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們有時會拿這一點作為證據，說明基督教的觀念確實來自神的意志。我無意捲入這一辯論，我只想提醒一點：最初的傳教士傳教之所以能獲得成功，固然與他們教義中的真知灼見密不可分，但與當時大多數羅馬人惡劣的生活條件關係極大。
我已經向你們展示了羅馬的一個側面——士兵、政治家和富裕的製造商、科學家的世界，這些幸運兒們居住在拉特蘭的山坡上，坎帕尼亞的山谷，或者那不勒斯灣沿岸，享受著愉快悠閒的宅第生活。
但他們只是畫面的一部分。
在城郊密密麻麻的貧民窟裡，卻很少能夠看到讓詩人們歡頌的太平盛世，令演說家將渥大維比作朱庇特的那種繁榮景象。
在那一排排望不到盡頭、淒冷、擁擠的出租房屋裡，擁擠地居住著大批貧民。對他們來說，生活只不過是無休無止的饑饉、流汗和痛苦。這裡的人們聽說過一個簡樸的木匠的神奇故事：他住在大海那邊的一個小村莊，靠自己勤勞的雙手生活，關愛貧困潦倒之人，並因此被貪婪、兇惡的敵人殘酷地殺害了。他們覺得這樣的故事真實可信。是的啊，這些人過去都曾聽說過米思拉斯、愛西斯和艾斯塔蒂的故事，但是這些神靈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經死了，關於這些神靈的故事，無非是那些千百年前就已經死去的人們流傳下來的。
然而，拿撒勒的約書亞，即希臘傳教士稱之為救世主的基督，不久之前還活在世上。可能很多當時活著的人都知道他，如果提比留皇帝統治時期，他們碰巧去過敘利亞南部，可能還聽到過他講話呢。
還有其他事例。街角的麵包師和鄰街的水果販在阿皮恩大道旁邊的幽暗小花園裡，曾經與一位名叫彼得的人聊過天；到過戈爾塔格山附近的漁夫也許在一個可怕的下午看到過先知耶穌被羅馬總督的士兵釘死在十字架上。
瞭解了這些情況，我們才會明白基督教這一新信仰為什麼能夠迅速流傳開來。
由於人們對耶穌的事跡有直接的瞭解和親身的接觸，由於耶穌的言論中不斷地表達著對所有被壓迫、被剝奪者的愛，使得基督教獲得了高於其他教義的強大優勢。至於耶穌的追隨者所說的是否為耶穌的原話，是無關大局的。奴隸們能夠聽見也能夠聽懂那些話，有人承諾出一個如此光輝的未來，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希望的光芒，激動得禁不住戰慄了。
終於有人說要給他們自由。
他們不再是貧窮、罪惡的人了，也不再是權勢眼中的賤民了。
相反，他們成了為慈父所疼愛的孩子們。
他們要擁有這塊土地，還有這土地上的一切。
他們要分享那些一直住在薩姆尼亞別墅裡得意的主人們獨霸的快樂。
基督教是第一個給予普通人以均等機遇的實在的宗教體系。新信仰的實力即由此而來。
當然，我並不想把重點放在闡述基督教是一種心靈感受，一種生活和思維的模式，我只是想說明，在一個充滿了奴役與被奴役的腐朽世界裡，好消息是怎樣像草原上的烈火一樣迅速地傳播的。但是，除了非常罕見的例外，歷史並不會關心私人的精神冒險，不管他是自由人還是受到束縛的奴隸。當這些卑微之眾聚集成為一個個民族、行會、教派、軍隊及聯誼會時，當他們開始聽命於一個領導時，當他們積累了足夠的財富能夠繳納賦稅並能夠為了征服異邦而被迫入伍時，我們的史學家們才會對他們進行認真的關注。在所有的歷史章節中，基督教早期的發展是最吸引人的片斷之一，我們對於許多早期的教會瞭解甚多，但對其真正創始人的故事，我們卻知之甚少，這實在是一個遺憾。
基督教終於在古老的羅馬帝國的土地上建立起來，它實際上是兩種對立利益的結合體。一方面，它竭力維護包羅博愛、仁慈的思想，這些都是基督親身教導的。另一方面，它帶有無法根除的狹隘的地方主義色彩，使耶穌的同族人從一開始就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分開了。
簡單地說，基督教把羅馬人的效率和猶太人的專制結合起來，用恐怖統治籠罩了人們的頭腦。這種統治非常有效，卻蠻橫無理。
