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和西方並駕齊驅
圖5-1可能是最單調的圖表了。不像圖4-2，在圖5-1中，兩條線並沒有交叉、中斷或匯合，而是保持平行將近1000年。
圖5-1 歷史上最單調的圖表：公元前1000～前100年間的社會發展
儘管圖5-1結構比較簡單，但這個時期那些未發生的事對我們的整個故事非常重要。在第四章中我們看到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瓦解，導致社會發展迅速倒退。花了5個世紀的時間，才把社會發展指數拉回到公元前13世紀左右就達到的24分。如果在這個水平再次倒退的話，就能將東西方的差距抹平了。但如果在24分時東方社會瓦解，東方將會重蹈西方公元前1200年的覆轍。事實上，正如圖5-1顯示的那樣，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東西方社會平行發展，並駕齊驅。公元前500年左右是歷史的轉折點，因為在這段時間內社會發展並未倒退。
但是圖5-1期間發生的事也非常重要。在公元前1000～前100年間，東西方社會發展指數幾乎都翻了一倍。西方社會發展指數超過了35分，尤利烏斯·愷撒跨過盧比肯河時的分數要比哥倫布穿越大西洋時的還要高。
為什麼西方文明核心不在公元前700年左右達到24分時瓦解，或者東方文明核心相應地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瓦解？為什麼社會發展在公元前100年時達到如此高的分值？為什麼在這一點上，東西方文明核心如此相像？我將在本章回答這些問題。緊跟著大家會問的問題是：如果在公元前100年時社會發展程度如此高，那為什麼古羅馬或者古中國不在新世界開拓殖民地，或者發生工業革命呢？這些問題需要等到第九章和第十章，我們對1500年後發生的事和之前發生的事進行比較後才能回答。現在我們先看看這段時間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周朝國王和西方的君主們
總體來說，東西方文明核心都在公元前1000年中進行了內部重組，創造了新制度，避免了因持續擴張而造成的瓦解。
統治國家有兩種方式：高端和低端策略。高端策略比較昂貴。統治者在政府機構或軍隊中僱用人員進行有償服務，通過僱用或解雇這些人員將權力集中。支付這些人員的薪酬需要大筆收入，但是政府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稅收產生收入，軍隊的任務就是執行這個過程。目標是達到平衡：大筆稅收收入支付出去，然後可以收到更多稅收，統治者和他們的僱員以此差額為生。
低端策略比較便宜。統治者並不需要巨大的稅收收入，因為他們沒有大筆支出。他們讓其他人來支付這筆費用。統治者依靠地方貴族（很可能是他們的親屬），讓他們在自己的領地裡建立軍隊，這樣他們自己就不必支付軍隊的費用。統治者通過和這些領主分享利益來犒賞他們。統治者屢戰屢勝，結果達到了一個低端的平衡：沒有大筆收入，但是支出更少，統治者和他們的親屬以此差額為生。
在公元前1000年中，東西方最大的事件都是統治策略從低端轉向高端。這個轉變從烏魯克時期開始。公元前3000年中期，埃及法老就已經有足夠的實力建造金字塔，1000年後，他們的繼承人建造了複雜的戰車軍隊。在公元前1000年中，當時國家的規模和領域都比先前的國家大得多。因此，本章將主要介紹這些國家的管理方式和戰爭。
在公元前1000年中，東西方採用了不同的方式來達到高端統治，但都是困難重重。東方國家比西方國家的出現要晚得多，在公元前1000年時還處於低端統治。商朝是一個鬆散的聯盟，盟國把烏龜和馬匹進貢到安陽，需要出兵打仗時就出兵。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推翻商朝，當時的周朝可能更加鬆散。武王並沒有吞併商朝，因為他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來對其進行管制。武王在商都立了一個傀儡皇帝，之後就回到了渭河流域。
這是控制前朝殘餘勢力成本較低的方法，但是很快，在低端統治中常見的手足競爭出現了。武王的家族也未能避免這種競爭。公元前1043年，武王薨，留下三個兄弟和一個兒子。根據史官記載（當然是由勝者編寫的），因武王的兒子成王年幼，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攝政（許多歷史學家認為事實上他發動了叛變）。武王的另外兩個哥哥聯合商朝的殘餘勢力來反對周公。
公元前1041年，周公平定叛亂，殺死了兩個哥哥，但是他意識到他不能像武王期望的那樣統治商朝，也不能任由敵人密謀造反，於是想出了一個巧妙但低端的解決方法：派皇親貴戚到黃河流域建立獨立的城邦（關於數目，不同史書有不同記載，從26～73個不等）。這些城邦不用向他繳稅，也能留守在黃河流域。
周室像個家族企業，與做家族生意最有名的黑手黨有很多相似點。君主相當於周室的黑幫老大，以大規模的地產為生，用初步的官僚制度統治國家；那些次級統治者相當於黑幫大人物，住在自己堅固的城池中。當君主號召開戰，諸侯就帶著戰車和軍隊來幫君主打敗敵人。當戰爭結束，「歹徒們」分享戰利品，然後各自回家。每個人都很開心（除了被掠奪的敵人）。
與黑幫老大一樣，周王用精神及物質來獎勵下屬使其保持忠誠。君主將大量金錢用於立法，這是區分君主和歹徒的唯一區別。他們使次級統治者深信：君主作為一家之長、預言者及人與上天的溝通者，有權力號召他們。
君主對親屬的忠誠依賴度越高，相應的對掠奪財物的需求就越小。周王積極推動了一種新王權理論的形成：地，天界至高的神，因商王道德敗壞而鄙棄他們，選擇並委任周王做人間的統治者。關於武王的美德故事如此詳細，以至於到公元前4世紀思想家孟子認為，武王沒有攻打商朝，只是對民眾說了一句「我不想打仗，只想給你們帶來安定」，立刻「人們（因歸順而）磕頭的聲音像山崩地裂一樣」。
即使有的話，也只有很少的諸侯會相信這種荒謬的言論，但這個德配天命的理論確實起到了鼓勵他們去追隨君主的作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周王道德敗壞，上天可以撤回對他的天命，並選擇他人。除了這些領主還有誰能判定君主的行為是否符合上天的標準呢？
周朝的貴族喜歡在祭祀祖先所用的青銅器上銘刻他們所獲得的榮譽，這一點很好地體現了物質和精神獎勵的結合。例如，有篇題詞介紹了成王（公元前1035～前1006年在位）如何在一個煩瑣的儀式上給一位追隨者封爵賞地。這篇題詞寫道：「晚上領主收到的賞賜有：許多樵夫，二百佃戶，皇家馬車，青銅馬具馬飾，一風衣，一長袍，布料和鞋屐。」
周朝的這個騙術非常有效。國王龐大的軍隊機動性很強（公元前9世紀時擁有數百輛戰車），並達成先輩遺願，向周朝周圍的「野蠻敵人」收取「保護費」。周朝領土內的農民受到保護，辛勤勞作，促進城市發展。諸侯不向農民徵稅，而要求他們提供勞役。理論上很美好，農田被劃成3×3九格，如井字棋盤那樣，8家佃戶分別耕作外面的8塊農田，並輪流為中間第九塊領主的農田幹活。現實無疑要混亂得多，但貴族通過結合農民的勞動服務、掠奪和勒索，開始變得富有。他們修建壯觀的陵墓，活人陪葬的數目比商朝要少，而用更多的戰車陪葬。澆鑄和銘刻數目驚人的青銅器（約1.3萬件青銅器已經發掘和公佈），儘管文字仍然是貴族的工具，但它的傳播超越了其狹隘的用途。
但這個體系有一個缺點，它依賴於戰爭的勝利。王位傳了將近一個世紀，但在公元前976年昭王戰敗。失敗不是任何人都想寫下來的，我們瞭解的內容來自一部被遺棄的竹簡編年史。這部編年史在公元前296年隨墓葬埋入地下，在近6個世紀後墳墓被盜時才被發現。據史書記載，兩個諸侯支持昭王與周朝南疆的楚國開戰。編年史上寫道，「天空黑暗，狂風暴雨，」「野雞野兔都嚇壞了。昭王的6支軍隊在漢水全軍覆滅，昭王戰死」。
周朝突然失去了軍隊、君主以及天命的神奇性。也許就像諸侯們總結的那樣，周王的品德也不是那麼高尚。他們的問題更加複雜：在黃河東端發現的公元前950年的青銅器，上面的銘文已不再表達對周室的忠心。君主努力去控制諸侯，但卻失去了對西疆「野蠻的敵人」的控制，他們開始威脅周朝的城池。
新掠奪的土地不夠肥沃，貴族間因土地而發生的矛盾明顯上升。面對低端統治瓦解的危機，穆王轉向了成本更高的解決方案，在公元前950年後，他建立官僚體系。幾位周王（不確定是哪幾位）通過行政官員轉讓土地，大概是為了獎勵忠誠並懲罰背叛，但貴族做出了反擊。將青銅器的銘文拼湊起來大概可以得知，在公元前885年，要不是許多諸侯堅持，夷王就會被廢黜。夷王與最大的諸侯齊侯開戰，在公元前863年將齊侯在銅鍋裡活煮。公元前842年，像黑幫老大被手下背叛並剷除一樣，許多領主奮起反擊，厲王流亡。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西方的君主們也在公元前10～前9世紀建立了低端統治的國家。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200年的瓦解是如何開始的，以及之後是如何恢復的，都不為人知，但是在絕望中產生的發明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長途貿易的瓦解迫使人們轉而依賴於當地資源，但一些重要商品，尤其是製作青銅的重要原料錫，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1]，西方人因此用鐵來代替。塞浦路斯的鐵匠一直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冶金技術，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經知道如何從地中海地區常見的其貌不揚的紅黑色鐵礦石中提取有用的金屬，但是只要還有青銅，鐵就不會被廣泛應用。錫供應的中斷改變了這一切，使鐵或其他金屬成為主導。到公元前1000年為止，從希臘到現在的以色列，新且便宜的金屬被廣泛應用。
