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讓歷史成為指南：度量文明的意義

在本書中，我介紹了支持一種分析工具——社會發展指數——的證據和方法。因此，以一個關於這種工具能夠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更開放的討論，而不是一系列結論來結束本書，似乎是明智的。

我先用兩節來討論一下指數可能出現的問題。首先，我對誤差和訛誤做些評論。新進化論者的指數最大的缺陷之一是，由於指數並非真正為回答某個具體問題而設立，其設計者很難準確地說出它們為什麼會出現訛誤。誤差項取決於所問的問題，就為什麼西方主宰世界這個問題，我們對於能夠容忍多大的誤差才能保證指數不誤導，可以做到相當準確。

在接下來的一節中，我將轉向展示數據的問題。在展示統計信息時，根本沒有中立的方式；各種方式都會強調指數的一個或多個維度而忽視其他維度。我成系統地選擇了最簡單的方式，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均優先選用線性–線性圖，但其他方式也有其優點。

然後我將回到在第一章中曾考慮的問題上，探討此處談論的指數怎麼會有助於統一歷史上的進化理論。我對有可能形成一個這樣的理論，而且社會發展指數可以成為這個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持樂觀態度。最後，我將探討這樣一個理論能否真的使歷史成為未來的指南，就像斯賓塞150多年前所聲稱的那樣。

誤差和訛誤

第三章至第六章討論過的幾乎所有細節都可能受到質疑，證據幾乎都可以進行多種解釋。有不止一種方式來定義能量獲取、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我也能以其他方式計算分數。在產生社會發展指數的每個階段，都會牽扯出長長的一連串爭論和推斷。

因此，另一位研究者完全可能得出一套完全不同的社會發展分數。實際上，任何其他研究者是極其不可能得出與我完全一致的一套分數的。就此而言，如果我再重新計算一遍社會發展分數，我本人也很可能得出不同的數字。

所以，問指數是否正確這個問題，是沒有用的。從來沒有指數是“正確”的，無論我們是從嚴格的意義上理解為表7.1和表7.2中的所有530個數字都完全符合實際，還是從寬泛的意義上理解為所有專家都將同意這些數字。我計算的分數肯定是錯誤的，唯一有用的問題是它們錯得有多厲害。它們是錯到了連圖2.5中描繪的歷史基本輪廓都屬誤導，以致整個《西方將主宰多久》這本書都有致命缺陷呢？還是誤差實際上微不足道？

想確知這些問題的答案，唯一辦法是讓其他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來研究我在第三章到第六章中展示的證據，並檢驗我的論點。不過，在此，我至少能肯定地說出指數能容忍多大的分數錯誤，以及什麼情況能促使我改變主張。如果我計算的分數基本上和其他分析家計算的數字相差在10%以內，那麼我試圖解釋的模式的基本輪廓就仍然可以維持現狀。如果我的數字基本上和其他人差15%，那麼我也許要將發展曲線的形狀改變得足以修正我的觀點，這取決於細節。如果相差在20%以上，那麼顯然我的觀點需要修正了。

表7.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社會發展分數

（單位：分）

按照圖7.1中以對數–線性標尺展示出的指數，西方的社會發展水平自公元前14000年後領先於東方。東方慢慢追趕了上來，尤其是在公元前2000年後，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西方的領先優勢都很小。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方再次將領先優勢擴大。但到公元541年時，東方首次升到了西方之上。東方的分數保持領先直到1773年。自冰期結束後92.5%的時間裡，西方的發展水平均高於東方。

圖7.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發展分數（以對數－線性標尺標繪）

表7.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東方社會發展分數

（單位：分）

圖7.2在對數－線性標尺上展示了假如我將西方的發展分數一直低估了10%，而將東方的發展分數高估了10%，那麼東方和西方正確的走勢將是怎樣的（即在圖中將我計算的所有西方分數提高10%，將所有東方的分數降低10%）。圖7.3則展示了假如我犯了相反的錯誤，將東方發展分數低估了10%而將西方發展分數高估了10%，將會是怎樣的。

