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引領世界
根據圖7-1所示，公元541年應該稱得上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年份之一。在那一年（考慮到一定的誤差範圍，也可以說是公元6世紀中葉），東方的社會發展速度超越了西方，結束了長達14000年的舊格局，並且一舉否定了所有簡單化並且長期僵化的關於西方統治世界的理論。截至公元700年，東方的社會發展程度比西方高了1/3。到公元1100年，將近40%的巨大差距超過西方佔據發展優勢的2500年中最大的東西方差距。
圖7-1 巨大逆轉：東方逆轉了下降的頹勢，並且史上首次趕超西方
為什麼東方能夠在公元6世紀的時候領先於西方？為什麼在西方發展持續性地落後於世界的同時，東方的社會發展卻能夠在接下來的500年裡大幅提速？這些問題對於我們解釋為什麼西方能夠統治當今世界是至關重要的。另外，當我們試圖在本章回答這些問題時，會涉及不少英雄人物與反面角色，他們或天資聰慧，或笨拙愚鈍。但是在這些戲劇化場景背後，我們會發現一個簡單的真相，也就是貫穿整個故事始終並且醞釀出東西方差異的因素——地理條件。
為什麼東方的社會發展能夠迅速恢復
在公元100年之前，東方的社會發展進程就開始趨緩，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公元400年，當時東方的社會發展已經衰退到5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國家衰亡，城鎮頹敗，從亞洲內陸向中國北方地區以及從中國北方遷徙到南方的移民潮劇烈地震盪著整個東方的統治核心。然而也正是由於這些移民的出現，才使東方的復興之船得以起航。
從第四章到第六章，我們講述了處於上升趨勢的社會發展是如何改變地理地貌，如何從落後困頓之中發掘出潛在的優勢資源，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和廣袤草原上開闢出條條通途的。然而，公元3世紀以來的歷史表明，這種關係也可以反向作用：衰落的社會進程也同樣改變著地理地貌。隨著羅馬和中國的各個城市不斷萎縮，文化水平退步，軍隊士氣委靡，生活水平下降，統治核心地區在地理版圖上不斷收縮，而兩者相同的萎縮現象的背後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東方的社會發展能夠迅速恢復，而西方的社會發展直到公元8世紀仍然處於頹勢。
我們在第六章講到，公元300年之後，地處黃河流域的古老的東方核心腹地分裂，數以百萬計的北方居民開始了向南方遷徙的過程。大批的移民將長江流域以南的土地從漢代以來荒蕪的邊緣地區，轉變成了煥然一新的邊疆。這些避難者進入南方潮濕悶熱且充滿陌生感的地界，那裡不適宜種植他們賴以生存的主食——小麥和粟米，但是水稻卻長勢喜人。大多數土地人煙稀少，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和語言與來自中國北方地區的移民大相逕庭。這種充滿暴力的生存環境以及嚴酷艱辛的磨合，塑造了這些殖民式土地掠奪者們堅毅的性格，這些移民激增的人口數量以及更為嚴密的組織體系逐漸將這片土地的早期居住者驅逐出去。
在公元280～464年之間，長江流域南部的納稅人口數量增長了5倍，但是移民對南方的作用不只是帶來了更多的人口，他們也帶來了新技術。根據《齊民要術》記載，截至公元530年，已經為人所知的水稻品種超過了37種，而且移植技術（6個月期間在特殊的花壇內栽培種子，而後將種子轉移到水田中去）也變得相當普遍。這需要極其艱苦的勞作，但是確保了好收成。《齊民要術》解釋了如何使用肥料，使農民能夠持續地耕作土地從而避免了土地閒置的問題；還解釋了如何使用水車——尤其對於那些周圍環繞著溪流並且擁有大筆資金可用於投資的佛寺來說——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將穀物磨成麵粉，研磨大米以及將種子搾成油。這一切使得整個新邊疆地區的農業生產逐步發展，這和羅馬人創造的歷史有些相似：羅馬人在公元前1世紀征服了西歐，之後幾個世紀的歷史變遷中，南方的農業落後面貌逐漸轉變成了競爭優勢。
低廉的交通運輸成本導致糧食價格也漸趨低廉。儘管中國的河流無法像地中海一樣提供便利的水道，但是人類的聰明才智逐步彌補了這一不足。雖然水下考古學家尚無法提供如同地中海沉船殘骸那樣的統計數據，但是有可靠的文字記錄顯示當時的船隻尺寸越來越大，速度也越來越快。明輪船於公元5世紀90年代左右在長江上出現，並往返於成都和建康兩地，船上所載的水稻為發展中的城市提供了口糧，而這些城市的市場都鼓勵經濟作物買賣，比如說茶葉（在公元270年左右的現存記錄中被首次提到，到公元500年時成了廣泛傳播的奢侈品）。社會上層的政客、商人和寺院都憑借長江流域行船的租金收入、船運事務和磨坊經營而變得富有。
然而，建康的統治階級並未因此致富。這種情況和羅馬帝國比起來，更像是公元前8世紀的亞述帝國，在那裡，官員和地主掠奪了飛速增長的人口和貿易帶來的成果，而非國家——直到提格拉·帕拉薩的出現才扭轉了這種情況。然而，中國的南方從未出現過提格拉·帕拉薩。曾經有一位帝王成功地統領整個貴族集團，甚至試圖再次征服北方，但是這些努力隨著內戰的爆發而付諸東流。在公元317～589年，陸續有多個政權統治了（遵循某種模式）建康。
《齊民要術》表明，直到公元6世紀30年代為止，北方一直保留著複雜的農耕體系。此後，隨著盜匪數量劇增且活動日益猖獗，遠距離貿易行為乃至貨幣系統都逐漸消亡。這種衰敗現象一開始製造了比南方更多的政治騷亂，但新的統治者逐漸開始在北方恢復秩序，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是來自東北大草原邊緣的鮮卑族。和6個世紀之前統治伊朗的帕提亞人一樣，鮮卑族人將遊牧傳統與農耕傳統結合起來，世代以來憑借精湛的騎術征戰四方，同時從農民那裡收取保護費。
公元386年，鮮卑人在中國北方的斷壁殘垣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史稱北魏。[1]他們沒有洗劫漢族貴族階級，而是和他們簽訂了某種協議，至少保存了一些原本的食祿官僚和舊時高級國家形式之下的稅收制度。這種做法使得北魏相較於當時北方其他混亂不堪、暴行遍佈的國家，擁有了極大的競爭優勢。事實上，北魏的優勢使之在公元439年統一了北方。
據說，北魏與殘餘的漢族舊貴族之間制定的協議始終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對於大多數鮮卑戰士來說，他們寧願去放牧也不願意與文人們交談；即使這些騎手真正定居下來，他們一般會建造自己的孤堡，以避免和漢族的農民們接觸。他們的國家一直處於落後狀態，滿足於攻打北方其他的遊牧國家。但是在公元450年，當鮮卑的騎手們到達建康的城郊時，他們才發現：儘管他們可以打贏戰爭，掠奪財富，但是他們無法威脅真正的城市。只有一小部分擁有大型船隻、攻城戰車以及強大軍需供應的先進國家才能做到這一點。
由於缺少先進的軍隊體系，他們無法洗劫中國南方地區；由於他們已經統治了整個北方，他們侵吞北方其他國家的機會也越來越少，因此北魏的統治者無法取得足夠的資源來換取支持者的忠實跟隨——這是落後形態國家潛在的致命缺陷。在公元5世紀80年代，孝文帝認識到解決辦法只有一個——向先進的國家形態轉化。他為此進行了顛覆性的改革：他將所有土地國有化，再重新分配給那些願意履行納稅義務和國民義務的人們。另外，為了使鮮卑人像先進國家的臣民一樣思考和行動，孝文帝向傳統發起了一場正面攻擊：孝文帝禁止了鮮卑的傳統服飾，用漢族的姓氏代替了鮮卑族的姓氏，要求所有30歲以下的臣民說漢語，並且將幾十萬人口遷移至洛陽一處備受尊崇的聖地，建設起一座新城市。
一些鮮卑人放棄了他們祖輩的生活方式，開始像漢族貴族一樣安定下來，但是另一些鮮卑人拒絕這麼做。由此，文化改革演化成了一場內戰，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東魏（現代派）和西魏（傳統派）。傳統派堅守著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斷地吸收來自大草原的騎手。很快，他們的軍事力量似乎足以壓倒孝文帝施行的變革。絕望是變革的溫床。雖然孝文帝試圖將鮮卑的勇士轉化為漢族的謙謙君子，他的繼任者卻反其道而行之：給予漢族士兵免稅優惠，任命漢族的貴族為將軍，並且允許漢族士兵使用鮮卑名字。因此，漢族農民和文人學會了打仗，在公元577年完全顛覆了之前的改革。雖然這次變革歷經了一個漫長而混亂的過程，但是孝文帝的遠見卓識最終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
這一切造就了一個極端化的中國。北方是一個先進國家（在公元581年的軍事政變之後更名為隋朝），擁有強大的軍隊以及四分五裂、衰敗落後的經濟；而南方是一個分裂的國家，組織機構渙散，儘管一直在嘗試利用繁榮的經濟所積累下來的財富，但是幾乎都失敗了。