在20世紀40年代，歐洲著名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Gordon Childe）提出「廉價的鐵器使農業、工業和戰爭都民主化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之後60年的發掘並未給出更明確的答案，但柴爾德肯定是正確的，由於鐵器容易獲取，這使金屬武器和工具在公元前1000年要比在之前1000年中常見得多。即使在貿易恢復後，也沒有人再用青銅做武器或工具了。
西方文明核心的恢復首先在以色列出現。根據希伯來《聖經》記載，公元前10世紀，大衛和所羅門國王創造了從埃及的邊界一直延伸到幼發拉底河的「聯合王國」。首都耶路撒冷迅速發展，所羅門國王宴請來自遠方的示巴女王（也許在也門）並向地中海地區派出貿易代表團。儘管比一些國際性王國要弱小，但相比同時代的周室家族生意，聯合王國更加中央集權化，向各地徵稅及收取貢品。如果以色列人和猶太人沒有在公元前931年所羅門去世後突然分裂，這個聯合王國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除非這些事情都沒有真正發生過。許多《聖經》學者認為不存在聯合王國。他們認為這全都是幻想，是幾個世紀後以色列人因當時形勢糟糕而杜撰出來的，用以自我安慰。考古學家們在尋找《聖經》中提及的大衛和所羅門建造的宏偉建築時遇到了困難，關於這個主題的辯論相當激烈。通常情況下即使最敬業的考古學家也會在關於古貯存容器年表的研討會上打瞌睡，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有個考古學家卻提出，通常被追溯到公元前10世紀的罐子其實是在公元前9世紀被創造的。這意味著先前那些被認為是公元前10世紀所羅門王國宏偉建築物的建造日期也必須向後推100年，反過來，這也意味著所羅門王國貧窮而普通，希伯來《聖經》的故事不正確。結果他引起了猶太人的公憤，不得不僱用保鏢。
在我看來，《聖經》與第四章中提及的關於夏商朝的中國古典文獻一樣，可能被誇大，但也不可能全部是想像出來的，也有證據表明在公元前10世紀末西方文明核心開始復甦。在公元前926年，利比亞諸侯捨松契一世奪取了埃及王權。為恢復埃及帝國，他進軍猶大（即現代以色列南部和約旦河西岸），結果以失敗而告終。但在北部地區，更強的國家也出現了。經過100年的黑暗時代，在公元前934年，從國王阿舒爾丹二世開始，亞述帝國再次崛起。亞述帝國惡行纍纍，相比之下周朝如同天堂一般。
阿舒爾丹很清楚亞述帝國正從黑暗時代復甦過來。「亞述帝國的人民曾因饑荒而流離失所，遠離家鄉，現在我把這些疲憊的人帶回來了，」他寫道，「我將他們安頓下來……他們生活安定。」在某些方面阿舒爾丹很傳統，把自己看作亞述的守護神阿舒爾在人間的代表，就像美索不達米亞的國王們在過去2000年中所做的一樣。不過，因為大多數凡人都沒有認識到他是至高的神，阿舒爾在黑暗時代後成了一個非常憤怒的神。阿舒爾丹的任務是通過掠奪使凡人認識到阿舒爾神的至高地位。只要亞述帝國變得富有，一切都在所不惜。
在亞述中心地帶，國王建立了一個小型官僚體系，任命管轄者為天子，賞賜大量土地和勞動者。這些都是高端統治策略，但亞述國王的實際權力來自低端統治。國王並不向人民徵稅，而依靠天子們提供部隊，像周王一樣，用爵位和戰利品來獎勵他們。天子們任期30年，爵位實行世襲制，並將勞動者轉化成農奴。
和周王一樣，亞述帝國的國王也都是貴族的傀儡，只要戰爭獲勝就不會出什麼問題。天子們提供的軍隊要比周朝的諸侯們提供的更龐大（根據史書記載，在公元前870年有5萬步兵，在公元前845年有10萬，外加幾千輛戰車），國王的相對高端的官僚體系給軍隊提供後勤支持。
不出意料，亞述周圍弱小的鄰國為了防止被亞述消滅掉而願意向其支付保護費。亞述帝國的提議往往令它們難以拒絕，尤其是因為亞述帝國常常會在當地立一個傀儡國王，而不像周朝那樣趕走當地人，用本國人取而代之。戰敗的國王也可以獲利，如果下次他們將軍隊借給亞述帝國，那上繳的錢財可以有所減免。
有些代理國王可能會不遵守協議，因此亞述人想出了很多恐怖政策。代理國王並不需要膜拜阿舒爾神，但他們必須承認，阿舒爾統治天國及他們自己的守護神。結果導致了其他國家在宗教及政治方面發生叛亂，亞述人別無選擇，只有嚴懲他們。亞述國王用刻有暴力場景的雕刻來裝飾宮殿，面對屠殺他們已經麻木。舉個例子，亞述那西爾帕二世在公元前870年左右對叛亂者的懲罰是：
我在他的城門外建一座塔，我要把叛亂的首領都剝皮，用他們的皮來蓋塔。把有些人關進塔內，把有些人釘在柱子上，把其餘的處以火刑。
許多俘虜被處以火刑，許多俘虜苟且活著。但是一些人，我把他們的鼻子、耳朵和手指切掉，還有許多人我把他們的眼睛挖掉了。我把活著的人堆成一堆，人頭再堆成一堆。把他們的頭掛在市裡各個地方的樹幹上。年輕人和姑娘處以火刑。活捉到20個人，我把他們在宮裡剝皮了……其餘的戰俘我讓他們在沙漠裡渴死。
在公元前9世紀，東西方文明核心的政治命運向著不同方向前進：周朝瓦解，亞述帝國在黑暗時代後復甦。但兩者都經歷了不斷的戰爭、城市的發展、貿易的增長和新型但低端的統治策略的運用。在公元前8世紀，又出現了一些共同點：兩者都發現了低端統治的局限性。
叛亂的諸侯
就像俗話說的那樣，凡事有利也有弊。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地球的軸線產生輕微擺動，造成北半球狂風肆虐。在歐亞大陸西部，冬季吹的主要是從大西洋來的「西風」，這意味著冬季降雨量上升。這對於地中海盆地的農民來說是個好消息，因為在當地造成死亡最常見的原因一直是在炎熱乾燥天氣中肆虐的腸道病毒，而且農民的主要問題是，如果冬季風不夠大，就沒有足夠的雨水帶來好收成。寒冷和雨水比疾病和飢餓要好得多。
但是對於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居民來說，新的氣候很糟糕。當地造成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由寒冷和潮濕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主要的農業問題是夏季生長季節過於短暫。由於公元前800～前500年間的氣候變化，歐洲北部和西部人口減少，但地中海周圍地區人口增加。
中國的冬季風主要來自西伯利亞，所以在公元前800年後，冬季風變得更強烈，天氣變得乾燥寒冷。這樣的氣候有利於長江黃河流域的農耕，所以該地區的人口上升，但是對於生活在黃河以北、人口增長但氣候卻日益乾旱的高原居民來說，日子更為艱難了。
在整體的大變化中，當然也存在著局部差異，但主要結果和第四章中我們看到的氣候變化結果一樣。區域間的平衡被打破，迫使人們做出反應。據一位撰寫古氣候學教科書的專家說：「如果這樣的氣候變化發生在今天，將給社會、經濟和政治帶來災難性後果。」
東西方土地面積差不多，且都面臨人口增長的壓力，導致了衝突和革新的出現。這兩者對統治者都有利，更多的衝突意味著有更多機會幫助朋友並懲治敵人，更多革新意味著財富增長。推動兩者發展的是人口增長，這意味著更多勞動者、士兵和收益。
那些掌握實權的君主確實能獲益，但對於公元前8世紀採用低端統治策略的君主來說，要想獲益有些困難。最大的贏家，即最有可能利用新機會的是低端統治君主所依賴的地方老大，即地方長官、地主和駐軍指揮官。這對於君主來說是個壞消息。
在公元前770年，東西方的君主都喪失了對諸侯的控制。埃及在公元前945年差不多都統一了，但在公元前804年分裂成了3個王國，到公元前770年分裂成了12個獨立的公國。在亞述，沙姆希阿達德五世經過爭鬥才在公元前823年繼承王位，但是他喪失了對代理國王和領主的控制。有些天子甚至以自己的名義發動戰爭。亞述研究者將公元前783～公元前744年這段時間稱為「間隔期」，在這段時間內，君主無足輕重，叛亂四起，領主肆意妄為。
對於地方貴族、小君主和小城邦，這是一個黃金時代。最有趣的例子是腓尼基，位於現今的黎巴嫩海岸。由於西方文明核心在公元前10世紀復甦，腓尼基因埃及和亞述間的貿易活動而繁榮。他們的財富引起了亞述人的注意，不過，到公元前850年，腓尼基人開始上繳保護費。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推動了腓尼基人冒險到地中海地區賺錢以謀求和平，其他人卻認為，人口增長及地中海地區新市場的驅動更為重要。無論何種原因，到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已開始航海遠行，在塞浦路斯設立貿易點，甚至在克里特島建立了小神社。到公元前750年，希臘詩人荷馬理所當然地認為他的讀者知道（但並不相信）「腓尼基人以船而聞名，為了營利，他們用船載來無數漂亮的東西」。
