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的普遍使用並未如親眼見證鐵路取代驛站馬車的那一代人所預言的，帶來一個幸福與繁榮的新世紀。人們提出了幾項補救辦法，可收效甚微
1831年，就在第一個修正法案通過前夕，英國傑出的立法家，當代最務實的政治改革家傑裡米·本瑟姆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要想自己過得幸福就必須讓別人過得幸福，要讓別人過得幸福就必須去愛他們，愛的方式就是全心全意去做。」傑裡米是一位誠實正直的人，他說的都是他認為正確的東西。他的觀點得到了許多國人的贊同。他們覺得有義務使那些不幸的鄰居們獲得幸福，於是就盡最大能力去幫助他們。是啊，現在已經到了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自由經濟」（蒂爾戈的「自由市場」）的理想在那個工業力量仍被中世紀的條條框框縛住手腳的時代，是一種十分必要的理想，因為那時中世紀的束縛阻礙了所有工業的發展。可將「行為自由」視為經濟生活的最高準則，則導致了非常可怕的情形。工廠的工作時間延長到工人的體力極限。只要一位女工仍能坐在紡織機前，未因疲勞而暈過去，她就要不停地工作下去。五六歲的兒童被送到棉紡廠勞動，以免他們在街上發生危險或到處遊蕩。國家通過了一項法律，強迫窮人的孩子去工廠做工，否則就用鐵鏈鎖在機器上以示懲罰。作為對他們勞動的獎勵，他們可以得到勉強維持他們生命的粗食劣菜和豬圈般的過夜之所。常常，他們因極度勞累而在工作時睡著了。為了讓他們保持清醒，手拿皮鞭的監工們四處巡視，如果有必要讓他們打起精神幹活，這些監工們就會使勁地抽打他們的指關節。當然，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成千上萬兒童不斷死去。這真是慘絕人寰。僱主也是人，當然也有惻隱之心，他們也真誠地希望能取消「童工」制度，但是既然人是「自由」的，兒童們同樣也可以「自由」地工作。再說，如果瓊斯先生的工廠不用五六歲的童工，那麼他的競爭對手斯通先生就可以雇到更多的小孩子到工廠做工，要是這樣的話，瓊斯先生很快就會破產。因此，在議會頒布法令禁止所有僱主使用童工之前，瓊斯先生是不可能去冒這個險的。
可如今的議會已不再由原來的土地貴族（他們看不起那些揣著錢袋的暴發戶，並公開對他們表示蔑視）掌握了，而轉由來自工業中心的代表們把持。只要法律仍然禁止工人組織工會，事情就不會有什麼進展。當然，那個時代的智者與道德家們對這種觸目驚心的事情並非熟視無睹，只是他們也無計可施。機器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征服了世界，要讓它真正變成人類的僕人而非人類的主人，還需要漫長的時間和許多高尚男女們的共同努力。
在當時世界上的每個地方，這種殘酷的荒謬制度都是普遍存在的。很奇怪的是，對這個野蠻僱傭制度發起的第一次挑戰的，竟是非洲和美洲的黑人奴隸。奴隸制最初是由西班牙人帶進美洲大陸的。當時，他們曾嘗試過用印第安人作農田和礦山的勞工，但是一旦脫離了野外的自由生活，印第安人便成批地死去。為使印第安人免遭滅絕的危險，一位好心的傳教士建議從非洲帶來黑人做工。黑人非常強健，能夠適應惡劣的環境。並且，與白人的朝夕相處還可以給他們一個認識基督的機會，通過這種方式還可以拯救他們的靈魂。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考慮，這對仁慈的白人和他們無知愚昧的黑人兄弟來說，都是項極好的安排。然而，隨著機器的大規模使用，棉花的需求量日益增長，黑人的勞動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辛苦。他們也像可憐的印第安人一樣，在嚴酷的監工虐待下陸續死去。
有關這些殘暴行徑的消息在歐洲各個國家不斷地被傳播，人們開始騷動起來，在許多國家積極開展廢奴運動。在英國，威廉·維爾伯福斯和卡扎裡·麥考利（他的兒子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讀過他的英國史，你就能體會到歷史原來可以寫得如此引人入勝）組織起一個廢除奴隸制度的團體。首先，他們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奴隸貿易」是非法的。1840年後，奴隸制在所有英屬殖民地銷聲匿跡了。在法國，1848年革命結束了法國領土上的奴隸制。葡萄牙人於1858年通過了一項法律，確保20年後所有奴隸都可以獲得自由。1863年，荷蘭正式廢除了奴隸制。同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也將200多年前被強行剝奪了的自由，重新歸還了他的農奴。
在美國，事情進展得並不順利，這一問題不僅引發嚴重的危機，還最終導致了一場漫長艱苦的戰爭。儘管《獨立宣言》明確規定「人人生而平等」，可這條原則對那些長著黑色皮膚、在南部各州種植園內做牛做馬的黑人奴隸並不適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北方人對奴隸制的不滿不斷增加，而南方人則聲稱，如果沒有奴隸勞動，他們便難以繼續維持棉花種植業。就為這個問題，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辯論一直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
北方人十分頑固，南方人也絲毫沒有做出讓步。當情況發展到無法妥協時，南方各州威脅說要脫離聯邦。這是聯邦歷史上一個異常危險的時刻，許多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而它們之所以沒有發生，主要歸功於一個非常偉大、非常優秀的人物。
1860年11月6日，自學成才的伊利諾伊州律師亞伯拉罕·林肯，被共和黨人推上總統寶座。在反對奴隸制的各州中，共和黨的勢力十分強大。他深明人類奴役的罪惡性質。他深知，北美大陸絕對容不下兩個敵對國家的存在。幾個南方的州退出合眾國，成立了「美洲國家聯盟」，這時，林肯毅然接受了挑戰。北方各州開始徵召志願軍，幾十萬年輕人熱烈響應號召，應徵入伍。隨之而來是4年艱苦的內戰。南方蓄謀已久，在李將軍和傑克遜將軍的英明帶領下，不斷擊敗北軍。不過，後來新英格蘭與西部的雄厚工業實力開始發揮作用。名不見經傳的格蘭特將軍異軍突起，成為了這場偉大廢奴戰爭中的查理·馬特爾。他向南軍發起了暴雨般的持續攻勢，狠狠打擊南方軍並瓦解了南方陣線。1863年年初，林肯總統發表了《解放奴隸宣言》，宣佈所有奴隸獲得自由。1865年4月，李將軍率最後一支驍勇善戰的南方軍在阿波馬克托斯向北方投降。幾天後，林肯總統在劇院被一名瘋子暗殺。幸運的是，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除了西班牙統治之下的古巴，奴隸制終於在文明世界消失了。
