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剖等級 AN ANATOMY OF THE CLASSES

好像沒人確切地知道,「等級」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麼。有一些人,例如萬斯·帕卡德1,曾嘗試援用更客觀的術語,也談論過「社會地位體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後繼者們,傾向於在談到一個人擁有多少財富和財富的利益槓桿作用時才談論「等級」。他們談的「地位」是指一個人擁有多少觀眾的社會聲望,而他們說到「黨」時,則是在衡量一個人的政治勢力多大,也即是說,你究竟擁有多少內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騷擾和麻煩,不受別人的擺佈。我說的「等級」包括以上三個方面,不過也許對「地位」尤其強調。我真誠希望「caste」2這個詞已經美國化了,因為它能很好地表達這個國家實際上非常嚴格的等級界線,以及一個人想從養育了他的等級向上或向下移動的困難程度。

我們不禁要問:美國社會裡一共存在多少社會階層?最簡單的回答是:兩種——富人和窮人,僱主和僱員,地主和佃農,資產階級和貧民階層。或者,不考慮經濟和政治因素,只考慮風度和生活格調,則有紳士和無賴兩種。當一組社會學家向一位調查對像詢問「社會等級」一詞包含了什麼意思時,他回答:「看你有沒有教養。」而按「社會化」的標準來考察,則把那些「享受」世襲財產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慮這件事的人區別開來。保羅·布盧姆伯格注意到,今天還存在一種「基本的社會等級差別」,就是買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買不起房子的人之間的差別,按這一思路再降一級,就變成了買得起車的人和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等公共汽車的人之間的差別。英國幽默作家吉麗·庫柏(Jilly Cooper)在她的《等級》(Class,1981年)

一書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會圖景:「有負疚感的」人和「被欺騙的」人。她寫道:

一邊是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儘管他們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階級掙得多,卻總是心懷歉疚,滿腦子都是社會關懷。另一邊則是各種勞動階級,他們已經被電視和報刊雜誌中關於美好生活的種種想像徹底洗了腦,於是因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塊太小而覺得受了欺騙。

世上只存在兩個等級,這也被「二戰」期間英國駐北非第八步兵團的一名士兵意識到了,他曾雄辯地描繪了這種差別:

長官,這就是一個倒霉蛋打發自己倒霉的一輩子的好辦法,不是嗎?您聽說過等級差別這回事嗎,長官?讓我來告訴您這是什麼意思。它是說,維克斯-阿姆斯特朗3掙了錢卻裝成輸了的樣子,丘吉爾又點燃了一支雪茄,《泰晤士報》在解釋「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亞的戰壕裡,用鋼盔朝一個昏迷的傢伙劈頭蓋臉地澆涼水。只要你能待在一個好等級裡——這一點非常重要——這等級制就錯不了,長官,因為一個等級得到蜜糖,而另一個等級只有狗屎。

對這名士兵的結論可以有另外一種表達,那就是,每一個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為兩類:安全的和危險的。每年有十萬名工人因為與工作相關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萬人因工傷致殘,六百萬人在工作時健康受到損害。在《勞動階層的大多數》(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1974年)一書中,安德魯·李維遜(Andrew Levison)寫道,「所有那些認為過去的等級差別已經消失的陳詞濫調和讓人樂觀的說法,都會因為下面這個不爭的事實而變得毫無意義——美國的工人必須將重傷甚至死亡視為他們每天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中產階級則不需要。」他接著說:

想像一下,如果每年總有那麼幾個公司總部像礦井一樣坍塌下來,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員,全球會爆發多少抗議的呼聲?或者假設所有的銀行都長期瀰漫一種會令經理、職員、出納員們生癌的看不見的毒塵,情況會怎樣?最後,試著想像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名大學教授在他們工作時失聰、斷指、失去手或者眼睛,請想像一下那種恐怖……

死亡和受傷,也許是美國最可怕的等級分界線。正是這條分界線,把聽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殺害或遭受殘暴而無能為力的父母們,與那些逃脫了這場噩夢的富有的父母們(這主要得力於臭名昭著的S-2大學生延期服役計劃4)區別了開來。這一次等級分界,已經深深切進了美國社會的心臟地帶,它帶來的創痛將持續毒害好幾代人。誰若仍對這個國家的等級意識將信將疑,就應該去聽聽一位失去兒子的勞動階層父親的直白:

我心裡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該死的美元打賭,我心裡很苦。正是像我們這樣的人,為這個國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們經營這個國家,並從裡頭大把地掙鈔票。那些上過大學的人,那些大學教授,他們去華盛頓告訴政府該怎麼怎麼做?但他們的兒子,他們並沒有在沼澤裡死掉,我說的是越南。先生,他們沒有。

一位母親補充說:「我們始終沒辦法弄明白,當我的孩子不得不動身上路時,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區的高級住宅裡的孩子,是怎麼逃開這一切的。」

兩分法的確能簡易而又有效地強調不公和表達痛苦。但一種三分法也同樣被很多人採用,這很可能是因為,「三」這個數字代表著勝利、希望、智慧。它總能奇特地預示徵兆,令人聯想到民間傳說,甚至還頗有神秘的魔力。至少從19世紀起,當馬修·阿諾德5將他的鄰人和朋友劃分為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種,或者像他那令人難以忘懷的三個命名一樣:野蠻人(注意,指上等)、非利士人(中等)和平民(下等),英國人早已普遍接受了三個等級的劃分。中等階層的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從這個三層觀念出發來思考等級制度,這不僅因為這個觀念為他們提供了道德和社會安全感,同時,這種劃分恰到好處地使中層能夠等距離地遠離那個高於他們的階層(也遠離那些屬於上層特有的種種罪惡,諸如驕傲、勢利,揮霍、漠不關心),和那些低於他們的等級及其各種特徵(諸如骯髒、拘束、羞慚、屈辱)。儘管稱呼「下層階級」的英式委婉語「勞動階層」大有取前者而代之的勢頭,上層、中層、下層仍是稱呼這三類人的習慣性用語。

如果說,在等級劃分上,普遍為人接受的數字是三層,社會學家們則更傾向於五層: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中下層

下層

要將等級的數目一一數清,有些人可能會自動放棄,因為他們會像寫作《美國的炫耀》(Showing Off in America,1981年)一書的約翰·布魯克斯6發現的一樣:「在新的美國社會結構當中,各種各樣的等級彷彿無窮無盡。」或者,他們會像一位被問及波士頓等級狀況的當地人一樣回答:「要我去數清楚或者叫出名來的等級太多了……見鬼,大概有15到30個吧。」(像一個美國好公民那樣,他還會馬上補充一句:「不過,這事兒跟我可他媽毫無關係。」)

我的研究結果使我確信,這個國家的等級最好分為如下九類:

有一點最開始就要弄明白:區分這些等級的絕非只有財富一項標準。「不可能只根據金錢,」一位工人說得尤為正確,「因為誰也不會確切知道你這方面的情況。」與金錢同樣重要的因素還有風範、品味和認知水平。喬治·奧威爾7說過:「從經濟上說,毫無疑問只有兩種等級,富人和窮人。但從社會角度看,有一整個由各種階層組成的等級制度。每一個等級的成員從各自的童年時代習得的風範和傳統不但大相逕庭——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他們終其一生都很難改變這些東西。要從自己出身的等級逃離,從文化意義上講,非常困難。」當約翰·肯尼迪在電視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時,一臉吃驚地回頭衝他的朋友說:「這傢伙一點沒檔次。」當然他指的並非金錢。

想像巨額財產和高薪就能賦予一個人高等身份的人們,或許能從一本名叫《與一位百萬富翁共同生活的一年》(Live a Year with a Millionaire)的小書中獲得些許安慰。該書的作者是科尼裡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8,他於1981年聖誕節將此書(免費)送給他的朋友們。不用多說,這位作者的平庸、愚蠢、自滿和毫無智慧,只能讓讀者聯想到《拉德納響鈴》(Ring Lardner)中的角色,或者像辛克萊·劉易斯9的《瞭解柯立芝的人》(The Man Who Knew Coolidge)一類諷刺喜劇裡的人物。「他們很有大城市人的氣派」,惠特尼在描述一次聚會上遇到的人們時說,「來自全國各個地方。」他說得越多,讀者就越容易覺察,除了他的錢以外,惠特尼骨子裡壓根兒就是一個中產階級傢伙,他不自覺地說著他那個社會階層的種種陳詞濫調。