首先要注意的一點是圖7.2和圖7.3的可信度扭曲了多少。圖7.2分別將西方和東方的分數提高和降低了10%，這就要求我們承認在公元1400年，當鄭和正準備揚帆印度洋時，西方比東方要發達；這也意味著當公元前218年，漢尼拔驅趕著他的大象進攻羅馬時，西方的發展水平已經比東方的鄭和時代要高了。好像這些結論還不夠荒唐似的，該圖還告訴我們，當公元前44年愷撒遇刺時，西方已經比公元1793年乾隆皇帝拒絕馬戛爾尼勳爵的通商請求時的中國要發達了。所有這些結論沒有一個能與眾多歷史證據相符。

圖7.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發展分數（以對數–線性標尺標繪，將所有西方的分數提高10%，將所有東方的分數降低10%）

圖7.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發展分數（以對數－線性標尺標繪，將所有西方的分數降低10%，將所有東方的分數提高10%）

圖7.3將東方的分數提高了10%而將西方的分數降低了10%，甚至更為荒唐。例如，700年時，大馬士革的哈里發統治著一個從今葡萄牙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的大帝國，該圖給當時西方打的發展分數卻比孔子時代的東方還要低，這恐怕根本不可能；1800年，工業革命已經展開，英法兩大帝國攫取了全球大片土地，然而該圖給西方打的分數，卻比東方在1000~1200年的宋朝時期還要低，似乎更令人難以置信。

然而，即使歷史學家們能夠忍受這樣奇怪的結論，圖7.2和圖7.3所描繪的歷史的形狀與圖7.1所描繪的，差異並沒有大到要改變基本模式的地步。短期偶然論仍然不足以成立，因為即使在圖7.3中，西方的分數在冰期結束後的大多數時期仍然高於東方（只不過這個“大多數”意味的是56%的時間，而不是92.5%）。長期注定論也不足以成立，因為即使在圖7.2中，東方也領先了7個世紀。我計算的分數所產生的模式——西方在過去15 0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處於領先，但中間插入了一個1 200年的“東方時代”——仍然是不變的。

要改變基本模式，我估計必須是在誤差達到了20%以上的情況下。圖7.4展示了假如我對西方的發展分數一直低估了20%，而對東方的分數高估了20%，那麼歷史將是什麼樣子。圖7.5則展示了假如我將東方的發展分數低估了20%而將西方的分數高估了20%的結果。

這回模式大不相同了。在圖7.4中，西方的分數總是高於東方，使得長期注定論貌似非常合理，也否定了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通篇的主張：社會發展改變了地理的意義。圖7.5則相反，實際上顛倒了我的實際指數得出的結論，使東方在冰期以後90%的時間內處於領先地位。

圖7.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發展分數（以對數–線性標尺標繪，將所有西方的分數提高20%，將所有東方的分數降低20%）

圖7.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發展分數（以對數–線性標尺標繪，將所有西方的分數降低20%，將所有東方的分數提高20%）

假如圖7.4或圖7.5是正確的，那麼《西方將主宰多久》中的一切就都是錯誤的。然而，我們可以自信地說，兩張圖都是錯誤的。圖7.4將西方的分數提高了20%，而將東方的分數降低了20%，告訴我們公元前/公元1年時羅馬帝國的發展分數只比1900年工業化時期的日本低5分，這不可能是正確的。圖7.5則相反，將東方的分數提高了20%，而將西方的分數降低了20%，意味著東方的發展在商朝之前的時代就比西方在波斯帝國時期快；而西方是直到1828年，鴉片戰爭前夕時才趕上東方的；並且西方的統治已經結束（實際上是在2003年）。所有這些看來都是不可信的。

因此我的結論是：（1）我估計的誤差恐怕不會超過10%，並且肯定不會超過20%；（2）即使誤差超過了10%，我試圖解釋的基本歷史模式也仍然是有效的。

指數的直觀顯示

計算社會發展分數是一回事，展示結果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所有可以想像的展現方式都不可避免地會突出信息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因此，對指數本身以及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對其所做的解釋的另一種可能的反對意見，或許是我選擇的視覺展示方式模糊了其他同樣適當的對記錄的解釋。

