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戰爭能力：工業變革帶來的巨大差距

量化戰爭能力

再沒有什麼事情像1840~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那樣，使得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變得如此清楚。一支小小的英國艦隊在中國長驅直入，威脅要切斷向北京運送糧食的大運河，並迫使清政府做出了喪權辱國的讓步。根據隨軍的羅伯特·喬斯林（Robert Jocelyn）勳爵的記錄：“軍艦向定海小城舷炮齊發，房倒屋塌、木頭相撞、人們呻吟哀號的聲音在岸上迴盪。我方的炮擊持續了9分鐘……我們在一處廢棄的河灘上上了岸，除了幾具屍體，一些弓和箭、折斷的矛和槍，這片地區什麼都沒有了。”

中國人很好地接受了教訓。“所有共產黨人都必須明白這個道理。”毛澤東在一個世紀後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事實一向如此，戰爭能力始終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

對社會發展指數來說，幸運的是，許多因素——歷史學家對記述戰爭的癡迷，強制性軍事檔案的保存，藝術贊助者們喜好被描繪成武士，普遍存在的以武器和盔甲陪葬的風俗，堡壘考古的清晰度——結合在一起，意味著我們能夠相對較好地瞭解很多歷史背景下的戰爭的不同側面。我們在對戰爭能力進行量化分析時面臨的問題，更多的是來自概念方面的挑戰，而不是資料缺乏。

人們嘗試著度量戰爭能力，這就像戰爭本身一樣古老。幾乎所有開戰的決策都包含某種對社會之間相對軍事實力的評估（即使侵略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防禦者往往低估了本方的實力）。20世紀時，有一系列軍事方面的行家裡手和門外漢都曾試圖設計出一些演算法，供將軍們預測戰爭結果。

這些量化者中的第一位，某種程度上也是最具影響的一位，是博學多才的弗雷德裡克·威廉·蘭徹斯特（Frederick William Lanchester）。他不僅是英國最重要的汽車工程師之一，還寫過一本關於空戰的先驅性的書，提出了一系列微分方程，來預測空戰的結果。自那以後，蘭徹斯特的方程被發展成為量化戰爭消耗的通用法則。

蘭徹斯特方程因為一些不切實際的假設曾反覆受到批評。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時，美國陸軍退役上校特雷弗·內維特·杜普伊（Trevor Nevitt Dupuy）研究出了一套更為複雜的“定量判斷模式”，須使用不少於73種變量。但最近10年，已經有一種簡單得多，也令人信服得多的替代方法被設計出來了。

所有這些方法都是為了對潛在的未來戰爭進行量化，並且都受過歷史上實際戰爭的數據的檢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之間，或者地理上相距甚遠、歷史上從未交戰的社會之間比較戰爭能力，困難要大得多，但是社會發展指數所必需的。專業軍事人員經常用兒童遊戲“石頭剪刀布”來形容作戰系統是怎樣運行的：A系統（比如說使用步槍的步兵）會強於B系統（比如說使用軍刀的騎兵），而B系統強於C系統（只有大炮的炮兵）；但是與此同時，C系統又強於A系統。因為軍事能力總是依賴於環境的（也就是說，建立武裝部隊是為了在特定的地理和政治條件下，與某種具體類型的敵人作戰。善於對付某種類型敵人的部隊，也許不善於對付其他類型的敵人）。這種因時間和空間不同而結果變化極大的比較，必然比能量獲取或社會組織那種廣泛的比較要抽像得多。

戰爭能力的比較，歸根結底一定是對社會可調動的破壞力的衡量。“破壞力”是指社會可投入戰場的兵員數量。這種力量又會因武器的射程和火力、可調動兵力的數量和速度、防禦能力和後勤保障能力而發生改變。而且，這些基本的要素——都理所當然地在許多時候和許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記錄——一定要與一些沒有得到很好記錄，但同樣重要的因素結合起來。這些因素包括士氣、領導能力、指揮和控制能力、清楚地理解戰略的能力、行動力、戰術原則、組織學習能力，以及經濟、後勤、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更廣泛的參數。

技術問題令人望而生畏，但自從19世紀末期以來，戰爭遊戲的研製者們（既有專業軍事人員，也有業餘愛好者）就一直在努力想辦法，要將撲朔迷離的複雜現實簡化為可供比較的數值。總的來說，軍事史學家菲利普·薩賓（Philip Sabin）的說法可能是正確的，商業化戰爭遊戲通常試圖複製過多細節，但與社會發展指數非常相似的是，這些遊戲的重大貢獻是使得假設變得清楚明確了。

一些遊戲發行多個版本，模仿不同時間和地點的戰爭，為跨越時間和地點思考戰爭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起點。例如，電子遊戲公司GMT的系列遊戲“歷史上的大戰役”，包括公元前第二個千年西南亞的戰車大戰、公元前3世紀和公元前2世紀羅馬共和國的戰爭、同時期印度的戰爭和13世紀蒙古人的戰爭等各種戰役變體。至少在戰術層面上，遊戲允許啟人深思的比較，不過，像所有這樣的規則系統一樣，這個遊戲最大的價值也許仍是系統在似乎運轉不靈時提出的問題。

原則上講，社會發展指數所需要的跨歷史比較應當與實際歷史背景下的比較沒有差異，但實際上，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巨大變化會使情況變得極為複雜。譬如所謂的軍事革命，就經常是設計出新的作戰系統，使舊系統根本無法與之匹敵。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英國皇家海軍的“無畏號”戰列艦。這種裝備了大量武器和更厚鋼板的戰艦，是英國於1906年投入使用的，目的在於讓以前所有軍艦都被淘汰——只是因為海軍戰術的變化，才使得這種新式武器融入了舊式戰艦仍然重要的系統裡。

甚至對現代最致命的武器——核武器——來說，也是如此。核武器的破壞力遠比非核武器大得多，但它們並非無可匹敵地更具破壞性。核武器的威力是以千噸或百萬噸TNT（三硝基甲苯）當量來衡量的，這一事實便充分說明了這個道理。

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的破壞力使先前歷史上的一切都相形見絀。在1942~1945年3年的轟炸中，美國空軍第八航空隊總共才向德國扔下了70萬噸炸藥；而在1961年萬聖節那天，蘇聯試驗的單一一顆炸彈，即所謂的“沙皇炸彈”，威力相當於5 000萬~5 700萬噸炸藥。到1966年時，單獨一顆蘇聯SS-9Ⅱ型導彈就可以攜帶相當於2 500萬噸炸藥的彈頭，是美國“二戰”期間轟炸德國的全部炸彈的破壞力30多倍；到20世紀70年代時，蘇聯總共部署了255枚這樣的洲際彈道導彈。

然而，核武器的破壞力仍然可以和常規武器在同一個天平上予以衡量，正如放射性塵降物的毒害作用能以拉德來衡量，並與毒害作用較小的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對比一樣。而且，像1906年後建造的無畏艦級軍艦一樣，核武器也被融入了更廣泛的作戰系統中，而這種作戰系統依然依賴於1945年之前就在使用的武器類型（儘管以高得多的效率形式）。核戰爭是不可想像的，但並非不可衡量。