希臘人口增長最快。腓尼基的探險家和商人使飢餓的希臘人覺醒了。公元前800年，有人攜帶希臘陶器到意大利南部；公元前750年，希臘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西部長期定居。雙方都喜歡通過河流連接內陸市場的港口，但希臘人比腓尼基人多，他們以農民的身份定居，搶佔了沿海最好的土地。
原住民有時也會抵制。有些人，如意大利埃特魯斯坎和撒丁島的部落，在殖民者到來前就已經有城鎮和長途貿易了，現在他們建造城市和紀念碑，組織低端統治的國家，使農業密集化。他們根據希臘字母創造出了字母表（希臘人反過來又在公元前800～前750年間根據腓尼基語調整了希臘字母）。這些字母比以前擁有上百個符號的文字（每個符號代表一個輔音加元音音節）更容易學習和使用，比擁有幾千個符號的埃及象形文字或中文（每個符號代表一個不同的字）都要簡單。樂觀估計，在公元前5世紀，10%的雅典男性能閱讀簡單的文章或寫自己的名字，數目遠遠超過之前東西方的任何地區。
我們對歐洲公元前1000年城市、國家和貿易發展的瞭解，相比對之前四五千年中農業發展（在第二章討論過）的瞭解要多得多。但是對於兩者相關問題的爭論卻很相似。一些考古學家認為，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內，殖民化使城邦從地中海東部向西部延伸；有人反駁說，原住民為了抵抗殖民主義而改變了自己的社會。後者主要是年輕學者，指責前者在宣揚他們所謂的現代殖民體系的文明任務；而前者主要是老一代的學者，他們回應說，這些批評者意在扮演被壓迫者的捍衛者，而不是真正想找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與以色列考古學家引起的公憤相比（據我所知，暫時還沒有人需要保鏢），上面的論戰明顯要溫和許多，但也算是一場激烈的爭論，足以吸引我。為了解開這個問題，2000～2006年的每個夏季我一直在西西里的一個叫蒙特帕裡卓的發掘點工作。[2]這座原住民的古城在公元前650～前525年被厄力密亞人佔領。它非常接近腓尼基和希臘的殖民地，從我們所在的山頂就能看到它，是一個檢驗到底是殖民化還是本地發展導致地中海西部崛起的理想地點。經過7年的研究，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兩者兼而有之。
當然這與考古學家們對幾千年前農業擴張得出的結論類似。在每種情況下，不論在核心或周邊地區，社會發展水平都有所上升。商人和殖民者因受競爭對手排擠或是被機會吸引，離開核心地區；在周邊地區，一些人積極效仿核心地區或形成自己的風格。結果更高的社會發展水平從核心地區向外擴散，覆蓋早期的體系，並不斷轉化，因為周邊地區的人們在轉化過程中加入了自己的新方法，並發現了他們的後發優勢。
蒙特帕裡卓當地的一些新舉措很重要。一方面，我們懷疑我們的發掘點被來自塞吉斯塔的厄力密亞人所破壞，他們在公元前6世紀時建立了自己的城邦。但是希臘殖民者的到來也很重要，因為塞吉斯塔國家的形成部分是因為要和希臘競爭土地，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塞吉斯塔的貴族努力和希臘抗爭，借鑒希臘的做法。事實上，他們在公元前5世紀30年代建的希臘式神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許多藝術史學家認為，他們當時一定僱用了設計雅典帕台農神廟的建築師。塞吉斯塔人也把自己融入了希臘神話，聲稱（羅馬人也同樣）自己是埃涅阿斯的後人。到公元前5世紀，地中海西部的殖民城市，如迦太基（腓尼基人移居地）和錫拉庫扎（希臘人移居地），已經能和舊的核心地區相媲美。伊特魯裡亞的社會發展也不甘落後。幾十個民族，如厄力密亞人，也不落後。
西方核心地區國家的瓦解與周邊地區擴張的進程與東方相似，都伴隨著人口的增長。大約在公元前810年，周宣王失去對諸侯的控制。諸侯日益強盛，覺得沒有必要再服從君主。周朝的都城陷入了派系鬥爭，西北方的犬戎長驅直入。宣王的兒子幽王在公元前781年即位，他試圖結束這種困境，決定跟叛亂的諸侯和權傾朝野並與太子及太子生母勾結的大臣們一決雌雄。
在這一點上，流傳下來的民間故事給我們提供了很多資料。公元前1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司馬遷講述了一個離奇故事：周朝有個君王曾打開了一個裝有龍涎的千年古盒，一隻黑色蟲子爬了出來。司馬遷並沒有講為什麼君王讓幾個宮女脫光衣服，並對怪物吼叫。蟲子沒有逃跑，而是鑽入了其中一人體內。這個宮女生下一個像爬蟲的女嬰後將其遺棄。一對避難的夫婦將這女嬰帶到了叛亂的諸侯國褒國。
故事的關鍵點是：龍女長大後成了一個美女，叫褒姒。公元前780年，褒國人為了與幽王達成一項協議，把褒姒獻給了幽王。幽王寵愛褒姒，次年，褒姒誕下一子。這就是為什麼幽王想殺太子和他生母了。
之後國家太平，直到公元前777年幽王流亡的兒子回到叛亂的諸侯國，並與幽王的權臣勾結。眾多諸侯和西北方的犬戎結盟。
幽王只顧博寵姬褒姒一笑（褒姒不愛笑，考慮到她的背景，這一點也不奇怪），只有一事行得通。周朝設立了烽火台，如果犬戎突襲，鼓聲和烽火可以通知諸侯出兵救援。司馬遷說：
幽王命人點燃烽火台並打鼓。烽火台只有在外族入侵時才能點燃，許多諸侯趕來。但他們抵達後，卻發現根本沒有入侵者，狼狽撤離。看到這個場景，褒姒就笑了。幽王大喜，於是命人又點了幾次烽火台。三番五次，各個諸侯慢慢開始不聽幽王的命令，不來勤王。
幽王作繭自縛。當犬戎和申侯真的在公元前771年造反時，許多諸侯看到烽火卻不願再被戲弄，決定不發一兵一卒。叛軍殺了幽王，燒燬都城，立其子為周平王。
這個故事很難當真，但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它確實保留了部分真實情況。在公元前8世紀70年代，西方的埃及和亞述統治者陸續喪權，中國的君主制也因人口增長、地方權力復甦、派系鬥爭和外族入侵等內外壓力結合而受到重挫。
在公元前771年叛亂的諸侯們也許只想證明自己的實力，立了一個傀儡國王，繼續無視君主。他們決定把自己的青銅禮器埋在渭河河谷裡（考古人員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在此發掘出大量青銅器），等犬戎掠走宮中財寶退兵後再取回。但是他們想錯了。犬戎沒有退兵，諸侯立平王，把都城從鎬京東遷至洛邑（位於黃河流域）。[3]原本的天子周室在喪失大片故土後已衰落，這一點很快就顯現出來了。諸侯國中最強的鄭侯開始挑戰王權。在公元前719年，周王被迫將太子送到鄭國當人質，在公元前707年，另一個諸侯故意用箭傷了周王。
到公元前700年，諸侯國（據一古書記載有148個）基本與周室脫離關係。為首的諸侯仍然打著周室的旗號行事，但實際上無視周室，相互爭霸，私訂盟約。在公元前667年，當時雄霸一時的齊桓公召集各諸侯會盟，承認他為盟主。次年齊桓公逼迫周王封他為伯侯，代表周室的利益。
北有戎狄，南有蠻族。齊桓公攘夷狄，創霸業。但這些戰爭的主要結果與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在地中海西部殖民的結果類似，都是造成外族入侵，並迅速擴張。
在公元前7世紀，北方的國家與戎狄通過聯姻而結盟。齊、晉、秦與許多精通周朝文化的戎狄首領結盟，擴張勢力。南蠻也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楚國，後來在公元前7世紀與晉齊大戰。到公元前7世紀50年代，楚國入盟。與西方的塞吉斯塔和自稱是埃涅阿斯後代的羅馬人不同的是，楚國的首領認為他們與中原的國家一樣，是周朝的一個州。結合中原及南方特色的楚文化在公元前600年出現。
楚國實力大增，在公元前583年，晉國決定與其他蠻族結盟以對抗楚國。公元前506年，盟國之一吳國實力大增，打敗楚國。到公元前482年，吳國稱霸，與楚王一樣，自稱周室後代。另一個南方國家越國，此時也實力大增。越王勾踐自稱是大禹後代，臥薪嘗膽，力圖滅吳。在公元前473年，越國攻陷吳國，夫差上吊自殺，越國成為霸主。儘管政治體系瓦解，但東西方文明核心都急劇擴張。
西方的亞述帝國與東方的戰國七雄
公元前750～前500年是歷史的轉折點。在公元前750年，西方社會發展指數與其在公元前1200年文明核心瓦解前相當，逼近24分；公元前500年，東方社會發展指數也達到24分。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氣候發生變化，人口遷移，衝突不斷升級，新國家成為文明核心，老國家開始瓦解。文明核心似乎完全有可能再次瓦解，但兩個文明核心都進行自我調整，發展經濟、政治和文化知識來應對它們所面臨的挑戰。這就是圖5-1如此單調但又有趣的原因。
改革最先在亞述出現。公元前744年，新貴提格拉·帕拉薩三世在一場政變後登上王位。剛開始，他和先前幾位篡位的君主沒什麼區別，但是在之後短短20年間他使亞述從一個破落低端的國家蛻變成了充滿活力的高端國家。在此期間，與黑手黨的合法化一樣，他從一個「黑道老大」變成了偉大（但殘忍）的國王。
