大權完全操持在其妻馬淑俊的手中。馬淑俊年輕時在北京讀書，結識了多爾吉，因馬淑俊生得貌美聰明，兩人一見鍾情，誓結終身佳偶。可是達賚貝子認為馬淑俊雖是舊道台之女，家業卻早已衰落，因而對多爾吉的婚事橫加干涉。但多爾吉與馬淑俊卻陳倉暗度，木已成舟，終於使達賚貝子無可奈何地答應了他們的婚事。婚後，達賚貝子的門庭，每況愈下，收入減少，消耗過大，債台高築，難以解決，無可奈何只得將祖遺府第，原北京鐵獅子胡同的住宅，以15萬現洋的房價，賣給了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1923年，多爾吉隨達賚貝子從鐵獅子胡同遷移到北京東四十條汪家胡同十一號一座寬大的宅院裡，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遷到新居以後；因多爾吉惱恨達賚貝子寵愛繼母陳氏，錢財盡由陳氏掌管，於1926年，偕妻馬淑俊和兒子包義，偕同親信奴僕駱俊、李明山、老媽子關姐、丫鬟綠葉等十幾人，冒著寒風大雪從北京坐火車跑到瀋陽，與其父爭奪經濟來源(因為達賚貝子的經濟來源主要靠懷德縣中公益地局每年徵收20多萬元租金)。經多爾吉的岳母馬老太太疏通張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親王松巖(人稱王老太太)，依仗張督軍的權勢，派他的義子鄧子禛，用武力驅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長蔡珍，令鄧充任該地局的局長。王老太太為了拉攏多公爺(多爾吉為輔國公)，還把奉天南關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讓給了多爾吉夫婦居住。隨後多爾吉下手諭委派溫廷為中公益地局副局長，藉以監督鄧子禛。但是，鄧子禛凡事不讓溫廷插手，僅在兩年之間，就成為暴發戶。達賚貝子聞訊趕赴瀋陽達王府。王老太太見事機不妙，同達王福晉朱博儒和達賚貝子一起去見少帥張學良。經過磋商，將懷德縣中公益地局租賦仍然由達賚貝子委派局長收取，令多爾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爭奪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權時，父子齊下手諭，叫奴僕們為自己效力，使奴僕們進退維谷。當時中成局局長張德增，在給北京達賚貝子的辭呈上曾這樣寫道：「……抗違老爺為不忠，不尊少爺為不義，既不忠不義，奴才何所取為？！……」
1928年，多爾吉與夫人馬淑俊去科爾沁左翼中旗北府時，途經通遼車站，迎接他們的奴僕，見到火車開動，電燈明亮，便跪在地下叩頭，齊聲驚呼：「寶拉罕！」認為這是神力所為。多爾吉夫婦見狀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為慨歎。因此，決心辦學，以使蒙民子弟讀書認字，增長知識。多爾吉夫婦回到北府後，對達賚貝子的來信諭文，多半積壓，不予執行。多爾吉主張興學，在溫玉堂輔佐下，將北府外院改修，作為「固山貝子府蒙漢小學校」的校址，多爾吉任校長，並派溫玉堂、杜喜二人為勸學員。溫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為教員，德玉白為學監，凡是達賚貝子屬下蒙民年滿14歲至16歲的男子一律入學，所有服裝、膳宿、書籍等費用，概由多爾吉負擔。當時在《奉天公報》上發表過以學生名義稱讚多公爺辦學的事：「達旗公爺多爾吉，痛蒙民知識愚陋，文化不興，曾在本旗王府，創設蒙漢學校，規模宏大，設備周全。所有服裝、宿膳等費，概歸公爺負擔，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捫心自問，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謝忱。」實際上多爾吉夫婦並非真心捐資興學，其中隱藏著個人的打算。多爾吉鑒於當時國民黨蔣介石的勢力，已伸入蒙古地區，叫囂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爾吉怕世襲爵位化為烏有，土地一律交公，便採取了收買蒙古青年之計，以興學為名，把自家拓墾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糧的產權轉為校產。對外揚言：以自傢俬產為國家培養人才。這樣既可保全私產又可落得開通辦學名聲。可總算給屬下蒙民子弟帶來了學習的機會。但是勸學員溫玉堂借辦學從中坐收漁利；杜喜借勸學之機，到處欺騙蒙民，說什麼：「公爺立學堂讓蒙民子弟上學，要剃去辮子學洋人，將來得拉去當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學，拿錢托情求杜給留下；子弟已經入學的，聽到這個消息，竟把家中僅有的一頭牛，牽到學校要求換回子弟，杜喜也發了一筆橫財。結果辦學資金被吞掉，弄得學校不到半年就徹底垮台了。多爾吉、馬淑俊帶領奴僕離開北府回到北平。