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中國所謂正史，必作史者得當時君主所特許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國家從而是認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擇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謂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雜眾手而成之。唐時所成前代之史最多，有是認一家之言，亦有雜成眾手之作；唐以後則修史之責皆國家任之，以眾手雜成為通例。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經一家重作而精密突過原書者，惟歐陽修之《新五代》足當之，其餘皆敕撰之書為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網羅散失以成一代之史也。《明史》即敕修所成之史。在清代修成《明史》時，有國已將及百年，開館亦逾六十載，承平日久，經歷三世。著手之始，即網羅全國知名之士，多起之於遺逸之中，而官修之外，又未嘗不兼重私家之專業，如是久久而後告成，亦可謂刻意求精矣。既成之後，當清世為史學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專就《明史》中優點而表揚之，觀《四庫提要》所云，可以概見。然學者讀書，必有實事求是之見，如趙翼之《廿二史劄記》，世亦以為稱頌《明史》之作，其實於《明史》疏漏之點亦已頗有指出，但可曲原者仍原之，若周延儒之人《奸臣傳》，若《劉基》、《廖永忠》等傳兩條中所舉，《史》文自有抵牾之處，一一又求其所以解之，惟《喬允升》、《劉之鳳》二傳，前後相隔止二卷，而傳中文字相同百數十字，不能不謂為纂修諸臣未及參訂[1]。其實《明史》疏漏，並不止此；間有重複，反為小疵[2]，根本之病，在隱沒事實，不足傳信。此固當時史臣所壓於上意，無可如何，亦史學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隱沒其事實矣，就史論史，亦無從發見其難於傳信之處，故即敢於指摘，而無從起指摘之意，此尤見隱沒事實之為修史大惡也。
《明史》所以有須隱沒之事實，即在清代與明本身之關係。清之發祥與明之開國約略同時，清以肇祖為追尊人太廟之始，今核明代《實錄》，在成祖永樂間已見肇祖事跡，再參以《朝鮮實錄》，在太祖時即有之。至清之本土所謂建州女真部族，其歸附於明本在明太祖時。建州女真既附於明，即明一代二百數十年中，無時不與相接觸。《明史》中不但不許見建州女真，並凡女真皆在所諱，於是女真之服而撫字，叛而征討，累朝之恩威，諸臣之功過，所繫於女真者，一切削除之。從前談明、清間史事者，但知萬曆以後清太祖兵侵遼沈，始有衝突可言，亦相傳謂清代官書所述征明等語必不正確，而《明史》既由清修，萬曆以後之遼東兵事敘述乃本之清代記載，求其不相牴觸，必不能用明代真實史料，而不知女真之服屬於明尚遠在二百年之前。凡為史所隱沒者，因今日討論清史而發見《明史》之多所缺遺，非將明一代之本紀、列傳及各志統加整理補充，不能遂為信史。而於明南都以後，史中又草草數語，不認明之系統，此又夫人而知其當加糾正，不待言矣。從古於易代之際，以後代修前代之史，於關係新朝之處，例不能無曲筆，然相涉之年代無多，所有文飾之語，後之讀史者亦自可意會其故，從未有若明與清始終相涉，一隱沒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凡明文武諸臣，曾為督撫鎮巡等官者，皆削其在遼之事跡[3]，或其人生平大見長之處在遼，則削其人不為傳。甚有本《史》中一再言其人自有傳，而卒無傳者[4]，在《史》亦為文字之失檢，而其病根則在隱沒而故使失實。此讀《明史》者應負糾正之責尤為重要，甚於以往各史者也。
[1]三條皆見《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2]卷二百九十二《忠義》四《張紹登傳》附張國勳等云：「紹登知應城縣，（崇禎）九年，賊來犯，偕訓導張國勳、鄉官饒可久悉力御之。國勳曰：『賊不一創，城不易守。』率壯士出擊，力戰一日夜，斬獲甚眾，賊去。邑侍郎王瑊之子權結怨於族黨，怨家潛導賊復來攻，國勳佐紹登力守，而乞援於上官，副將鄧祖禹來救，守西南，國勳守東北，紹登往來策應。會賊射書索權，權懼，斬北關以出，賊乘間登南城。紹登還署，端坐堂上，賊至，奮拳擊之，群賊大至，乃被殺。賊渠歎其忠，以冠帶覆屍埋堂側。國勳，黃陂歲貢生。賊既入，朝服北面拜，走捧先聖神主，拱立以待。賊遂焚文廟，投國勳於烈焰中。」又捲二百九十四《忠義》六《諶吉臣傳》附張國勳等云：「應城陷，訓導張國勳死之。國勳，黃陂人。城將陷，詣文廟，抱先師木主大哭，為賊所執，大罵，支解死，妻子十餘人皆殉節。」此張國勳與張國勳同為應城訓導，城陷被殺。明是一人，而名字微不同，死時情節亦微異。果屬傳聞異辭，當並在一傳作兩說，史乃截然分作兩人。
[3]如《王翱》、《李秉》、《趙輔》、《彭誼》、《程信》諸傳，均於建州有撫治或征討之績，史均略去，間留一二語，亦不辨為對何部落，以何因由啟釁。又如馬文升，以撫安東夷自著專書記其事，《史》本傳亦敘其事，而使讀者不能辨為建州女真事實。宦官《汪直》及《朱永傳》亦然。惟伏當伽為建州一酋之名，轉見於《憲宗本紀》及《汪直傳》，當是史臣自不審伏當伽之為何部酋，故漏出其名。
[4]如顧養謙及宦官亦失哈等於遼事極有關，遂無傳。而王象乾、張宗衡兩人，於《王洽傳》中敘會議款虜，雲見《象乾》、《宗衡傳》，然卒無傳。又於《忠義·張振秀傳》敘及宗衡之徇烈，雲宗衡自有傳，而仍無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