對於再往下的階層,這條原則同樣適用:金錢並非那麼說明問題。約翰·布魯克斯以兩家在郊區毗鄰而居的居民為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一位先生是汽車修理廠的機修工,典型的「藍領」;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僱員,「白領」。他們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別卻大極了。藍先生購置了一座乾淨漂亮的「牧場小屋」,白先生買下了一座破爛的舊屋,並自己動手重新裝修了一番。藍夫人在當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購物中心採購,並覺得它們棒極了,「多麼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裡的店舖買她的衣物。藍先生飲酒,但寧願偷偷摸摸,並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簾緊閉。白先生一家也飲酒,很開放,常常在自家的後院裡喝。藍先生夫婦常衝著對方大喊大叫,聲音穿過他們的每一個房間,或傳遍他們那塊地皮的每一個角落,但他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白先生一家總是控制著自己的音量,有時聲音小到互相聽不清楚。至於家居擺設,書籍當然是一個重要標準。藍先生家中見不到哪怕一本書,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裡有無數堆放得滿滿的書架。布魯克斯總結道:「總的來說,這兩個家庭可以說毫無相似之處,但他們的收入卻大體相當。」同樣,羅素·林內斯也正是因為數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識和感知力比金錢更能決定人的社會等級,才提出一個三重結構的說法,即把人分為有高度文化素養的人、有一般文化教養(中產階級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養的人。

一個上層貧民充滿嫌惡地看著一個赤貧階層,並非由於其貧窮,而是由於他們糟糕的生活格調。

並不是說最上層的三個等級沒有錢。界定他們地位的關鍵因素並非只是金錢,而是他們擁有金錢的方式。作為衡量一個等級的指標,金錢的來源遠比金錢的數量更有意義。將上層的三個等級區別開來的最重要的標誌,是他們繼承的財富與自己實際掙得的財富之間的比值。「看不見的頂層」(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福特家族、文德比爾特家族等),完全依靠繼承來的財產。無論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多麼龐大,如果是靠自己的勞動掙來的,比如像電影明星們,就不能位列這一等級,儘管他們的巨額收入和揮金如土的消費可以使他們模仿這一等級的身份。繼承的財產——也就是俗話所說的「老錢」十——是標誌頭三個等級的不可或缺的原則,而且最好這個家族的財富已經傳了三代或四代人了。不同地區的人們各有不同的微妙方式來鑒別這種財富的「年齡」。英國旅行家喬納森·拉班在美國中部旅遊時,遇上了一位名叫薩莉的姑娘。她告訴他說:「『新貴』們管密蘇里州叫Missouri;『老錢』們則說Missoura。」

看不見的頂層

一個看不見的階級。他們的錢來源於繼承遺產。他們曾經喜歡炫耀和揮霍。後來,他們在媒體和大眾的嫉恨、慈善機構募捐者的追逐下銷聲匿跡了。

「當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時,」一位波士頓的藍領階層人士說,「我想到的是那些你從公路上壓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所以,我們或許可以乾脆把最高等級稱作「隱蔽的階級」,他們的豪宅從來就建在遠遠避開街道或公路兩側視線的地方。他們喜歡隱匿在山裡,要麼就遠走希臘或加勒比海沿岸的小島(他們往往會買下這些島嶼),但求能暫時避開世人的嫉妒和種種煩擾,避開懲罰性課稅,最後避開政府對私有財產的徵用。萬斯·帕卡德推測,正是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嚇壞了那些巨富,教會了他們在炫耀自己的財富時變得「謹慎,幾乎一言不發」。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大批財富從一些很能鼓勵表現癖的地方(比如紐約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轉到了弗吉尼亞的小城鎮、紐約州北部的鄉村、康涅狄格州、長島和新澤西州。

19世紀90年代托斯丹·凡勃倫⑪在《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諷刺過的情形與今日相比可謂大異其趣。在他那個時代,富人們喜歡鋪張聲勢地炫耀自己,奢華的僕人和隨從隊伍就是明證。如今他們藏匿了起來,並非只為逃離妒忌和報復,也是為了躲避媒體對他們的曝光。他們的心機和殘忍與凡勃倫時代相比亦大有長進。他們尤其想逃避一個根本不為凡勃倫當年所知的更嚴重的威脅:福利基金會的乞討。那些身著三件套筆挺西裝的行乞者,總是成群結伙不屈不撓地打攪著這些有錢人。在美國,巨富的最大滿足曾經來自炫耀,如今他們不得不隱居山林,真是堪稱憾事。

不僅豪宅被藏了起來,「看不見的頂層」的成員們也紛紛從他人的窺視和探查裡消失了。這一等級的人們往往會極力避開社會學家、民意測驗者,以及消費調查人員們詳盡的提問和計算。無人對這個等級做過細緻研究,因為他們的確看不見。一位「看不見的頂層」的成員極可能會輕蔑地將一份調查問卷扔在地板上,這種視而不見的作風倒是與「看不見的底層」頗有幾分神似。正是從這裡,我們開始觀察到美國等級制度當中最奇妙的一幕—— 「看不見的頂層」和「看不見的底層」之間那奇特的酷肖,如果實非「源自兄弟之情」的話。

就像那些隱匿在遙不可及的住宅高牆背後或形形色色的小島嶼上的頂層人物一樣,底層的人們也同樣隱而不見。他們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機構或幽閉在修道院裡,或隱居在寺院和群居村裡,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車子或傢俱的債主、受騙的假釋擔保人或被欺騙的商人們。這個「看不見的底層」只會短暫地出現在某時某地,比如春天的紐約街頭,嘴裡一邊咕噥著自己倔強的幻想。這個一年一度的儀式性自我展示結束後,他們就會再次銷聲匿跡。正是由於避開了他人,這兩個階層的人分享著一種同樣的焦慮,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見諸報端。底層人物——凡勃倫說他們自己不掙錢,他們只接受錢——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或天賦,而是得益於福利機構或管教體制,他們才能在經濟上應付自如。如出一轍,頂層人物也是從別人(祖輩)那裡獲取財富。還有一個相似之處:這兩個階層的人都極少隨身攜帶現金。從主要的方面來看,我們可以認為,「看不見」的頂層與底層的實際身份大致上明顯地證明了一個歷久不衰的原則,即所謂「兩極相通」。

上層

一個既富有又看得見的階級。可能是大銀行的主管,還喜歡參與國會某委員會的事務。他們貪圖安逸,有時還很有趣,家中賓客川流不息。但有一點:他們對思想和精神生活毫不關心。

頂層往下的一個等級,上層階級,在兩個主要的方面與「看不見的頂層」存在差異。首先,儘管這個階級的財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得自繼承,但他們自己也從工作中掙得相當多的財富。通常,如果不做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幹起來很輕鬆),他們會深感無聊甚至羞辱。他們的工作極有可能是控制銀行或歷史悠久的公司,主掌智囊團和基金會,或與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通常是國會)一道忙於支持較古老的大學,幫忙處理外交關係顧問委員會、對外政策協會或經濟發展委員會等機構的事務。在由外行擔任外交官的年代裡,外交官裡的大部分是從這個階層中挑選出來的,而很少出自「看不見的頂層。」其次,上層是人們看得見的,他們經常惹人注目地表現自己。這也就是說,「看不見的頂層」已經遠離了凡勃倫所說的那個鋪張炫耀的結構,而留給上層階級來扮演自己以前的角色。當你走在街道上或駕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時,只要經過一座外觀相當醒目的房屋,你就知道那裡住的肯定是上層階級的一員。白宮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它的居民當中,哪怕曾經有過富蘭克林·羅斯福或是肯尼迪家族這樣的人,能被列為「看不見的頂層」的人卻一個也沒有,只有「上層階級」而已,這座週身純白,刻意座落在高地上的建築簡直太過顯眼,而對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在這裡的短暫居留通常意味著落魄和失勢。這地方無可救藥地也只能屬於上層階級——或者甚至更低,比如在哈里·杜魯門居住時期。