要理解這些是如何出現的，我們必須再回到基督死後的50年中保羅的生活，而且我們必須牢牢把握住這樣一個事實：基督教開始時是猶太教內部的一場改革運動，是一場純粹的民族主義運動，最初它威脅到的不是別人，正是猶太國家的統治者。
基督在世時的統治者法利賽人對此再清楚不過了。他們極其自然地非常懼怕鼓動宣傳會威脅到他們的精神壟斷，因為這種壟斷是完全依靠野蠻武力來維持的。為了使自己免遭驅逐，他們不得不在驚慌之中採取行動，趁羅馬當局還沒有插手干預並剝奪他們的權力之前，便把他們的敵人送上了絞刑架。
我們無法知道，如果耶穌沒有被害，他會如何作為。在他被害時，還遠未將其信徒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教派；他也沒有留下書面的隻言片語，讓他的追隨者們明白他要他們如何做。
然而，這卻成了一種隱藏的福音。
由於沒有成文的規定，沒有明確的條例，倒使得信徒們可以自由地追隨耶穌言談中蘊含的精神，而不必拘泥於教規條文。倘若他們被一本書束縛住了，也許會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費在關於逗號和分號的神學討論上。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少數專業學者，沒有誰會對這種新的信仰有什麼興趣。果真如此，基督教也會像許多其他的宗教一樣，一開始就寫下很多詳盡的教規，然後陷入爭吵不休的神學理論之中，最後被聞聲而來的警察打斷。
時隔2000年，我們弄清了基督教對羅馬帝國所造成的巨大破壞，說來奇怪，羅馬當局竟然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來平息這樣危險的運動。它對於羅馬帝國來說，危險程度與匈奴或者哥特人的入侵難分伯仲。他們當然清楚，這個東方先知的命運在他們的奴僕中引起了巨大的騷動，婦女們也不停地議論著天國之王很快就要重現，相當多的老人鄭重地預言這個世界很快就要毀於一團烈火。
然而，這並不是貧苦人士第一次為某個新宗教的英雄而發狂，而且也不大可能是最後一次。同時，警察也在關注著，全力以赴不讓這些發狂的窮鬼們干擾國家的安寧。
情況就是如此。
警察的確嚴陣以待，但是沒有找到動手的機會。這個新宗教的追隨者們做事的方式非常值得推崇，他們並不以試圖推翻任何政府為目標。起初，相當一部分奴隸曾心懷期望：上帝是大眾之父，彼此之間都是手足，那麼主人和奴僕之間的關係豈不是要終止了？可是聖徒保羅趕緊出面解釋，他所說的王國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靈魂之國，塵世的人們最好還是逆來順受，寄希望在天國得到善報。
還有很多妻子，她們飽受羅馬嚴厲法律所帶來的婚姻束縛之苦，當即得出結論：基督教就是解脫束縛、男女平等平權的同義詞。但是，聖徒保羅又站出來，說了很多動聽的話，懇求心愛的姐妹們不要做極端的事情，否則保守的異教徒們會對基督教生疑。保羅還勸說她們繼續保持半奴隸的狀態，因為自從亞當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來，這始終是婦女的本分。
所有這些都表現出一種對法律的尊重，官方覺得值得讚賞，因此，便允許基督教傳教士隨意走來走去，並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意願傳經布道。
但是，正如歷史上經常發生的情況那樣，群眾表現出來的寬容不如他們的統治者。正因為他們貧窮，所以不見得會像品格高尚者那樣，在為了積累財富而作出必要的讓步時，仍然能夠保持愉快和幸福。
羅馬的平民階層自然也免除不了這種積習。幾個世紀來，他們已經習慣於大吃大喝和職業角逐。耶穌屈辱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和普通的罪犯沒什麼區別，但那些基督教信徒卻都在全神貫注地聆聽著關於他的離奇故事。當羅馬的平民階層向那些信教的男男女女投擲石塊，那些信徒反倒大聲地祈禱。這些讓羅馬人從中得到了很多粗俗的樂趣。