他的秘訣是廢黜天子。提格拉·帕拉薩建了一支常備軍，由他支持，只聽命於他一人，而不需要領主提供軍隊。他迫使戰俘組成了他的私人軍隊，留存下來的文字資料沒有記載他是怎樣做到的。當他的軍隊取勝時，提格拉·帕拉薩直接把戰利品賜給軍隊，而不再和領主分享。倚仗軍隊，他瓦解了貴族的勢力，細分國家高等行政機構，並將俘虜的宦官安排在這些機構中。宦官有兩個好處：他們不可能有後代來襲位，且通常被認為他們不可能會叛亂。最重要的是，提格拉·帕拉薩通過擴大官僚體系來統治國家，廢黜天子並選用忠於他的行政官員。
面對高昂的開支，提格拉·帕拉薩調整了國家財政制度。他主張定期上繳貢金，基本上就是稅收，而不是不時地掠奪外族。如果代理國王有異議，提格拉·帕拉薩就用亞述官員代替他。例如，以色列王比加在公元前735年與大馬士革城和其他敘利亞城市一起發動抗稅起義。提格拉·帕拉薩狠狠懲治了他們。他在公元前732年攻破了大馬士革城，派官員駐守，併吞並了以色列北部肥沃的山谷。提格拉·帕拉薩不得人心，結果被暗殺，比加人立何細亞為親亞述的國王。
直到提格拉·帕拉薩在公元前727年去世，亞述一直都國泰民安。何細亞認為新亞述體系將隨著提格拉·帕拉薩的死而消亡，於是他就停止上繳貢金，但提格拉·帕拉薩設立的機構即使在最高層發生變動的情況下也可以繼續下去。亞述的新國王撒縵以色在公元前722年攻陷以色列，殺了何細亞，派官員駐守，並將數以萬計的以色列人驅逐出境。從公元前934～前612年，亞述強行讓450萬人遷徙。部分人口被充軍，建城池，參與提高帝國生產力的項目，如築壩、栽樹、培育橄欖樹、挖運河等。被驅逐的勞動力進入尼尼微和巴比倫後，兩座城市的人口都增加到10萬，它們吸收各地資源，規模空前。社會發展高漲，到公元前700年時，亞述成了史上最強大的國家。
歷史是不是因為提格拉·帕拉薩在公元前8世紀阻止了國家瓦解而改變了發展軌跡？曾經有段時間歷史學家會毫不猶豫地肯定這一點，但現在他們都不會把結果只歸因於這位獨特的偉人。他們這樣做可能是正確的。偉大的提格拉·帕拉薩可能是很殘酷，但絕不是唯一的。所有公元前8世紀晚期西方文明核心中的統治者都採用了中央集權化來應對他們的困境。在埃及，來自現今蘇丹的努比亞人甚至在提格拉·帕拉薩奪取王位之前就已經統一了全國，並在之後的30年中進行改革。甚至到公元前8世紀10年代，猶大國王希西家也採用了同樣的做法。
歷史並非僅由一個天才改變，當時的情形更像是絕望的人們想盡辦法生存下去，其中最好的方法是獲勝。要麼中央集權，要麼滅亡，未能成功控制地方領主的統治者被那些成功的統治者擊敗。希西家擔憂亞述，感到有必要壯大猶大王國；亞述的新國王森納赫裡布也擔憂希西家，感到有必要阻止他。公元前701年，森納赫裡布侵略猶大王國，俘虜它的人民。他赦免了耶路撒冷，因為（據希伯來《聖經》）上帝的天使擊退了亞述人，或是因為（據森納赫裡布傳記）希西家同意上繳更多的貢金。
不管原因究竟如何，森納赫裡布的勝利給他帶來了一個嚴酷的新現實：每次亞述獲勝就產生了新敵人。當提格拉·帕拉薩在公元前8世紀30年代早期吞併敘利亞北部時，大馬士革和以色列聯合反對他；當亞述王撒縵以色在公元前722～前732年間征服大馬士革和以色列時，猶大王國就成了前線；在公元前701年猶大王國滅亡後，埃及就面臨威脅了，所以在公元前7世紀70年代，亞述佔領了尼羅河流域。最後亞述人發現埃及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遠了。10年後亞述人從埃及撤兵，前線都出現了問題。摧毀北方勁敵烏拉爾圖後，他們就常受到高加索毀滅性的襲擊；擊潰南方勁敵巴比倫後，他們開始與東南方的伊勒姆作戰；在公元前7世紀40年代戰敗伊勒姆後，居住在扎格羅斯山脈的米底人成了威脅，而且他們使巴比倫恢復了實力。
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的著作《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說：在過去的500年中，戰爭迫使歐洲國家過度擴張，削弱了它們的實力，導致最後垮掉。儘管達到了高端統治模式，擁有巨大的收入、專業化的軍隊和官僚體系，擊敗了所有對手，最終亞述帝國作為過度擴張的典範而難逃垮掉的厄運。到公元前630年，亞述全部撤兵。公元前612年，米底和巴比倫組成的盟軍洗劫了尼尼微並分割了帝國。
亞述帝國的突然崩塌導致了第四章中的情況再次發生。軍事動亂使以前處於外圍的民族有機會成為文明核心。米底借鑒了亞述的機構和政策，巴比倫再次成為強國，埃及試圖在黎凡特重建帝國。分割亞述領土的爭鬥也促進了它們的擴張。米底的中央集權使另一個外族，即伊朗西南部的波斯變得強大。在公元前550年，波斯諸侯居魯士推翻了米底。米底的派系鬥爭為他鋪平了道路。（米底國王先前曾逼迫一位將領吃他自己兒子的肉，之後他又愚蠢地把攻打居魯士的軍隊派給了這位將領。該將領之後叛變，軍隊垮掉，居魯士順利接手。）
像先前的亞述國王一樣，波斯統治者認為他們是由上帝委派的。他們的家族阿契美尼德代表著與黑暗和邪惡鬥爭的光與真理之神——阿胡拉·馬茲達。他們相信其他民族的神靈看到他們的正義性後也希望他們獲勝。因此，當居魯士在公元前539年奪取巴比倫時，他（表面上真誠地）說這樣做可以讓那些被巴比倫腐敗統治者壓制的神靈得到釋放。他隨後把巴比倫人在公元前586年抓來做俘虜的猶太人送回了耶路撒冷，希伯來《聖經》的作者也對居魯士的自命不凡有所證實。他們相信自己的神，認為居魯士是「我的牧羊人……我的救世主……我抓住他的右手來征服其他國家」。
居魯士率領他的軍隊到達了愛琴海和現在哈薩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邊遠地區。他的兒子岡比西斯征服並統治埃及。接下來發生的事與司馬遷講的那個故事一樣離奇，最後在公元前521年，他的遠房親戚大流士繼承了寶座。據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岡比西斯做了一個夢，誤以為他的兄弟司美爾迪斯想謀反，於是他派人暗殺了司美爾迪斯。有個牧師也叫司美爾迪斯，且和死去的司美爾迪斯長得一模一樣。這個牧師假裝是真正的司美爾迪斯，繼承了王位。岡比西斯發現這件事後，儘管有些害怕，但還是騎馬趕回王宮說出了真相（謀殺兄弟的事實），但因不小心刺傷了自己的大腿而去世。與此同時，假司美爾迪斯也因沒有耳朵而被他的妻子識破（假司美爾迪斯在早期因受刑罰而被削了耳朵）。於是7名貴族殺了假司美爾迪斯，並開始爭奪王位：每人帶著馬到指定地點，誰的馬在太陽升起時先叫，誰就成為國王。最後大流士贏了（事實上他作弊了）。
值得一提的是，事實證明這是選國王的好方法。[4]大流士很快證明了自己的能力，成為新一代的提格拉·帕拉薩。他向全國3000萬人徵稅，將收入最大化。據希羅多德記載：「波斯人稱大流士是一個商人……他盡可能謀利。」
大流士來到了社會發展已復甦的地中海沿岸。到公元前500年時，商人不再為宮殿和廟宇服務，而為自己謀利，促進了經濟發展。商人將海運成本降低，通過船運輸奢侈品及食品等大宗貨物來謀利。大約在公元前600年，安納托利亞西部的呂底亞人開始鑄幣。到大流士統治時，鑄幣技術已被廣泛應用，進一步加快了商業發展。生活水平提高，到公元前400年，平均每個希臘人要比他們三個世紀前的先輩多消費25%～50%。房屋更大，飲食更多樣，人們更長壽。
大流士通過僱用腓尼基人成立波斯第一支艦隊，開鑿蘇伊士運河連接地中海和紅海，並控制希臘城市來介入地中海繁榮的經濟。據希羅多德記載，他派間諜監視意大利，甚至考慮過攻打迦太基。
大流士死於公元前486年，這時西方社會發展指數已比公元前1200年的24分整整高出了10%。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灌溉農業產量已穩步增加；巴比倫大約有15萬居民（據希羅多德說，這個城市如此之大，以至於居魯士佔領它的消息花了幾天才傳到每家每戶）；波斯軍隊規模龐大，甚至把整條河都喝乾了（這也是希羅多德說的）；多達1/10的雅典人會寫自己的名字。
東方社會發展指數也達到了24分。從公元前8世紀以來，東方國家與西方一樣也進行了重組並實行中央集權化。公元前771年周王朝的瓦解讓諸侯們喜憂參半。沒有周王朝，他們可以肆意征戰。諸侯們原本聽命於周王，不過他們發現周王依賴他們的軍隊，而且自己的權臣也開始變得難以駕馭。解決辦法是廢黜貴族，引進外族人，像提格拉·帕拉薩那樣用囚犯組建軍隊。與周朝毗鄰的大國（晉、齊、楚、秦）在公元前7世紀就開始這麼做，並逐漸變得強大起來。
相比黃河流域的其他國家，楚國受到周室的管制較少。早在公元前690年，楚國就創建了新直轄區，行政長官直接向楚王匯報。其他國家爭相效仿。在公元前7世紀60年代，晉獻公採用了更激烈的策略，屠殺國內名門望族的首領，並提拔順從他的臣子。其他國家也爭相效仿。在公元前594年，魯宣王採用了新策略：讓農民對自己耕作的土地擁有所有權，不用再服勞役，但是前提是他們需要服兵役或繳稅。不用多說，其他國家當然也群起倣傚。