這種現象聽起來完全是不正常的，但事實上這對於社會發展的起步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機遇。公元589年，隋朝的第一位皇帝——隋文帝——打造了一支艦隊，縱橫馳騁於長江流域，並且將一大批軍隊（可能有50萬人）派駐到建康。由於南北的軍事力量極端不平衡，南方城市在幾周之內就被攻破。當他們意識到隋文帝實際上想要向他們徵稅，南方的漢族貴族大規模地揭竿起義，據史料記載，他們屠殺——甚至生吃——隋朝的官員們，但是這些叛亂最終在一年之內被掃清。隋文帝在沒有發動殘酷艱苦的戰爭，且當地的經濟也沒有受到破壞的情況下，就征服了中國南方地區，自此東方的復興大業開始起飛。
武則天統治下的唐朝
在重新構建起一個獨立龐大的帝國的同時，隋朝立即著手兩件事情。第一，隋朝這個立足於中國北方的強大國家，開始開拓南方新興的經濟前沿；第二，隋朝允許南方的經濟繁榮擴展到全國範圍。
這一切並不總是有意識地進行的。當隋朝的帝王們修建那個時代最宏偉的紀念碑——1500英里長、130英尺寬、連接長江和中國北方的大運河時，他們其實只是想要修建一條向全國各地運送軍隊的超級通道。然而在一代人的時間裡，這條運河成了中國的經濟大動脈，將南方的大米運送到北方城市，以滿足當地人的需求。公元7世紀的學者總是這樣抱怨：「鑿穿太行山脈，修建起運河之後，隋朝給人民施加了無法忍受的苦難。」但是同時，這些學者也承認「大運河給人民帶來了不計其數的福利……這些福利確實是巨大的」。
這條大運河的開通就像人工地中海一般，它使得中國像羅馬一樣擁有了一條便捷的水道，進而改變了東方的地理面貌。價格低廉的南方大米被運送過來，使得北方城市急速膨脹。「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詩人白居易這樣描述面積30多平方英里的長安——這個中國的古代都城。數百萬的人口熙熙攘攘，聚集於寬闊的林蔭大道上，這些道路的寬度是紐約第五大道的5倍。這一繁榮景象並非長安所獨有，洛陽擁有大約長安一半的人口，其他十幾個城市也都擁有幾十萬的人口。
儘管如此，由於北方的國家政權運作與南方的水稻種植發展是兩條全然不同的道路，中國的經濟復興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生機勃勃的官僚組織管轄著城市的市場，使農民和商人致富，推動了社會向前發展；另一方面，過度的行政管理管制著貿易活動的每一處細節，極大地束縛了農民和商人的自由，給社會發展帶來了阻力。官員負責核定價格，之後再向人們宣佈何時可以進行買賣，甚至規定商人應該如何生活（例如，商人不允許騎馬，那樣被認為是過於高貴體面的行為，小商小販不配享有）。
當時的政府官員將政治因素放在經濟因素之前。政府不允許人民買賣土地，相反，他們聲稱土地國有，國家只是將土地租給農民使用。這一政策迫使農民登記納稅，並且限制了有權勢的地主階級，但是卻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赤字。很多年以來，歷史學家都猜測，在這些土地法中，更多的是關於意識形態問題，而非現實問題。當然，學者們也進行了推理論證，他們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未完成現代化的國家能夠處理如此多的文書工作。[2]然而，在戈壁沙漠邊緣的敦煌這一乾旱環境下保存下來的史料顯示，公元8世紀的管理者們的確遵循了這些規則。
當然，農民、地主和投機者找到了規避法規的方法，但是行政部門的文件暴增，並逐漸堆積如山，由此引發了自身的一場變革。理論上來說，漢代以來的入仕考試使得行政機構保留了整個中國最優秀聰慧的人才，但是從實踐來說，貴族家庭經常試圖將政府要職變成世襲的福利。然而在公元7世紀，考試成績的確成了成功的唯一標準。如果假定（正如大多數人所做的那樣）詩詞歌賦和引經據典是考量行政人才素質的最佳準則，那麼我們就可以說中國發明了有史以來最為公正合理的行政公職人員的選擇機制。[3]
隨著舊貴族對政府要職控制的逐漸鬆弛，行政任命開始成為貴族們追尋財富與權力的必經之路，進入行政機構的競爭也開始白熱化。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考試通過率不到1%，而且不斷出現考生重考數十年的悲喜劇。就像當今社會的家長想讓孩子通過殘酷的考試，進入眾人夢寐以求的名校一樣，那些野心勃勃的家族會僱用輔導老師，而新近發明的印刷術使數以千計的習題冊得以問世。還有一些考生穿上了「作弊服」，將範文寫進衣服內襯。由於分數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章寫作，那些年輕考生很快成了詩人。隨著這些思維活躍的詩人不斷湧現，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來臨了。
考試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中間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流動，新的開放觀念延伸至兩性關係，甚至有一些歷史學家稱之為一種「原型女性主義」。我們不應該將這種趨勢誇大化，在《太公家教》這本現存的8世紀古籍中出現了一些對婦女的建議，這對於1000年前的先輩們來說是完全不足為奇的：
新婦事父，
音聲莫聽，
形影不睹；
夫之婦史，
不得對話。
另一方面，出現了新的嫁娶模式，以及針對女性能力的開明佛教觀念（相較於孔子的觀念而言），給予女性最大限度的自由，無視「祖父的訓誡」。以武則天為例，她13歲時進入皇帝後宮，之後作為尼姑修行，後又成為前任皇帝兒子的寵妃。武則天的能力遠勝她那平庸軟弱的皇帝丈夫，於是她垂簾聽政，涉足國事。據稱公元683年她的丈夫駕崩之後，武則天毒死了名正言順的繼承人，之後又罷黜了她兩個親生兒子（分別在6周後和6年後）。公元690年，武則天走到台前，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憑借自身能力登上帝位的女皇帝。
從一些方面來看，武則天是不折不扣的女權主義者。她建立了一個研究機構來撰寫《列女傳》，並帶領一支女性隊伍前往泰山，進行中國最神聖的儀式——祭天，這震驚了保守派人士。但是婦女團體有其局限性——當她丈夫的貴妃和其他寵妃成為她攀向權力頂峰的絆腳石時，武則天（又一次殘忍地）掐死了自己的親生孩子，藉以陷害競爭對手，再砍下其手腳，將其浸入酒罈之中。
武則天的佛教信仰就和她的女權主義一樣充滿矛盾。她絕對是一名虔誠的信徒，一度禁止肉店經營，甚至親自迎出長安城去，只為面見一位從印度取經歸來的僧人。然而她又公然地利用宗教為政治目的服務。公元685年，她的情人——另一個僧人——「尋得」一部《大雲經》，其中預言了一位擁有統治整個宇宙能力的女性的崛起，稱武則天為彌勒佛降生，傳說龍門石窟精美絕倫的盧捨那佛像就是仿照武則天形象雕刻的（見圖7-2）。
武則天與行政機關的關係也同樣錯綜複雜，矛盾重重。她推動科舉考試制度凌駕於家族裙帶關係之上，這引發了那些一直依賴於此的儒家文人們的強烈憎恨，而武則天也回應了他們的這種情緒：她在文人隊伍中進行大清洗，清除了那些藉著撰寫官方史料將她塑造成女性登上權力頂峰之後大亂天下的反面形象以實施報復的文人。
圖7-2 這反映了武則天的面容？這尊盧捨那佛塑像位於龍門石窟，雕刻於公元700年左右，傳說它是以這位史上唯一以自己名義統治中國的女性為原型雕刻而成的
但是，即使這些文人也無法掩蓋武則天統治的璀璨光輝。她號令百萬雄師，調動龐大的人力物力，深入大草原。與漢代相比，當時的唐朝更像羅馬，主要在帝國內部進行招募，從貴族階層中吸收政府官員。這樣可以脅迫內部對手加強戒備從而保持指揮官的忠誠度。任何官員在未獲批准的情況下，即便只調遣了10個人，也要面臨一年的牢獄之災；如果調遣了一個團，那麼就要被絞死。
這支軍隊將中國的統治範圍擴展到了從未到過的東北、西北以及中亞地區，甚至在公元648年侵入了印度北部。因此，在武則天統治時期，中國的軟實力不斷提升。與作為文化中心的印度相比，公元2～5世紀之間的中國顯得黯然失色，印度的傳教士和商人將佛教思想向更遠更廣闊的範圍傳播，新興東南亞國家的上流人士都沿襲著印度的服飾、經卷和宗教傳統。然而到了公元7世紀，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一種具有顯著特色的印中文化開始在東南亞盛行，中國的佛教學派將佛教思想重新塑造後傳回印度，而朝鮮、日本等新興國家的統治階級則完全從中國學習佛教思想。他們仿照中國人的衣著服飾、城鎮規劃、法律準則和文字，並且承認自身從屬於中國的附屬國地位。
中國的文化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自身對外來思想的開放程度以及接受新生事物並與之融合的能力。在武則天統治時期，許多有權有勢者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大草原的遊牧民族移民，而且他們與草原——這條貫穿東西的通路——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來自亞洲內陸的舞者和樂師在長安城風行一時，追逐時髦的人們穿著波斯風格的服飾：緊身上衣、褶裙和長面紗。在當時，真正的「潮人」們只選用東非的「鬼奴」作為看門人。一位主人冷酷地說：「如果他們在運輸途中沒有死亡，我們就可以留下他們。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後，儘管仍然無法開口說話，但是他們已經開始聽懂『人類』的語言。」