感謝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研究生艾薩克·奧珀（Isaac Opper），有一個問題已經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解釋的，我計算分數時，給每個特性打的最高分值為250分（均為公元2000年），分數除以250，才能知道什麼樣的表現可以得到1分，然後我又設定指數上值得記錄的最低分值為0.01分。其結果是3項特性的分數一路跌到了0分，分別是社會組織（西方於公元前8000年，東方於公元前4000年）、戰爭能力（西方於公元前3500年，東方於公元前1750年）、信息技術（西方於公元前3500年，東方於公元前1400年），但能量獲取沒有。這是因為人們如果不能獲取到最低量的能量，即每天4 000卡（得4.36分），他們就無法生存。

結果，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能量獲取分數都在社會發展總分中佔到了90%以上，直到公元前100年（見表7.3）；甚至自那以後又過了2 000年，直到20世紀，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的分數全都有了爆炸式增長以後，能量獲取在總分中仍然佔到75%以上。

表7.3 社會發展總分中能量獲取所佔百分比

*社會組織的分數，在西方是從公元前8000年，在東方是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記錄的，但直到公元前3500年的西方，公元前3000年的東方時，它們的分值仍然太小，在社會發展總分中的貢獻不到0.5%，意味著它們作為捨入誤差消失了。

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討論了能量獲取分數是怎樣淹沒了其他3個特性的，但隨意地為其他3個特性加權或提高分數，製造的問題將比解決的問題更多。並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觀點，但艾薩克·奧珀指出，有更容易的辦法讓另3個特性更清楚明確。

圖7.6 以對數–線性標尺標繪的社會發展分數

*上方的兩條線展示了西方和東方4個特性的總和的對數（將4個特性的分數相加，然後計算總和的對數）；下方的兩條線展示了西方和東方4個特性的對數的總和（先計算4個特性的分數的對數，然後再將4個對數相加）。對數的總和雖然直觀上不夠明顯，但對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在前現代時期的小變化更為敏感。

資料來源：艾薩克·奧珀繪製

展現前現代時期社會發展分數的變量的最簡單的辦法，是在對數－線性圖上標繪數據。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的某些點上這樣做了，將4個特性的分數相加，然後計算其總和的對數。這有其用處，但如果我們分別計算4個特性的對數，再把對數相加，得出一個單一的分數，我們就能繪出一幅不再由能量獲取的高分數主宰的圖了。圖7.6中上方的兩條線分別展示了西方和東方特性總和的對數，下方的兩條線則分別展示了特性對數的總和。可以看到，將特性的對數相加後產生的曲線，對於20世紀前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哪怕極小的變化都更加敏感。

公元前2200年後西方核心地帶埃及舊王國和阿卡德王國的崩潰，公元前2000年左右東方的陶寺的毀滅，以及公元前771年中國西周王朝的滅亡——當以其他形式繪圖時，都被能量獲取分數的持續性淹沒了——現在卻都非常清晰地顯示出來了。而且，自20世紀60年代曾被眾多的學者極度輕視的西方後羅馬時代的瓦解，現在也凸顯了。

圖7.6 中下方的線也改變了圖中左手側斜線的形狀。該圖不再單純由能量獲取水平（最重要的是農業的出現）驅動，其對於其他特性更強的敏感性，已將西方領先於東方的時間從約公元前12500年（冰期結束時）推遲到約公元前7000年，最早的人口超過千人的定居點（貝達、巴斯塔、恰塔爾休於等）出現時。現在看來，西方發展的速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最早的國家出現時加快了，然後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再次加快，當時羅馬帝國將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區統一在一個單一的政治框架之下，標誌著又跨越了一個門檻。不過，在這兩個時間之間，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崩潰，現在以趨勢線上突然中斷的形式清晰地凸顯出來，兩次中斷後又都迅速地恢復了正常。

東方古代時期的曲線的變化也很有趣。這回農業的出現也沒有產生很大影響，發展速度是直到公元前4000年，西坡成長為約1 000人的定居點後，才真正加快的。東方的曲線此後平穩上升（在大約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和公元前800年中斷，但都比西方大約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200年的大崩潰要平和得多），直到大約公元前600年，發展再次提速，直到大約公元100年。進一步的比較研究應當能表明，東方曲線相對於西方的平穩性，是代表著歷史的真實，還是只因為我們對西方考古和古代歷史知識瞭解得更詳細。