社會發展指數在衡量戰爭能力方面最大的困難，是將2000年的武裝力量與之前階段的武裝力量的關係予以量化。1900~2000年，戰爭能力的飛躍實在太巨大，難以衡量；而1800~1900年，戰爭能力的變化也可稱之為飛躍，儘管幅度不那麼巨大，但也同樣難以衡量。

一方面，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在計分系統內將最高分250分打給2000年的西方，那麼在估計1900年的戰爭能力時，在百分比上就會有相當大的誤差幅度，更不用說1800年或任何更早的時期了。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破壞力與以往的差距實在太巨大，1800年前的分數會極低，也就意味著就社會發展指數的實際分數而言，誤差也會極小。如我們將看到的，我為這些問題提供的答案，意味著1600年之前甚至沒有任何作戰系統能得到0.2分（也就是說，不到當代分數的千分之一）；而1500年之前，甚至很少有作戰系統能得到0.1分。戰爭能力像城市規模/社會組織一樣，是能量獲取的功能之一，一旦能量獲取水平達到了每人每天100 000千卡，只需在邊緣處有一些小小的變化，就會刺激戰爭能力向上激增。衡量戰爭能力對社會發展指數的主要貢獻，是強調了工業化的20世紀和21世紀與所有先前的社會之間的巨大鴻溝。

西方是軍事霸主嗎

20世紀的變革

對於現代西方軍事實力有很多評估，我主要依賴的是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每年出版的《軍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該書提供國家投入、軍力、素質和後勤等方面的數據。

美國自“9·11”事件後又加大了軍備投入，但即使在此之前，美國的軍力就已經傲視所有對手了。公元2000年，美國可以代表西方獲得滿分250分。有很多國家在武裝部隊服役的軍人人數上超過美國，俄羅斯的核武庫也比美國大了幾乎一倍，但美國在戰爭所有其他維度上都佔有巨大優勢，已經遠遠打破了平衡。美國軍隊的裝備和供給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好得多，訓練和領導也強於大多數國家，機動性也很強。美國有11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完全主宰著全球海洋，美國空軍在天上也發揮著同樣作用。美國的核彈頭及其運載工具也更加可靠，一般認為比其對手俄羅斯威力更大。

一旦我們從2000年回溯到1900年，量化戰爭能力的最大困難就出現了。1900年的西歐武裝力量的數據記錄很好，也很容易獲得，但為1900年的西方計算一個相對於2000年的西方的分數，就非常困難了，因為軍事系統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2000年的軍隊比1900年要大，儘管並沒有大許多。在某些方面，基本武器是相似的——1895年投入使用的英國的李–恩菲爾德步槍，準確射程為大約500米，槍口初速為每秒733米，而M16步槍（1963年裝備於美國陸軍，但其改進版在2000年仍是常規武器）的準確射程為550~800米，槍口初速為每秒948米。然而，差異卻超過相似性：M16步槍每分鐘能發射700~950發子彈，而李–恩菲爾德步槍通常每分鐘只能發射二三十發子彈（在測試條件下，其發射紀錄為每分鐘38發）。一把普通的M16步槍或者AK47突擊步槍，比1900年的最好的重機射速都要快得多（馬克沁重機槍每分鐘只能發射450~600發子彈）。而最早的大致相當於M16或AK47步槍的德國MP18輕機槍，直到1918年才投入使用。

軍事史學家通常將現代大炮的出現定為1897年投入使用的“法蘭西75”。那是一種75毫米口徑的膛線加農炮，配有長駐退機，意味著炮手們不需要在每次發射後都添加炮彈。這種炮的發射速度可以達到驚人的每分鐘15發炮彈，射程達7.5千米。現代更複雜的大炮射速要慢得多。美國陸軍最新式的榴彈炮——2005年投入使用的155毫米口徑的M777——每分鐘只能發射2~5發炮彈；然而，這種鈦炮非常輕，可以裝載在飛機上，射程達到24~30千米，而且，當使用“神劍導引炮彈”時，其圓徑概率誤差可達到24千米內只有5米（也就是說，50%的炮彈將落在距目標只有5米的範圍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制導武器的革命已經使每一門現代大炮的價值都超過了1900年時的數十門大炮，而運輸機械化、通信手段和電子控制方面的先進同樣令人驚歎。

在海上，1900年最強大的武器是新式鋼鐵裝甲蒸汽動力的戰列艦（“戰列艦”一詞是1892年最早開始使用的），通常排水量達到15 000~17 000噸，航速達每小時30千米，可裝載4門12英吋口徑的大炮，能發射400千克重的炮彈，射程將近23千米。1906年後，無畏號不僅配備了更重的裝甲，還增加了6門12英吋口徑的大炮，而且航速還提高到了21節[4]。1911年後，各國海軍又紛紛用石油代替了煤作為燃料。所有這些改變都具有革命性的結果，然而即便如此，所有這些軍艦與當代美國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排水量100 000噸，最大航速每小時56千米，可航行20年無需添加燃料，可載90架飛機，打擊範圍在700千米以上）之間的差距，使得20世紀早期所有連續類型軍艦之間的差異都相形見絀。

20世紀戰爭革命最驚人的部分無疑發生在空中。飛機最早用於軍事是在1911年，當時意大利在與土耳其交戰時使用了轟炸機和偵察飛行。這些早期飛機與2000年最精密的軍用飛機（即1989年投入使用的B-2隱形轟炸機）之間的差距，足以令人窒息。B–2隱形轟炸機的航程達到11 000千米，巡航速度為大約每小時900千米，且它實際上是無法探測的，能夠穿透任何防空系統，發射精確制導的炸彈或者10兆噸以上TNT當量的核武器。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比較各個時期的武器火力、軍隊機動的速度和範圍，以及武裝力量的無數其他維度。例如，人們普遍認為從1900~2000年，大炮的威力提高了20倍；從1918~2000年，反坦克火力提高了60倍。但是為20世紀全部變化打一個具體的分數，卻要難得多。

表5.1 自公元前4000年以來的戰爭能力（以社會發展分數衡量）

我選擇的2000年與1900年的西方戰爭能力的比率為50︰1，這樣產生的1900年西方戰爭能力的分數就只有5分（與2000年的250分相比）。很顯然，這個分數跟瞎猜差不多。如果選擇100︰1的比率，則1900年的得分為2.5分，也許同樣是個說得過去的猜測。不過假如比率是25︰1，1900年的得分就會是10分，就不大可能了。

這一誤差幅度比整體社會發展指數的誤差（見第七章）要大得多，但2000年西方戰爭能力的分數與所有較早階段的分數之間的巨大差距，意味著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將2000年之前的所有分數減半或翻倍，也不會使指數出現任何可以辨別的差異。表5.1、圖5.1和圖5.2運用我估計的數字，展現了自公元前4000年以來東方和西方戰爭能力的分數。圖5.3和圖5.4則展現了如果我們將對2000年之前的所有估計減半之後得到的分數。