即使冒著摔斷骨頭的危險，中國大家族的子孫仍然熱衷於遊牧民族的獨特遊戲——馬球；遵照中亞的風俗，每個人都要坐在椅子上，而不再坐於席上；時髦的女性遊蕩於異域宗教神壇附近，例如索羅亞斯德教和基督教；這些事物經由聚集在中國城市的中亞、伊朗、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傳播到東方。2007年的一項DNA測試顯示，有一個名為虞弘（Yu Hong）的人，在公元592年時被葬於中國北方城市太原，而他實際上是歐洲人（雖然仍不清楚這個人是自己萬里迢迢地從西方移民至東方，還是他的祖先經歷了更為漫長的移民歷程）。
武則天統治下的世界是公元589年中國重新統一的結果，這次統一在南方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開拓了南方廣闊的經濟發展領域。這解釋了為什麼東方的社會發展如此迅速，但是對於為什麼東西方的社會發展在公元541年產生了交叉這一問題只回答了一半。要想得到完整的答案，我們還需要瞭解西方社會發展持續下降的原因。
最後的後裔：拜占庭帝國與波斯帝國的衰敗
從表面上來看，西方的復甦至少在公元6世紀的時候還是和東方極其相似。在這兩個核心地區，每當一個龐大的古國沒落，就會出現一個更小的帝國，聲稱對整個地區具有合法的管轄權，而另外一些「野蠻」國家會無視這些宣言。在經歷了公元5世紀一系列的災難性事件之後，拜占庭帝國加強了邊界防禦體系，享有了相對和平。公元527年，一位名叫查士丁尼的君主即位。至此，一切跡象都在朝著積極方向發展。
史學家經常把查士丁尼稱為「最後的羅馬人」。他精力充沛，統治期間徹底整頓行政機構，加強稅收，並且重建君士坦丁堡（雄偉壯觀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就是他留下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他像魔鬼一樣工作。一些批評家堅持認為他其實就是魔鬼——就像好萊塢電影裡的吸血鬼一樣，從不吃飯、飲水或者睡覺，儘管他偶爾會有旺盛的性慾。一些批評家甚至說他們曾經看見查士丁尼腦袋與身體分離，當他的身體在夜間於走廊徘徊時，他的腦袋就四處亂飛。
根據傳言，查士丁尼的主要驅動力來自他的妻子狄奧多拉（見圖7-3），一個比查士丁尼更聲名狼藉的人。狄奧多拉在婚前曾經是一位女演員（在古代，這是對妓女的委婉說法）。有謠言說狄奧多拉的性慾比查士丁尼還要旺盛，說她曾經與晚宴上所有的來賓做愛，之後當他們都筋疲力盡時，又去勾引他們的30個僕從。這些傳言也許有真實成分，但是狄奧多拉的表現就像一位真正的皇后，比如，公元532年時，貴族為了反對查士丁尼的稅收政策，試圖利用球迷騷亂將其推翻，狄奧多拉阻止了查士丁尼逃跑。她指出：「每個人出生之後都必須面對死亡，但是如果有一天人們不再稱我為『偉大的君主』，我也不會再苟活於世。我的丈夫啊，如果你要尋求安全，那很容易……但是我更願意重複一句老話——紫色（皇帝的顏色）是最好的保護罩。」於是，查士丁尼重新振作起來，調遣軍隊，並且以後從未重蹈覆轍。
圖7-3 比武則天還要壞（更壞還是更好，這取決於你自身的角度）？意大利拉文那的一幅鑲嵌圖中描繪了皇后狄奧多拉的面容，這個鑲嵌圖是在公元547年製作完成的
就在之後的那一年，查士丁尼派遣將軍貝利撒留從汪達爾人手中強行奪取了北非。65年前，汪達爾人的火船使拜占庭帝國重新佔領迦太基的企圖灰飛煙滅，但是如今輪到汪達爾人潰不成軍了。貝利撒留橫掃北非，之後穿過西西里，在那裡，哥特人也隨即被攻破。查士丁尼的貝利撒留將軍在羅馬歡慶公元536年的聖誕節，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然而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之後，新一輪的征服又揭開了帷幕，帝國破敗了，西方的社會發展已然落後於東方。到底哪裡出了錯？
根據貝利撒留的秘書普羅科匹厄斯留下的一本名為《秘史》（The Secret History）的記錄來看，這一切都是女人的過錯。普羅科匹厄斯提供了可以與女皇武則天統治時期的反對派官吏相匹敵的複雜陰謀論。普羅科匹厄斯說，貝利撒留的妻子安東尼娜是皇后狄奧多拉最好的朋友以及狂歡作樂的夥伴。為了使查士丁尼從她與安東尼娜的傳言中分散注意力，狄奧多拉故意在查士丁尼面前詆毀貝利撒留。結果查士丁尼真的相信貝利撒留正在密謀陷害他，於是將他召回，而他的軍隊由於失去主帥，迷茫無措，最終被擊敗。查士丁尼又將貝利撒留派回去拯救危局，之後卻因偏執再度發作，再一次陷入了愚蠢的輪迴（不止一次）。
沒有人知道普羅科匹厄斯的記錄中有多少可信的成分，但是對於再征服失利的真正解釋似乎在於：公元6世紀，儘管東西方核心擁有眾多的共同點，但是兩者之間的區別起著更大的作用。從戰略上來說，查士丁尼的地位與隋文帝統一中國時是完全相反的。在中國，所有的北方「野蠻」國家在公元577年建立了一個獨立的聯盟，而隋文帝則征服了富裕但薄弱的南方。相反，查士丁尼不斷嘗試從富有的拜占庭帝國手中征服眾多的貧困卻強大的「野蠻」國家。就像公元589年時隋文帝面對的情況一樣，查士丁尼想要一舉統一核心地區是不可能的。
查士丁尼還要處理波斯人的問題。一個世紀以來，拜占庭帝國與匈奴進行了一系列戰爭，稅收的爭端以及宗教動亂使得波斯帝國的軍事維持平靜的狀態，但是羅馬帝國從廢墟中崛起的前景迫使波斯人採取行動。在公元540年，一支波斯軍隊攻破了拜占庭帝國薄弱的防衛工事，橫掃敘利亞，迫使查士丁尼在兩個前線同時作戰（這也許是貝利撒留從意大利被召回的真正原因，而非安東尼娜的私通醜聞）。
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元541年，據說有一種可怕的新型疾病在埃及肆虐。病人有發燒症狀，並且發生腹股溝和腋窩部位腫脹。大約一天過後，這些腫脹部位會發黑，隨即病人進入昏迷或者精神錯亂的狀態。在之後的一兩天，大多數病人會在極度痛苦中咆哮著死去。
這就是黑死病。一年之後，這種疾病傳播到了君士坦丁堡，大約有10萬人病死。由於黑死病的死亡率很高，因此以弗所的大主教約翰宣佈：所有人在出門時都必須在脖子上掛一個標注姓名的牌子。
君士坦丁堡認定瘟疫來自埃塞俄比亞，大多數史學家也同意這一觀點。黑死病的病菌可能在距公元541年很久之前就開始在非洲的大湖地區進化，並通過埃塞俄比亞高原上的黑鼠身上的跳蚤四處傳播。在很多年間，紅海的商人們一定將許多埃塞俄比亞老鼠帶到埃及，但是由於攜帶瘟疫病菌的跳蚤只有在59～68華氏度之間才能變得活躍起來，埃及的溫度為這種傳染病的傳播製造了障礙——顯然，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公元6世紀30年代末。
之後發生的事情一直是人們爭論不休的話題。樹木年輪顯示，之後經歷了好幾年不同尋常的嚴寒天氣，拜占庭帝國和盎格魯——撒克遜的天象觀測者記錄下了一顆巨大彗星的出現。有些史學家認為彗星的尾巴製造出了一個塵幔，從而降低了溫度，使得瘟疫爆發，有些認為火山灰是溫度降低的罪魁禍首，而另一些則堅持認為瘟疫爆發與塵幔和火山都無關。
但是在這一切傳言和行為背後，導致公元6世紀西方社會發展下滑的原因既不是彗星，也不是戰略問題，甚至不是自身道德標準的鬆懈。東西方之間的最終差別，在於地理因素，而非人為因素，而這種差別決定了戰爭打擊和疾病侵害是如何影響社會發展的。查士丁尼統治下的帝國經濟狀況良好——埃及和敘利亞的農民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多產，商人們仍然將穀物和橄欖油運送到君士坦丁堡——但是西方與東方不斷開拓的水稻田新邊疆不同。當隋文帝征服中國南方地區時，他派遣了至少20萬軍隊；而查士丁尼即使是在公元551年，在他意大利戰爭的輝煌時期，也只招募到兩萬軍隊。隋文帝成功地奪取了中國南方巨大的財富，而查士丁尼僅僅贏得了更為貧窮、戰亂紛飛的土地。如果再過幾代時間，一個重新一統的羅馬帝國有可能已經把地中海打造成商貿的高速通道，從而開拓新的經濟前沿，扭轉社會發展的落後局面，但是查士丁尼並不擁有這種財力。
在較量開始之前，地理條件局限性就已經注定查士丁尼英雄主義又充滿虛榮心的再征服會以失敗告終，而他付出的努力也許只是讓早已注定的失敗更為淒慘。查士丁尼的軍隊將意大利變為一片廢墟，而供養其軍隊的商人們又將老鼠、跳蚤和死亡帶到了地中海。[4]這場瘟疫在公元546年之後逐漸消退，但是病菌已經扎根於此，因此每年瘟疫都會在某個地方爆發，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公元750年，期間人口銳減高達1/3左右。就如400年前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引發的傳染病一樣，大規模的死亡最初給一些人帶來了利益：勞動力減少，因此倖存者的工資增長（與基督教信條明顯不一致的是，以弗所的大主教約翰在公元544年抱怨說，大規模的死亡把洗衣服的成本抬高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查士丁尼的應對措施就是將工資限定在瘟疫爆發之前的水平。這一做法顯然無濟於事，此後，土地荒蕪，城市縮小，稅收減少，機構分裂。很快，每一個人的處境都變得更為悲慘。