將特性分數的對數相加，而不是計算特性分數總和的對數，對公元1年後2 000年間的曲線形狀影響較小，因為到了這個時候，社會組織、戰爭能力和信息技術的分數已經足夠高，無論用哪種辦法都可以顯示了。然而，將特性分數的對數相加，的確突出了偏離總體趨勢線的程度。

我寫《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的目的之一，是進一步支持中國的發展在明朝和清朝並沒有停滯這個觀點。圖7.6中下方東方的曲線使這一點甚至更加清楚，公元1400~1800年的分數緊緊追隨著漢朝之後更長期的趨勢。

將特性分數的對數相加，也有助於使西方在公元1400~1800年的爆炸式發展顯示得更為清楚，強調了現代西方的主宰並不是以“東方的衰落”為基礎的：東方社會在1400~1800年間表現得不錯，但西方社會表現得更好。前現代時期全球化對西方社會發展的驅動，像公元前最後3個世紀的地中海化對羅馬社會發展的驅動一樣有利。

圖7.6中下方西方的線突出了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所論述的兩個論點。第一個是早期現代歐洲的發展的確與羅馬共和國的發展有共同之處，而且17~18世紀歐洲人在其社會發展方面重新獲得了將近2 000年前的水平時，談論一場“古代和現代的戰爭”，是非常正確的；第二個是儘管早期現代的歐洲成績不俗，但真正革命性的變化還是發生於1800年之後，是隨著歐洲西北部的人們開發並利用了化石燃料中的能量而發生的。將特性分數的對數相加，為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計算特性分數總和的對數更靈敏的可視化表現形式，然而能量獲取仍然是人類歷史的基礎。

物質與文化的角力

我曾經說過，社會發展指數的主要貢獻之一是迫使分析家分析得更加清楚明確。指數是形容需要做出解釋的模式的寶貴工具，那些像我一樣持這種觀點的人都不得不詳細地講清自己的證據和方法。那些持不同意見或認為指數的設計或運用不合理的人，也能夠清楚地看到指數是怎樣運作的，從而進行詳細的批駁。爭論的雙方都不必陷入含糊的斥責。這種含糊的斥責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關於新進化論的爭論中曾非常普遍。

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我只關注了世界上兩個地區，但社會發展指數無疑可以擴大為真正的全球性工具。我常常想，這可以為解決社會科學中一些長久爭議不休的問題做些貢獻，比如物質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塑造歷史方面哪個相對更重要。

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我嚴厲地批判了唯物主義者，提出過去16 000年來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驚人的相似性，表明兩個地區的文化特性並沒有很大不同。與之一脈相承的是，每個時代都有其需要的思想（或者也許是其值得擁有的思想）。不過，這至多仍是一種假設，而一種適當的全球性社會發展指數，顯然將是進一步檢驗這一觀點的工具，將世界的不同部分視為歷史的自然實驗。

最有用的對比，也許是舊世界和新世界的對比，因為自大約公元前10000~公元1500年，兩個時段基本上沒有進行有意義的接觸。歐亞大陸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亞也是如此，但新世界還有另一個有利條件，使其與歐亞大陸的對比富有成果。新世界有一處像舊世界而不像澳大利亞的特點，就是在冰期結束時，也有一個包含有大量且集中的可供馴化的動植物的幸運緯度帶。澳大利亞的西南部的確也有一個地中海氣候區，但在冰期結束時卻沒有進化出同樣豐富的小麥、大麥、稻子、玉米、土豆、綿羊、山羊、豬或牛，這使得馴化動植物並在本地發展出複雜社會比在歐亞大陸困難得多。

如果文化當真是個因變量，我們也許要指望新世界的核心地帶以類似於舊世界核心地帶的方式擴張，引發同樣一系列後發優勢、發展悖論、社會崩潰，以及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描繪的所有其他現象。