可正當黑人們享受著日益增長的自由時，歐洲的「自由」工人們的日子並不好過。對許多當時的作家和觀察家來說，工人大眾（即所謂的無產階級）在極其悲慘的處境中竟沒有整體滅絕，這實在是一個奇跡。他們住的是貧民窟骯髒陰暗的房子，吃的是難以下嚥的劣質食物，他們接受的僅僅是能應付工作的教育。一旦發生死亡或遭遇不測，他們的家人就會衣食無著。可是釀酒業（即能對立法施加巨大影響力的行業）卻在一個勁地向他們源源不斷地提供廉價威士忌和杜松子酒，鼓勵他們忘掉自己的煩惱。
19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發生的巨大進步，並不是某一個人努力的結果。為了把世界從機器時代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中拯救出來，兩代人付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他們並不想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這樣做無疑是愚蠢的。他們深知，對部分人積累的財富，若合理運用，將對整個人類大有益處。他們要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那些認為在擁有產業和財富、可以隨意將工廠關閉而不致挨餓的工廠主與不計工資多少都必須接受工作、否則便面臨全家受餓的勞工之間存在著真正的平等。
他們努力引進了一系列法律，調和工人與工廠主的關係。在這一點上，各國的改革者不斷地取得了勝利。到今天，大多數勞動者已能得到良好的保障：他們的工作時間下調到合理的8個小時，他們的子女被送進了學校，不再像以前一樣送進礦井和梳棉車間。
然而，還有其他一些人，注視著冒著濃煙的高大煙囪，聆聽火車夜以繼日的隆隆作響，打量著被各種剩餘物資塞滿的倉庫，不禁陷入了沉思。他們也想知道，這種巨大的能量究竟要把人類引向何方，會產生什麼樣的最終後果。他們知道，人類曾經在完全沒有商業和工業競爭的環境中生活了幾十萬年，他們能改變現存的秩序，取消那種以人類幸福為代價而追逐利潤的競爭制度嗎？
這種對未來世界的美好渴望並不僅限於某一個國家。在英國，擁有多家紡織廠的羅伯特·歐文建立起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社區」，並獲得了初步成功。遺憾的是，當歐文死後，他的「新拉納克」社區的繁榮已開始衰落。法國新聞記者路易斯·布蘭克也曾嘗試在全法國建立「社會主義車間」，但收效甚微。事實上，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很快就意識到，在正常的工業生活之外的單個小社區，根本成不了什麼氣候。在提出切實可行的補救措施之前，有必要先對整個工業體系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律做一番全面、深入的瞭解。
繼羅伯特·歐文、路易斯·布蘭克、弗朗西斯·傅立葉這些實用社會主義者之後，出現了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這樣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兩人相比，馬克思更為有名。他學識淵博，與家人長期在德國居住。馬克思在聽說歐文與布蘭克所做的社會實驗後，開始對勞動、工資及失業等問題產生出濃厚的興趣。可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使他成為德國警察當局的眼中釘，他被迫逃往布魯塞爾，後來他又來到倫敦。在那裡，他成了《紐約論壇報》的一名記者，過著貧窮艱難的生活。
當時，很少有人關注他的經濟學著作。不過在1864年，馬克思組織了第一個國際工人協會。3年之後，也就是1867年，他又出版了著名的《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認為，人類的全部歷史就是「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漫長鬥爭史。機器的引進及大規模使用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階級，那就是資產階級。他們利用自己的多餘的財富購買工具，再僱傭工人進行勞動以生產出更多的財富，再用這些財富去修建工廠，永無止境。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將越來越富，而第四等級（無產階級）將越來越窮。因此他大膽預言，這種資本的惡性循環發展到最後將出現全世界的所有財富都集中到一個人手裡，而其他人都將淪為他的雇工，依靠他的善心才能生活。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馬克思號召所有國家的工人聯合起來，為各項政治、經濟措施而鬥爭。在1848年，即最後一場偉大的歐洲革命發生那一年，他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曾詳細列舉過這些措施。
各國政府對這種觀點大為惱火。許多國家（尤其是普魯士）制定了嚴厲的法律打擊社會主義者。他們派警察驅散社會主義者的集會，逮捕演講者。可迫害與鎮壓從來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烈士們是這場被認為不得人心的事業的最佳廣告。在歐洲各地，信仰社會主義的人數在不斷增加，而且不久人們便發現，社會主義者並不是在策劃暴力革命，而是利用他們在各國議會裡日漸成長的勢力為勞工階級謀取利益。社會主義者甚至擔任起內閣大臣，與進步的天主教徒及新教徒一起同心協力，修復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災難，把由機器的引進和財富的增長所創造的利潤更合理地平均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