在縱軸上使用對數標尺使得差異更明顯，所以圖5.2在對數－線性軸上顯示了我計算的分數，圖5.4以同樣方式顯示了修訂後的數字（即2000年前所有時期使用的都是減半後的分數）。修訂後的數字當然使20世紀的破壞力比我的估計大了一倍，但是將2000年以前的分數減半的主要結果，並不是增加了現代/前現代的反差，而是使得公元前100~公元200年東西方之間的差異變得極小，以致無法衡量（而我的估計則相反，顯示出羅馬帝國的戰爭能力稍強於漢帝國）。結論必然是，對2000年與1900年之間戰爭能力的比率的任何合理的估計——無論是50︰1，還是100︰1，還是只有25︰1——對於更大的社會發展指數都沒有什麼差別。

圖5.1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線性－線性標尺）

圖5.2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對數－線性標尺）

圖5.3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以線性–線性標尺標繪，將2000年前的所有分數減半）

圖5.4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以對數－線性尺度標繪，並將2000年前的所有分數減半）

1500~1800年歐洲的軍事革命

1800~1900年西方戰爭能力的飛躍與1900~2000年的飛躍，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但也非常巨大。武器的射程、精度、射速，拋射的力度（因炸彈的發明而威力更大），軍隊的規模，運輸的速度，以及後勤保障能力，在整個19世紀都普遍提高了一個數量級。然而，純技術力量的大小取決於人們對其的應用。據軍事分析家斯蒂芬·比德爾（Stephen Biddle）計算，1800年左右時，如果一個拿破侖式的千人步兵團向另一個步兵團發起衝鋒，針對每一個攻方士兵，守方大致能打兩發子彈；如果一個世紀後重複同樣的步兵團攻防，那麼就將有200多發子彈射向每一個攻方士兵。不過，令人驚奇的是，從1815~1918年，軍隊在戰鬥中的傷亡比例實際上呈下降趨勢，因為戰術家們採用了新的作戰方式，使得部隊暴露在敵人直接火力下的機會降到了最低。

法國人於18世紀90年代發明了“全民動員”，使得軍隊規模擴大到50萬人——將近1900年世界最大軍隊的一半了——但是其主要武器滑膛步槍比1900年的步槍效率就差遠了。即使是訓練有素的拿破侖步兵每分鐘也只能打大約4發子彈。滑膛槍的子彈可以射到400米開外，但射程一超過50米（最多75米）就很不準確了，只打一個單發實際上沒有任何用處，甚至在打不超過75米的目標時，也只有多人齊射才有命中把握。在18世紀的一次演習中，步槍手們射擊60米外一個寬達30米的目標，只有不到一半人命中。

滑膛大炮，尤其是能發射12磅[5]重炮彈的大炮，每分鐘能發射4~6發炮彈，有效射程達到500米，於1800年開始成為戰場主宰，但滑膛炮仍然遠不及1900年的膛線炮更有效；平射彈道的炮彈是直到19世紀50年代才普遍使用的。

1800年最好的軍艦，比如英國皇家海軍的勝利號（1765年下水），在順風的情況下航速可以達到每小時15~17千米，但在惡劣天氣下就要慢得多。勝利號載有104門炮，總共能發射大約1噸實心彈丸，射程大約為2 000米。該艦與無畏號出現之前其他擁有鋼鐵裝甲、蒸汽動力、炮彈和魚雷的軍艦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顯著的。

又一次，將軍事系統的複雜性概括為一個單一的分數，是件非常主觀的事情，但我認為1900年和1800年西方戰爭能力的比率大約為10︰1，1800年的得分為0.5分。這個猜測的誤差可能像我對1900年的猜測一樣大（或者說與拿破侖時代的步槍單發的準度差不多），真實比率也很可能是20︰1。如果相對於2000年的戰爭能力，我對1800年和1900年都高估了，那麼我們也可以不給2000年打250分，給1900年打5分，給1800年打0.5分，我們完全可以在給2000年打250分的情況下，給1900年打2.5分，給1800年打0.13分，就像圖5.5（線性－線性圖）和圖5.6（對數－線性圖）所顯示的。但是即使像現在這樣把1900年前的分數大大減少，對整體社會發展指數所產生的影響也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因為所涉及的絕對數值實在太小了。

圖5.5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將以線性–線性標尺標繪，1900年之前的分數降低之後）

圖5.6 公元前3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以對數－線性尺度標繪，並將1900年之前的分數降低之後）

由於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以及最重要的傑弗裡·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先鋒性工作，1500~1800年這段時期已經廣為人知是“歐洲軍事革命時期”，其特點是陸海軍規模、效率、火力和到達範圍的巨大增長。然而與1800~1900年的變化相比，這些軍事革命實際相形見絀，不過它們仍然將中世紀歐洲社會的軍事能力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火器和組織形式發生了變化，而一些社會利用了這些變化，是促使軍事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使用火藥的武器在14世紀20年代就到達了歐洲，但過了100年，它們才開始在陸地和海洋的戰場上變得重要起來。甚至在1500年，火槍手們的發射率還在以幾分鐘打一發子彈，而不是一分鐘打幾發子彈計算，而他們的槍只在非常短的射程內才有效。特別是在英國，長弓在訓練有素的弓箭手手裡，每分鐘能發10箭，精度可達200米，不少士兵都不相信，弓將不再是最優越的武器。而在騎兵最為重要的大草原上，直到17世紀，弓仍然在戰場上發揮著主導作用。

甚至早期的火繩槍也能發射比箭要重的拋彈（滑膛鉛丸），因此有更強的穿透力，但火槍的主要優勢是對槍手的技能要求較低，不像弓箭手那樣需要學很多技巧。正如意大利的拉文那戰役（1512年）、馬裡尼亞諾戰役（1515年）和比科卡戰役（1522年）所證明的，在適宜環境下，眾多火槍是可以戰勝弓箭和長矛的。早在1490年，威尼斯就決定用槍來取代十字弓，到了16世紀60年代時，英國人對長弓的喜愛已經確定無疑地被普遍認為不合時宜了。1594年，荷蘭陸軍發明了隊列戰術和火槍齊射，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效率（儘管他們的戰術需要更多訓練和管理）。17世紀30年代，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向世人展示了這種新辦法的威力有多大。

17世紀，燧石發火裝置極大地提高了火槍的發射率。18世紀插座式刺刀的出現又使火槍手同時能發揮長矛手的作用。大炮的進步更是迅速。到1494年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時，火炮已經使中世紀的石製堡壘失去了作用，但到17世紀中葉時，更複雜的土木工事又重塑了防守方的優勢。

18世紀晚期組織方面的進步——尤其是法國在陸上發明了縱隊進攻和軍隊的部門結構，英國在海上進行了戰術革新——進一步提升了軍隊的績效，但是最大的變革還是在組織方面。當時最強大的西歐國家法國，1500年時能夠組織四五萬人的軍隊；1600年時能組織8萬；1700年時為40萬；1812年拿破侖入侵俄國時率領的是60萬大軍。海軍的增長要緩慢一些，1700~1800年，英國（當時最強的海上強國）、西班牙和俄國都將其現役軍艦數大致漲了一倍，而法國的艦隊在1689年路易十六入侵英國的計劃失敗後，實際上萎縮了。這段時期開始時，奧斯曼土耳其的陸海軍實力都還是西方最強的；但到結束時，軍事力量的天平已經決定性地傾向了西歐方面。