當然,人人都無一例外地屬於所有這些等級當中的一種。不妨想一想威廉·魯道夫·赫斯特⑫和他在聖西米恩的住宅。從地理位置上看,這「屋子」屬於「看不見的頂層」的風格,因為你從高速公路(離宅子最近的公共道路)絕無可能瞧見它的尊容。一旦你穿過綿亙數里的戶外公園和「動物園」,看到迎面而來的大宅,便會感到主建築的正面設計原來是為了喚起敬意,或不如說敬畏,這時你就會明白,這種假貴族的作派,完全無法掩飾赫斯特的真實身份:他根本不是個「看不見的頂層」。他太操心自己會給別人帶來什麼影響了。他在排場奢華的宴會上使用紙餐巾的舉止倒有可能體現出一個真正貴族的怪癖,但他讓自己住所的正面引人注目的用心——看起來活像埃維拉大教堂⑬,包括其他幾座風格雷同的建築——卻暴露了他的秘密,只有中上層階級會在小男孩才會有的炫耀方式上栽跟頭。

像其他所有階層一樣,上層階級也有它自己獨樹一幟的標記。例如,它會在《社會名流紀事》上出現,而中上層階級卻不可能,儘管垂涎三尺。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條街道也很可能標誌一個人的上層身份,但至少必須用姓氏。如果用名字,比如凱希街(Cathy Street),你就是個中產階級或者更糟。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儘管這語言與你的實際生活、事業或興趣等毫無關係,也是上層的標誌。自然,避免過於正確或完全「法式」的口音也很重要。

完全不吸煙是很有上層階級風格的,不過一旦讓人注意到這風格是經戒煙得來,你便立刻下降到中產階級。家中「訪客」川流不息是上層萬無一失的身份標記,因為這意味著大量空閒的臥室,以及一應俱全的飲料、食品、遊戲、派對等等,可以讓客人們隨心所欲地休閒娛樂。在上層階級的成員面前,你必須注意不要隨意誇讚他們,因為那會被視為不恭——那裡的一切理所當然地美麗、昂貴、耀眼,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不需特意提及。只有中產階級才習慣性地回報別人的恭維,因為這個階級需要從恭維中獲取信心。

上層階級從不置疑一件物品的價值,因為毋庸置疑。某位青年藝術家拜訪一對祖上來自英國古老家族的夫婦。走進餐廳時,他忍不住讚歎說從沒見過如此精彩的赫伯懷特⑭椅子。沒過一會兒,他就被主人逐出門去。他們這樣對別人解釋:「那個傢伙居然誇獎我的椅子!無禮得可惡!」與上層人物一同進餐時,一般也不要誇獎食物的美味,因為女主人上好的品味自然不會有錯。況且,這也不是出自她的廚藝,家裡的廚師當然是一流的。另外,如果你把酒灑了,也不要驚慌,僕人自會過來將一切收拾乾淨。

對馬的熱愛——買馬、養馬、騎馬、賽馬、騎在馬背上追獵小動物——仍然是相當值得信賴的上層階級的標誌。儘管在中上層階級學會了倣傚之後,這種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上層的獨佔,這情形有點像此前的雙陸棋戲,在日漸流行後也就喪失了等級。不過,美國的上層與所有貴族共享一種一望而知的特性:他們對形形色色的思想無動於衷,毫無興趣(這也是「看不見的頂層」的標誌,科尼裡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拙劣的文字表演就曾證實過這一點)。馬修·阿諾德之所以把他們稱作「野蠻人」,正是由於他們對思想的漫不經心。他明確地將他們的安詳歸咎為「從來不讓任何人的思想煩擾自己」。儘管如此,他們仍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階級。只要對任何才情煥發、獨樹一幟的說法閉目塞聽,他們的生活就是舒適、優裕甚至妙趣橫生的。

我們現在該談一談中上層階級了。

中上層

一個有錢、有趣味、喜歡遊戲人生的階級。所有比這個階層低的階級,都渴望成為中上層階級。

這個階層的家財與上兩個階層不相上下。區別在於,其中的大部分財富,是通過諸如法律、醫藥、石油、航運、房產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藝術品買賣等行業賺來的。中上層有時也會享有一些繼承的財產,或者說白了,家裡用著一些「繼承物」(如銀器和東方地毯),但他們總是被一種布爾喬亞式的感覺——比如羞恥感——困擾,因為這些人有一個觀念,依賴別人的錢,哪怕是祖宗賺來的錢生活,總歸不是太好。

中上層階級的等級標誌包括在住宅裡留有不少空房間,以備大批「夜客」湧入時,能模仿上層階級好客的派頭。另一個標誌則是這個階級性生活的純潔,能打動這一階層的女式浴袍一定是世界上最不性感的東西(這裡的世界包括英國和加拿大),男式內褲則是中上層男士們愛穿的拳擊短褲。中上層男女的服裝設計是為了遮遮掩掩,而絕非為了強調兩性在解剖學上的差異。因此,由於肩膀是男人第二性特徵,他們穿溜肩的短外套,因為肩章會強調肩膀,容易使自己與下層階級混淆(貧民階層的雙肩是為體力勞動準備的)。軍隊製造了大量肩章,立刻暴露了與貧民階層的內在關聯。如果有人在最近的總統競選中投了約翰·安德森⑮的票,十有八九她(或他)是中上層階級。這個階級也是「角色保守」的一群人:男人絕不考慮烹飪或家務,而女人的就業範圍則不外乎新聞、戲劇或房地產(當然了,只有中產階級的主婦才老是足不出戶)。中上層階級喜歡通過給自己的寵貓起名為斯賓諾莎、克呂泰墨斯特拉或者贛第德⑯,以此顯示自己昂貴的教育水準。正如你已經領悟到的,這種做法同時意味著,他們幾乎完全吻合1980年那本無人不知的《權威預科生手冊》(Official Preppy Handbook,莉莎·伯恩巴赫⑰與他人合著)中所描繪的階級特徵。

1970年紅遍全球的電影《愛情故事》(Love Story),還有一首常青籐名校歌曲,也曾謳歌過這個階級。這兩樣東西驚人的知名度表明,中上層階級的生活風格對所有該階層以下的美國人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事實也是如此,絕大部分中產階級或以下的美國人寧願成為中上層階級,也不願成為上層階級或「看不見的頂層」。一次最近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測驗顯示,當要求回答「你願意成為哪一階層的成員」時,大部分人選擇中層。當問題是「你願意屬於中層的哪一部分」時,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中上層」。成為中上層階級是人們諳熟而可靠的夢想:這個階級的習俗較之中產階級稍顯尊貴,易於辨別,便於習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層階級成員,你可能會因不知如何食用魚子醬和某道法國菜,或如何使用一隻洗手指的碗而臉紅心跳。很少有美國人私下裡不願意成為中上層階級的。

對於中上層階級,我們如果用一種較為粗略的方式,只須稍稍瀏覽一下兩本書:約翰·莫羅依(John T.Molloy)所著《為成功著裝》(Dress for Success,1975年)和《為成功而生活》(Molloy』s live for success,1981年),就可以收集到更多這一階級的等級標誌。自稱「美國第一位衣櫥工程師」的莫羅依,憑著令人不敢小視的天才受雇於一些工商企業,是一位提供公司著裝原理的顧問。他的理想是使每一位企業僱員看上去都像中上層階級,因為中上層階級就意味著成功。他意味深長地解釋說:「成功的著裝無非就是要達到中上層階級的良好趣味和外觀。」甚至行政人員辦公室也要經歷一番不甚內行的整修,直到它們開始洋溢著成功的氣息。正如莫羅依所說:「成功的辦公室也會流露中上層階級的素質。」也就是說,「辦公室要顯得寬敞疏空,要豪華、整潔、醒目、舒適並且私人化。」來賓等候區也要與其他辦公室一樣,能夠讓每一位來賓在第一眼就讀出「中上層階級」幾個字。莫羅依認為,除了衣著、辦公室、接待室以外,人們的面部表情、身體、手勢和姿態,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層階級的外觀特徵。在《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線圖展示了貧民階層和中上層階級男性側面形象的差異。貧民階層男性要麼是下巴痛苦地充滿挑釁地緊縮著,要麼是嘴張著,一臉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層階級男性雙唇微閉,雙臂舒展,絕無諸如狡猾、畏縮和「老爺,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頹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層人專有的特徵。莫羅依還發現,「中上層階級和中下階層的人們不光站姿不同,他們的舉止也有差別。中上層階級的舉止由於自控而顯得一絲不苟。他們擺動手臂和選擇落腳點的方式,與中下階層的人們有非常明顯的不同,後者的兩隻胳膊總是向外擺,而不是緊貼著身體。」