在之後的兩代，拜占庭帝國內部發生動亂。公元5世紀時，英國和高盧大部分地區都已經退出西方核心地區；公元6世紀時，戰爭頻發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部分地區也步其後塵；隨後分崩離析的浪潮翻滾著，從西北一直向東南蔓延，最終吞噬了拜占庭帝國的核心腹地。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下降了3/4，農業、貿易和國家收入衰落，帝國末日近在咫尺。到公元600年時，只有一個人仍然幻想著重建西方核心：波斯帝國的國王庫斯魯二世。
畢竟，羅馬不是西方帝國中唯一可以被重建的國家。重回公元前500年，當羅馬仍在停滯不前時，波斯帝國已經統一了西方核心的大部分地區。現在，拜占庭帝國奄奄一息，似乎又到了波斯帝國重振雄風的時刻。公元609年，庫斯魯二世衝破了拜占庭帝國衰敗的邊境防禦工事，拜占庭的軍隊隨即潰不成軍。公元614年，庫斯魯佔領了基督教的聖城耶路撒冷，並奪取了基督教最為神聖的遺跡：釘死耶穌的真十字架碎片、戳穿耶穌身體的聖矛以及使耶穌甦醒的聖海綿。5年之後，庫斯魯奪取了埃及。公元626年，也就是查士丁尼掌權的99年之後，庫斯魯的軍隊穿過博斯普魯斯，瞭望著君士坦丁堡。而他僱傭的來自西部草原的遊牧民族同盟——阿爾瓦人橫掃巴爾幹半島地區，並且蓄勢待發，等待著從其他海岸發動攻擊。
但是庫斯魯夢想破滅的速度甚至比查士丁尼還要快，公元628年，在庫斯魯去世之後，他的帝國也隨之四分五裂。拜占庭帝國的國王赫拉克利烏斯對駐紮在君士坦丁堡城牆外的軍隊不予理會，而是從教會那裡借來了金銀財寶，並且航行到高加索地區。在那裡，他憑藉著那些財寶，從突厥[5]部落中僱傭了遊牧騎兵，因為他推斷騎兵將會是戰爭的關鍵，既然拜占庭帝國的騎兵所剩無幾，那麼不如僱傭一些騎兵。結果他僱傭的這些突厥騎兵將阻擊他們的波斯士兵打得潰不成軍，並且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
這次戰敗使得波斯帝國也捲入了分崩離析的浪潮之中。庫斯魯的親生兒子將庫斯魯鎖起來並且餓死了他，隨即波斯帝國統治階級分裂，之後又把庫斯魯征服的土地割讓出去，將他奪取的文物送還回去，甚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整個波斯帝國陷入了內戰的泥淖，在5年之內頻繁更換了8位君主，而赫拉克利烏斯則被稱為當時最偉大的人。當時有人讚歎說：「無邊無際的愉悅感以及無法形容的幸福感充斥於天地之間，就讓我們齊聲高唱天使的讚歌吧！」另一個人寫道：「至高的榮耀歸於神，讓和平祥和落至人間，賜予人類幸福安寧。」
公元533年之後的這個世紀，西方古國的垂死掙扎就是命運之神的殘酷判決。由於缺少像中國那樣的新經濟前沿，庫斯魯在扭轉西方社會發展頹勢的問題上和查士丁尼一樣無能為力，他們越是努力嘗試，結果就越糟糕。羅馬和波斯最後的後裔引發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暴力、瘟疫和經濟衰退，最終架空了整個西方核心。就在公元630年，也就是赫拉克利烏斯攻下耶路撒冷並在原地修復真十字架之後的10年，他們所有的榮耀和悲劇都退出了歷史舞台，變得無關緊要了。
先知的預言：阿拉伯人的征服
在事先並未覺察的情況下，查士丁尼和庫斯魯的行為不約而同地遵循著某些古籍的準則。他們努力想要控制核心地區，結果卻引起動亂，而且將更多邊緣地帶的人捲入僵局。庫斯魯把阿瓦爾人帶到君士坦丁堡，而赫拉克利烏斯將突厥人領入美索不達米亞。另外，兩個帝國都僱傭了阿拉伯部落來守衛他們在沙漠地帶的邊境，因為這樣做要比負擔自己的衛戍部隊成本更低。曾經將羅馬的邊陲德國化、將中國的邊境地區匈奴化的同一想法，如今又將拜占庭帝國和波斯帝國的共有邊界阿拉伯化。在公元6世紀，兩大帝國與阿拉伯地區的聯繫越發緊密，分別建立起阿拉伯附屬國：波斯帝國將阿拉伯南部納入自己的版圖，而拜占庭帝國的埃塞俄比亞同盟侵佔了也門來制衡兩國力量。阿拉伯地區被引入統治核心，而阿拉伯人也在沙漠中創建了自己的國家，沿著商路構築綠洲城鎮，並且改信基督教。
大規模的波斯——拜占庭戰爭強烈撼動著外圍的阿拉伯地區。這兩大帝國土崩瓦解之後，堅強的阿拉伯人仍然在廢墟上戰鬥。公元7世紀20年代，阿拉伯西部城市麥加和麥地那為了貿易航路而展開鬥爭。為了便於互相照應，它們各自的軍隊在沙漠中呈扇形展開，伏擊對方的商旅隊。古老的帝國邊界對於這場戰爭來說無關緊要，當麥地那的領袖在公元630年攻佔麥加時，他手下的入侵者實際上已經攻入巴勒斯坦。在那裡，忠於麥地那的阿拉伯人和忠於麥加的阿拉伯人發生了猛烈的衝突，而其他阿拉伯人則在君士坦丁堡的資助之下對這兩支力量全都予以打擊。
對於在同一片沙漠邊緣生存的阿拉姆部落成員來說，這一切大體上與公元前1200年埃及和巴比倫王國滅亡時的情景相似：這些都只是國家滅亡時邊境地區所發生的事情。但是對於阿拉姆人來說有一件事是他們所不熟悉的，那就是麥地那的領袖——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Muhammad ibn Abdullah）。
當波斯於公元610年左右展開對拜占庭的災難性戰爭時，這位穆罕默德就已經有了先見之明。大天使加百列已經現身並且命令道：「宣讀吧！」穆罕默德陷入了慌亂之中，他堅稱自己沒有宣讀者，但是加百列又接連兩次發出了同樣的命令。之後穆罕默德耳畔傳來了這樣一番話：
你當奉你的創造主的名義而宣讀，他曾用血塊創造人。你當宣讀，你的主是最尊嚴的，他曾教人用筆寫字，他曾教人以人所未知。
穆罕默德認為自己一定是瘋了或者是被惡魔附身，但是他的妻子安撫了他的情緒。在之後的22年裡，加百列一次又一次地返回，使得穆罕默德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幾欲昏厥，並通過這位先知之口傳達真主的旨意。這些話語訴說著人世的美麗和傳統，在聽到的那一瞬間人們就被轉化了。一位名叫歐麥爾的重要的皈依者說：「我的心變得柔軟，我流淚了。伊斯蘭教信仰進入了我的身體。」
伊斯蘭教遵從真主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稱為經典的第二波軸心時代宗教。其創始人來自精英團體的邊緣（他是一個從事貿易的暴發戶氏族的小人物）和帝國的邊緣，他並未留下任何手跡（古蘭經，或者稱為宣讀，是在其死後被整理出來的），他相信真主是不可知的，他的思想是基於早期軸心時代思想的。他踐行在真主面前公平公正、在弱者面前體恤同情的行事準則，並且把這一切與早期軸心時代思想家分享。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又有一種全新的身份：一個軸心時代思想的捍衛者。
與佛教、儒家學說和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斯蘭教誕生於衰敗帝國的邊緣地帶，當時正處在持續征戰的混亂年代。伊斯蘭教不是暴力的宗教，但是戰爭是穆斯林無法置身事外的事情。穆罕默德表示過，以真主之名，打擊那些與你為敵的人，但是不要採取主動攻擊。真主不會愛護那些侵略者。像20世紀的美國穆斯林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所說的那樣：「我們要崇尚和平，待人有禮，遵守律法，尊重他人。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了你，那就把他送去墓地。」宗教傳播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強制力，但是穆斯林們（真主意志的「順從者」）在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脅時會被迫捍衛自己的信仰——由於穆斯林在傳播他們宗教思想的同時，不斷向衰敗的帝國深入拓展，因此這種情形是極其常見的。
因此，阿拉伯移民們在當地落後面貌背後尋找到了他們的優勢所在：宗教救贖和軍國主義的結合給了他們組織歸屬和人生目標，而這兩者在現實世界中都是難以實現的。
像其他身處邊緣地帶、想要在核心地區尋求一席之地的人們一樣，阿拉伯人聲稱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兒子以賽瑪利的後人，與生俱來就擁有這樣的權利。穆斯林宣稱，亞伯拉罕和以賽瑪利親手建造了麥加最神聖的神殿克爾白，伊斯蘭教是亞伯拉罕宗教最後和最完善的版本。古蘭經把猶太教稱為伊斯蘭教的同源宗教。從亞伯拉罕到耶穌，所有的先知都是正當的（雖然耶穌並非彌賽亞），而穆罕默德是最終的先知，傳遞真主的旨意，兌現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承諾。這些宗教之間的爭鬥是無謂的：事實上，西方需要伊斯蘭教。
穆罕默德寫信給庫斯魯和赫拉克利烏斯進行解釋，但是並未得到任何回復。不論如何，這並不影響阿拉伯人持續不斷地遷入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他們更多是作為戰團進入這些地區，而非以軍隊的形式；他們的規模很小，很少超過5000人，可能從未超過15000人；他們較少進行激戰，而是更多地打游擊戰。然而，抵抗他們的少數防禦軍隊規模也並不比他們大。在公元7世紀30年代，當時的國家都瀕臨破產，四分五裂，根本無力應對這一令人困惑的全新威脅。