將如此眾多而複雜的信息轉化為西方戰爭能力的單一分數，又一次需要動用非常主觀的猜測，但是1500~1800年的變化，儘管有革命的性質，卻明顯比1800~1900年的變革要小得多（更不用說與1900~2000年相比了）。西方戰爭能力在16世紀大致增長了50%，在17世紀增長了100%，18世紀又增長了50%，在整個軍事革命時期實力漲了4倍（與之對比的是，我估計19世紀漲了10倍，20世紀漲了20倍）。從1800年的分數0.5分向後推，1700年的分數大致為0.35分，1600年為0.18分，1500年為0.13分（見圖5.7）。

圖5.7 1300~19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

從愷撒到蘇萊曼（公元1~1500年）

大多數軍事通史學家認為，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的前半期，西方的戰爭能力總體下降了，在後半期恢復。但意見並不完全一致，伯納德·巴克拉克（Bernard Bachrach）在其一系列研究中，提出後羅馬時代的西歐軍隊比其他歷史學家設想的規模更大，更多地由步兵主宰，更善於遠程作戰，更多採用圍困戰術而不是直接戰鬥。然而，這只是極少數人的觀點，我還是追隨主流意見：西歐的軍事力量自200年後開始下降，400年後下降得更快，600~800年時極其衰弱，然後緩慢恢復，1300年後復興開始加速。倒是沒有什麼跡象表明14世紀黑死病肆虐後，在軍事方面出現了堪與能量獲取和社會組織相比的衰退。

然而，儘管戰場上有重要變化，比如由於能夠得到更大的馬匹和馬鐙，使得重型騎兵興起，伊斯蘭軍隊中馬上弓箭手的效率也在提高，但公元500~1300年戰術的持續性更引人注目（實際上自公元前700年後的整個2 000年間，戰術都沒有什麼大變化，因為普遍都在使用鐵兵器和騎兵）。基本的軍事要素——鐵兵器、金屬盔甲、步兵和騎兵結合的戰術、箭術、圍城機械、划槳結合風能的戰船——在這段漫長的時期內幾乎沒有變化，真正的變化是在後勤和組織方面。

公元前1世紀30年代，羅馬共和國大約有25萬武裝人員。他們被編製在效率極高的軍團內，得到前現代世界最出色的後勤系統的支持。他們（大部分時間）由優秀的職業尉官和士官領導，即使他們的高級軍官——特別是在共和國時期——有時不盡如人意。

公元3世紀的危機後，軍隊擴大了，在4世紀中葉時可能達到了大約50萬人。關於晚期羅馬軍隊的素質，存在很多爭議，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真正的問題是任務的性質變了，從邊境防禦轉向了縱深防禦，隨之引起了組織上的變化，衛戍部隊和野戰軍的差別越來越大，後者採用了比早期帝國軍隊更小的單位和更多的騎兵，所有部隊也都更加依賴機動兵力。

有些舊說法稱衛戍部隊效率低下，可能言過其實了，但從2世紀60年代的安東尼瘟疫到378年的阿德裡安堡戰役，羅馬軍事力量恐怕的確嚴重衰退了（儘管還不是災難性的）。

從阿德裡安堡戰役到609年波斯國王霍斯勞二世入侵拜占庭帝國，由於人口下降加上行政結構破碎，西方軍隊的規模和戰鬥力進一步下滑。到7世紀時，軍隊萎縮到只剩下幾萬人。阿拉伯人之所以得以迅速征服了波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大部，更多地要歸因於帝國結構的瓦解，而不是哈里發的軍事力量有多麼強大。

整個西方中世紀，軍隊始終規模很小、組織渙散、供給不力，人數基本不到羅馬帝國軍隊的1/10，效率更不值一提。中世紀的歐洲軍隊有學者仔細地研究，但沒有得到那麼透徹研究的拜占庭軍隊，特別是伊斯蘭軍隊，在大約630~1500年也許仍很強大，尤其是在土耳其軍隊配備了成千上萬名強悍的馬上弓箭手後。

西歐的十字軍於1099年奮力攻佔了耶路撒冷，拜占庭軍隊也收復了一些失地，但總體而言，10~15世紀，優勢在土耳其人一邊。1527年，土耳其蘇丹蘇萊曼大帝據稱能召集75 000名騎兵（大多數是弓箭手）和28 000名持槍步兵，另外還有野戰炮兵。儘管他在1529年未能攻克維也納，土耳其軍隊仍然是16世紀西方最強大的軍隊，很可能在17世紀還繼續領先。同樣，土耳其海軍儘管在1571年著名的勒班陀戰役中也吃了敗仗，但直到1600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始終是基督教勢力在地中海上的一個強勁對手。

將所有這些歷史簡化為戰爭能力的分數，又一次需要將每支軍隊所面臨的具體任務抽像化，但一些基本結論應該是合情合理的。1500年西方最大的軍隊的規模仍然比羅馬共和國晚期或羅馬帝國早期的軍隊要小得多，並且遠不及羅馬人技藝嫻熟；但是火器威力的增長（尤其在攻打堡壘時，龐大的野戰軍與輕騎兵相結合，如奧斯曼土耳其軍隊），使我懷疑蘇萊曼大帝的軍事實力恐怕最終趕上了愷撒的軍隊。

如果給1500年西方的戰爭能力打0.13分，那麼給1年打0.12分，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認為羅馬軍事力量直到4世紀時仍然很強，然後驟降的普遍看法是正確的，我們也許可以認為300年時有0.1分，到600年阿拉伯人征服前夕時暴跌至只有0.04分，到1200年時又反彈至0.08分，然後於1500年更快地攀升至0.13分（見圖5.8）。[認為羅馬的分數應該稍高一些（比如說0.13或0.14分）或稍低一些（比如0.10和0.14分似乎更為合理）的歷史學家們，也可相應地調整300~1200年的分數。]

這些數字與歷史文學中的定性估計是相一致的。然而，其中也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抽像性和主觀判斷，反對者也許不會接受。這就是說，圖5.9展現了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所有前現代時期戰爭能力的分數，包括愷撒時代和蘇萊曼時代的分數，以公元2000年的視角看時都太小了，對它們進行任何可以想像的調整，都不會對社會發展指數造成多少影響。而且這還不是因為我們自己這個時代的軍事力量超乎尋常而造成的人為假象。圖5.10顯示，即使從1900年的視點來觀察，1~8世紀西方軍事實力的變化都仍然小到可以不計。只有當我們從1800年的視角（如圖5.11）回望時，我們才能看出早期分數間明顯的高下。即使我們將600~800年的分數翻倍，或者斷定羅馬的戰爭能力直到1600年而不是1500年才被超越，那也沒有什麼不同。