毫無疑問,像莫羅依和麥克爾·科爾達〔Michael Korda,《成功!男人和女人如何獲得》(Success! How Every Man and Woman Can Achieve It,1975年)一書的作者〕這樣的指導者,完全能夠教會那些胸懷抱負的人們模仿中上層階級的外表。但是,至於他們能不能真正培養出真正的中上層階級,能不能培養出那種與這一階層協調的(亦可理解為產生這種風格的原因)放鬆、遊戲感,以及適度的嘲弄,則讓人心存疑惑。我們可以想像,任何其他階層的人都有委婉的說法來表示「我們干吧」⑱。我們的確知道其他階層的人可能發出饒有趣味的邀請:「讓我們藏臘腸吧。」但就像《權威預科生手冊》所說,除了中上層階級,我們不敢想像還有其他階層的人會說:「讓我們來玩藏臘腸遊戲吧」,並隨即充滿柔情地將「臘腸」簡稱為「腸」,就像他們將「血瑪麗」⑲簡稱為「血」,或者將「金湯力」⑳簡稱為「G和T」一樣。對於中上層階級而言,一切都是遊戲(事實上,是「生活遊戲」),難怪他們天生就對高爾夫球、網球和遊艇等無聊的活動興致勃勃。

根據莫羅依的標準繪製的中上層人士、貧民人士側面圖。

等級地圖

擁有最多和最完備的保齡球設施的城鎮,一定是等級最低的地方。沒有一份好的報紙,或者宗教氣氛過於濃厚的城市,有品味的階層不會居住。新英格蘭㉑各州,毫無疑問是美國上層階級的心臟。

至此,我們有必要在這個不斷向下推進的討論進程中稍作停頓,來考慮一下位於上方的三個階層的地理分佈。中層和貧民階層的成員傾向於認為這三個階層與地理位置問題毫不相干。只要你屬於上層階級,待在哪裡不都一樣嗎?這種看法就大錯特錯了。

「我明白了,年輕人,你想加入『大都會俱樂部』。」

「是的,先生。」

「告訴我,你是哪兒的人?」

「實打實地說,先生,新墨西哥州。」

「哦,原來如此。」(視線轉到另一邊)

在美國,成百上千個地區大到足以擁有自己的郵政編碼。只要具備足夠的知識和良好的品味,你就可以將所有這些地區按階級差異從上至下來一個分類排比,從格羅塞角鎮和觀察山半島往下直到尼德斯和派克斯維爾。從社會意義上看,那些經濟上精細審慎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居住時間最長的地區很可能位居榜首:比如羅德島州的新港,康涅狄格州的哈德姆,以及緬因州的巴爾港。至於洛杉磯,並不僅僅因為她的醜陋和平庸乏味而不入流,還因為西班牙人在這個地方盤踞的時間委實太長,同樣的原因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聖路易斯㉒要比得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位高一等。

要精確地說明究竟是哪些因素賦予一個地區等級,可能性比較小。五十年前,H.L.門肯㉓在《美國嚮導》(The American Mercury)中嘗試創造一種可信的測量方法。他的辦法是發明一百個「社會指數」,比如某地居民中有多少人在《名人錄》中榜上有名,有多少人訂購《大西洋》雜誌,或有多少人消費了大量汽油。今天,我們倒極有可能將一個人口增幅最小的地區列為高等級地區的上選,時間可以從門肯那個時代算起。我們得出如上衡量標準是由於從1940年至今,有許多糟糕的地方人口猛增,如邁阿密㉔,人口已經從17萬2千猛增到了34萬3千;而鳳凰城㉕的人口從6萬5千增加到了68萬3千;聖迭各㉖的居民則從20萬飛躍到今天的84萬。

另一個似乎可取的等級標誌,是看這個地方是否設有保齡球場。此話聽來似乎詫異,但實在言之有據。在《地區估評年鑒》(Places Rated Almanac,1981年)中,理查德·伯耶(Richard Boyer)和大衛·薩瓦喬(David Savageau)發現了那些提供最多最完善保齡球場地的地區。一看之下,我們就會發現這是些多麼可悲無趣的地方:

蒙大拿州的比靈斯

肯塔基州的歐文斯伯勒

得克薩斯州的米德蘭

伊利諾伊州的皮奧裡亞

艾奧瓦州的迪比克

得克薩斯州的敖德薩

路易斯安那州的亞歷山大

剛才我已表明,指出一個地區為什麼不具備社會學意義上的等級地位較為容易,而要指出一個地方為什麼可取則比較困難。

評估某地區的不可取性還有一種辦法:看這個地區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㉗達到什麼程度。俄亥俄州的阿克榮(從其他標準看,這地方骯髒醜陋),就因為是雷克斯·杭巴德牧師㉘的故鄉而臭名遠揚。像南加州的格林威爾鎮,因為是伯比·瓊斯大學㉙的所在地而「聲望」卓著。而伊利諾伊的惠頓則與惠頓學院畫了等號。人們記得這地方,是因為把這兒當作發了跡的比利·格雷厄姆牧師㉚的根據地。同樣,加州的加登格羅夫也只是因為羅伯特·舒勒牧師㉛大人而讓人難以忘懷,此人以機械的微笑和他那溫馨滑稽的「水晶大教堂」著稱。一位屬於高級階層的成員會選擇弗吉尼亞州的林奇伯格居住嗎?很可能不會,因為那個小鎮是傑瑞·弗爾威爾博士㉜的無線電廣播傳教發源地,也是他的教堂所在地,並且是自願捐贈的彙集地。

看來,這的確已成了一條屢試不爽的通則:社會階層高的人們,絕不會居住在一個與宗教預言或奇跡有牽扯的地方,比如麥加、伯利恆、法蒂瑪、盧爾德或者鹽湖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開化的城市——像倫敦、巴黎,甚至紐約——都能安全無恙地通過這項測試。儘管用最嚴格的標準衡量,羅馬仍會讓人不大放心,但還是比耶路撒冷要更有格調。

一個城市最重要的新聞報紙的質量,也是這個城市(在等級意義上)可取程度的標誌。儘管華盛頓一貫以它作為首都的優越地位——各國大使館所在地和其他諸如此類的原因——而自豪,但一旦翻開《華盛頓郵報》,這個城市頓時顯得微不足道。週日版為它的讀者們(上層貧民?)提供的不但有天宮圖,還有長篇累牘的電視肥皂劇情節介紹,外加安·蘭德斯㉝教導人們如何往上爬的建議。與此相似,你只須注意《印第安納波利斯星報》為它的讀者們提供的所有與《華盛頓郵報》雷同的貨色,包括頭版的「今日禱辭」,你就可以推斷,印第安納波利斯這座城市毫不具備等級上的優勢。

數十年來,佛羅里達(也許棕櫚灘除外)和南加州一樣,一直被認為是社會等級意義上最糟的兩個地區。似乎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國外,尤其是一些暴發戶「新貴」聚集的地區,比如西德那些毫無品味和格調的夜總會,總是有可能被叫做「佛羅里達」。有教養的人們拒絕考慮在坦帕㉞附近居住的另一個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此類廣告牌在坦帕附近的阿波羅海灘赫然可見:「名叫龍巴多的傢伙想跟您作鄰居。」同樣,加州埃斯康迪多的退休公民會被慫恿去買進「勞倫斯·威爾克㉟鄉村俱樂部不動產」的一部分股權,目的是分享他們的音樂英雄的魔力。在最近一期貧民階級最愛讀的《國民探秘者》雜誌的分類廣告欄中,有四則廣告正在出售偽造的大學文憑:所有四個出售文憑的地區從地址上看都在加利福尼亞。另一些例子則在等級意味上相當令人滿意:被廢棄的瑪麗王后號游輪㊱,作為一堆廢銅爛鐵恰恰被扔在一個無聊的地方:加州長灘㊲;而佛羅里達的聖彼得堡成了達利博物館所在地;自然地,勞德代爾堡㊳是STP公司㊴的總部。

於是有了這樣一個問題:那麼,一名最高階層的成員可能住在這個國家的哪些地方呢?紐約當然是首選,接下來是芝加哥、舊金山、費城、巴爾的摩、波士頓,也許還有克利夫蘭,或者康涅狄格州、紐約州、弗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賓夕法尼亞和馬薩諸塞州深處的鄉村地區,情形大致如此。除了伯納德斯維爾和普林斯頓以外,在新澤西州居住並不是個好主意。但新澤西的任何地方都要勝過加州的太陽谷、賽普拉斯和康普頓,俄亥俄州的坎頓,內華達州的雷諾,懷俄明州的夏延,新墨西哥州的阿爾布開克,佐治亞州的哥倫布,以及其他相似的軍營城鎮。當然還有俄亥俄州的帕爾瑪——這個城市人口有10萬,卻沒有一份日報,也沒有公共汽車系統、旅館甚至地圖。科羅拉多州的常青市同樣不可能被考慮,因為約翰·欣克利㊵就是從那兒來的;還有達拉斯,因為——眾多理由中的一條——李·哈維·奧斯瓦爾德㊶曾居住在那裡。

據說,某位研究此類問題的專家將拉斯維加斯稱作「世界下等人之都」。我認為,您完全可以憑自己對這類知識的諳熟程度,對自己的社會等級高低有一點眉目了。對了,上面的城市中,還有阿卡普爾科吧?