然而，羅馬的教士們卻無法泰然地看待這些動向。
羅馬帝國的宗教是國教，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要舉行一些隆重的祭祀典禮。人們要為此支付現金，而這些錢財卻流入了教會神職官員們的腰包。當成千上萬的人開始捨棄原先的教會，轉到別的不收錢的教會去的時候，原先教會的教士就面臨削減薪水的窘境。這當然不會讓他們愉悅，很快他們就開始高聲辱罵那些異教分子，說他們背棄了祖先的神靈，為一個異邦的先知進香禱告。
與此同時，城中還有另一幫人更加痛恨基督教。他們是一群利用宗教行騙的人。他們像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和那些信奉愛西斯、愛什塔、巴爾、西貝爾以及艾蒂斯這類教派中的祭司，多年來靠著容易輕信的羅馬中等階層，過著腦滿腸肥的舒適生活。如果基督教建立了自己的機構，並為自己的各種宗教儀式收取一筆可觀的費用，那這幫巫醫、相士和巫師的行會是沒有理由抱怨什麼的。生意就是生意嘛，算命先生們是不會在乎丟掉一些生意的。可是這些該死的基督教徒，竟然拒絕收取一分一文！是的，他們甚至把自己的東西讓給挨餓的人，讓無家可歸者和自己同住一屋！這樣做太過分了，如果不是擁有什麼不為人知的隱蔽財源，他們才不會這樣做呢。
這時的羅馬已經不再是一個自由民的城市，而成了一個暫時的棲身之所，住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成千上萬的失去了土地和財產的農夫。這是一個易發生騷亂的群體，其行為受到一些神秘法則的支配。他們非常容易痛恨那些行為方式異於自己的人，而且總是懷疑那些無緣無故生活節制、行為檢點的人。時常喝上一杯，偶爾還請別人喝一杯的人，他們視為好夥伴、好鄰居，但是如果誰總是自命清高，拒絕去鬥獸場看野獸表演，瞅見成群結隊的戰俘在卡西托蘭山(1)的街道上遊街也不歡聲雀躍，就會被他們當做掃興的人，甚至被視為大眾的公敵。
公元64年，一場大火燒燬了羅馬的窮人居住區。這場火被看做對基督教徒有組織的襲擊的開始。
起初的傳聞是：皇帝尼祿在一次發酒瘋中昏了頭，下令在都城放火，燒燬那些貧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規劃重建該城。但是群眾洞悉了實情，原來這都是那些猶太人和基督教徒闖的禍——他們總是不停地議論，當巨大的火球從天而降，窮人的房屋化為灰燼時，幸福就要降臨了。
這種說法有了成功的開頭，其他的謠言也就接踵而至了。一位老婦人曾經聽到基督教徒和死人說話，還有人說基督教徒拐走兒童，割斷他們的喉嚨，用血來祭奠他們那個奇異的上帝。當然，從未有人親睹基督教徒做這些聳人聽聞的事情，那只是因為他們過於狡猾，而且賄賂了警察。但這次他們兩手鮮血地被人逮個正著，理應為自己的惡行遭受折磨。
究竟有多少忠誠的信徒就這樣慘遭了私刑，我們無從知曉。說不定保羅和彼得也在其中，因為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人聽到過他們的名字。
當然，這次群眾性愚昧行為的可怕爆發，毫無所獲，這是毋庸置疑的。殉道者帶著高貴的尊嚴，坦然接受厄運的降臨，這成了對新信仰和新教義最好的宣傳。一個基督教徒死了，立刻有多個教徒上來補缺。公元68年尼祿自殺。在尼祿短暫而無意義的一生中，他做了一件最體面的事情：基督教返回到它曾經活躍的地方，一切恢復如常。
直到這時，羅馬當局才開始懷疑：基督教徒和猶太人並不是一回事，這可是一個重大發現。
也難怪他們會犯這樣的錯誤。經過最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研究，我們越來越清楚，當時的猶太教堂承擔著情報交換所的角色，新宗教信仰就是通過這裡傳到世界其他地方的。