圖5.8 1~15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

圖5.9 1~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

圖5.10 1~19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

圖5.11 1~1800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

早年的戰爭（公元前3000~前1年）

公元前最後三個千年，將我們從埃及第一位法老納美爾的時代，帶到羅馬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的時代，人類的戰爭能力有了相當顯著的增強。在這段漫長的時期內，戰場上的主要進步也許要列上：公元前第三個千年時，青銅武器取代了石製武器；公元前2500年，重型步兵興起；公元前1600年左右，馬拉戰車普及；大約同一時代，合成弓（反射弓）取代了單弓（整片弓）；公元前1100年後，鐵製武器取代了青銅武器；公元前900年左右，騎兵出現；公元前700年後，三槳座戰船普及；公元前600年後，方陣戰術興起，並不斷得到改善；公元前400年後，扭力彈弩和更大的戰船（四槳座和五槳座的大帆船）出現；公元前300年左右，堡壘得到完善；公元前200年左右，更靈活的步兵戰術得到發展。

對於軍隊組織方面的進步，我們也可以列出同樣的單子：專門的戰場陣形最早的跡象出現在大約公元前2500年，至今所知最早的常備軍出現在大約公元前2350年，職業戰車手出現在大約公元前1500年，由稅收支持的常備軍出現在公元前750年之後，專職水軍出現在公元前500年之後，羅馬人對徵兵制的改革發生在公元前400年之後。軍隊規模也顯示出同樣的上升途徑：大約公元前2350年時，阿卡德國王薩爾貢號稱麾下有5 400人；公元前1274年加低斯之戰時，交戰雙方分別投入了大約30 000名步兵、5 000輛戰車；公元前845年，跟隨亞述國王薩爾瑪那薩爾三世出征的有10萬人；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希臘時出動的也是10萬大軍（準確的數字有爭議）；公元前3世紀40~60年代羅馬和迦太基大戰時，動用的水軍兵力也以10萬計。

圖5.12展示了3種用數字表示公元前3000~前1年戰爭能力的結果。我給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戰爭能力打了0分，並不表示我支持曾經一度流行的一種觀點：國家出現之前的社會都是和平之地。這種理論已經被徹底否定了。0分純粹是技術上的問題，反映的是社會可用的破壞力太小，發動不了足以記錄在社會發展指數上的戰爭。

圖5.12 估計公元前3000~前1年西方戰爭能力的3種結果

我們當然可以從其他假設起步，比如說，從我們至今聽說的第一支常備軍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時間，公元前24世紀開始計分，但沒有明顯理由重視這些假設中的某一個而忽視其他。我從公元前3000年開始計0.01分，純粹是因為這是一個便利的整數，但是也沒有其他看似合理的假設能使社會發展指數顯示出任何比較明顯的差異來。

圖5.12中最上方的線，顯示了公元前3000~前1年按簡單的算術增量增長的戰爭能力，中間的線顯示了按幾何量級增長的戰爭能力（即以每世紀8.65%的穩定增長率增長），最下方的線顯示的是我對變化率的估計。（從公元前3000年的0.01分到公元前1年的0.12分，算術曲線和幾何曲線都不是平穩上升的，因為涉及的數字實在太小，而最低分數是0.01分，上升線都不可避免地是曲折的。）

算術增長顯然不符合實際。那意味著到公元前2200年時，阿卡德國王沙爾卡裡沙裡和埃及法老佩皮二世的軍隊（大部分人有青銅武器，但也有一些士兵只有石製武器，步兵幾乎沒有盔甲，軍中沒有戰車或騎兵，只會構築非常初級的防禦工事）可以得0.04分，簡直與伍麥葉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的軍隊（有鐵製兵器、反射弓、騎兵和駱駝部隊，會構築堅固的城堡）一樣強大了。那還意味著公元前1300年時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軍隊（可得0.08分），像公元6世紀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的軍隊一樣威武了。這兩種結論都是絕對不可能的。

幾何曲線似乎要可信得多，儘管該曲線掩蓋了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崩潰，肯定過於簡化了事實。公元前2200~前2000年的崩潰也對戰爭能力有巨大影響，但是又一次因為那個時期的分值太低（只有0.01分），無法在圖中將衰退顯示出來，除非我們假設公元前2100年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戰爭能力跌回到國家產生之前、青銅利用之前的水平，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我估計的增長率走向與簡單化的幾何曲線相差甚遠。我的曲線在公元前3000年後緩慢起步，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黑暗時代有所下降（從0.04分降至0.03分），繼而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早期有一次快速增長。（無論在幾何曲線上還是估計曲線上，公元前400~前300年的分數都是相同的0.07分，倒不是因為這段時期戰爭沒有發展——這個世紀的軍事水平從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的重裝步兵和三槳座戰船發展到了亞歷山大大帝和迦太基時期的各種武器協同的戰術和五槳座戰船——而是因為要把極小的數字湊成整數：公元前400年的分數恰好勉強超過0.07分，而公元前300年的分數不足以進到0.08分。）

幾何曲線和估計曲線都顯示，公元前13世紀，也就是國際時代的國王們似乎正要將東地中海地區變成一個單一大帝國的時期，當時的戰爭能力大致處於公元7世紀所跌回的相同水平（0.04分）。公元7世紀時，拜占庭帝國和薩珊波斯都在分崩離析，阿拉伯的征服者們正企圖奪回他們先前的領地。估計曲線還顯示，古代的戰爭能力在約公元前900年時恢復到公元前13世紀的水平，當時諸如阿達德尼拉裡二世等亞述國王也建立起大帝國。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我提出了這些看似合理的結論。最後，我的估計還表明，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羅馬的戰爭能力與公元1300~1500年西方的水平非常接近——中世紀晚期的歐洲人應該會認同這個觀點。

圖5.13 公元前3000~前1年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

難以評估的東方

2000年東西方的軍事平衡

2000年東方最大的軍事強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儘管獲得其軍事力量的大體數字非常容易，給東方的戰爭能力打多少分卻困難得多。

2000年時，美國與中國在市場交易率方面的投入比超過20︰1，在購買力平價率方面超過9︰1，美國核彈頭數量對中國的優勢超過25︰1，洲際彈道導彈超過10︰1，核潛艇為14︰1，航空母艦編隊為11︰0。兩軍主戰坦克的數量大致相當，但美國坦克的質量遠比中國好得多。在從卡車到直升機在內的所有其他武器上，美國都占壓倒優勢。就總體技術能力而言，美國領先得甚至還要多。西方的軍事主宰當然不是全面的，經常有分析家對美國海軍是否敢在台灣海峽與中國眾多潛艇和反艦導彈直接對抗表示懷疑；但中國在其近海之外幾乎沒有施展其軍事力量，而美國卻像個巨人一樣跨坐在其他國家上。

公元2000年西方的戰爭能力顯然比東方強很多，但究竟強多少？據我所知，很少有人試圖把這個問題簡化成一個單一分數。最廣為人知的數字比較恐怕要數國家實力綜合指數（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簡稱CINC）了。這是國際關係方面廣為應用的一個計分系統，旨在標示每個國家的硬實力在世界上所佔的百分比。其分數可回溯至1816年，但只能用於進行國家之間的共時比較，不能衡量歷時性的能力變化。