事實上，亞洲西南部的人們似乎並不特別在意阿拉伯的首領們是否會取代拜占庭帝國或者波斯帝國的官員們。幾個世紀以來，兩個帝國都以冠冕堂皇的教義為由，迫害了許多基督徒。例如，自公元451年以來，拜占庭帝國的官方說法是耶穌有兩個本性，一為人性一為聖性，兩者融合於一體之內。而一些埃及的理論家反駁說，耶穌其實只有一個本性（完全的聖性）。截至公元7世紀30年代，因此喪命的人數眾多，以至於敘利亞和埃及地區有許多懷抱著「一個本性」[6]信仰的基督徒們積極地歡迎穆斯林的到來。他們認為與其忍受那些散佈宗教恐怖的統一宗教信奉者，還不如接受認為這個問題無關緊要的異教徒領袖。
公元639年，4000名穆斯林入侵埃及，國王亞歷山大不戰而降。曾經強盛一時的波斯帝國苟延殘喘，在歷經10年的內戰之後，最終如空中樓閣一般倒塌。而拜占庭帝國則撤退至安納托利亞，從而喪失了帝國3/4的稅收來源。在隨後的50年間，其高端統治灰飛煙滅，帝國要想存活下去只能尋求低端手段，也就是依靠當地顯貴資助來供養軍隊，同時要求士兵自己種植糧食謀生，而非領取薪酬。到公元700年，只有5萬人生活在君士坦丁堡，他們開墾郊區，種植穀物，斷絕進口，並且不使用貨幣，而是進行物物交換。
在一個世紀間，阿拉伯人侵吞了西方核心最富裕的地區。公元674年，他們的軍隊在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之下紮營。40年後，他們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岸集結，向西班牙進發。公元732年，一個戰團抵達法國中部普瓦捷。然而令人疑惑的是，這些來自沙漠並進入帝國核心的移民隨後放慢了步伐。一個世紀之後，吉本進行了這樣的思索：
（阿拉伯人）勝利的戰線綿延1000英里，從直布羅陀的岩石蔓延到盧瓦河的河岸；如果重複同等的距離，撒拉遜人（來自北非的穆斯林）可以進入波蘭境內或者蘇格蘭高原。要不是因為萊茵河並不比尼羅河、幼發拉底河更加通暢，阿拉伯人的艦隊可能已經不戰而勝，進入泰晤士河河口，那麼可能劍橋的學校現在都在教授古蘭經，而神職人員們在向祛除邪念的信徒們揭示穆罕默德的聖潔和真理。
吉本不帶任何嘲諷色彩地補充說：「基督教徒通過想像這些災難性事件的發生得到啟示。」18世紀的倫敦和7世紀的君士坦丁堡一樣，當時的世俗認知將基督教精神視為西方的核心價值觀，而將伊斯蘭教視為其對立面。西方核心的統治者們可能經常將那些從邊緣地區來的人看作野蠻族群，但是吉本非常清楚阿拉伯人其實是具有更大規模的西方核心第二次軸心轉移的一部分，而這個轉換過程一開始就注定了基督教精神的勝利。實際上，我們可以跳出吉本的思維模式，將阿拉伯人置於一個更為長久的傳統之中，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亞摩利人時期，並且站在阿拉伯人的角度看待他們：他們曾經因為爭端被捲入核心地區，現在向當權者追討自己正當的權利。他們來此並非為了埋葬西方文明，而是試圖讓它更完美；不是為了挫敗查士丁尼和庫斯魯的野心，而是為了將其實現。
就像吉本在18世紀發表的言論一樣，我們這個世紀的許多政治家很容易傾向於將伊斯蘭文明想像成一種局外的、與「西方」文明（指西北歐及其海外殖民地）相對立的文明。但是這種傾向性忽視了歷史的真相。到公元700年，伊斯蘭世界或多或少已經成為西方的核心，而基督教國家只不過是這個核心北部的邊緣地帶。和羅馬人一樣，阿拉伯人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同樣多的西方核心文明。
與東方隋文帝的征服相比，阿拉伯人的征服要花費更長的時間，但是因為阿拉伯軍隊人數少，並且很少遇到大規模的抵抗，所以他們很少摧毀所征服的土地。公元8世紀，西方的社會發展最終停止了衰退。現在，也許這個大部分重新統一的西方核心能夠強勢反彈，就像公元6世紀時的東方核心一樣，從而縮小東西方之間的鴻溝。
核心的轉移：東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
然而圖7-1清晰地表明這一切並未發生。儘管兩個核心在公元700年都基本統一，並且在公元8～10世紀之間都經歷了，或者說是遭受了類似的政治命運，東方的社會發展速度仍然快於西方。
可以證明的是，兩個統一核心的政治統治都是風雨飄搖。它們的統治者必須重新學習漢代和羅馬時期統治者已經熟悉的課程，那就是帝國的統治是憑借欺騙和妥協實現的，但是當時的隋朝和阿拉伯人都不善此道。像漢代一樣，隋朝也要警惕遊牧民族的入侵（當時是突厥人[7]，而非匈奴人），但是由於東方核心的不斷強大，他們也要提防來自新興國家的威脅。當高句麗王朝與突厥人開展秘密協商，討論聯合起來侵略中國的時候，隋朝的皇帝決定採取行動。公元612年，他派遣一支龐大的軍隊攻打高句麗王朝，但是由於惡劣的天氣、糟糕的後勤保障以及殘暴的將領指揮，戰爭以失敗告終。公元613年，他又派遣另一支軍隊，在公元614年又派遣了第三支，正當他籌備第四支軍隊時，叛軍違抗了他的命令，轉而顛覆了他的國家。
在一段時間裡，這些天啟騎士似乎掙脫了束縛。諸侯們瓜分了整個中國，突厥首領們則對他們的領地任意擺弄，隨意洗劫。災荒和疫病不斷蔓延，傳染病在草原之間不斷傳播，聽上去就像是從海上帶來的黑死病一樣令人作嘔。但是如同統治者的蠢笨愚昧足以引發災禍一樣，具有領袖氣質的人物出現足以結束災禍。當時中國有一個稱唐國公的諸侯，他成功地說服了匈奴最主要的首領們支持他攻打其他諸侯。當匈奴意識到自己犯下大錯時，他已經稱帝，並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唐朝。公元630年，他的兒子利用突厥的一次內亂，將中國的統治範圍延伸到了從未涉及的草原地區。國家掌控力得以恢復，人口流動擴大，疫病逐漸消失，這醞釀出了高速的社會發展，由此成就了之後的武氏天下。
唐朝運用了比隋朝更為強硬的手段，保證了統治核心的統一，但是人畢竟是有血有肉的，這種手段並不見得總是奏效。事實上，正是情感豐富的人們瓦解了唐朝。根據著名的大詩人白居易所說，公元740年時，唐玄宗——「迷戀紅顏禍水，最終禍國殃民」——瘋狂地愛上了親生兒子的王妃，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楊貴妃，並且將她封為自己的妃子。這個故事聽上去就像1500年前周幽王和意圖顛覆西周的蛇蠍美女褒姒之間的愛情一樣令人生疑。但是儘管如此，傳統觀點認為唐玄宗為了取悅楊貴妃什麼都願意做，他的辦法之一就是給楊貴妃寵信的人無數的榮譽，包括一個投向漢人的名叫安祿山的突厥將領。唐玄宗忽視了對兵權的限制，縱容安祿山集結起龐大的軍隊。
考慮到宮廷爭鬥的複雜程度，安祿山遲早會失寵，這一點是不可避免的。公元755年，當安祿山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公然調動龐大的軍隊圍攻長安。唐玄宗和楊貴妃倉皇逃亡，但是途中憤怒的衛兵將內戰的爆發歸咎於楊貴妃，並要求唐玄宗處死她。唐玄宗為了防止自己的摯愛落入士兵手中，只得啜泣著讓近身的大太監勒死了楊貴妃。這就是白居易所描寫的「花鈿委地無人拾」這一情景。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
根據傳說，唐玄宗曾派一道人前往仙島追尋楊貴妃的靈魂。白居易在詩中以楊貴妃的口吻對玄宗說：「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與此同時，唐玄宗的兒子平息了叛亂，但是他用的方法——給予其他軍事統帥和安祿山一樣廣泛的權力，並且僱傭草原上的突厥人——為以後的災禍留下了隱患。當時的唐朝邊境瓦解，稅收銳減，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唐朝在重建秩序和新的動亂、入侵、叛變之間循環往復，風雨飄搖。公元907年，一個諸侯殺死了年輕的皇帝，結束了唐朝的悲慘境遇。之後的50年裡中國北方處在一個大諸侯國統治之下，南方則由8～10個小諸侯國控制。
玄宗的人生悲劇暴露了中國最根本的政治問題：強大的帝王擁有過多權力，以至於無視其他的組織機構。對於賢明的君主來說這是好事，但是考慮到能力分配的隨機性以及面臨的挑戰之大，這意味著國家的災難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悲劇發生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核心有著與中國完全相反的問題：帝王領導力太薄弱。龐大的阿拉伯帝國沒有君主。穆罕默德只是先知，而非君主，人們追隨他是因為他們堅信穆罕默德知道真主的旨意。當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之後，很明顯人們再也沒有理由追隨任何人了，穆罕默德的阿拉伯聯盟也面臨解體。為了防止這種情形發生，他的幾個朋友討論了一整晚，選擇了他們的成員之一作為哈里發，這個含糊不清的詞語意為（真主的）代理人和（穆罕默德的）繼任者。然而，哈里發唯一的統領權來自他與前任先知的親密程度。