這些採用新統治策略的君主與西方國家的君主一樣，創建更大規模的軍隊，面對更強勁的對手，並從經濟發展中獲利。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後更願意努力耕作，提高農作物產量，並發明了牛拉犁。鐵製農具得到了廣泛使用。到公元前5世紀，鐵匠們學會使用風箱，將鐵礦石加熱到熔點2800華氏度後再鑄造。[5]吳國的鐵匠甚至能控制鐵中的碳含量，造出真正的鋼鐵。
城市蓬勃發展（到公元前500年魯國臨淄的居民人數可能已達到5萬）。和西方一樣，需求促進商業發展。在公元前625年，魯國的一位大臣為了促進貿易，取消了邊境檢查站。水上貿易興旺，晉國及位於洛邑的周室推行銅幣（但與西方無關）。與西方相似的另一點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不平等也在加劇。稅收增加，從公元前6世紀初的10%上升到了100年後的20%。諸侯在宮殿裡建冰室，而農民卻陷入貧困狀態。
在西方，經濟在公元前6世紀迅速擴張，且國王已重掌權力，但在東方，經濟的發展卻加劇了君主的煩惱，因為取代諸侯的往往是權傾朝野的卿大夫。卿大夫往往能比他們的君主更好地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最後常常成了競爭對手。在公元前562年，魯國三桓三分公室，建立三軍，各領一軍。公元前537年，魯國由三桓中的季孫氏專權。晉國的卿大夫韓、趙、魏發動內戰，持續了50年，最終在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晉地。
但在這個時候，君主（及那些篡位的卿大夫）找到了解決辦法。如果卿大夫和他們取代的諸侯一樣成問題，為什麼不從其他國家招募臣子呢？這些臣子被稱為「士」，常翻譯成gentleman（君子），因缺乏政治關係而不可能權傾朝野。其中許多士出身卑微，這就是他們選擇仕途的原因。士這群人的出現及壯大證明了中央集權化和知識的傳播。數以千計的士穿梭於各國間，擔任一些卑微的職位。
只有少數幸運的士得到了君主的重視，並加官晉爵。有趣的是，與西方不同，這些士而不是他們效忠的君主成了當時文學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們在這些作品中扮演以德服人、輔弼君主的良臣。《左傳》寫於公元前300年左右，記述了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都是關於這些士的。我最喜歡的是趙盾，晉靈公的權臣。《左傳》描寫道，晉靈公不行君道，他在高台上用弩射行人，觀看他們躲避弩箭的樣子。[6]一次因為熊掌沒燉爛，就把廚師殺掉，把屍體裝到筐子裡讓宮女拿去扔掉。
趙盾多次勸諫，使晉靈公生厭，晉靈公便派去刺殺趙盾。一大早就去了趙盾家，只見趙盾早就穿戴好上朝的禮服，忙於政事。不願殺害這樣一位忠臣，也不願違背國君的命令，最後他選擇了唯一的出路，一頭撞死在樹上。
晉靈公再次刺殺趙盾。靈公設下埋伏，結果趙盾手下一拳打死了襲擊他的狗，且靈公的一名武士是趙盾多年前救助的餓漢，通過兩人的協助，趙盾最終得以脫險。最後，與《左傳》中其他故事一樣，晉靈公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趙盾也常被指責沒有對此事進行阻止。
在公元前5世紀，其他（表現較好的）君主取得了成功，新型的建築風格展示了他們國力的日益強盛。周天子將宮殿建在三四英尺高的平台上，但後來的諸侯將建築向垂直方向發展，達到用文字可以形容的最高高度。據說，有一座楚國的宮殿坐落在500英尺高的平台上，高到甚至可以碰到雲端。另一座在中國北部的宮殿叫作「空中平台」。統治者對他們的宮殿嚴密設防，如同害怕敵國一樣害怕自己的國民。
到公元前450年，東方的統治者像西方的一樣徵稅建軍，並通過不會因君主的死亡而瓦解的國家機構來處理這些複雜的事務，使國家走向了高端統治型。經濟繁榮，社會發展指數超過了24分。在西方，文明核心擴張，波斯帝國統一了其大部分地區；在東方，類似的過程也在進行之中。在公元前771年周朝滅亡後出現了148個國家，但到公元前450年，只剩下了14個，其中4個（晉、齊、楚、秦）占主導地位。
在第四章中，我提到馮·丹尼肯的外星人預測說，大約在公元前1250年時東西方文明核心會繼續擴張，兩個地方都將會出現一個大帝國。如果大約在公元前450年時他們再回來，可能他們會覺得預言屬實。畢竟預言的內容沒有錯，只是時間錯了。
思想經典：從孔子、墨子和莊子到蘇格拉底和柏拉圖
外星人也可能會很有興趣地發現，地球人曾持有的人能與上天交流的觀念正在消失。幾千年來，君主像天神一樣，用祭祀來維持道德秩序，以此將卑微的平民與統治者聯繫起來，通過在通靈塔上獻祭或在墳場屠殺戰俘來與上天取得聯繫。但現在，原來神聖的君主將自己的角色變成了行政首長，他們的統治「魔法」消失了。「要麼讓我早點死，要麼讓我生得晚點，」7世紀希臘詩人赫西奧德抱怨說，「因為現正處於鐵器時代……正義之神和憤怒之神身著可愛的白色長袍，離開了凡間。他們遺棄人類，加入了奧林匹斯山永生的眾神，把苦痛留給凡人，這樣就沒有援助來對抗邪惡了。」
但這只是一種看法而已。從愛琴海海岸到黃河流域，其他思想家開始對世界運行的方式提出了新觀點。他們之所以從邊緣地區談起，從社會角度看，是因為他們大多處於社會底層；從地理角度看，是因為他們大多來自文化核心邊緣的小國。[7]他們（可能）說，不要絕望，我們不需要神聖的國王統治這個已被玷污的世界。救贖要靠我們自己，而不在腐敗、暴力的統治者手中。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二戰」結束時試圖搞清當時的道德危機。他將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幾個世紀稱為「軸心時代」，意味著歷史圍繞這個軸心旋轉。雅斯貝斯稱在軸心時代，「據我們今天所知，人類才形成」。軸心時代的著作——東方的儒家和道家文獻，南亞的佛教和耆那教經書，西方的希臘哲學和希伯來《聖經》（及衍生出的《新約》和《古蘭經》）——成了定義生活意義的經典及永恆傑作。
對於那些本身沒有或者很少留下書面作品的人來說，佛陀與蘇格拉底是非常成功的。他們的傳人（有時並不是嫡系）記錄、潤色或完全編造他們的言語。通常沒有人真正知道創始人當時是怎麼想的，因此，他們的繼承人激烈爭鬥，舉行議會，把對手逐出教門，驅逐到外面黑暗的世界。現代哲學最大的成功在於揭示了：繼承人在分裂、對抗、咒罵和迫害彼此的同時又多次寫或改寫了他們神聖的書籍，結果使文本幾乎不可能保持原意。
軸心時代的著作各種各樣。有些是晦澀的格言集，有些是詼諧的對話，還有很多詩歌、歷史故事或論證法，有些文本則結合了所有這些類型。經典著作一致認為，他們的最終主體，一個超越墮落世界的超然境界，是難以用言語描述的。佛陀說，涅，字面意思是「吹滅」，一種像熄滅蠟燭一樣將這個世界的激情熄滅的心境，難以用言語描述，甚至連嘗試也是不適當的。對於孔子，仁（常譯為「人性」）也難以用語言描述。「我越仰望它，它就越高；我越瞭解它，它變得越難；我看到它在我前面，突然又在我背後……談論它時，有誰能一點都不猶豫？」同樣，蘇格拉底放棄了給美下定義，他說：「我理解不了，如果我去嘗試只會讓我出洋相。」他只能用寓言來表達：美像火焰，投射出我們誤以為是現實的影子。同樣，耶穌也只是間接提到天國，他也喜用寓言。
最難定義的是道，道家的理解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此兩者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經典著作一致認同的第二件事是如何實現超越。儒家、佛教、基督教等的教義遠比保險槓上貼的標語來得重要。但當我在最喜歡的咖啡館寫這一章時，外面有輛車上貼著一條標語，很好地做了總結：「同情是革命。」遵循道德準則，放下慾望，對待別人像你希望別人對待你那樣，這樣你將改變這個世界。所有的經典都敦促我們要容忍，並提供提高自身修養的一些方法。佛陀用冥想；蘇格拉底青睞對話；猶太教祭司呼籲學習；[8]孔子也提倡學習，並注重禮樂。在每種文化傳統中，有些人傾向於神秘主義，而另一些人更務實、通俗。
這個過程總是一個自我塑造、內部調整的過程，不依賴於神聖的國王，甚至神。事實上，超自然的力量與軸心思想偏離。孔子與佛陀拒絕談論神靈；蘇格拉底儘管自稱虔誠，但最終因信奉雅典的神而被指責；猶太教祭司警告猶太教徒，上帝神聖而不容稱呼或過多讚美。
在軸心思想中，君主面對的情況甚至比神還要糟。道家和佛陀對君主主要採取不置可否的態度，而孔子、蘇格拉底和耶穌公開指責道德缺失的統治者。軸心評論困擾著善人和偉人，新出現的關於出身、財富、性別、種族和社會階級的問題明顯是反傳統文化。
在指出東方、西方和南亞經典中的相似點時，我不會去掩飾它們之間的差異。沒有人會把三藏（「三籃」）佛經誤以為是柏拉圖的《理想國》或孔子的《論語》，但也不會有人把孔子的《論語》誤以為是與之相媲美的其他中國經典，如道家的《莊子》或法家的《商君書》。在公元前500～前300年，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世，我想花一點時間來看看這一區域出現的多種思想流派。