中產階級

一個最謹小慎微、了無生氣的階層。他們是企業的螺絲釘,「可替換的零件」。他們最懼怕「他人的批評」,因此是為他人而存在的。他們是全社會中最勢利的一群人。

現在,我們再回頭談論等級。有助於我們辨認出中產階級的是它的一本正經和心神不寧,而不是其中等水平的收入。我認識一些很富有卻頑固地保留著中產階級身份的人們,也就是說,他們依然對於別人會如何看他們感到恐懼,並且一心希望將每一件事都做得無可挑剔,但求不被他人批評。餐桌上的儀態對中產階級來說是個極重要的問題,用來掩蓋某些活動的網眼窗簾也很盛行,比如遮掩「藏臘腸」活動(當然,中產階級是不喜歡用這個詞的,他們這一行為的對應詞是呆板的「做愛」)。經常擔心會不會冒犯別人的中產階級是「漱口水」的主要推銷目標,如果這個階級不存在了,整個「除臭」工業恐怕會就此坍塌。如果說內科醫生通常是中上層階級,牙醫則不得不沮喪地對自己的中等階層身份有所認識。據說,若在社交場合將一位牙醫介紹給一位「醫師」——牙醫們喜歡這樣稱呼對方,牙醫經常會感到嚴重的地位焦慮。而醫生們稱自己為大夫,並尤喜在牙醫面前如此,當然,他們也喜歡在大學教授、按摩師或牧師面前這麼說。㊷ 

據《白領》(White Collar,1951年)和《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年)的作者C·賴特·米爾斯㊸稱,「地位恐慌」

是最具中產階級色彩的焦慮形式,所以他們才需要申請越來越多的信用卡,訂閱《紐約客》雜誌,因為他們估計這表現了中上層階級的品味。中產階級對這份雜誌,或其中的廣告的熱愛,恰好印證了米爾斯對他們的描繪:「不從更高的社會環境借來地位,他們就會不得其所。」《紐約客》雜誌的廣告商看來早就對這批讀者的心態瞭如指掌,他們在這些中產階級面前的「准中上層階級」姿態有時簡直逗噱。比如,他們最近用一張打印的請帖大肆抨擊使用昂貴信箋的惡習。躍入眼簾的第二個單詞格外醒目,造作地遵循英式拼法將美國通用的honor拼成honour:

茲訂於

本週五於康涅狄格州斯坦福鎮狩獵谷俱樂部列奧那德·亞當·威斯特曼博士和夫人

傑弗裡·洛岡·布蘭頓博士和夫人

恭請您光臨——

(到這兒上層階級可能會說「雞尾酒會」,或者,如果絕不會出差錯的話,說「酒會」。但這裡,布蘭頓「博士」和夫人邀請您特別消費——)

香檳和魚子醬

這兒惟一漏掉沒提的是食品的品牌。

如果說此類東西的讀者,曾一度是家族歷史悠久,廣泛植根於美國的一群人的話,今天的中產階級卻似乎是最沒根基的群體。中產階級的成員不光購買自身階層的傳家寶如銀器什麼的,他們還得每隔幾年奉自己所屬的公司之命長距離地搬家(通常目的地是所有最沒格調的地方)。這些人通常是石油公司僱用的地質學家、電腦程序設計師、航空動力學工程師或被派駐到一方新市場的推銷員,以及被公司委派的「市場」(從前叫「銷售」)經理,以便監督他的前任。這些人和他們的家人散佈在各個郊區和新開發的住宅區,如威廉·懷特㊹所說,他們的僱主就是他們的人生目的地。IBM和杜邦公司從一些二流大學招募來這些僱員,並不斷教育他們,如果不成為這個團體的一員,他們簡直什麼都不是。沒有任何餘地留給所謂個人,他們亦無自由哪怕是溫和地表現自己的怪僻。這些僱員很快便學會了將所有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說法拋諸腦後,這一點哪怕是從他們起居室的裝飾也能體現得一清二楚。這些人由於異常害怕失掉工作而在生活中變得非常被動,他們僅僅將自己當作一個無限龐大的結構中的一個部件,進而磨滅了自己的人性,他們是可以隨意替換的部件。IBM的一位行政人員曾對人吹噓說:「公司的培訓計劃使我們的僱員成為可替換的零件。」

大部分時間被當作奴隸對待的中產階級,對實力和成就抱有一種狂熱的錯覺,實在是不足為怪的事情。其中一個標誌便是他們對紋章證書的追求(「這張美麗的壓有凸紋的證書會顯示您的家譜」);另一個標誌是他們習慣於每年發出家族通訊,報告家裡人在成為「職業人士」的角逐中的最新名次。

約翰年方二十二,正在韋恩州立大學的牙醫學院度過他的第一個學年。

卡羅琳在愛達荷州博伊西市(州首府)一家很有聲望的公司謀得了一個相當不錯的職位:行政秘書。

有時候,這些驕傲的一覽表著實令人心碎,上面滿是家裡人在過去一年中建立的「關係」:「今年鮑勃成為了四個組織的成員:地方商會平民會、北美啤酒罐收集者聯盟、伊萬斯威爾大學校友會,以及凡德伯格縣青年共和黨組織。」(參見凡勃倫的論述:「由於保守主義是富人們的特徵,富人們因此在社區享有更好的名聲。這樣一來,保守主義也就獲得了某種能令人肅然起敬並富於裝飾意味的價值。」)由於害怕自己淹沒在人群裡,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在出門購物時總是精心地梳妝打扮。就像一位中產階級婦女對刨根問底的社會學家講的一樣,她的直覺告訴她:「你一走進百貨商店就會明白,等級是存在的。女人穿得越體面,受到的招待就越好。」

字典中對「勢利小人」一詞的通常解釋是:「把出身或財富當作檢驗價值的惟一標準的人。」要想發現勢利之徒,就到中產階級中去尋找。中產階級總是為自己的品味,以及這些品味究竟對自己有沒有好處憂心忡忡,因此總是將自己與想像中的金錢、權力和品味的擁有者聯繫起來(過於脆弱的聯繫),用來克制自己向下沉的自然傾向。中產階級苦念著「正確無誤」和別做錯事,因此,即使在最普通的餐會後,他們也要寫一紙感謝函,贈送過於昂貴或「正確」的禮物,絕不會哪怕略為提及任何公認等級低俗的地方——比如,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遊歷過很多地方的讀者會很從容地接受英國的勢利學研究權威內爾·麥克伍德(Neil Mackwood)的發現——比利時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勢利之輩的搖籃,也可被看成是全世界中產階級的大本營。

中產階級的另一個標誌是迫切要讓自己從屬於什麼的慾望,以及他們用購物等機械行為滿足這一慾望的方式。「俱樂部」和「協會」等用語(例如在「每月一書俱樂部」、「文學協會」等稱呼中)總是具有強大的誘惑力。很自然,中產階級也就成了下面這一類房地產開發商的廣告針對的目標:

您屬於

森林公園社區!