考慮到阿拉伯首領難以駕馭的特性（一些人想要洗劫波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有一些試圖將國家領土進行分配，使其能夠作為地主定居下來；另一些仍然致力於將新的先知神聖化），最初的幾位哈里發可以說做得相當出色。他們勸說大多數阿拉伯人盡可能少地侵擾拜占庭帝國和波斯帝國，將被征服的農民留在他們的土地上，把地主留在他們的領地上，把官僚留在賬房內。他們做的最大的改變就是將帝國的稅收分配到他們各自手中，借此為阿拉伯人——真主忠誠的捍衛者——提供有效的收入來源，並讓他們居住在只有阿拉伯人的要塞城市——它們是這片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戰略點。
但是，哈里發無法解決的問題在於：哈里發這個指代不明的詞彙到底意味著什麼。他們是集中財富、發佈命令的國王？是宗教領袖？是新征服的領地中為獨立的族長提供建議的人？他們是代表前伊斯蘭部落的精英？還是代表穆罕默德最初的追隨者們的穆斯林選舉人？還是信徒們平等主義團體的領導者？沒有哪一位哈里發能夠讓所有的穆斯林都滿意，當第三任哈里發在公元656年被謀殺之後，這種困境上升到了危機的程度。穆罕默德生前好友很少有當時還活著的，因此選舉移交給了穆罕默德年輕的堂弟（或者女婿）阿里。
阿里想要還原他所認為的伊斯蘭教的最初精神，但是他捍衛窮人的利益，主張將稅收收入分配給士兵，更加公平地分配戰利品，這些政策激起了先前特權階級的強烈不滿。內戰一觸即發，但是穆斯林（在這個階段）仍然不願意互相殺戮。公元661年，他們從危機邊緣退了回來：阿里的支持者們幻想破滅，但是他們沒有使整個阿拉伯世界陷入戰爭，相反，他們殺死了阿里。現在哈里發的頭銜落到了阿拉伯規模最大的軍隊首領頭上，他在大馬士革建都並且進行了不太成功的鬥爭，試圖建立一個擁有集中稅收和官僚制度的傳統國家。
在中國，唐玄宗的愛情引發了政治災難；在西方，兄弟情義——或者說缺少兄弟情義——招來了禍事。公元750年，一個新的哈里發王朝將都城遷往巴格達，並且更加積極地追求集權主義。但是公元809年，兄弟之間的一系列爭鬥使得哈里發馬蒙的權力——即使在阿拉伯標準之下——異常衰弱。他大膽地決定深入問題的核心：真主。和基督教、佛教不同，穆斯林沒有教會階級制度，哈里發雖然擁有巨大的現世權力，但他們對真主旨意的瞭解並不比其他人多。馬蒙決定再次撕裂伊斯蘭教的舊創，改變這一狀況。
回到公元680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被謀殺之後不到20年，阿里的親生兒子侯賽因舉起義旗，反對哈里發制度。當侯賽因被打敗繼而被殺死時，幾乎所有人都袖手旁觀。但是在之後的100年裡，一個小分支（什葉派）意識到現在的哈里發是依靠謀殺阿里而奪取職位的，因而是不合法的。這個分支——什葉派教徒——爭論說，侯賽因、阿里和穆罕默德的鮮血的確為我們提供了真主特別恩典的真理，因此只有伊瑪目這條血緣線的後代才能夠引導伊斯蘭教。儘管大多數穆斯林（被稱為遜尼派，因為他們遵循傳統，即伊斯蘭教教規——遜奈）認為這個觀點荒謬絕倫，但什葉派教徒們繼續宣揚他們的理論。到了公元9世紀，一些什葉派教徒相信伊瑪目這一支正將他們引向救世主，也就是在人間建立真主的王國的救星。
馬蒙決定選擇現在的伊瑪目（侯賽因的來孫，即玄孫之子）作為自己的繼承人，由此將什葉派變成他專屬的派別。這是聰明的做法，巧妙地處理矛盾且充滿謀略，但是伊瑪目於當年去世，他的兒子對馬蒙的策略完全不感興趣，於是計劃流產。勇敢無畏的馬蒙展開了他的第二個計劃：他在巴格達僱傭了一些深受希臘哲學影響的宗教理論家，宣稱古蘭經是一本由人創造的書，而不是真主思想精髓的一部分。通過這種手段，古蘭經——以及所有的參與翻譯的神職人員——被置於真主在人間的代理人哈里發的權威之下。馬蒙建立了一個伊拉克宗教裁判所[8]，逼迫其他學者認同他的思想，但是少數強硬派的神職人員無視他的威脅，堅持認為古蘭經是真主自己的思想，勝過世間一切——包括馬蒙的命令。這場爭鬥一直延續到公元848年，直到哈里發承認失敗。
馬蒙的第一個計劃和第二個計劃中表現出來的憤世嫉俗削弱了哈里發的權威，而他的第三個計劃則將他的統治撕成碎片。雖然宗教權威仍然在躲避他，但是馬蒙決定不再小心翼翼，而是直接購買軍事武力——即僱傭突厥騎兵作為奴隸軍隊。然而，和之前的統治者一樣，馬蒙和他的繼承人也認識到了遊牧民族基本上是不受控制的。到了公元860年，哈里發其實已經成為他們自己奴隸軍隊的人質。沒有軍事力量和宗教支持，他們再也無法獲取稅收，最終只能把領地賣給埃米爾，這些軍隊將領支付一大筆錢，把他們能夠搾取的所有稅收都保留下來。公元945年，一個埃米爾親自奪取了巴格達，哈里發帝國分解成十幾個獨立的酋長國[9]。
當時，東西方兩大核心都分裂成十幾個小國，儘管兩個核心的崩潰存在著相同點，但是東方的社會發展持續上升且速度快於西方。對這個問題的再一次解釋似乎是這樣的：創造歷史的既不是君主，也不是知識分子，而是數以百萬計懶惰、貪婪並且恐懼的人民，他們在尋求更簡便、更有利可圖並且更加安全的行為方式的過程中，創造了歷史。無論統治者使他們遭受了多少創傷，人民都要繼續在世間得過且過，必須充分利用一切事物。由於東方人和西方人身處的地理環境完全迥異，兩個統治核心的政治危機也分別以不同的結局收場。
在東方，公元5世紀以來的內部移民潮在長江以外創造了一個新邊疆，並且成為東方社會發展背後的真正驅動力。公元6世紀時，一個統一國家的恢復加速了社會發展的上升進程，到公元8世紀時，這種上升趨勢極其強勁，並安然度過了唐玄宗沉迷美色、荒廢朝政的年代。政治動亂必然會產生消極影響。例如，公元900年東方社會發展的急劇下滑（見圖7-1）就是敵軍將擁有百萬人口的長安夷為平地的後果。但是多數戰爭都遠離主要的糧食生產地、運河以及城市，而且這些戰爭掃除了之前阻礙商貿行為的政府管理者，可能實際上起到了加速發展的效果。在這種戰亂年代，由於無法監管國有土地，行政人員開始從壟斷者和貿易稅收中斂財，也不再給商人們提供經商信息。此時權力從中國北方政治中心向南方商人轉移，被迫自生自滅的商人們由此發現了更多加速貿易發展的方式。
中國北方大多數的海外貿易都是由國家主導的，在中國宮廷和日本、朝鮮統治者之間通商。公元755年後，隨著唐朝政權的顛覆，這些貿易聯繫隨之喪失。通商雖然產生了一些積極影響，比如日本的精英文化開始脫離中國模式，向著更具獨創性的方向發展，並且出現了一系列女性文學巨著，例如《源氏物語》和《枕草子》。但是，海外通商的結果多數都是消極的，在公元9世紀時中國北方、朝鮮和日本不約而同地出現了經濟衰退和國家覆滅。
相反，在國家的嚴格管制之下，中國南方的獨立商人們開拓了一條新的自由之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不斷地在爪哇海發現公元10世紀時期的沉船殘骸，其中不僅有來自中國的奢侈品，還有來自南亞和伊斯蘭世界的陶器和玻璃製品，這意味著當時的海外貿易市場已經擴展到了這個區域。並且由於當地精英階級對日益興盛的商人們徵稅，由此誕生了第一批強大的東南亞新興國家，也就是現今的蘇門答臘島地區和柬埔寨的高棉人居住區。
歐亞大陸以西擁有全然不同的地理條件，加上糧食產地的範圍無法與東方相提並論，這意味著其政權解體也會導向全然不同的結果。公元7世紀，阿拉伯人的征服掩埋了曾經分隔羅馬帝國與波斯帝國的舊邊界，開創了穆斯林核心的新繁榮。哈里發擴大了伊拉克和埃及的灌溉工程，而移民將作物和技術傳播到了地中海地區，通過填閒作物的方法，農民們可以在土地上一年兩收，甚至一年三收。在西西里進行殖民統治的穆斯林甚至發明了經典的西方食品，例如意大利面和冰淇淋。
雖然打破羅馬和波斯的舊邊界帶來了收益，但是地中海地區出現的將伊斯蘭教國家與基督教國家分隔開來的新邊界又帶來了損失，兩者逐漸互相抵消。隨著地中海南部和東部發展成為伊斯蘭國家（公元750年時，阿拉伯人統治下的人民中只有不到1/10是穆斯林，截至公元950年，這個比例超過了9/10），阿拉伯語成為通用語言，因此與基督教國家的聯繫減少了。之後，隨著公元800年的哈里發王國分裂，埃米爾在伊斯蘭內部也築起了界限。一些穆斯林核心的強盛地區，比如西班牙、埃及和伊朗，憑借國內需求得以延續，而其他的地區則衰落了。
公元9世紀的中國戰爭大多避開了經濟腹地，而伊拉克要與突厥奴隸軍隊抗爭，同時非洲種植園的奴隸們在一個自稱詩人、先知和阿里後裔的領袖領導下，發動了長達14年的起義，摧毀了伊拉克脆弱的灌溉網絡。
在東方，在朝鮮和日本走向政權崩潰的同時，中國北方的統治核心也遇到了危機；同樣的，在西方世界，隨著伊斯蘭核心的分崩離析，基督教邊緣地區也開始了進一步的分裂。拜占庭人互相殘殺，導致數以千計的人死亡，並且因為新的教義問題（尤其是關於上帝是否認可耶穌、瑪利亞和其他聖人的形象問題）從羅馬教會分離出來；而日耳曼王國基本上與地中海地區隔斷聯繫，開始創建自己的世界。
在遙遠的西方邊緣地區，有一些人期望憑借自己的能力將這片土地變成核心地區。從公元6世紀開始，法蘭克人就成為一方霸主，北海周邊相繼出現了許多小的貿易城鎮，以滿足法蘭克貴族對奢侈品永無止境的渴求。他們保持著徵稅少、行政管理少的落後國家形式。那些善於在好鬥貴族之間調解矛盾的帝王能夠迅速統一包括西歐大部分地區在內的龐大而鬆散的領土，而在無能君主領導之下，擁有相同條件的國家很快就滅亡了。如果一國的國王擁有太多子嗣，那麼這個國家通常都是以眾王子瓜分土地而告終——這又導致重新統一的戰爭。
公元8世紀末對於法蘭克人來說是很好的時機。公元8世紀50年代，羅馬教皇向其尋求幫助，以抵抗當地暴民；公元800年的聖誕節早晨，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10]甚至讓羅馬教皇利奧三世在聖彼得大教堂向他下跪，並將他加冕為羅馬皇帝。