達賚貝子經濟收入日益減少，生活消費逐漸擴大，不得已再次遷居。於1929年，從汪家胡同遷到北海後門外帽兒胡同6號——原馮國璋大總統的舊住宅。遷到新居後，達賚貝子的手諭屢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員多不執行。當時科爾沁左翼中旗災荒嚴重，人民連飯都吃不上，徵收租稅很難完成，窮苦蒙民，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對迫租，使北府官員無法為其主子效力。達賚貝子在憂病交加的情況下，於1930年(民國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達賚貝子逝世後，關於其子多爾吉襲爵問題，首先由科爾沁左翼中旗扎薩克備文呈請哲裡木盟轉請承襲，由盟轉咨東北政務委員會，東北政務委員會以張學良的名義，向蒙藏委員會呈文，請予襲爵。蒙藏委員會以依照前此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密呈辦法」中「職官與爵號分別去留，遇有扎薩克等職官出缺，慎選該旗相當人員補授之。至前任所遺，例由後任兼襲之爵號，則無形擱置，不予承襲，其他閒散王公出缺請襲等事一概不予照準」的規定，提請行政院公決。最後亦無明文批復襲爵，人們只稱多爾吉為多公爺。
1931年9月18日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東北。東北的政治、經濟、交通等命脈，悉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爾吉在東北的經濟來源也被掐斷，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東北成立了偽滿洲國，科爾沁左翼中旗扎薩克達爾罕親王那木濟勒色楞不為日寇效力而遷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溫都爾王陽倉扎布出任偽滿科爾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長：當時，多爾吉見陽倉扎布當了旗長，就懇求他向日本統治者乞討，才從原懷德縣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幾萬元。儘管經濟來源幾瀕斷絕，可是多爾吉依然奢侈無度，府第裡仍設管事處，有管事、隨從侍奉人員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舊制，早起放鴿子為樂，吃喝極為講究，早飯在大廳開，中午飯在偏廳開，晚飯在內宅開。各個住房裡都擺設著珍貴傢俱，陳列著珠寶玉器。多爾吉還請來一位河南人蔡潤生為兩個兒子教讀，月薪現大洋一百元。駱俊投其所好，極盡吹噓，取得了多爾吉的信任，遂被任命為懷德縣中公益地局局長，而大發橫財。另一個侍衛李明山，從小就給多爾吉當書僮，成年後，善於阿諛奉承，頗受多爾吉夫婦的信寵。駱俊見已失勢，遂將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偽蒙疆政府投靠補英達賴去了。李明山隨後也拐走了丫鬟綠葉，奔往偽滿洲國當上了警察署長。多爾吉當年的另一個書僮韓秀巖也相繼離去。一向被多爾吉重用的侍衛溫玉堂，偷著賣掉他的很多糧食，將錢帶走，不辭而別了。而北府的官員排申達、哈番、扎蘭、包義達等將所剩的牛馬和財物一分而散，與多爾吉斷絕往來。到1940年，多爾吉的生活全靠典當來維持，在最困難時曾把他父親達賚貝子殉葬的寶珠取出來賣掉，而且不得不從帽兒胡同遷到奉先胡同18號，不久又從這裡遷到北海後門織染局9號。這裡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僕人也只有四個人了，多爾吉為生活所迫，萬般無奈，曾隻身去新京(今長春)，找傀儡皇帝溥儀。溥儀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額駙，系屬皇親，當場封他為三等侍從官。當「詔書」頒下，他謝恩後，穿上了禮服陪班護駕時，卻被日本總務廳長駒井德三所發現，隨即批駁了「聖旨」。說他「建國」無功，沒有資格享受這個職位，當場扒下官服，攆出宮外，多爾吉羞憤而歸。他回到北平後，曾說：「溥儀皇帝是幌子，甘作東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話死，亡國封君不如狗。」從此多爾吉認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質，在日寇統治北平的歲月裡，決不為日寇效勞。全國解放後，多爾吉先生曾為巴盟政協委員，在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光輝照耀下，他和他的兒子走上了為人民服務的光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