別忘了，耶穌本人是一個猶太人，他始終十分謹慎地遵守先輩定下的古老律法，他的演講聽眾幾乎總是清一色的猶太人。他只離開過故鄉一次，那次出行的時間很短暫，出行的任務也是在他的猶太同胞協助下完成的，目的也是為了猶太人。從耶穌的言論中，普通的羅馬人感覺不到在基督教義和猶太教義之間存在著什麼差異。
實際上，耶穌清楚地看到了先輩的宗教中充斥著各種流弊陋習，他曾為此大聲疾呼，而且有時也曾成功地對此抗辯。然而，他致力於在宗教內部進行改革，從來沒有明確地表示自己要創建一個新的宗教。假如有人向他提出這樣的可能性，也會被他斥為荒誕不經而加以拒絕。但是，恰如他生前或死後的眾多改革家一樣，他漸漸地被推到了一種無法繼續妥協的境地。他的過早離世反而使他免於遭受路德和其他很多倡導改革的人那樣的命運，陷入一種左右為難的困境——他們原先只是試圖在自己的宗教組織內部做些好事，卻突然發現自己成了組織之外的一個嶄新團體的首領。
耶穌死後多年，基督教（當時這個名字還沒有出現）只是猶太教的一個小派別，僅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加利利等地擁有些支持者，敘利亞行省之外的地方從未有所耳聞。
最先意識到這個新教派成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的，是一個具有猶太血統的、正牌的羅馬公民蓋尤斯·朱利葉斯·鮑勒斯(2)。耶穌苦澀遭遇的故事啟示我們：猶太同胞是怎樣激烈地反對宗教世界化的觀點。猶太人只希望搞一個本民族的教派，成員只限於本民族。對於膽敢向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一視同仁地宣講拯救靈魂的保羅，他們恨之入骨。當保羅最後一次訪問耶路撒冷時，要不是懷揣羅馬護照，他一定會在那些憤怒的同胞手裡吃盡苦頭，甚至遭遇和耶穌一樣的厄運。
當時幸虧有半個營的羅馬士兵保護著保羅，並將其安全護送到一個海濱城鎮，可能就是從那裡，他搭船回到了羅馬。據基督教傳說，他在羅馬被監禁兩年後，約公元62年，終於被羅馬當局處死。
保羅去世數年後，他生前經常擔心並反覆預言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羅馬人摧毀了耶路撒冷。耶和華神廟的遺址上建起了朱庇特神廟，耶路撒冷被更名為埃利亞·卡皮托裡那，猶太成了羅馬的敘利亞—巴勒斯坦行省的一部分。城中原來的居民不是被屠殺就是被流放他鄉，在廢墟周圍數十米之內不准有人居住，違者處死。
聖城的毀滅對猶太基督教徒而言是災難性的。在此後的好幾百年間，猶太內地的小村莊裡出現了一些奇怪的人，他們自稱「窮人」，不斷地祈禱，並以極大的耐心等待著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他們是原先耶路撒冷猶太基督教徒中的倖存者，公元5世紀到6世紀的書中經常提到他們。他們遠離文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奇特教義，其中對聖徒保羅的痛恨佔據主導地位。然而，在7世紀之後，我們就再也尋不到這些所謂的拿撒勒派和伊比奧尼派(3)的蹤影了。獲勝的伊斯蘭教徒將他們斬盡殺絕了。不過，即使他們能夠再殘存數百年，也無法扭轉歷史的必然。
羅馬把東南西北遼闊的地域統一成一個龐大的政治聯合體，人們在觀念上接受宗教世界化的條件已經具備。基督教既簡單又實際，且對人們有一種直接的感召力，因此注定要成功，而作為競爭對手的猶太教、米思拉斯宗教行會等教會組織則注定要失敗。然而不幸的是，某些與這種新宗教的初衷明顯相悖的令人生厭的特點，始終未能徹底地被根除。
那艘載著保羅和巴納巴斯(4)從亞洲到歐洲的小船，也帶來了仁慈和希望。
但是一位不速之客也偷偷溜上了船。
他戴著聖潔和美德的面具。
但殘忍和仇恨卻藏匿於面具之下。
他的名字就是宗教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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