查理曼大帝勵精圖治，試圖創建一個與他頭銜相匹配的王國。他的軍隊把火藥、利劍和基督教思想帶到了東歐，將穆斯林趕回了西班牙；同時他的官僚機構集中徵稅，在亞琛（一個宮廷詩人稱之為「待建的羅馬」）集結了一批學者，創製了穩定的貨幣體系，並監督貿易的復興。這不禁讓我們將查理曼大帝與孝文帝對比：三個世紀之前的孝文帝將位於中國貧瘠邊疆的北魏帝國推向了頂峰，啟動了東方核心邁向重新統一的歷程；而查理曼大帝在羅馬進行加冕禮，派遣使節去巴格達表示友好，同樣表現出了如孝文帝一般的雄心壯志。法蘭克編年史還記載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當時哈里發把一頭大象送給了查理曼大帝作為回應。
然而在阿拉伯人的記載中，既沒提到法蘭克人，也沒提到大象。查理曼大帝並不像孝文帝，而且顯然在哈里發政權中無足輕重。查理曼大帝從未宣稱為羅馬皇帝，也沒有讓拜占庭帝國的女皇伊琳娜[11]讓位於他。事實上，法蘭克帝國從未向先進國家的方向深入發展。儘管查理曼大帝有雄心壯志，但是他沒有機會統一西方核心，甚至沒有機會把這個基督教邊緣地區轉化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不幸的是，查理曼大帝唯一能夠實現的成就就是將社會發展到足夠程度，以引誘來自基督教外圍地區之外更荒蕪的土地上的入侵者侵略他的國家。公元814年他去世時，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海盜長船沿河而上，直入帝國心臟地區，馬扎爾人騎著強壯的草原矮種馬洗劫德國，而北非的撒拉遜海盜正要獨自劫掠羅馬。亞琛備戰不足，應對遲緩；當北歐海盜的船隻靠岸後開始焚燬村落時，皇家軍隊姍姍來遲甚至索性蹤影全無。漸漸的，村民們開始向當地有權勢的人尋求庇護，而城鎮居民們則向他們的主教和市長求助。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個孫子將帝國分成三份，國王這個稱號對於他們的子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
伊斯蘭世界和拜占庭帝國的隕落
這些劫難似乎還遠遠不夠，歐亞大陸在公元900年之後又處於一種新的壓力之下——這個壓力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隨著地球的軌道不斷變更，大陸的大氣壓也在不斷上升，減弱了由大西洋吹向歐洲的西風帶以及由印度洋吹向南亞的季候風。在公元900～1300年，整個歐亞大陸平均溫度大約上升了1～2華氏度，降雨量平均減少了10%左右。
一直以來，氣候變化迫使人類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人類自己決定如何改變。在寒冷潮濕的北歐，所謂的「中世紀暖期」非常受歡迎，當地人口在公元1000～1300年間大約翻了一番。然而在更為炎熱乾旱的伊斯蘭地區核心，它就不那麼受歡迎了，當時伊斯蘭世界的總人口大約下降了10%。而一些地區，尤其北非地區的人口卻大幅增長。公元908年，依弗裡其亞[12]——大約在現在的突尼斯——脫離了巴格達的哈里發王國。激進的什葉派教徒[13]正式建立了一個被稱為法蒂瑪的絕對正確的哈里發伊瑪目陣線，因為他們宣稱是穆罕默德的女兒法蒂瑪的後裔（以及伊瑪目）。公元969年，這些法蒂瑪的後裔征服了埃及，在開羅建造了一座偉大的新城，並發明了灌溉系統。到了公元1000年，埃及已經擁有了當時西方最高的社會發展水平，埃及商人在整個地中海地區呈扇形擴散開來。
1890年，如果開羅的猶太人團體沒有下定決心重塑延續了900年的猶太人集會，那麼我們將會對這群商人知之甚少。和許多猶太人集會一樣，這裡的集會也有一個儲藏室，裡面保存著信徒們不再需要的文件資料，從而避免了因損毀印有上帝之名的資料而褻瀆神明。一般來說，儲藏室會定期清理，但是這裡的儲藏室卻堆滿了幾個世紀以來累積的廢紙。隨著重塑運動的開始，舊文件開始在開羅的古董市場出現。1896年，兩個英國姐妹將一大捆資料帶回了劍橋。在那裡，她們把兩本書展示給劍橋大學研究猶太教法典的學者所羅門·謝克特（Solomon Schechter）。謝克特一開始心存疑惑，隨即大為驚歎：其中一本是聖經書籍《德訓篇》（Ecclesiasticus）的希伯來殘本，以前只有希臘翻譯版本為世人所知。這位學識淵博的博士立刻於當年12月前往開羅，運回了14萬冊資料。
在這些資料中，有數百封公元1025～1250年期間的信件，最遠是從西班牙和印度寄到開羅的貿易商行。當時隨著人口增長，市場和利潤也不斷擴大，於是緊隨阿拉伯的征服形成的意識形態分歧也日漸消弭。這對於通信者來說顯然是無關緊要的，他們更擔心的是天氣、家庭和如何賺到更多金錢，而非宗教和政治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們擁有地中海商人的典型特點。儘管記載很少，但是很顯然，商貿發展和依弗裡其亞以及西西里一樣國際化且利潤豐厚，例如，穆斯林地區巴勒莫就成為與意大利北部的基督教地區通商的新興城鎮。
就連蒙特帕裡卓，這個近年來我一直在調查挖掘的意大利西西里的偏遠山村，也參與其中。正如我在第五章提到的，我曾經前往調查公元前7～前6世紀間的腓尼基人和希臘殖民地，但是當我們在2000年開始挖掘工作的時候，我們在古老的房屋之上又發現了第二層村莊。這第二層村莊大約建於公元1000年左右，可能是由來自依弗裡其亞的穆斯林移民所建，並且在1125年左右被焚燬。出乎意料的是，在對該遺跡出土的碳化植物種子進行仔細研究時，我們的植物學家們發現了一間曾經裝滿了被仔細保存的脫粒小麥的儲藏室，裡面幾乎沒有一根雜草。[14]這與我們找到的公元前6世紀的種子情形完全不一樣，那時的種子總有許多雜草、穀殼混雜其中。這些被用於製作粗糙的麵包，有可能是在某個簡陋的農村中作為糧食：那裡的村民從事耕作，自給自足，而且從不介意他們的食物偶爾出現的不佳口感。12世紀發明的揚谷篩除去了小麥的雜質，當時的商業化農民已經開始為挑剔的城鎮居民生產食物。
如果地域狹小的蒙特帕裡卓能夠與全世界商業網絡相聯繫的話，那麼地中海的經濟一定會蒸蒸日上。但是在亞洲西南這塊最古老的穆斯林核心地區，經濟發展並不理想。自從公元9世紀60年代起，情況變得非常糟糕，伊拉克的哈里發帶來充當軍隊的突厥奴隸們已然發動政變，搖身一變成了蘇丹人，但是噩夢還在繼續。從公元7世紀開始，穆斯林商人和傳教士就開始向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宣揚穆罕默德的真理；到了公元960年，葛邏祿氏族——現今的烏茲別克斯坦，據說當時大約有20萬戶人口——大部分人都被轉化成伊斯蘭信徒。這是信仰的勝利，但是很快演變成政治家的夢魘。葛邏祿人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喀喇汗帝國，而另一個突厥部落塞爾柱人也追隨著他們的信仰，進行了移民：他們一路洗劫，直入伊朗，並在1055年佔領了巴格達。[15]到1079年，他們已經將拜占庭人驅逐出安納托利亞的大部分地區，又將法蒂瑪人趕出敘利亞。
很快，亞洲西南部的伊斯蘭世界與日益興盛的地中海伊斯蘭世界漸行漸遠。塞爾柱突厥人集結起一個大國，但甚至比哈里發王國還要運轉不良。1092年，這個國家的強權君主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們遵循草原傳統，將國家分為9部分，彼此交戰。在他們的戰爭中，騎兵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塞爾柱國王們將大片土地賞賜給那些能夠為其提供大批騎兵的軍隊首領。這些遊牧民族將領，如預料的一樣，導致政務荒廢，商貿停滯，甚至連鑄幣活動也停頓了，城市萎縮，灌溉運河淤塞，大量村莊傾頹。在中世紀暖期炎熱乾燥的氣候裡，農民們必須持續性地艱苦勞作，卻只能勉強保持原先的土地不變成草原或者荒漠，但是塞爾柱政策又加重了他們的負擔。許多偏愛遊牧生活多於城鎮生活的征服者，對於農業的荒廢並不擔憂，並且隨著12世紀逐漸過去，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離開他們的土地，加入突厥人當中，開始從事畜牧業。
在接連幾年災禍不斷之後，由於對激進的什葉派理論的恐慌，伊朗東部的學者們開始建立學派，發展並傳授連貫一致的遜尼派理論，這得到了塞爾柱貴族的支持，並在12世紀時大力推廣。它的學術代表作——例如，安薩裡（al-Ghazali）的《宗教學科的復興》（Reviv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of Religion），其中運用希臘邏輯學知識來調和伊斯蘭法律體系、蘇菲神秘主義和穆罕默德的啟示——一直以來都是遜尼派思想學說的基石。事實上，遜尼派的復興非常成功，以至於一些什葉派教徒堅信謀殺遜尼派領袖是當時唯一可行的回應方法。撤退到伊朗的山區後，他們組建了一個被對方稱為「刺殺者」的秘密組織（根據傳說，用這個稱呼是因為其成員借由吸食大麻，將思維引領向謀殺的「正確框架」之下）。