不過，CINC所衡量的國家實力比我此處要查究的戰爭能力要廣泛得多。該指標給每個國家打分，是根據其人口規模、城市化程度、鋼鐵產量、能量消費水平、軍費開支，以及其軍事人員的總數。按照CINC，2000年時，中國（16%）已經超越了美國（14%），儘管兩個大國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軍事不平衡。

戰爭遊戲設計者詹姆斯·唐尼根（James Dunnigan）在他的《如何作戰》（How to Make War）一書中，採用了非常不同的辦法，給不同國家的“戰鬥力”打不同的分數。他對陸上實力和海上實力分別打分，在兩個項目上都將美國定為榜首。在陸上，美國得2 488分；中國排第二，得827分。在海上，美國得302分，中國排第5，得16分。（英國排第二，得46分；俄羅斯排第三，得45分；日本排第4，得26分。）

如果我還繼續沿用在社會發展指數中使用的技巧，只關心東方和西方最發達的地區，那麼採用唐尼根的數字，將使公元2000年時西方和東方戰爭能力的比率大致為：陸上3︰1，海上19︰1。如果我們將陸上和海上的分數相加，那麼美國就是2 790分，中國為843分（比率為3.3︰1）。如果我們改變一下，對陸上和海上實力等量齊觀，將美國在兩個領域的分數都轉換成125分，同樣合計入我在此使用的250分系統內，那麼中國的得分為48.17分（陸上41.55分，海上6.62分），西方和東方的比率則略高於5︰1。

唐尼根沒有解釋他的分數是怎麼得來的，但如果西方和東方戰爭能力的比率在3︰1~5︰1這個範圍的話，必然要設想投資收益是遞減的，因為美國的軍費開支遠遠超過中國，2000年時雙方的比率為9︰1~21︰1。在技術的複雜精密性方面也應大大加權，因為美國佔有巨大優勢的是複雜的技術密集型武器，如洲際彈道導彈、反導彈系統、隱形轟炸機、精確制導導彈和航空母艦，而不是諸如衝鋒鎗和手榴彈之類的簡單武器。美國在電子戰方面領先多少，還須繼續觀察，但2010年和2012年其分別利用“Stuxnet蠕蟲病毒”和惡意程序“火焰”發動的網絡攻擊分別獲得成功，表明美國的優勢相當大。

美國及其盟友在擊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低技術敵人時所遇到的困難，表明唐尼根的假設有其價值，但也有證據顯示，這些困難既源於戰略和原則的失誤，也與西方戰爭能力固有的局限性有關。還有一些軍事分析家認為，投資實際上是收益遞增的，在信息處理技術不斷完善和信息傳輸系統越發精確的驅動下，軍事革命已經給作戰方式帶來了極大改變，程度不亞於現代早期歐洲的軍事革命（速度卻要快得多）。1991年和2003年對伊拉克常規部隊“一邊倒”的戰爭，證明這種觀點也有其價值。軍事革命似乎極大地改變了傳統國與國之間交戰的方式，擴大了西方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在戰爭能力方面的領先優勢，但對於佔領和安撫戰敗國卻沒有多少影響。

公元2000年的西方和東方戰爭能力的對比大致為20︰1，比唐尼根提出的3︰1~5︰1要高得多。這將是歷史上西方和東方戰爭能力最為懸殊的比率，甚至使19世紀和20世紀的比率都相形見絀，但是，公元2000年時東方和西方軍事力量方面巨大的技術差距似乎證實了這一點。

如果我的估計是合理而準確的，在社會發展指數上，與西方的250分相比，2000年東方的戰爭能力只能得12.5 分。如果唐尼根的估計更準確，那麼2000年東方可得48.17分（圖5.14中估計的“低分數”）或75.54分（“高分數”）。

圖5.14 對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軍事力量對比的不同定量估計

東方的現代軍事革命（1850~2000年）

19世紀中葉，現代西方作戰系統傳到太平洋地區，是東方軍事史上意義最深遠的裂變。中國軍隊使用火器比西方時間更長，但沒有跟上西方自15世紀使用火藥武器後的前進步伐。日本則相反，使用火器相對較晚，卻在16世紀成為變革的中心。然而，日本統一併放棄了豐臣秀吉的擴張政策，意味著日本軍隊自17世紀早期到19世紀早期沒有打過大仗，於是日本火器發展在這段漫長的時期停滯了。

1840年和1850年，當西方的海軍遠征艦隊分別來到中國和日本海岸後，中日兩國均倣傚起西方的軍事實踐來，但日本對新挑戰的適應要成功得多。日本政府於1873年引進了歐洲式的徵兵制度，並於19世紀70年代末廢除了武士制度，繼而先後按照法國和德國的路線建立了陸軍，按照英國的路線建立了海軍。1880年時，日本仍然遠遠落後於西方列強，陸軍只有71 000人（只相當於德國陸軍人數的1/6），海軍艦船總噸數只有15 000噸（相當於英國海軍的1/40）。但到1900年時，日本陸軍有234 000人（幾乎相當於德國陸軍人數的1/2），海軍艦船總噸數達到187 000噸（幾乎相當於英國海軍的1/5）。

日本軍隊的素質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1894~1895年他們在侵略中國時，表現出了對西方軍事思想、紀律、組織（和硬件）的精通。1900年，日本軍隊在圍剿北京的使館區的義和團時扮演了主要角色。1902年，英國認識到與日本結為海上同盟，是保證其在太平洋事務上繼續發聲的最好辦法。1904~1905年，日本在對俄國的戰爭中取得了令人震驚的勝利（儘管這場戰爭差點導致日本破產）。雖然日本的戰爭能力比歐洲所有主要強國要弱很多，但已經成為一個地區性強國了，也許是當時世界上唯一能抵禦歐洲人武力的非西方國家。

日本在1914~1915年和1941~1942年戰爭中的驚人勝利，都是在西方列強耽於歐洲戰爭而無暇旁顧的情況下取得的。日本在《凡爾賽條約》中得到了它覬覦的大部分利益（儘管它在條約中加入主張種族平等條款的要求落了空），然而當它在1942~1945年不得不面對美國的認真抵抗時（即使美國只是將太平洋戰場列為二級前線），東西方戰爭能力的持續差距就彰明較著了。