孔子把公元前11世紀的周公作為美德的榜樣，把重建周朝禮制，恢復當時的美德作為目標。孔子稱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考古發現其實孔子對遙遠的周公時代所知甚少。並不是周公，而是後來在公元前850年左後發生的大規模的「禮制改革」使周朝恢復了等級森嚴的禮制。後來，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霸主們為了彰顯自己的地位，用大量財寶陪葬，禮制再次發生變化。
孔子是士，受過教育，但不是特別富有。他可能會反對第二個變化，將公元前850～前600年間的禮制理想化，並將其追溯到周公時代。孔子強調「克己復禮為仁」。這意味著重生者而非祖先，重真誠敬畏而非炫耀偽善，重美德而非出身，用簡單的禮器正確行禮，遵循先例。孔子堅持認為如果他能說服一個統治者實行仁愛，大家都會模仿他，世界就會和平。
公元前5世紀的思想家墨子卻完全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孔子誤解了仁愛。他提倡行善，而不是人為善；是對每個人行善，而不只是家人。墨子拒絕禮樂和周公。他說，即使民不聊生，儒家卻還「像乞丐一樣，像田鼠偷藏食物，像公羊那樣貪婪地看著，像閹豬一樣躍起」。墨子身穿粗布衣服，席地而臥，吃稀飯，過窮苦的生活。他倡導兼愛，即「兼相愛，交相利」。他提倡「視人國若其國，視人家若其家，愛人若愛其身」。他認為「災難、侵佔、不滿和憎恨產生的原因就在於人們不能兼愛」。墨子用外交來避免戰爭，四處奔波直到把鞋磨破。他甚至派了180個年輕的追隨者誓死捍衛一個受到不義侵略的國家。
通常被歸為道家的思想家對墨子和孔子的觀點都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天道無為」：夜晚到白天，喜悅到悲傷，生到死，沒有什麼是固定的，難以定義。人吃牛肉，鹿吃草，蜈蚣吃蛇，貓頭鷹吃老鼠。誰能說哪個最好？道家指出：儒家認為是正確的，墨子的追隨者卻認為是錯的，但實際上一切都是相互連接的。沒有人知道天道通向何方。我們必須達到天人合一，但切不可操之過急。
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莊子講述了另一位道家代表人物列子的故事。列子多年求道後，覺得還是沒學到東西，就回家了。
（莊子說）三年不出家門。替妻子做飯，像侍候人一樣餵豬。對任何事物都不分親疏遠近，去除雕琢，返璞歸真，損棄心智，獨以形體存在。在紛紜的大千世界中，保持真樸，以此終生。
莊子認為列子故事讓孔子與墨子的實踐主義看起來既荒謬又危險。莊子設想有人對孔子說：「你忍受不了這一代人的痛苦，於是你離開，卻給今後世世代代造成了困擾。你是打算造成這個悲劇呢？還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錯的不一定有害，有效的也可能不對。」相比之下，莊子稱墨子「真正是天下最好的人」，但卻把生活的樂趣都拋棄了。「墨子信徒穿毛皮粗布，穿草鞋，日夜不停地工作，以刻苦自勵為最高理想。」墨子主張「人生時應勤苦，死時要薄葬」，但「即使墨子自己能忍受」，莊子問：「怎麼使天下眾人也這樣生活呢？」
墨子反對孔子，莊子反對孔子和墨子，而所謂的法家反對他們全部。法家反對軸心思想，比馬基雅維利更不擇手段。法家認為，仁、兼愛和道都沒有抓住重點。試圖超越現實是愚蠢的：神聖的君主只能屈服於那些能有效管理國家的人才，民眾也應該採用這個體系。商鞅是公元前4世紀秦國的丞相，法家的指引之光，他的奮鬥目標並不是人道，而是「使國家富裕，兵力增強」。商鞅說：「敢於做敵人所不齒的事，則可得利。」不用為善也不用行善，因為「用強權統治的國家往往更有秩序也更強大」。不用把時間浪費在禮制、實踐論或宿命論上，而要將法律和酷刑（斬首、活埋、苦力）結合起來統治國家，並將法制強加於人民。法家認為法律就像木匠的矩尺一樣，可以將雜亂的原料變得符合規則。
中國的軸心思想範圍涉及神秘主義和獨裁主義，並不斷地發展。例如，公元前3世紀的學者荀子將儒家、墨家和道家思想結合起來，並與法家相對抗。許多法家弟子支持墨子的工作倫理與道家的包容萬物。幾個世紀以來，各種思想相結合，之後又經歷千變萬化的複雜重組。
南亞和西方的軸心思想也大致相同。我不會再詳細談論這些文化思想，但只要稍稍看一下希臘這塊小土地上發生的事，我們就能想像出當時思想的大鍋沸騰的樣子。在公元前1200年，希臘神聖的王權可能比之前的西南亞古國都要孱弱，於是到公元前700年，希臘人決定反抗這種王權。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他們比其他軸心時代的民族更加直接地面對了這個問題：在缺乏統治者的情況下，一個美好的社會該是怎樣的？
希臘人的其中一個對策是通過集體政治來解決問題。既然沒人能擁有超然的智慧，一些希臘人問，為什麼不集中每個人有限的知識來創建一個（男性的）民主社會呢？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想法，甚至墨子也沒有想到這一點，長期以來理論家普遍認為男性民主的發明標誌著西方與其他地區的決裂。
關於這一點，讀者可能會有質疑。14000年來，在希臘人開始實行民主前，西方社會發展指數就一直比東方高。在公元前5～前4世紀，即希臘民主的黃金時代，西方的領先地位也基本沒什麼變化。只有到公元前1世紀時，羅馬帝國採用民主政策，才使西方的領先地位急劇上升。希臘決裂論（將在第六章到第九章細談）面對的更大的問題是2000年後民主在西方完全消失，這一點就是古希臘民主與美法兩國革命的區別。19世紀的激進主義者發現古雅典為關於現代民主國家如何運作的辯論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反方觀點，但是我們需要選擇性地閱讀大量歷史資料才能看出從古希臘到美國開國之父的民主自由精神的延續。（順便說一句，這些開國之父利用「民主」一詞來代表權利濫用，與暴民統治只差一步。）
不管怎樣，希臘對軸心思想的貢獻並不在於這些民主派，而在於蘇格拉底引導的對民主的批評。他認為，希臘並不需要民主，民主只會加強那些靠外表作判斷的人的無知；希臘需要的是像他一樣的人，知道自己對善的本質這一關鍵點一無所知。只有這樣的人通過哲學辯論磨煉出理性後才可能理解善（是否任何人都可以，蘇格拉底也不確定）。
柏拉圖，蘇格拉底的追隨者之一，將蘇格拉底的美好社會模式分成了兩個版本：對儒家來說足夠理想的《理想國》以及足夠讓商鞅稱心的《律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的學生之一）的思想也涵蓋了類似的範圍，從人道主義的《倫理學》到邏輯分析的《政治學》。關於相對主義，公元前5世紀的一些詭辯家可以和東方的道家相媲美。就如在神秘主義方面，有遠見的帕爾米尼底斯能和恩培多克勒相當。作為普通人來看，普羅泰戈拉的成就和墨子相當。
在介紹這本書時，我談到了另一個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的理論，該理論認為今天西方之所以能取得統治地位，不是因為古希臘人發明了民主本身，而是因為他們創造了唯一合理的動態文化，而古代中國卻採取了蒙昧主義和保守主義。[9]我認為這種理論也是錯的。這個理論將東方、西方及南亞的思想誇張化了，並忽略了其內部的多樣化。東方思想可以像西方思想那樣理性、自由及憤世嫉俗，西方思想也可以像東方的那樣神秘、專制、相對和模糊。軸心思想的真正統一是多樣化的統一。東方、西方及南亞思想的差異，觀念、論點及衝突的範圍都很相似。在軸心時代，思想家們不論是身在黃河流域、恆河平原抑或地中海東部城市，都為辯論開闢出了新疆域。
與過去真正的決裂是由於這片知識疆域作為一個整體的形成，而不是其中任何一部分（如古希臘哲學）的形成。沒有人在公元前1300年西方社會發展指數首次達到24分時提出軸心論。公元前1364～前1347年，埃及法老阿肯納頓是最理想的候選人，他推翻了傳統的多神信仰，確立了三位一體的統治模式，即他、他的妻子奈費爾提蒂及太陽神阿頓。阿肯納頓敬拜阿頓神，為之譜寫讚歌並建了一座滿是神廟的新城，促進了怪異的藝術風格的形成。
100年來，埃及歷史學者一直在爭論阿肯納頓的所作所為。有人認為他是試圖創造一神教，一個和弗洛伊德相當的著名學者認為，當希伯來人還在埃及的時候，摩西剽竊了阿肯納頓的想法。當然，阿肯納頓「為阿頓神譜寫的讚歌」與希伯來《聖經》中《詩篇》第104篇「給造物者上帝的讚歌」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然而阿肯納頓的宗教革命並不屬於軸心思想。它並不包括個人的超然性，事實上，阿肯納頓禁止平民膜拜阿頓神，這使法老作為凡間和神界橋樑的角色更加突出。
對阿頓神的崇拜只能證明在君主依靠神靈而穩坐寶座的社會裡要做出思想方面的重大改變有多困難。他的新宗教並沒有贏得大眾支持，他一死，以前的多神信仰就又回來了。阿肯納頓的廟宇被毀壞，直到1891年考古學家發掘出了他的城市，那次被遺忘的變革才重新為人所知。
那麼，是不是由於軸心思想的影響使得圖5-1如此單調？是不是因為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由於孔子、蘇格拉底和佛陀引導人類跨越了智慧的障礙，社會發展指數才達到了24分？是不是因為在之前1000年中沒有出現這樣的天才，所以當時的社會發展受到了阻礙？
