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厭倦了現代小說，我強烈推薦你讀一讀伊拉斯謨的信札。那裡邊有很多老生常談式的警告，是一些比伊拉斯謨這位博學的長者還要馴順的人寫給他的：
某位行政長官寫道：「我聽說您準備寫一本關於路德派之爭的小冊子，請務必謹慎行事，因為您可能會觸怒教皇，他希望您能好自為之。」
又比如：「某君剛從劍橋歸來，告訴我您正準備出版一部短文集。看在上帝的份兒上，請不要引起皇帝的不快，他完全可以用權勢讓您吃盡苦頭。」
一會兒是盧樊(1)的主教，一會兒是英格蘭國王，一會兒是索邦神學院的全體教師，一會兒又是劍橋大學可怕的神學教授，這些人物都需要密切關注，否則作者就會失去收入，失去必要的官方保護，或者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車輪下被碾成粉碎。
現在輪子（除了用於轉動）已經淪落到被送進古董陳列館陳列，宗教法庭關門也有好幾百年了，對於投身文學事業的人來說，官方保護已經沒有什麼實際作用，而歷史學家聚到一起的時候，「收入」這個詞更是絕少被提起。
但是，當我計劃寫一部論述寬容史的書的時候，另一種忠告和建議的信函便陸陸續續地來到了我那與世隔絕的小屋。
「哈佛大學已經拒絕黑人學生進入宿舍，」防止虐待有色人種協會的一位書記官寫道，「請一定把這件最令人遺憾的事情寫進你即將問世的書裡。」
或者：「馬薩諸塞州弗拉明戈市的一位雜貨店老闆宣佈加入天主教，當地的三K黨已經開始聯合抵制他，你一定會在寫寬容的故事時就此有些說法的吧。」
如此等等。
毫無疑問，這些事情都非常愚蠢，理應受到譴責。但是它們似乎不應該包括在一本論述寬容的著作中。這些事情僅僅是缺乏風度和不遵紀守法的表現，與那種官方形式的專制有很大的差別，官方的專制與教會和國家的法律緊密相連，它的神聖職責就是壓制一切善良的公民。
正如貝奇霍特所說過的，歷史應該像倫勃朗的銅版畫一樣，對一些選定的、最優秀和最重要的事情，應該用生動、明亮的光線來表現，而對其餘的部分，則應該用暗色來處理。
現代專制主義也曾經多次愚蠢地爆發，新聞報紙忠實地記載了這一切，即使在這裡邊，我們仍然能夠分辨出一些大有希望的前途。
因為，那些過去人們認為不證自明，再加上一句「從來都是如此的嘛」便能通行無阻的許多事情，現在都能夠引發激烈的爭論。我們身邊常常有人挺身而出，為一些被我們的父輩、祖輩斥為荒誕絕倫的觀念進行辯護，而且在與普通大眾愚昧可憎思想的鬥爭中，他們成功的次數倒也不少。
這本書不能寫得太長。
因此我不能麻煩地敘述財源滾滾的當鋪老闆的趨炎附勢、北歐強者漸已破損的榮耀、偏遠地區福音傳教士的愚昧無知，還有農夫教士、巴爾幹拉比(2)的固執己見。這些好人和他們的壞觀念總是不離我們左右。
但是，只要他們沒有得到國家的支持，相對而言，就不會有多大的危害，而且在絕大多數文明國家裡，這種危害的可能性已經杜絕了。
個人的專橫是一種非常令人厭惡的東西，它給群體帶來的危害比麻疹、天花、饒舌婦加在一起的還要多。但是個人的專橫本身不會有劊子手的功能。如果其在某個國家扮演了劊子手的角色，就像偶爾發生的那樣，將自己置於法律允許的範圍之外，也會成為警方監視的對象。
個人的專橫並沒有配備監獄，不可能規定國民應該想什麼、說什麼、吃什麼、喝什麼。如果它試圖這樣做，就會招致所有安分守己的正派人士的反對，新的法令就會變成一紙空文，就算是在合眾國政府所在的華盛頓特區也無法實施。
簡而言之，在一個自由國家裡，個人的專橫必須以不引起絕大多數百姓的注意為限，不能超出這個限度。然而官方的專橫卻不是這樣，實際上它的權勢是萬能的。
官方的專橫除了自己，不承認任何權威。
它凡事都要插手，不肯聽取任何辯解，不給無辜受害者任何形式的補償，而且總要借助神靈來支持自己的決定，總想用上天的意旨加以解釋，彷彿解開生存之謎的鑰匙，只掌管在當權者的手中似的。
如果本書中「專橫」這個詞僅指官方的專橫，如果我對個人的專橫關注不夠，還請諸君多多包涵。
因為，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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