只要舉步邁入我們這個社區,您就會懂得歡迎的含意:

您是這個大集體的一分子……

怪癖、內向、熱愛隱私,這些都是中產階級最大的敵人,是與他們的高尚秩序截然相悖的價值。中產階級當中流行一種觀念:建一道籬笆,哪怕高一點的灌木,也是對他人的有意侮慢。此外,他們還流行一種觀念,你可以事先不打電話預約便造訪鄰居或朋友。中產階級生來幼稚、慇勤、不事遮掩,所以很難相信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又由於生性羞怯、思想傳統,他們當中誰也不敢想像有人會在下午——而非夜晚——性交。很顯然,夜晚才是事務纏身、行為莊重的公司職員行此舉的正確時間。威廉·懷特曾一面在一處郊區閒混,一面研究那裡的居民。一位典型的中產階級婦女告訴他:「再也沒有比我們這條街上的人更友善的了,他們來的時候總會敲門。」

女人們珍視「友善」,男人們則視擁有一個體面的職業為至寶(這經常比金錢更重要),並且尤其強調「管理人員」一詞。(事實是,人們面對這個術語時,究竟是心懷敬意還是唯恐避之不及,標誌著等級的重要分野。)在家中安裝一台錄音電話,自然很容易(花費相對較低)就能模仿高級專業人士的作風,但不要指望在蜂鳴聲過後會有一個滑稽或古怪的聲音——例如用法文或者模仿唐老鴨、理查德·尼克松的聲音——告訴你可以留言了。中產階級都很膽小,如C·賴特·米爾斯所說,「他們向來是別人的人,公司的、政府的、軍隊的……」沒有比中產階級更小心謹慎的了。一位「管理顧問」告訴斯特茲·特克爾:「你的妻子和孩子應該守規矩,你應該克己、遵守社會規範,你應該小心注意自己的行為。」喬治·奧威爾在《為舒暢而來》(Coming Up for Air,1939年)中為他書中的中產階級英雄代言,把這一點說得很到位:

過去好多蠢話講的是勞動階級的痛苦,我自己並不為貧民階層感到難過。……貧民階層的痛苦是身體上的,可他不勞動時是個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磚小盒子裡,總有那麼些可憐蟲,從來就不知道自由是什麼滋味,只除了蒙頭大睡的時候。

由於本質上是一些推銷員,中產階級人士培養了一種推銷員式的風格,因此也才有他的樂觀主義。他堅信,只要自己奮力投入,就必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音樂劇《安妮》(Annie)和《堂·吉訶德》(Man of La Mancha)之所以有那麼高的票房收入,是因為向中產階級男人和他們的妻子提供了諸如《明天》(Tomorrow)、《不可能的夢想》(The Impossible Dream)一類歌曲,並向他們允諾,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望又可及。中產階級的最後一個標誌,源自這個階級的社會不安定感,即習慣性地拿自己開玩笑打趣。儘管尚無法確定這些玩笑在傳達何種社會效應,但「推銷員」的角色使他們有必要推銷善意和樂觀主義。於是,中產階級人士充當自己心醉神迷的聽眾。有時候他會當眾道出幾句也許聰明的俏皮話,但隨即便會環顧四側,捕捉聽眾的反應。當然,他強烈地渴望稱讚。

中產階級青年酷似他們的父輩。如果你想知道是哪些人在研讀約翰·莫羅依的作品,以求掌握打入中上層階級的手段和技巧,這些年輕人就是答案。一個又一個公司培訓計劃將他們送到全國各地,所以你常常能在飛機上遇見他們。他們的襯衫總是白得讓人難以置信,外套總是過分的深色,領帶模仿企業家的風格,髮型仿照20世紀50年代的樣式。他們常說的詞是「底線」,需要說「不」時,他們總會說「一點也不」。他們的脖子總是顯得長度不夠,眼球的轉動則太頻繁,不是從上到下,而是瞟來瞟去。他們將以公司受訓人員的身份步入自己的成年,並在四十五年盡忠職守的生活後成長為一名公司高級職員。剩下的時間裡,他們會納悶生活是不是應該大致如此。

關於這個佔我們人口幾乎80%的偉大的中產階級(人們這樣描繪自己的等級,如果你天真地表示贊同的話),我們就談到這裡。

上層貧民

一個被稱為「藍領貴族」的階級。他們靠手藝吃飯,認為自己和律師、醫生們一樣也算「專業人士」。他們的錢夾總是鼓鼓囊囊的,外邊還會勒一根皮筋。

往下,我們自然該談談中下階層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蕭條使這個階層陷入貧困,並逐漸演變為上層貧民階層。所以,他們絕不會比中產階級存在的時間更長。他們同中產階級相比,區別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這個從前的下中產階級,如今的上層貧民,是「大眾」的領頭羊。但即使將他們定位在各個貧民階層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認出他們的原型,他們深深地受制於金融政策、巧取豪奪的廣告、時代要求、錯覺、低級大眾文化、速食品和劣質消費品。早在20世紀40年代,這個國家的確存在過一個名符其實的中下階級。他們憑著自己充足的中學教育,以及對「儲蓄」和「收支計劃」的迷戀,得以停留在一個高於勞動階級的等級——當然,總是岌岌可危。C·賴特·米爾斯說,那時候,「小老百姓比今天要少。區區幾年中學教育,恰恰使他們(數目相當可觀)避開了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一些更尖銳的工作體驗。他們無拘無束地享受著自己種種根深蒂固的幻覺:對個人能力,對這個體制的總體上的信任。然而,隨著同類的與日俱增,他們不得不日漸屈服於周薪工人的境況。」

結果是社會等級的降低。這些從前的低薪白領,如今不過是些工作機器,他們的妻子也通常得像丈夫一樣賣力工作。

一般講,工種和他們焦慮的類型將貧民階級依次劃分為三個等級。上層貧民是熟練工人和手藝人,比如印刷工人。中層貧民是電話接線員、公共汽車司機。下層貧民是毫無技能的體力勞動者,比如碼頭工人。上層貧民獨有的焦慮是害怕喪失或降低等級地位:他深深為自己是一名優秀的木匠而驕傲,並希望這個世界能正確無誤地理解他和體力勞動者的區別。中層貧民特有的焦慮是擔心丟掉工作。至於下層貧民,咬嚙他們內心的苦痛是感覺到自己可能永遠掙不來足夠的錢或者自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幹不成自己想幹的。

上層貧民的工作類型總是使他們執意將自己稱作真正的「專業人士」,比如,大城市的「清潔工人」。一位郵遞員告訴斯特茲·特克爾他為什麼喜歡自己的工作:「人們總在說,『送信人怎麼怎麼啦』……我覺得,這是一份在全國最受尊敬的工作。」從事護理行業的貧民階層婦女從來就津津樂道自己是如何如何「專業」,而她們當上空中小姐(上層貧民最心儀的職業)的女兒們同樣有此癖好。由於軍官總是在上司面前膽戰心驚,他們可能更是中產階級,而不太像上層貧民。儘管如此,他們越聲稱自己「專業」,就越發顯得等級低:他們先是在越南丟人現眼,隨後又為自己的社會名聲坐立不安,上述說法就越來越像是冒傻氣的套話。一位軍人的妻子說:「有人喜歡把醫生、律師叫做『專業人士』。所有的軍人都是『專業』的嘛。」然後是一個明顯的邏輯偏差:「還有誰會比用自己的一生來保衛祖國的人更專業呢?」

貧民外套上的肩標。

確定某人究竟是中產階級還是上層貧民成員有一條普遍適用的原則:此君的工作服和「最好」的衣服懸殊越大,所屬等級就越低。不要僅只籠統地考慮體力勞動者和藍領階層,也要想一想看門人、年輕侍從、農夫、鐵路管理員、火車司機和消防隊員。他們中有一位曾說過:「我原來打算做律師,唉,我還想過做醫生,可我就是做不到。你得腦瓜聰明才行。」但上層貧民是很聰明的,至少是精明。因為通常沒有人嚴格監督他們的工作,他們信奉個人獨立並為之驕傲,不太瞧得起那些不能像自己一樣獨立的人。這些人,就像社會學家E.E.拉馬思特斯(E.E.LeMasters)在他的書《藍領貴族》(Blue-Collar Aris-tocrats,1975年)中描述的那樣,他們對中產階級的蔑視與貴族階級對中產階級的蔑視很有些相似。一位上層貧民說:「如果我兒子打算一輩子都繫著那根見鬼的領帶,對老闆打躬作揖,他有權利那麼做。可是上帝啊,如果他願意的話,他至少也應該有權用自己的兩隻手老老實實地幹活謀生啊。」拉馬思特斯說,像其他貴族階層一樣,這些人「已經在他們那個社會環境的頂層了,所以就沒有必要花時間和精力來『往上爬』了。」他們在其他方面也頗有貴族氣,比如對賭博的忠誠,對獵鹿的喜好。室內裝飾的鹿角使他們的住處看來不亞於一個蘇格蘭貴族的小屋。奧特加·加塞特㊺指出,上層貧民還「傾向於把遊戲和運動當作自己畢生的職業來從事」,並對女人抱一種不甚浪漫的態度——這方面也酷似貴族。