可能不是這樣的。首先，這個說法與年代圖表不符。在公元前8世紀，西方的亞述達到了高端統治，使當時的社會發展指數超過了24分，但是蘇格拉底時代在3個世紀後才出現，在此之前西方思想中基本上沒有明顯屬於軸心思想的內容。東方也是同樣的情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秦、楚、齊和晉國的社會發展指數達到了24分，當時也正好是孔子最活躍的時期。但東方軸心思想的主要浪潮是在隨後的公元前4～前3世紀才到來。如果南亞人把佛陀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晚期是正確的，那高端統治應該在軸心思想之前就已經形成了。
其次，這個說法與地理也不符合。最重要的軸心思想家來自小的邊緣國家，如希臘、以色列、佛陀的故國薩迦或孔子的故國魯，而且很難看出，在一個政治落後的強國中，政治上的超越性突破是如何影響社會發展的。
最後，這與邏輯也不符。軸心思想是對高端統治的回應，往往和偉大的君王及他們官僚的權力相衝突，最多也是對其保持中立態度。我懷疑，軸心思想對提高社會發展的真正貢獻是在後來的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所有的大國都利用這一思想為它們服務。在東方，漢朝將儒學改造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指引官僚忠於職守。在印度，偉大的阿育王顯然是真的被自己的暴力血腥嚇到了，在公元前257年左右皈依佛教，但他仍舊不願放棄戰爭。而在西方，羅馬人先是改變希臘哲學的原有立場，然後再將基督教變成他們的國家支柱。
軸心思想最理性的部分就是其促進了法律、數學、科學、歷史學、邏輯學和修辭學的發展，這些都使人們瞭解更多關於他們所處世界的信息。但圖5-1背後真正的動力和冰河時期結束後的情況是一樣的。在建造更強的國家、到更遠的地方做生意，並在更大的城市定居的過程中，懶惰、貪婪及恐懼的人們發現了更容易、更有利可圖、更安全的做事方法。在之後五章中會多次提及一種模式，正是按照這種模式，新時代相應的文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了。當高端統治的國家出現，人們對世界也不再抱有幻想，軸心思想也就相應出現了。
秦國和羅馬帝國成功的秘訣
如果要進一步證明軸心思想是國家重組的後果而不是原因，我們只需要看看秦國，一個位於東方文明核心西部邊緣的強國。《戰國策》是一本有關外交策略的著作，作者不詳，書中描述說：「秦國與戎狄習俗相同，有虎狼一樣的心腸，貪暴好利，不守信用，不知道禮儀德行。」儘管秦國與儒家的主張全然相反，但它在公元前3世紀從東方文明核心的邊緣一直擴張到了整個文明核心地區。
在歐亞大陸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來自西方文明核心邊緣，且常被比作狼的羅馬人摧毀了文明核心，奴役了把他們稱為蠻族的哲學家。在公元前167年，希臘人波裡比阿被送往羅馬做人質，他寫了40卷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來向他的同胞解釋這一切。他問：「誰這麼狹隘或懶惰以至於不想知道……在不到53年的時間內（公元前220～前167年）羅馬人是如何史無前例地統治了幾乎整個已知世界？」[10]
秦國和羅馬有許多共同點。兩者都把在舊核心區域實行的新組織方法和在烽火前線磨煉出的軍事手段結合了起來，是兩個後發優勢的典型，兩者都屠殺、奴役並驅逐對手，且兩者都促使社會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秦國和羅馬還是我們稱之為暴力悖論的典型：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當血河乾涸，他們的帝國讓人民變得更加富裕。
秦國和羅馬成功的秘訣很簡單——只是數字而已。兩者走了不同的路線，但它們都比對手更善於招募士兵、軍事武裝以及休養生息。
幾個世紀以來，秦國一直是東方戰國六雄中最弱的。[11]後來，它開始走向高端統治，在公元前408年實行土地稅。無情的戰爭迫使其他國家向國民徵兵徵稅，並用法家的手段來進行處罰。統治者們千方百計增加收入，高效的治國策略迅速流傳，因為不效仿的話就會被消滅。公元前430年左右，魏國開始聚集勞動力挖灌溉渠以提高農業產量，其他國家，（最終）包括秦國，紛紛效仿。趙國與魏國修建長城以保護水田，其他國家也效仿。
在公元前4世紀，秦國國力追上了其他國家。在40年代，商鞅說服秦國國君實行管制和懲罰，將秦國變成了噩夢般的國度，他自己也因此而揚名：
（商鞅）命令居民以5家為「伍」、10家為「什」，將什、伍作為基層行政單位，責令互相監督。不告奸者腰斬，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
這並不是獨裁主義幻想，從秦國司法官員陵墓中發掘出的竹簡表明，秦國向所有野蠻人強制實行律法。
值得慰藉的是，商鞅作法自斃，最後車裂而死。當時，採用高端統治及法制政策的秦國取得了大勝，東方文明核心成了一個武裝陣營。在公元前500年，3萬人的軍隊已經算大規模了，但到公元前250年，10萬大軍也算正常，20萬大軍也沒什麼特別的，真正強大的軍隊規模還要再翻一倍。人員傷亡數相應也變得巨大。據史書記載，在公元前364年，秦軍滅了魏國6萬大軍。這些數字可能被誇大了，但想到秦國士兵以頭顱數領賞（字面上是這麼說的，事實上，他們以上繳敵人的耳朵封賞），所以也不會太離譜。
毫無約束的軍隊引起了恐慌，在公元前361年，超級大國定期召開會議商討它們之間的分歧。被稱為「說客」的僱傭外交官在公元前4世紀50年代出現。一個人可能穿梭於幾個大國間，並同時擔任這些國家的重臣，和亨利·基辛格一樣編織著陰謀的大網。
溫斯頓·丘吉爾說過，「爭吵不休總好過爭戰不休」，但在公元前4世紀蠻力還是擊敗了談判。問題在於秦國。秦國以綿延的群山做掩護，難以攻克，並利用核心地區邊緣的地理位置，吸納來自西方的無國家社群，使其軍隊不斷向核心地區逼近。《戰國策》稱「秦國是『天下萬物』的死敵」，它想「吞下整個世界」。
其他國家意識到它們需要聯合起來對付秦國，但是四個世紀的戰爭讓它們互不信任，相互背叛。公元前353～前322年，魏國建立聯盟，但是盟國打了幾場勝仗後，因害怕魏國實力比它們強，於是開始攻打魏國。魏國像是被拋棄的情人或領導人，轉而投奔秦國。公元前310～前284年，齊國建立了新聯盟，結果重蹈魏國的覆轍。之後趙國接過了盟主的衣缽。在公元前269年，趙國戰勝秦國。希望在每個人心中萌動，但這個希望太小、太晚了。秦王嬴政發現了一個可怕的新戰略：只要殺很多人，其他國家就不可能重建軍隊。秦國發明了敵屍清點計數。
接下來的30年裡，秦國將領殺了約100萬的敵軍。關於這段時期的史書充斥著屠殺的淒慘，但在公元前234年秦國斬首10萬趙人後，屠殺停止了。之後，秦國就沒了勁敵，其他國家選擇投降，放棄殺戮。
秦國的殘敵走投無路，打算謀殺秦王。在公元前227年，一名刺客繞過秦王的護衛，抓住秦王的手臂，把塗有毒藥的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沒能刺中，只割斷了秦王的袖子。秦王用柱子做掩護，趁機從劍鞘中拔出長劍，把刺客刺死了。
齊國，最後一個獨立的國家，在公元前221年也被消滅了。秦王嬴政自稱「始皇帝」。他規定：「我是一世皇帝，我死後皇位傳給子孫時，後繼者沿稱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萬世。」對此沒人敢反對。
羅馬建立帝國的過程與秦國不同。公元前521年，大流士登上王位時，波斯已經統一了當時西方文明核心的大部分地區。大流士想瓜分地中海地區財富的慾望掀起了反抗的浪潮，最終摧毀了整個波斯帝國。當時的希臘和意大利城邦已經很發達，能充分利用能源和信息技術，但組織和軍事能力不強。所以大流士將它們一一攻破後，用武力威逼它們屈服，但正是武力威逼使這些城邦結合起來，並促使它們提高了組織和軍事能力。
因此，當大流士的兒子薛西斯在公元前480年率領大軍攻打希臘時，雅典和斯巴達放下分歧，一致抵抗。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和電影《300勇士》不同）記載了這次使雅典成為聯盟之首的大捷戰。和東方國家結盟對抗秦國那樣，雅典對斯巴達的威脅超過了波斯，於是可怕的雅典——斯巴達大戰，即伯羅奔尼撒戰爭，在公元前431年爆發（修昔底德記載，但迄今未拍成電影）。公元前404年，受到重創且飢餓難耐的雅典人被迫投降，撤除海軍，拆毀從雅典城到出海口的工事，此時西西里和迦太基也捲入了戰爭；戰爭也使部分地中海地區，尤其是馬其頓，成了希臘經濟腹地。
馬其頓可以說是個古老的香蕉共和國，資源（尤其是木材和銀）豐富但混亂。50年來一直受希臘城邦的擺佈，其政治就像是充斥著通姦、亂倫和謀殺的肥皂劇，但在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得到王位，成了馬其頓的提格拉·帕拉薩。腓力二世並不需要社會科學家來解釋什麼是後發優勢：他本能地理解並借鑒希臘人的制度來統治其領土遼闊、資源豐富但動盪混亂的王國。他挖掘銀礦，任用僱傭軍，並與不可一世的貴族合作，無視希臘城邦。如果沒有在公元前336年被神秘刺殺，他一定也會無視波斯。傳言說，腓力二世喝醉後，因兒女恩怨而輪姦同性，之後便喪命了。值得一提的是，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在短短4年內（公元前334～前330年）就完成了腓力二世的計劃：征服波斯帝國，焚燬波利斯城，東征至印度邊界。直到他的軍隊拒絕繼續遠征，他才停止擴張。