如果將社會發展指數擴展到新世界，就會看到類似事情的確發生了。馴化動植物首先出現在新世界的幸運緯度帶，在瓦哈卡地區和秘魯高原。隨著這些地區的社會發展，城市和國家出現了，新的核心地帶（即尤卡坦半島、墨西哥河谷）在最早馴化動植物的地區旁形成了。圖7.7是一幅簡圖，展現了古代複雜社會的5個地區主要的文化轉型，加強了人們的這一印象：舊世界和新世界最早的農業核心地帶，遵循大致相同的時間表，在很大程度上獨立地歷經了同樣的發展階段。

圖7.7 世界5個地區古代社會文化發展的大舞台（實線代表變革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的擴散；虛線則非）

耕作（人類對植物生命週期的干預，所產生的選擇壓力會導致植物出現非自然的大種子）開始與馴化（人類的干預使動植物的基因發生重大改變，使它們轉化為只能在人類繼續干預下才能生存的新物種）開始的時間間隔，在舊大陸普遍為大約2 000年；在新大陸普遍為大約4 000年，可能是因為新世界的農作物不及舊世界的適應性強。例如，將墨西哥類蜀黍轉化為玉米，比將野生小麥、大麥或稻子轉化為它們的馴化品種，需要的基因轉變要多得多。

然而，由於動植物馴化到城市、國家興起之間的時間間隔，新世界（約3 000年）比舊世界（3 000~ 4 000年）短，這被部分拉平了。在舊世界，又過了1 500~3 000年，像埃及舊王國和中國商朝這樣的國家才變成了真正的帝國，統治著200萬以上平方千米的疆域和數千萬人口。在新世界，在像莫切文化和特奧蒂瓦坎這樣最早的真正國家興起大約1 500年之後，征服者才來到美洲，切斷了本土人的試驗；但是在那個時候，印加和阿茲特克的擴張已經產生了與舊世界最早的帝國規模大致相當的組織。假如沒有被侵擾，那麼再過1 000年，它們完全有可能沿著舊世界帝國道路發展。

作為一名外人看新世界的考古記錄，我的印象是：專家根據這份資料算出的社會發展指數，將表明美洲系統性地落後於歐亞大陸，其模式與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提出的論點非常相符。在能量獲取方面，新世界的一些農作物比舊世界的要強，但美洲缺乏役畜一定嚴重影響了人均可獲得的能量。缺少這樣有用的動物，很可能是新世界的運輸中車輪使用得非常有限的很大原因，儘管在歐亞大陸，由人推動的獨輪車於公元前5世紀在希臘、公元前1世紀在中國，已經顯然獨立地發明出來了。

在信息技術方面，無論舊世界還是新世界，記錄文字和數字的系統都是伴隨著最早的城市和國家的出現而投入使用的，然而與大約公元前1500年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實踐，或者大約公元前500年中國的實踐相比，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區在大約公元1500年時對這些技術的使用，似乎仍然非常有限。

在戰爭能力方面，一些大約是在舊世界最早的國家出現的時代發明的技術（例如堡壘等），在新世界大約也是在同樣的時代出現的，但是在隨後的1 500年中，這些技術在美洲的傳播不及歐亞大陸快。而且一些其他技術（例如青銅武器和盔甲），在美洲根本沒有出現；由於美洲所有有可能進化為馴服馬的野馬品種在人類到來之後都消失了，新世界的軍隊無疑從來沒有發明過戰車和騎兵。

弓箭在新舊世界的命運更是有趣。弓是60 000年前在非洲發明的，然後傳遍了舊世界。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時，強勁有力的合成弓已經在舊世界所有的複雜社會應用了，十字弩也在中國發明了。然而，據我們至今所知，最早移居美洲的人並沒有引進弓，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人重新發明了弓，直到大約公元前2300年，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極小工具傳統”遺址才出現了箭頭。這些武器隨後非常緩慢地在北美傳播，直到大約公元1100年才傳到中美洲，並且始終沒有達到舊世界弓的精緻程度。