由於這些人絕不打算在選擇正確的地位標誌上憂心忡忡,他們也就相當地悠閒自在。他們可以舉止隨意,無論說什麼話,怎樣穿戴、裝扮,都少有羞恥感。羞恥感屬於比他們優越的中產階級,進一步講,羞恥感主要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情緒。吉麗·庫柏發現,約翰·卡爾文㊻是中產階級的先知,卡爾·馬克思則是貧民的代言人,儘管這兩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絕對可靠的標誌幫助你辨認上層貧民階層。他們屬於大過聖誕節的一族,經常通過分期付款購買大宗物品。比如,他們喜歡把錢花在精緻的彩色電視機、立體聲音響和操作複雜的電冰箱上。而中產階級傾向於投資購買「品味良好」的傢俱,並一一陳列於客廳和餐廳。開車的時候,上層貧民階層的男士們坐在前座,他們的妻子被安放在後座。(如果是中產階級,總是前座一對夫婦,後座另一對夫婦。而在中上層階級中,你很可能發現兩家的丈夫分別和另一家的妻子同坐一排座位。)

社交活動中,上層貧民一律守時不誤,遲到二十來分鐘是等級更高的標誌。如果你打算在酒吧估測一位男人的等級地位,不妨找個借口與他聊聊,直到他摸出自己的錢夾,上層貧民的錢夾總是鼓鼓囊囊的,裡頭不光有妻女兒孫的快照,以備酒後展示一番直至被感傷情緒淹沒,更有各類讓人留戀的紙張紀念品,比如重要的體育比賽門票票根、信件,以及其他一些能隨時掏出來「證明」什麼的文件。百分之百的上層貧民錢夾,上面一定綁著一根寬寬的橡皮筋。

貧民階層人士無一例外地對廣告和商標抱有高度的敬意。瞭解這些東西,你就能夠展示聰明和時髦,同時將自己與廣告商品的成功聯繫在一起。熱天喝一聽包裝醒目的可口可樂,並不單單是為解渴消熱,還意味著你與比你優越的人們——可口可樂公司——以及你的鄰居分享一種公認的成功模式,他們還會認為你的舉動是地道的美國化,簡直妙不可言。約翰·布魯克斯發現,紐約地鐵車廂裡的塗鴉作者會在任何地方塗鴉,但幾乎不碰廣告牌,「似乎這些創作者尊重社會的這一方面: 廣告」。

菲利浦·羅斯㊼所著的一本書裡的主人公索菲亞·波特諾,一直在中產階級和上層貧民之間徘徊。若說她那措辭強烈的自我誇耀是中產階級式的,她對廣告商標的尊敬和對物價的敏感則很有上層貧民的味道。她在談到黑人女傭時對兒子說:「只有我一個人對她那麼好。只有我一個人給了她整整一罐金槍魚作午飯。我說的可不是那些不值錢的破爛玩意兒,阿歷克斯,我說的可是優質的,被稱為『海中雞肉』的那種……四毛九兩罐。」以「藍領婦女」為主要目標的《真實故事》雜誌(True Story),向它的廣告商們信誓旦旦地承諾,這本雜誌的讀者「對商標最最忠貞不貳」,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如果你是一位上層貧民,你所做的一切正是這個商業社會要求你必須做的。

在西南部(這個地方我們應該欣然表示接受,以避「精英主義」之嫌),上層貧民階層家庭最流行的晚間娛樂活動是去洗車行洗車,並順便在回家的路上光顧一下當地的連鎖食品超市,也可以去看冰上表演,招牌上寫的是:「太空邦尼蟲」。

中層貧民

一個在工作中失去自由的階層,由於經常受到老闆的斥責而對生活心存怨恨。他們生活中惟一的樂趣,也許就是串親戚。

上層貧民階層為人不錯。可是再往下走,中層和下層貧民階層的舉止可能就會讓一些人覺得受冒犯了。中下層貧民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痛苦,通常是因為對他們的監督和管理太嚴酷,總被別人當成任性的孩子一樣對待。一名汽車裝配廠的工人說:「這兒就像在軍隊,不,比軍隊還糟糕……哪怕你去撒尿,也得領一張護照。」《勞動階層的大多數》一書的作者,安德魯·李維遜,曾提示我們想像一番「老有一雙工頭的眼睛在你身上掃視的滋味,中產階級社會裡絕對不會有這般禮遇」。領薪的專業人士當然也有自己的上司,但人們終究難以想像,如果一位教授或者管理人員曠了一天工,會有人要求他們出示醫生的病假條,或者匯報他們上衛生間的具體次數。

中層和下層貧民之所以處於如此情形,是因為他們在一個凡勃倫稱為「人對人的強制性壓制」中扮演著犧牲品的角色,這一現象委實令人不快。(施加這種壓制,而不是讓自己被人壓制,是那些更幸運的人們的特權:經理、教師、作家、新聞記者、神職人員、電影導演等。)

的確,被監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顯示等級差別。這就表明,整個等級體制更像是在識別自由的價值,而非僅僅宣揚金錢的價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監督,比你從這種受監督的勞動中領回報酬的多少,更能顯示你的真實等級。這一點說明了為什麼中學教師比大學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學教師有責任每週向校長、行政負責人或「課程協調人」報告「授課計劃」,也就是說,承認自己的屈從地位。大學教授則因為無須向任何人匯報工作而位高一等,儘管中學教師有可能更聰明、更有風度、更有錢。(如果你想發現貧民,就會立刻注意到,只有在公立中學、郵政部門、警察署才常常聽到這樣的術語——督察、指導。)

如果一個人的恭順服從總是第一位的,他或她一定是個中層或下層貧民。職業階層從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不發生差錯或失誤,即使發生,也可以遠遠逃避後果,做到事不關己、無人問津則更好。千萬不能因為立刻被發現並遭到老闆的斥責,而蒙受恥辱和丟臉。由於長期在工作中忍受屈辱,下層貧民總是精神消沉。如一位女工所說,「我們中間好多人的工作,對我們的精神來說簡直太沒勁了。」聖路易斯的一位出租汽車司機這樣為美國發動越南戰爭辯護:「我們可不能是一個可憐的、沒救的巨人。我們要讓他們明白,我們是第一。」「您是第一嗎?」斯特茲·特克爾問他。沉默片刻,他回答道:「我是零蛋。」

貧民傾向於用簡化的方式表達對等級的失望。當我們觀察貧民時,最好注意英國批評家理查德·霍嘉特(Richard Hoggart)的結論:「絕對不存在簡單的人。『平常』人也很複雜。」羅伯特·布萊㊽一定會表示贊同,因為他的詩歌已經表明了這點。這首詩的名字叫《跟我來》:

跟我來,進入那些事物,那些

感受這絕望已太久的事物——

那些在可怕的孤獨中嗥叫的

被卸下的雪佛蘭車胎。

躺在灰燼和塵土裡,像醉倒的人

赤身

搖晃著跌下山,在夜晚,終於

湮沒了,在池塘,

那些棄在高速公路路肩上的內胎,破裂,

黑色,乾癟的軀體,被使用過,爆開

並被扔掉。

那些散落在車庫長椅周圍,蜷縮的薄鋼片,

有時候還溫暖,堅硬,當我們握住

它們,但也放棄了,只把萬事歸咎於政府

那些南達科他的公路,迂迴著

四處探觸,

在黑暗裡……

這倒是一個提醒:正是他們,那些中層和下層貧民階層,一一退縮到他們私人的樂趣中去:家庭作坊,房屋修繕,洗車擦車,打撲克,釣魚,打獵,野營,觀看電視上的體育比賽和西部片,把自己當作球場上的四分衛或者開拓邊疆的英雄,走親訪友(相反,大多數中上層人士對親戚退避三舍,只與朋友來往),在週六或週日與家人在當地的商廈購物。

下層貧民

一個沒有明天的階級、非法移民的大軍,過一天算一天是他們的常態。正是這一階層,承擔了美國社會中最低下的工作。

勞動階級的最底層——下層貧民的特徵是:明顯地感到就業不穩定。這個階層包括非法移民,如墨西哥的水果採摘工,以及其他一些移民工人。這層人的定律是與社會隔絕,霍嘉特對英國低層勞動階層的描繪同樣適用於其他國家:「這個社會階層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幾乎毫無計劃。沒有日記,看不到記事簿,書信往來極少。」他們的特徵是疏遠和孤獨,就像生活在阿巴拉契亞大山谷當中。我們會發現,這些人曾經受過訓練,如今卻一無所獲,很可能會出於徹底的、一意孤行的絕望而參軍入伍。