日本在1945年被幾近全面地解除了武裝（儘管到20世紀末時其海軍又一次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地區性力量），但中國在1949年結束其內戰後，重新成為東亞強國。中國在1950年的朝鮮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雖然也付出了驚人代價），在1962年的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取得勝利，在1964年成功試驗了其首顆原子彈。然而，人民解放軍的訓練和專業化在20世紀60年代的“文革”中遭受了嚴重損失。在20世紀70年代，其組織、理論和裝備方面的嚴重缺陷暴露無遺。鄧小平於1979年啟動了軍隊現代化改革。20世紀90年代，中國軍費開支開始大幅增長，在10年間漲了4倍，在接下去的10年內又漲了4倍，尤其強調加強海軍，並對美國及盟友潛在的壓倒優勢形成不對稱反應。到21世紀20年代時，中國的軍費開支也許會趕上美國，但在2012年時，東西方的軍事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東方的戰爭能力在整個20世紀一直落後於西方。日本軍隊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與西方軍隊的戰鬥中取得了顯赫的戰績。中朝軍隊和越南軍隊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與歐洲人和美國人的戰爭中也佔據了上風。但在所有這些戰爭中，東方軍隊都得益於一個現實，就是在西方人的眼裡，這些戰鬥都發生在爭奪歐洲的大戰爭中的二級戰場，西方的重點先是與納粹德國的爭奪，繼而是與蘇聯的爭奪。東西方戰爭能力的差距在1900~1940年有所縮小，但仍然很大，而在接下去的60年中又進一步拉大了。

為1900年東西方軍事力量的對比打一個分值，沒有2000年那麼難。如前面提到的，1900年時德國陸軍對日本陸軍的優勢在2︰1以上，英國海軍對日本海軍的優勢將近6︰1，而且無論陸海軍，歐洲軍人的素質也要高得多。我估計1900年時西方和東方之比大致為5︰1。1900年西方戰爭能力的分數已被定為5分，意味著東方的得分是1分。還有更深的含義，東方的戰爭能力在20世紀增長了12.5倍，而西方增長了50倍，東方2000年的軍事力量比西方1900年時高出2.5倍。然而，假如我們採用唐尼根估計的數字，也就是東方的軍事能力在2000年為48.17~75.54分，那麼我們就不得不相應接受一個更高的增長數字（即東方的戰爭能力在20世紀增長了50~75倍），這似乎太過分了。

火藥時代的東方戰爭能力（公元1500~1850年）

新近的一系列研究使得中國2 000年帝制以來歷史上關於東方戰爭能力的大致輪廓已經相當清楚了。主要的難題又一次是打一個精確的分數，但是在東方，涉及的數字（因而也就是合理的誤差）在大部分時期甚至比西方還小。

將1900年之前東方和西方的戰爭能力直接進行比較，是件雖不精細但卻仍然可行的事情。到1800年時，西方已經顯然要強大得多了，也許在1500年時，也就是西方軍事革命開始時，就已經更為強大了。明朝在必要的時候，的確有能力召集龐大的兵力（尤其是在15世紀上半期應對草原戰爭時），但沒有像歐洲人一樣有效地利用火藥技術。

16世紀時，西方的大炮已經確定比東方的優越了。明朝政府也許早在16世紀20年代就見識過一些西方的大炮了，但即使這樣，他們到16世紀40年代仍然對這種大炮很感驚奇。那時日本的軍械師已經非常高效地仿製出一些這樣的炮，不過數量仍然極少。甚至在16世紀中葉扭轉了抗倭戰爭局面的著名的戚家軍，擁有的火槍手與同時代的西歐軍隊相比也少之又少。他們的槍通常都造得很粗糙，往往會自爆，這使得槍手們不敢離自己的武器太近，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瞄準。戚家軍的人數從來沒超過10 000人，對海戰的影響遠比對龐大的明朝陸軍的影響大。戚繼光實施的一些新的海戰備戰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明朝水師自15世紀早期以來衰退得非常嚴重，手忙腳亂地付出了許多倉促的努力，才建立起一支部隊，於16世紀90年代與朝鮮水師聯手打退了日本的進攻。陸軍也同樣如此。例如，北京的禁衛軍到1564年才用鉛制炮彈替代了泥炮彈，到1568年才（像歐洲人一樣）改用了鐵製炮彈；直到15世紀70年代，戚繼光才採用了將輕型炮裝置在由柳條柵欄圍護的手推車上的辦法，就像1444年匈牙利人在瓦爾納與奧斯卡人作戰時使用的那種車。

16世紀明朝的戰爭能力無疑比哈布斯堡帝國要弱得多（更不用說奧斯曼帝國了），某種程度上甚至比小小的荷蘭共和國還要弱。我提議1600年給東方打0.12分（西方為0.18分），在豐臣秀吉發動朝鮮戰爭時，日本的軍事力量已經與中國持平，東方1500年只能得0.1分（西方為0.13分）。這意味著中國的戰爭能力直到1600年左右才達到羅馬巔峰時期的水平，儘管那時候人類使用火器已經有三四個世紀了。

中國的戰爭能力在整個17世紀是處於上升狀態的。1696年，康熙與準噶爾遊牧部落作戰時，帶了235門重型炮（每門重4~5噸）和104門輕型炮（每門重40~400千克）。但歐洲人的戰爭能力增長得更快。我估計1600~1700年歐洲人的戰爭能力翻了一番，從0.18分增至0.35分；這段時期東方的戰爭能力只增長了25%，從0.12分增至0.15分——意味著康熙的軍事實力在羅馬皇帝奧古斯都（0.12分）和哈布斯堡皇帝腓力二世（0.18分）之間。

1750~1800年，中國和日本的戰爭能力都急劇下降。1800年時，清朝擁兵85萬，其中25萬據說是精銳的滿洲旗兵。不過，相對於其龐大數量，我們必須指出其素質、組織和後勤自康熙時代起就在全面衰退。儘管乾隆皇帝因十大軍事勝利而在1792年自封了“十全老人”的光榮稱號，但實際上他的軍隊在緬甸、越南和尼泊爾都蒙受了慘重損失。

當羅伯特·喬斯林勳爵（我們在本章開頭曾引用過他的話）於1840年觀看中國陸軍和水師的行動時，東方和西方在武器和組織方面的差距已經非常巨大了。英國軍官阿爾明·芒廷（Armine Mountain）在一個著名的比喻中，稱中國軍隊就像是14世紀傅華薩（Froissart）所著《英法百年戰爭編年史》中的插圖，“恰好是他的老版畫的主題所呈現出的生活、物質和色彩，不知不覺地跨越了好幾個世紀，和所有現代的習俗、發明和改進一起在我眼前浮動。”

我估計西方的戰爭能力從1300年的0.1分增至1400年的0.11分。如果這個估計是可靠的，而且阿爾明的判斷也是可靠的，那就意味著在1700~1840年，東方的戰爭能力從0.15分降到了大約0.11分。我猜測阿爾明誇大事實的成分極小，於是在1700~1800年，在歐洲人的戰爭能力增長了將近50%，從0.35分增至0.5分的同時，中國的戰爭能力卻下降了25%，從0.15分降至只有0.12分（日本的軍事實力則降得更低）。

這意味著1800年清朝軍隊的戰鬥力還不及1600年之前不久與豐臣秀吉作戰的明朝軍隊，不過多少比在克雷西戰役、普瓦捷戰役和阿金庫爾戰役中廝殺的騎士和弓箭手們強一些。這也意味著東方的戰爭能力在19世紀增長了10倍，才使得日本在1900年得到了1分（見圖5.15）。