相反的是，城市規模似乎在新世界的某些部分發展得比舊世界要快。到公元500年時，今墨西哥境內的古代印第安文明特奧蒂瓦坎可能已有10萬~20萬居民，比歐亞大陸任何地區最早的城市出現後1 000年內的任何遺址都大得多。最早達到特奧蒂瓦坎可能達到的規模下限的舊世界遺址，是大約公元前700年的尼尼微；直到公元前3世紀時才有城市達到其上限，是亞歷山大。

對新舊世界的這些差異的解釋，可能已經具備。賈雷德·戴蒙德在其《槍炮、病菌和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中，指出歐亞大陸比之美洲有三大地理優勢，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使其在我所謂的社會發展中領先的原因。

戴蒙德說，首先，在冰期結束時，歐亞大陸擁有比美洲更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基礎，使得亞洲西南部和東部的人們比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區的人們更容易馴化植物和動物。其次，新世界有可能馴化的大型（即重達100磅以上的）哺乳動物，在最早的人類殖民該大陸後很快出現的巨型動物滅絕現象中大多被消滅了。最後，甚至大陸的佈局都對美洲原住民不利。歐亞大陸基本上是東西走向的，因而起源於西南亞的觀念、制度和實踐，能夠在地理學家們稱之為“生物群系”的統一的生態區中傳播數千英里，到達歐洲或中國。美洲則相反，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意味著在中美洲或安第斯地區嶄露頭角的觀念、制度和實踐，只能在小股人群（相對於舊世界而言）中流傳，然後才能跨越極其不同的生物群落區。因此，新世界的觀念、制度和實踐要很長時間才能浮現，要更長時間才能傳播。

由於大陸數量太少，戴蒙德的觀點很難驗證，儘管最近一項對語言多樣性的研究的確提供了至少是有限的支持。新世界的社會無疑有其獨特的特色，它們有早熟的（相對於舊世界社會而言）城市化，卻又較慢採用新的作戰方式和信息技術，這一現象仍亟待解釋。將社會發展指數延伸到全球尺度上，將更容易看出戴蒙德的地理框架是否能解釋新舊世界的差異，或者我們是否需要賦予文化因素更重要的地位。

直線發展和多線發展的進化

“毫無疑問，直線發展的進化與多線發展的進化之間的爭執，是文化進化論方面最令人煩惱的問題之一。”羅伯特·卡內羅在結束他對這個領域的研究時總結道。

不過，像許多這樣的問題一樣，煩惱很大程度上來自不清楚問題是什麼，以及對適度水平的抽像的隱含假設。在一些學者看來，問社會發展是否是直線發展的，似乎意味著問現代化是否只有一條道路（而且，相應的還要問現代化是否不止一種）；而在另一些學者看來，這似乎意味著問更普遍的問題：社會是否會向多個方向發展（相應的，問是否有多重道路，以致談及發展就是個錯誤）。

社會發展指數認為，對第一種問題——現代化是否只有一條道路——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是”。指數顯示的不僅是從採集者到農民再到工廠工人並繼續發展的一系列非常清晰的進步，也表明了在每種廣義的組織下的發展所能達到的一系列像“硬天花板”一樣的上限。在指數上，任何狩獵－採集社會都不可能發展到超越6~7分的程度；任何農業村落社會都不可能超越10~12分；任何農業帝國都不可能超越45分。任何狩獵－採集社會或農業村落社會都不可能跨越農業帝國階段而直接實現工業化——除非受到另一個已經經歷了這些階段的社會的影響；沒有任何社會能從草原遊牧階段直接進入工業社會，除非先被一個農業帝國征服。

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直無休無止地爭論現代化到底意味著什麼，但是所有他們通常視為“現代”的社會，都經歷了上一段描述中的一兩條道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現代化都包含能量獲取激增的意味。這種激增是由借助了化石燃料的威力的工業革命帶來的，而其後果又是將能量應用於重新劃分的各行各業。關於現代化是多重的還是單一的的爭論，很大程度上可歸結為對概括這些社會的最有益水平方面的分歧。

如果我們從第二種意義上來看直線發展與多線發展之爭問題——社會是否能向多個方向發展——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時序觀點，以及我們將調查的終點設在哪裡。如果我們從觀察1 000年前的世界開始，我們的回答將是毫不含糊的“是”：社會非常顯然是在向多個方向發展的，從卡拉哈里沙漠的獵手到突厥遊牧者，從密西西比河畔的農夫到中國宋朝。