謀殺無法逆轉遜尼派復興的腳步，但是這場知識運動——儘管已獲取成功——仍然無法維持一個塞爾柱國家的運作。缺少法蒂瑪王國為北非提供的那種政治組織，塞爾柱的土地在中世紀暖期的重壓之下不堪重負。時機選擇不當，因為同樣的天氣情況為亞洲西南部製造了同樣的挑戰，卻為歐洲邊緣伊斯蘭核心地區的人們，即那些難以駕馭的襲擊者、商人和侵略者創造了眾多機遇。同樣關鍵的是，更加溫暖的氣候給北歐帶來了更長的生長季節和更好的收成，這使得原本邊緣化的土地成了潛在的利潤來源。等到中世紀暖期逐漸消退，農民已經將曾經的森林開墾成可供耕種的廣袤土地，在西歐大約砍伐了一半的樹木。
和所有從側翼丘陵區傳播開來的農業一樣，兩股力量結合起來，共同作用，將先進的農業技術從西歐帶到東歐。一股力量是通常由教會領導的殖民統治，一般在邊境地區建立有序的組織機構。威爾士的傑拉爾德寫道：「給予僧侶們一塊荒野或者一片野林，然後等待幾年，你不僅會發現美麗的教堂，而且旁邊還有人類居所。」擴張是貴族的工作：根據1108年開展的徵兵運動，「異教徒是最低劣的群體，但是他們的土地是最理想的，那裡到處充斥著肉類、蜂蜜和麵粉……在這裡你不但能夠拯救你的靈魂（通過強迫異教徒改變信仰），只要你願意，還能夠獲得非常理想的用以定居的土地」。
有些異教徒逃脫了，有些屈服了，其結局並不比奴隸好多少。但是就像幾千年前狩獵採集者遭遇了農業生產者、西西里島人遭遇了希臘殖民者一樣，有時異教徒們會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信仰。隨著法蘭克王國和日耳曼王國的農民向東遷徙，砍伐樹木，開墾牧場，一些波西米亞、波蘭、匈牙利，甚至遙遠的俄羅斯村民們開始模仿他們的農業生產技術，利用更加有利的天氣條件展開更為密集高效的耕作方式。皈依基督教的首領們勸說或強迫他們的臣民納稅，並且陸續展開對殖民者的打擊活動。
歐洲的國家、教堂以及密集型農業的不斷擴展與公元5世紀以來江南地區的農業擴展很類似，但是有一個關鍵性的區別，那就是沒有在新的農業邊界和舊的城市核心之間構建主要的貿易通道。由於歐洲缺少像中國的大運河那樣的水路運輸方式，因此無法將波蘭的糧食以成本低廉的方式運送到巴勒莫和開羅這樣的大城市。西歐的城鎮靠近這些農業邊界地區，不斷發展壯大，但是依舊存在數量不足、規模太小的問題，因而無法提供足夠的市場空間。這些西歐城鎮沒有從東歐進口糧食，通常它們會通過提升當地生產水平、開拓新能源的方式來進行種植。
水力磨坊原本常見於伊斯蘭核心地區，現在也傳播到了基督教邊緣地區。以公元10～13世紀為例，法國羅貝克山谷的磨坊數量增長了5倍。根據1086年編著的《土地調查冊》（Domesday Book），當時的英格蘭擁有5624家磨坊。農民也認識到了馬匹的優勢，儘管它們吃得比牛多，但是拉犁速度快並且工作時間更長。公元1000年之後，馬的數量逐漸增加到牛的3倍，歐洲開始採用——由於第八章已經講述過的原因——穆斯林發明的、用以減少摩擦的馬蹄鐵，又用脖圈馬具代替了笨拙窒息的喉——肚帶馬具，從而使馬的牽引力提高了4倍。公元1086年時，英格蘭貴族土地上僅有1/20的役畜；到了1300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1/5，並且由於擁有多出的馬力（更不用說多出的糞肥），農民有效地減少了荒廢的土地數量，因而在他們的土地上創造出更多財富。
儘管歐洲的農場相較埃及和中國來說不夠多產，但也逐漸出現剩餘產品可供賣給城鎮，並且這些發展中的城鎮開始扮演起新的角色。許多西北歐人民都是農奴，法律規定農奴必須為地主勞作，地主保護農奴不受強盜（和其他地主）的掠奪。至少在理論上，這些地主像諸侯國君主一樣，他們擁有土地，作為裝甲騎兵為國家而戰以報效國王，而國王服從於傳達上帝指令的教會。但是地主、國王和教會都想獲取更多財富，他們如今聚集於城鎮之中，城鎮居民通常能夠用一部分財產換取擺脫封建義務的自由。
就像亞述和周朝以來的落後統治者一樣，歐洲的國王們有效地經營著他們的勒索保護費組織，但是他們的管理甚至比多數前人更加混亂。城鎮、貴族、君主和教會人員不斷地互相干涉，並且由於缺少真正的中央權威組織，爭端幾乎不可避免。比如公元1075年，教皇格雷戈裡七世宣稱他擁有德國所有主教的任命權。他的目的是改革教會領袖的道德操守，但是由於主教控制著德國大片的土地，這個舉措也起到了其他的作用，它使格雷戈裡掌控了德國許多的資源基地。德國國王亨利四世在恐慌中回應，他宣稱他是信仰的守護者，並且有權將格雷戈裡免職。他堅稱：「現在，不再是教皇，而是我，亨利，托天之佑，和所有的主教一起向你們宣佈：免職！免職！」
然而，格雷戈裡非但沒有被免職，反而將亨利驅逐出基督教會。從實際意義來說，這意味著德國的封建地主能夠在法律上無視其統治者。因為在自己的土地上一事無成，亨利不到一年時間就淪落到極其淒慘的地步，他要赤著腳在阿爾卑斯修道院之外的雪地裡跪三天以祈求教皇的原諒。他這麼做了，但隨後又與教皇開戰。這是一場沒有勝負的戰爭。教皇格雷戈裡在他的僱傭兵洗劫羅馬之後，沒有錢支付給僱傭兵，因此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而國王為躲避親生兒子的追殺，在逃亡過程中自殺。這個神學爭議從未真正解決。
11世紀的歐洲充斥著這種亂成一團的掙扎，但是隨著這些爭端被解決，組織機構的實力逐漸強大，責任範圍也日漸清晰。國王越來越多地在領土上進行組織、調動和徵稅。一位史學家將這一過程稱為「一個迫害社會的形成」：官員們說服人民，視自己為國家明確界定的一部分（英國人、法國人等），而非其他部分——即流放者，諸如猶太人、同性戀、麻風病人和異教徒，這些群體首次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國家保護之外，並且受到恐嚇威脅。在這種不甚愉快的過程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有效國家。
其他史學家對這個過程評價較高，稱之為「教堂時代」，因為令人心生敬畏的紀念碑散佈於整個歐洲。1180～1270年期間，僅法國就建造了80座教堂、500座修道院以及數萬座教區教堂。當時，從採石場採集了超過4000萬立方英尺的石料，遠遠超過了埃及金字塔所用的石料數量。
隨著羅馬帝國一起衰敗的還有西歐的學術水準，而且只有在查理曼統治之下的法國得以部分恢復。然而公元1000年後，教師開始在新建大教堂周圍聚集，並且像伊斯蘭世界的獨立法學者一樣建立學校。赴伊斯蘭世界的西班牙學習的基督徒們帶回了阿拉伯宮廷學者珍藏了幾個世紀之久的亞里士多德關於邏輯的論述翻譯。這一切充實了基督教的精神領域，幫助神學家以9世紀馬蒙統治下的巴格達神學家那樣複雜的方式看待上帝，但是這也在受過教育的精英團體中製造了新的矛盾。
在這一問題上，彼得·阿伯拉爾（Peter Abelard）比任何人都清楚。作為一個涉足新的知識領域的聰慧的年輕人，阿伯拉爾在1100年左右開始在巴黎為人所知。他不斷地轉學，並且用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為難他的那些迂腐學究派的老師，借此羞辱他們。誠實正直但是單調乏味的老師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事業陷於崩潰，因為二十幾個像阿伯拉爾一樣的學生運用他們如刀鋒般鋒利的辯論技巧，將慣例習俗（可能是每個人靈魂的歸宿）變成重重疑團。阿伯拉爾自我感覺極其良好，於是建立了自己的學校，引誘了他的學生海洛薇茲（Heloise），並使之懷孕。海洛薇茲的家族顏面盡失，對他進行了報復。阿伯拉爾羞恥地說：「一天晚上，當我正在熟睡時，他們切下了我用來做那件事情、他們厭惡至極的器官。」
阿伯拉爾和海洛薇茲羞愧難當，各自退居教堂，但他們在20年間保持通信，阿伯拉爾一方面為自己辯護，一方面又熾熱地愛戀著海洛薇茲。在被迫隱退的期間，阿伯拉爾撰寫了《是與否》（Sic et Non），一本將邏輯學應用於基督教矛盾的手冊。如果說阿伯拉爾的名字變成了學習新知的危險的代名詞，那麼也是他迫使基督教神學家把卷宗權威性與亞里士多德唯理主義互相融合。1270年，阿奎那（Aquinas）在其著作《論基督教神學》（On Christian Theology）中將其進一步昇華，指出基督教的學術和遜尼派復興的學術同樣錯綜複雜。
其他歐洲人的做法與阿伯拉爾完全背道而馳：他們沒有從伊斯蘭核心地區把思想和組織形式帶回基督教邊緣地區，而是自己搬到了伊斯蘭核心地區。來自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的商人們與來自開羅、巴勒莫的商人們爭搶利潤可觀的地中海貿易，他們買入賣出，抑或偷盜廝打。在西班牙，那些來自日益擁擠的西北歐的移民幫助當地的基督徒，將穆斯林驅趕出去，而諾曼人（或許是古代挪威人）在整個地中海地區引發了一系列的掠奪和征服。
諾曼人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異教徒維京人的後代，公元9世紀時在歐洲西北偏遠的邊疆地區，他們曾經作為掠奪者盛極一時，但是在10世紀發展為更加文明形式的偷盜者。隨著中世紀暖期北美洲北大西洋的水域逐漸開放，他們搭乘長船來到冰島、格陵蘭島甚至北美洲的文蘭，大規模地在愛爾蘭和英格蘭定居。公元912年時，他們的首領羅洛（Rollo）在法國北部加入基督教，成為一名正當的國王（現今的諾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