圖5.15 1500~1900年，軍事革命時代的東西方戰爭能力

中華帝國和遊牧時代（公元前200~公元1500年）

中國在2 000年帝制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內，戰爭能力都強於東方（甚至世界上）的任何對手，但也有例外的時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外，與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稱為“遊牧異族”的民族有關。

總體而言，我用於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4個特點的分數，都顯示出存在相當大的冗余，然而有非同尋常的社會形態來抵消這一趨勢。草原遊牧民族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這些群體通常在社會組織和信息技術方面都得分極低，在能量獲取方面也乏善可陳，但在火藥時代來臨之前，只有最為高效的農業帝國才能在戰場上勝過他們。

在東方，農業帝國顯然在大約公元前100~公元100年達到了這一水平。當時漢朝軍隊經常能擊敗匈奴軍隊，然後在7世紀，唐朝軍隊在與突厥對峙時甚至取得了更大的優勢。然而，直到1700年後，隨著火器得到了巨大改善，清朝軍隊才真正控制了草原。在中原王朝佔優勢的這些時期之前和之間——即大約公元前200年、200~500年和800~1500年——草原遊牧民族的軍事實力強於任何農業國家。

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最強悍的草原社會在社會發展指數的戰爭能力方面，也許平均能得到大約0.1分（浮動為±25%~50%）。最低分（也許是大約0.06分或0.07分）出現在公元頭兩個世紀，當時羅馬、波斯和漢王朝都成功地壓制了新的遊牧大帝國在草原上的崛起，最高分（可能為大約1.3分，大致是匈奴的兩倍）則出現在成吉思汗時代。

這意味著成吉思汗的蒙古遊牧部落的武力可能已經超過了羅馬帝國，甚至可能與1500年左右的奧斯曼帝國不相上下了。當然，已經無法證明這樣的看法是否正確了，但帖木兒的確曾在1402年輕取了奧斯曼軍隊，並認為他的遊牧部落的實力足以在1405年推翻明王朝。另一支蒙古軍隊的確於1450年俘虜了明朝皇帝，假如他們願意的話，也很可能攻陷北京城。不論有多少參考價值，“歷史上的大戰役”遊戲也假設成吉思汗的軍隊在戰術上優於愷撒的軍隊。

然而，盡人皆知的是，遊牧民族的統治者在試圖將其戰爭能力轉化為政治權力時，都極其困難。只有擁有“半遊牧”背景的民族才有可能成功建立統治王朝，如6世紀時鮮卑人建立了隋唐，12世紀時女真人建立了金朝，17世紀時滿族人建立了清朝。完全遊牧背景的征服者，如13~14世紀的蒙古人，似乎在進行統治一個農業帝國所必需的文化調整時感到太困難。因此，對於整個公元前200~公元1800年，我只給中國的戰爭能力打分，而不計遊牧民族。

東方軍事史上這段時期的大致輪廓還是相當清楚的，儘管精確打分又是一個主觀的問題。我將從15世紀說起，回溯至公元前200年。

公元1400年，就在鄭和遠航和永樂大帝征伐草原前夕，明朝的軍事力量是非常強大的。皇帝號稱統率著一支有3 500條船的近海船隊（其中有1 750條戰船、1 350條巡邏船和400條武裝運輸船）和一支120萬人的陸軍。但實際上，軍隊的規模要小得多，不過在1414年對草原最大的一次征伐的確投入了大約50萬兵力。明朝的戰爭能力無疑比當時的奧斯曼帝國要強（我給奧斯曼帝國打的分數為0.11分），但恐怕不及13世紀中期蒙古人鼎盛時期，因此，我為1400年的東方估計的分數是0.12分。

到1300年時，蒙古人在奪取了全中國後，軍事實力比13世紀中期巔峰時可能有所下降，但依前現代的標準依然令人生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甚至重建了中國水師，修復了自13世紀中期就處於失修狀態的戰船，據說還在1274年派遣了4 500艘戰船，搭載15萬士兵遠征日本。我為之打0.11分，稍稍低於明朝早期全盛時期，但這只是猜測；估計為0.1分或0.12分也是合理的。

儘管宋朝有不尚武的名聲，但在10世紀晚期，其軍隊仍在迅速發展。據說997年太宗駕崩時，宋軍有65萬之眾；1022年仁宗時，兵力接近100萬。11世紀的王安石變法引發了財政危機，使得領軍餉的職業士兵逐漸減少而民兵開始增多，削弱了整體力量，但軍隊依然強大。1081年時，正規軍有32萬人，還有同樣數量的勤雜人員，得到龐大的中央軍械庫的支持。甚至在12世紀二三十年代，朝廷仍然能向戰場上投入10萬~20萬兵力。

12世紀的南宋統治者為了與女真族作戰，大大加強了水師，製造了更大的戰船，包括能抵禦風浪的明輪船，還研製了許多新武器，如弩炮、火箭和噴火器等。12世紀的明輪船有可能長達60~90米，配有8個輪子，可載700~800名水手。到12世紀30年代時，最大的船的長度超過了100米。到1200年時，一些船甚至裝上了鐵板，做裝甲用。

1000~1200年，宋朝的軍事力量顯然比當時四分五裂的西方要強大得多。在西方，1000年時軍事力量最強的可能是拜占庭帝國，1100~1200年是塞爾柱突厥。我給1000年的拜占庭打0.06分，給1100~1200年的塞爾柱人打0.07分和0.08分。我姑且建議給1000年東方的戰爭能力打0.08分，給1100~1200年的東方打0.09分。這意味著宋朝的戰爭能力即使在其巔峰時期，也不及羅馬帝國。

然而，唐朝的戰爭能力更為接近羅馬帝國。8世紀早期的文獻顯示，唐朝有大約50萬軍隊，軍隊高度集權，有嚴格的紀律，有長期服役的專業化部隊。

唐朝的軍事力量依賴於將草原的重型騎兵與6世紀北魏、北周及其繼承者隋朝發展起來的大規模步兵結合了起來。這一過程始於5世紀早期鮮卑征服中國北方大部，5世紀晚期，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了其進程，但即使到了6世紀30年代，10萬人仍被認為是一支龐大的軍隊。

直到6世紀晚期，隨著中國北方的鞏固，才產生了更加強大的軍事力量。589年，隋文帝征服南方時，曾在長江流域屯兵518 000之眾，並得到有5層甲板的戰船的支援。這種戰船可載800人，裝備有尖刺狀的伸臂，可固定住敵方的戰船，並供本方士兵登上敵船（令人驚訝的是，聽上去很像羅馬人在公元前3世紀60年代晚期製造的帶有烏鴉吊橋的五槳木船）。

在隋朝建立了龐大的水軍，於589年統一中國，於612~614年與高句麗進行了災難性的戰爭後，唐朝水軍逐步縮小。然而，保留的規模依然算是很大，因為沒有國家能從海上對該帝國形成實質性的威脅，（至少到755年前）中國的國內和平也不要求江河上有龐大的武裝存在。只有極少數的情況下需要船隻，當7世紀60年代與朝鮮的戰爭重啟後，強大的唐帝國也能夠在短時間內建造或徵用數以百計的船隻，發動大規模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