然而，在支持多線進化的論點中發揮著巨大作用的文化，在解釋這種多樣性時，作用就很有限了。在一個給定的生物群落區內，眾多社會傾向於以大體相同的方式發展。農業是在幸運緯度帶內生根的，也是從那裡向外推廣的。居住在大草原上的牧民，經歷了徒步、乘車和騎馬的發展階段。狩獵和採集則主宰著不支持農業或畜牧業的環境。

又一次，我們的工作所停留的抽像層次也決定著我們能看見什麼。譬如說，中國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托爾特克人的生活方式，無疑在各種各樣的方面都大相逕庭，學者們完全可以隨意選擇強調這些差異而忽視其共性。然而，社會發展指數迫使我們認識到，生物群落區內的共性是真實存在且至關重要的。決定多線進化的主要因素是地理，而非文化。

這就是說，如果我們只觀察21世紀的世界，我們會得出相反的結論，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將是“否”：社會並不是向多個方向發展的。幾千年來，在不同的生物群落區內，地理推動著發展沿不同道路前進，但是隨著世界上的幸運緯度帶內社會發展的增長，最發達的社會在空間上不斷擴張。到公元200年時，歐亞大陸上農業帝國的商人們將商品從舊世界的一端移向另一端；到公元600年時，我們已掌握有個人來往於歐洲到中國全程的確鑿證據；到公元1400年時，歐亞大陸上的人已經有了能夠可靠地渡過任何海洋的船隻；而到公元1900年時，歐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已幾乎將整個世界聚合成一個單一經濟體。全球化歷程已經發展了幾個世紀，一旦有一個社會跨越了化石燃料的門檻，整個世界迅速變成現代社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於是，對於社會是否會向多個方向發展的問題，我們是回答“是”還是“否”，完全取決於我們所著眼的年代。研究史前時期的考古學家和研究前現代時期的歷史學家可以心安理得地回答“是”，但是任何將21世紀包括在內的思想，都迫使我們回答“否”。

我相信，社會發展指數指向合格的直線發展。第一，只有一條道路通向現代化；第二，只有居住在特定地方的人們能走上這條道路；第三，一旦有足夠多的人在這條道路上走得足夠遠了，其他所有人就都會被拽上這條道路。

社會進化的方向

生物進化經常被描繪為一個無方向的過程。博物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曾以一幅清晰生動的畫面，向我們描述了假如我們有什麼辦法重放生活磁帶的話，那麼它將極可能不會再導向我們這裡了。他說：“神聖的磁帶播放機掌握上百萬個腳本，每個腳本都極其合理。在開端處即使不經意間一個小小的偏轉，都會釋放出像眾多小瀑布一般的結果，形成一個在回顧時會覺得不可避免的特定未來。然而在開始時哪怕最輕的一碰，假如接上了另一個槽口，歷史就會轉入另一個看似合理的渠道……因此，對我們來說，我想我們只能大喊：噢，神勇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新世界，讓這樣的人進去吧！”

在進化論是思考人類社會的正確框架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像古爾德一樣看到生物學和文化之間的連續性，也許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任何事情使得過去15 000年不斷上升的社會發展成為不可避免的模式。指數上的數字開始攀升，是因為公元前12700年後全球氣候變暖，導致上升的發展成為一種成功的適應。改變了環境背景，你也就改變了適應景觀；在一種環境下興盛，比如發展水平高的群體，到了另一種環境下就不一定興盛了。

這種觀點的隱含之意，似乎是社會進化像生物進化一樣沒有方向；一種社會發展指數，無論其在瞭解歷史方面的描述性價值如何，都沒有預測能力。但這樣看也許會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潑掉。生命歷史上其實有非常明顯、非常強大的模式，很多生物學家都曾得出結論：動物進化到像人類一樣聰明——也許像人類一樣看待事物——是完全可能的，以致我們也可以稱之為不可避免的。