赤貧階層

一個無家可歸、流落街頭的等級。懶惰、失望和怨恨壓倒了他們的自尊。這是人們看得見的最貧窮的一族。

但他們的境況還是要比看不見的底層好得多,後者並無季節性工作可幹,只能完全靠福利救濟過活。赤貧階層與「看不見的底層」的區別不在於他們比後者錢多一點,而在於他們「看得見」。「看得見」的底層出沒在充斥著廉價酒吧、乞丐、酒徒的街道上,是隨身攜帶購物袋生活的人,是在公共場所長篇大論地向聽眾訴苦的人,是那些從紙袋裹著的酒瓶子裡喝酒的人㊾,是那些出於渴求別人的認可而當街「表演」的人們。

看不見的底層

一個在慈善機構和管教所裡度過一生的階級。像看不見的頂層一樣,我們看不見這群悲慘可憐的人。

因此,當過失和苦惱到了讓人絕望的地步,人們就淪為「看不見的底層」,要麼整日守在福利機構的房間內,要麼想方設法讓人弄進一處公共設施,至於那是慈善機構還是管教機關,對他們來說並不那麼要緊。

各個階層大致如上所述。

把它們想像成一條長街兩側數間毗鄰的劇院也很形象。這裡,每一家劇院門口都掛著挑出的遮篷,上面貼著無數海報。每一家劇院,無論是最舒適的、最少裝飾的,還是最簡陋的,都在曠日經年地上演有關自尊的戲劇。奇怪的是,沒有哪一家能晉陞為更高一級的劇院。關鍵問題是:每一家劇院,無論氣派最為不凡的,還是平淡無奇的,都不見有演員表演。因為每一個演員都害怕自己會跌跤、漏念台詞或穿錯戲服,反正不願以諸如此類的倒霉事慘淡收場。如果你能找到一個美國人,此君對自己的等級地位完全無憂無慮,請把他披掛好展示出來。這樣的傢伙我還從來沒有見過。


1 Vance Packard(1914—1996),美國記者、作家、社會批評家。——編者注

2 等級,尤指印度的世襲等級制度。——譯者注

3 Vickers-Armstrong Ltd.,指維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英國著名軍火製造商,1847年由英國貴族W.G.阿姆斯特朗創建。——編者注

4 「越戰」期間,美國政府規定全日制大學在校生和畢業後考入研究院等的學生可以申請延期服兵役。——編者注

5 Matthew Arnold(1822—1888),19世紀英國詩人,曾在死前遊歷美國。——譯者注

6 John Brooks,《紐約客》全職撰稿人、許多關於商業和華爾街的大部頭著作的作者。——編者注

7 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國記者、小說家、散文家和評論家。——編者注

8 Cornelius Vanderbilt Whitney(1899—1992),美國商人、電影製片人、作家、政府官員。——編者注

9 Sinclair Lewis(1885—1951),美國作家,美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編者注

十 old money,英文中指「繼承的財富」。——編者注

⑪ Thorstein B.Veblen(1857—1929),美國制度經濟學鼻祖、社會批評家。——編者注

⑫ 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20世紀20年代美國報業大亨。——編者注

⑬ 埃維拉,西班牙中部城市,建於11世紀,以其天主教大教堂聞名。——譯者注

⑭ George HeppleWhite(1727?—1786),18世紀英國著名傢俱設計家,以其設計的椅子聞名。——譯者注

⑮ John Anderson,20世紀80年代伊利諾伊州眾議員,作為獨立總統候選人,在與裡根和卡特的總統競選對抗中贏得了將近600萬張選票。為了讓憲法承認耶穌基督高於美國的「合法性和權威性」,他曾三次提出修憲議案。——編者注

⑯ 這三個名字分別是17世紀的荷蘭哲學家、古希臘神話人物和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小說《贛第德》裡的主人公。——編者注

⑰ Lisa Birnbach(1957—),美國作家。——編者注

⑱ 指性活動。——譯者注

⑲ 一種用伏特加酒和番茄汁調成的雞尾酒。——譯者注

⑳ 一種用杜松子酒和湯力水調成的雞尾酒。——譯者注

㉑ 新英格蘭是位於美國大陸東北角、瀕臨大西洋、毗鄰加拿大的區域,包括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佛蒙特州、羅德島州、康涅狄格州和馬薩諸塞州六個州。——編者注

㉒ 美國密蘇里州重要城市,居民主要為白人。——譯者注

㉓ H.L.Mencken(1880—1956),美國記者、散文家、雜誌編輯、諷刺作家、尖刻的文化批評家。——編者注

㉔ 佛羅里達州南部港市,住有大量古巴移民。——譯者注

㉕ 亞利桑納州主要城市,住有大量墨西哥移民。——譯者注

㉖ 加州南部與墨西哥交界城市,是墨西哥移民進入美國的主要地點。——譯者注

㉗ 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強調《聖經》內文的真確無誤,且《聖經》擁有最高權威。——編者注

㉘ Rex Humbard(1919—2007),美國第一個電視布道家。——編者注

㉙ 美國著名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教會學校。——譯者注

㉚ Billy Graham(1918—),「二戰」後美國最著名的牧師,與11位美國總統之間有著不平凡的交情,全世界數億人的「精神顧問」。——編者注

㉛ Robert Schuller(1926—) ,美國牧師,電視福音布道節目Hour of Power的發起人,多本勵志書籍的作者。——編者注

㉜ Jerry Falwell(1933—2007),美國著名電視人、暢銷書作者、時事政治和道德評論家、牧師。——編者注

㉝ Ann Landers(1918—2002),美國專欄作家,以其「忠告專欄」聞名。——編者注

㉞ 佛羅里達州一海濱城市。——譯者注

㉟ Lawrence Welk(1903—1992),美國音樂家、手風琴師,組建了Lawrence Welk樂隊。——編者注

㊱ 「二戰」前歐洲上流社會奢華生活達到頂峰時的產物,以英國國王喬治五世的遺孀——瑪麗王后的名字命名,是一座浮動的海上皇宮。1934年9月26日下水,從此頻繁遊走於歐洲和紐約之間,成為上流社會人士旅行休閒的最佳選擇。60年代,發達的航空業搶走了大部分的旅客資源,瑪麗王后號開始出現高額虧損。1967年退役,被美國人用350萬美元的價格購買,永久停靠在加利福尼亞州長灘,改建為「瑪麗王后號旅館」。——編者注

㊲ 南加州洛杉磯附近一海角。——譯者注

㊳ 佛羅里達州南部一海濱城市。——譯者注

㊴ 一家生產汽油添加劑的美國公司,20世紀60年代因虛假廣告而衰落。——編者注

㊵ John Hinckley,刺殺裡根總統的兇手。——譯者注

㊶ Lee Harvey Oswald,刺殺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兇手。——譯者注

㊷ 英語中,Doctor 一詞既有「大夫」的意思,也有「博士」的意思。美國的大學教授通常是哲學博士,牧師是神學博士,因此作者以此作為反諷。——譯者注

㊸ C.Wright Mills(1916—1962),美國社會學家。——編者注

㊹ William H.Whyte(1917—1999),美國社會學家、新聞記者、人類研究學家,是美國關於城市、人與開敞空間方面最有影響力和最受尊敬的評論家之一。——編者注

㊺ Jo se O r te ga y Ga s se t(1883—1955),20世紀西班牙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於文學和哲學皆有深厚造詣,還是現象學傳播史上至關重要的人物。——編者注

㊻ John Calvin(1509—1564),法國神學家、牧師、新教倡導者、宗教改革家,他創立的卡爾文教派,其教義、教會組織形式更適合資產階級的需要,因此在法國流傳很廣。——編者注

㊼ Philip Roth(1933—),美國小說家、美國文學藝術院院士,曾獲古根海姆獎、歐·亨利小說獎和美國文學藝術院獎,被認為是當代最傑出的美國猶太裔作家之一。——編者注

㊽ Robert Bly(1926—),美國「深度意象派」代表詩人,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編者注

㊾ 美國法律禁止在公共場所喝任何含酒精的飲料,因此街上的流浪漢為了逃避警察,便套著包裝紙袋喝。——譯者注

《格調(修訂第3版):社會等級與生活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