亞歷山大生於幻想破滅的新時代（亞里士多德曾是他的導師之一），沒有意識到做一個神聖的國王有多困難。[12]虔誠的波斯人認為他們的國王是與黑暗永恆鬥爭的阿胡拉瑪茲達神在人間的代表，因此亞歷山大肯定是邪惡的代表。毫無疑問，這個形象問題就是亞歷山大努力讓波斯人相信他神聖的背後原因（第四章中提過）。也許，假以時日他會成功，但他越是想讓波斯人相信他神聖，希臘人和馬其頓人就越覺得他瘋狂。但是時間短暫，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突然死亡——很可能是中毒而死，幾位將領互相混戰，分割帝國，建立三大王國（也向神權靠攏）。
要是和秦國一樣的話，其中一個王國應該會征服其他王國，但亞歷山大的繼任者和這位偉大的國王一樣只是曇花一現。在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與希臘開戰，借鑒希臘制度並打敗希臘，之後又征服了波斯帝國，但在公元前2世紀羅馬幾乎將其全部吞併。
羅馬是通過將殖民與發展邊緣地區結合起來進行擴張的典型例子。自公元前8世紀以來，羅馬就深受希臘影響，在與鄰國的戰爭中逐漸變得強盛，建立了高低端相結合的組織模式。最重大的決定由貴族參議院做出，議會以農民為主，通過投票決定和平與戰爭的問題。和秦國一樣，羅馬處於由低端向高端統治模式發展的晚期。羅馬從公元前406年開始發放軍餉，可能也在同時開始徵稅。幾個世紀以來，羅馬帝國的收入大多靠掠奪而來，與戰敗的敵國達成協議，向其徵兵而非徵稅。
雖然羅馬人和希臘人一樣反對神聖的王權，但他們很清楚征服與神權的聯繫。凱旋的將領駕著裝飾聖潔的白馬戰車在羅馬城內遊行，陪同的奴隸在其耳邊輕聲說：「記住，你只是凡人。」勝利使神聖的王權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強大的征服者可以做一天神，但僅此而已。
對於公元前3世紀的希臘人來說，這種機制並不新鮮，但其高低端統治相結合產生的勞動力規模如此之大，甚至可與秦國匹敵。在公元前480年，波斯20萬大軍入侵希臘，戰敗後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才恢復國力。羅馬沒有遇到這種限制。一個世紀的戰爭帶動了意大利全部的勞動力，參議院從公元前264年開始與迦太基爭奪地中海西部的控制權。
迦太基人將羅馬的第一支艦隊引進一場風暴中，結果10萬羅馬水兵葬身海底。羅馬於是建了一支更大的艦隊。兩年後這支艦隊在狂風暴雨中慘遭覆沒，所以羅馬建了第三支艦隊，結果第三次失去了海軍。在公元前241年，羅馬的第四支海軍終於打敗了迦太基，因為迦太基無法彌補戰爭造成的巨大損失。迦太基花了23年來恢復國力，之後漢尼拔將軍率領戰象部隊，翻越阿爾卑斯山脈，從後方攻擊意大利。公元前218～前216年，他俘虜或屠殺了10萬羅馬人，但羅馬軍隊源源不斷地增兵，最後通過消耗戰將他打敗。和秦國一樣，羅馬對暴行進行了重新定義。波裡比阿說：「羅馬人的風格是消滅見到的一切形式的生命，一個不留……所以當羅馬人攻下一座城的時候，你不僅可以看到人的屍體，還可以看到被砍成兩半的狗，以及其他動物被砍下的四肢。」迦太基最終在公元前201年投降了。
爭戰比爭論要更受參議院的青睞。僅僅經過一個夏天的休整，羅馬就開始進攻地中海東部亞歷山大繼任者的王國，公元前167年將其全部吞併。後來經過與當地部落的連年苦戰，羅馬軍隊深入到了西班牙、北非和意大利北部。羅馬成為西方唯一的超級大國。
秦始皇建長城與東西方的第一次接觸
到公元前200年，東西方自冰河時期以來再次變得前所未有的相似，都只由一個人口眾多的超級大國統治，都出現了一批生活在大城市、受過軸心思想教育、有文化教養的精英。大城市由多產的農民供應食物，由複雜的貿易網絡提供補給。東西方社會發展指數都比公元前1000年高出了50%。
本章很好地闡釋了這一原理：民族總體來說是一樣的。雖然中間隔著廣闊的中亞和印度洋，東西方互相獨立，但卻各自按著相似的歷史軌跡前進，主要的區別在於西方仍勉強保持了在社會發展中的領先地位。西方的社會發展依賴於冰河時期末期由栽培植物和飼養家禽形成的地理位置優勢。
本章還闡釋了第二個原理：雖然地理位置決定了社會發展過程，但社會發展也改變了地理的含義。文明核心的擴張縮小了東西方間的差距，將東西方糅合進了一部全球史，造成了戲劇性的後果。
即使到公元前326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率兵遠征到旁遮普時，受過最好教育的東西方人還根本不知道對方的存在。亞歷山大向手下保證他們很快就可以在包圍世界的海洋中沐浴（但是展現在他們面前的不是海洋，而是固城林立的恆河平原，於是士兵開始叛亂）。
亞歷山大於是掉頭回家，將很多叛亂者留了下來。一群人在現在的阿富汗建立了巴克特裡亞王國。到公元前150年，該王國征服了部分恆河平原，融合了希臘和印度文化。一本印度史書記載了一個佛教和尚與講希臘語的巴克特裡亞國王間的對話，對話之後國王和他的隨從都改變了信仰。
巴克特裡亞王國值得一提：它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瓦解，這是同時在東西方史書中被提及的最早的歷史事件。一兩年後，一位來自中國的使節踏上了王國的廢墟，回國後將他的精彩經歷稟告了皇帝，特別提及了中亞的馬匹。在公元前101年，一支中國的遠征軍踏上了這片土地。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當地反抗的軍隊可能包括羅馬人以及來自遙遠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戰俘，他們經過多次易手後，最後被賣到了中亞山區與中國軍隊作戰。
缺乏浪漫色彩的歷史學家認為羅馬人和中國人要再過200年才會接觸。據一本中國史書記載，一位中國將軍在公元97年「派副官甘英前行到西海海岸後返回」。儘管不知這片遙遠的海岸具體在哪兒，但可以確定的是甘英到達了大秦王國——從字面上就能看出，「大秦」這個名字體現了中國人眼中自己帝國宏偉遙遠的倒影。西海是不是地中海？大秦到底是不是羅馬？這兩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反浪漫派歷史學家認為，大秦國王安敦（應該是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在公元166年派遣使臣至中國首都洛陽，才使中國人和羅馬人最終相遇。
很可能在此之前，東西方就已經有了更富有成果的接觸。但因為參與接觸活動的人對受過教育的史書編撰者來講太卑微了，不值一提，所以不曾在史書中提及。其中一群人是商人。在羅馬貴族老普利尼（死於公元79年，因癡迷於維蘇威火山爆發，結果未能及時逃開熔岩）的鴻篇巨製中，他描寫了世界及其特殊性，提到每年有一支商船隊從埃及的紅海海岸駛向斯里蘭卡。實際上有一份叫作《紅海旅記》（The Voyage on the Red Sea）的希臘語商業文件流傳了下來，類似貿易手冊，粗略地描述了印度洋的港口和風向。
羅馬商人在印度留下了蹤跡。18世紀，英國和法國殖民者剛在印度定居，就從當地人手中獲得了古羅馬錢幣，但直到1943年，羅馬對印度影響的程度才變得清晰起來。那年夏天，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達到高潮，英國殖民者眼看統治即將結束，決定重新發掘被忽視幾十年的印度文化遺產。准將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從意大利的薩勒諾前線被調遣至新德里，監管150萬平方英里和埃及一樣文物豐富的領土。
惠勒是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足跡遍佈三大洲。他對羅馬古跡嚴謹的發掘工作使英國考古學得到了徹底改革。他的職位變動同樣令人詫異。對此，印度愛國主義者質問道：大英帝國已經奄奄一息了，為什麼還要派個對印度不如對英國本土羅馬古跡那樣瞭解的，且已退役的老頑固來呢？
惠勒有很多東西需要去證明。一抵達孟買，他就開始了考古之旅。到欽奈（殖民地馬德拉斯）後，他發現政府機關因為即將到來的高溫酷暑都已關閉，於是決定到當地博物館消磨時間。「在一個作坊的櫥櫃內，」他在回憶錄中說道：
我的手緊握著一個陶器的瓶頸和長手柄，這個陶器與當地的熱帶風格迥異。當我看到它時，我想起了那個在新德里議會被提出的挑釁性問題：「羅馬人統治下的英國與印度有什麼聯繫？」完整的答案就在這裡。
惠勒拿著的是一個在離海岸80英里的阿里卡梅度（彭地治利）挖出的羅馬酒缸的碎片。他搭了通宵火車，在小鎮的法國餐館吃過早餐，喝過小酒後，開始尋找羅馬人留下來的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