古爾德本人願意承認，儘管他看到了生命彩票本質的隨意性，但貫穿生命歷史，有一種“複雜性的右傾”一直在非常穩定地運行著。社會歷史儘管時常被像物種歷史所受到的同樣眾多的衝擊所打斷，然而在過去15 000年中，也仍然能看到同樣穩定的“右傾趨勢”。整個歷史明顯的含義是——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從長遠來看——我們也許能預期社會發展分數會不斷地增加。

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我提出事實的確如此，並認為如果我們預測社會發展指數在整個21世紀及以後的趨勢，我們是可以有一些看法的。我的預測非常粗糙，只是推斷東方和西方的社會發展指數在21世紀將以與20世紀相同的速度繼續增長。假如情況的確如此，東方的分數將在2103年趕上西方，屆時兩個地區在指數上都將達到大約5 000分（見圖7.8）。

這個論點比本書的任何其他部分都吸引了更廣泛的關注。21世紀的發展道路會遵循這樣一個過分簡單化的直線性預測，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預測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能否實現（實際上所有預測都不能實現），更多的是在於迫使我們提問，我們需要將設想改變多少，才能產生徹底不同的結果。

預測20世紀指數趨勢線到21世紀的走向時，會認為過去50年“東方的崛起”並非西方主宰的暫時中斷。這是中期歷史趨勢的結果，是由可回溯到一個多世紀前的地理意味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太平洋實際上變小了）驅動的。西方國家政府也許能操縱財富和實力向東方的轉移，最老練的西方政策預言家們關注的恰恰是這一點。然而，阻止或逆轉東方的崛起，要求有至今尚未確定的會使地理再度強烈改變其意味的發展，並且這些發展是有利於西方復興的優勢的。

圖7.8 未來的趨勢？對21世紀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分數的預測

不過，預測20世紀趨勢線的進一步走向的最意味深長的含義，是社會發展在下一個百年將達到5 000分。從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發展提高了900分。這是人類從舊石器時代的巖洞壁畫發展到互聯網而獲得的。不過，按照圖7.8的設想，2000~2100年發展還將再提高4 000分；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這個分數可能被低估了。新世紀開端這十幾年的所有跡象都表明，發展是以指數方式增長的，而不僅是像20世紀末時那樣的線性延伸。

又一次，重要的問題不是問我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討論的具體預測能否實現，而是需要發生什麼情況，才能使現實遠離我的預測所依托的設想，使社會發展分數在2100年時遠遠達不到5 000分。從過去15 000年的社會發展曲線來判斷，最有可能的答案似乎是發生一場新的社會崩潰。

5 000分的設想認為人類社會永遠擺脫了馬爾薩斯理論的限制，但對冰期後的歷史顯然也有另一種解釋：工業化只是將這些限制向外推了推。它推動力度的確很大，使全世界的人口增長了一個數量級，也使數十億人脫了貧；但對指數的這種解讀仍然要提出，工業社會也將面對內在的“硬天花板”，就像曾限制了農業社會發展的“硬天花板”。

羅馬帝國和宋朝等農業帝國在社會發展分數超過了40分以後，便開始動搖和衰退，現代社會在1 000~5 000分的某處，也許也會遇到新的“硬天花板”。假如一個擁有100億人口的世界發展停滯了，或者出現了難以預料的氣候變化，或者發生了核擴散，再或者出現了機器人戰爭、電子戰爭和納米戰爭等分佈不平衡的發展，其後果會比農業時代的發展停滯還要恐怖。

指數暗示接下來的50年將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時期。一方面，假如19世紀和20世紀能量增長帶來的好運只是一錘子買賣，那麼21世紀就將注定成為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糟糕的時代；另一方面，假如工業革命被證明只是一個更長時期的能量革命的第一階段，那麼當前這個世紀將肯定會使人類變得面目全非。到21世紀60年代時，也許我們將看清世界走向什麼道路。

社會發展指數當然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但它可能是確定其中一些問題的寶貴工具。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經典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開頭推斷：“假如有更高級的生物從太空造訪地球，為了估量我們的文明水平，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會是：‘他們發現進化論了沒有？’”假如這樣的事情當真發生了，我想他們問的既包括生物進化，也包括社會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