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說，中世紀的城市空氣對自由很有益處。
的確如此。
躲在高高石牆後面的人完全可以對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事後卻平安無事。
沒過多久，歐洲大陸的條件大為改善，國際商貿活動又成為可能，於是產生了另一種歷史現象。
以幾個詞組表示便是：生意益於寬容。
這個論點在一個星期內的任何一天，特別是在星期日，在我國任何地方都能夠得到驗證。
溫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黨，紐約卻不行。紐約人如果掀起一場驅逐所有猶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的運動，華爾街就會亂作一團，勞工運動蜂擁而起，全城就會被破壞得不可收拾。
中世紀的後半期便是如此，莫斯科是一個貌似公爵實際上是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惹惱新教徒，但是在國際商業中心的諾夫格羅德卻需要小心從事，不然便會激怒前來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蘭芒商人，隨後，他們便會前往維斯比。
頂樓中的君主
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可以用一整套豐盛的份飯來泰然款待農夫。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布呂赫人在他的城郭裡開始對異教徒進行屠殺，那麼代表外國公司的人便會馬上遷走，隨之資金也會被抽回，城市就會被逼破產。
不少國家並不能從根本上汲取教訓（如西班牙、教皇統治區和哈普斯堡家族的領地），卻依然按照所謂的「對信仰的忠誠」意氣用事，把信仰的敵人驅逐出去。結果，它們不是徹底地消失不見，就是淪落到第七等國家。
然而，商業國家和城市的掌管者一般情況下都很尊崇既定的事實，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猶太人和中國的客戶都能照常做生意，同時繼續忠誠於各自的宗教信仰。
為了外表的體面，威尼斯通過了一項反對加爾文教派的法令，但是十人內閣卻小心地叮囑憲兵，這條法令不必執行得過於認真，讓那些異教徒自行其是吧，願意信仰什麼都可以，除非他們真的動手把聖馬爾可大教堂佔領下來，並把它改成自己的會場。
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個禮拜日，新教牧師們都高聲斥責「淫蕩女人」的罪行。但是在旁邊的街區裡，可怕的天主教徒卻在一個不顯眼的房子裡悄悄地做彌撒，門外還有新教警長在那裡值勤，提防日內瓦宗教手冊的狂熱崇拜者闖入這個犯禁的聚會，把那些能夠帶來經濟利益的法蘭西和意大利的客人嚇跑。
這絲毫不是說，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們已經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會的虔誠弟子。他們和原先一樣，仍然是好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過他們心底明白，漢堡、呂貝克或里斯本的10個能帶來錢財的經商異教徒的良好願望，要比日內瓦或羅馬的10個窮酸教士的認可更有價值，於是他們便讓客人們自行其是了。
蒙田有開明而自由的見解（並不總是一種），而他的父親和祖父卻經營鯡魚生意，母親又是西班牙猶太人的後裔，把這些事實聯繫起來未免有些牽強附會。不過據我之見，商人長輩對蒙田的觀念有極大的影響。他當過士兵，也曾涉入仕途，整個一生的特點就是痛恨盲信和偏執，這要起源於離波爾多主要碼頭不遠的一家小魚鋪。
我如果當著蒙田的面說這些話，他是不會感謝我的，因為他出生的時候，所有「生意」的痕跡都從絢爛的家族紋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親獲得了蒙田地方的產業，並花了大把大把的錢財，以便讓兒子成為紳士。蒙田剛剛學會走路，私人教師便在他的可憐小腦瓜裡填滿了拉丁文和希臘文。6歲的時候被送進了高級學校，不到20歲便已經是波爾多市議會的羽毛豐滿的議員了。
後來，他在軍隊中當兵，還在法院工作過一段時間。38歲時，他的父親離開人世，於是，他辭退了所有的外界活動，把餘下的21年（除去幾次違心地短期涉入政治）都用在他的馬匹、狗和書之上，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稱為劃時代的人物，不過同樣有幾個弱點。他從沒有徹底擺脫某些感情和禮儀，這個魚販的孫子認為那才是真正紳士風度的一部分。直到晚年的時候，他還一直聲稱，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個鄉村紳士——一個在冬天無事可做的時候，會草草記下一些略有哲學內容的雜亂思想的紳士。這自然是胡話。如果說有誰把他整個的心、靈魂、美德和罪惡以及一切都獻給自己的書，那就是這位能和不朽的達爾塔昂(1)媲美的開朗紳士。
由於心、靈魂、美德和罪惡都屬於這個豁達開朗、深有教養和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學作品更勝一籌，它們已經發展成為明確的生活哲理，它們以常識和實際的日常體面為基礎。
蒙田從生到死都是天主教徒，年輕的時候，還是法國天主教貴族聯盟的積極成員。這個貴族聯盟以把加爾文主義逐出法國為宗旨。
公元1572年8月，教皇格列高裡八世歡慶殺死3000名法國新教徒，這是致命的一天，從這以後蒙田永遠離開了天主教會。但他事後始終沒有加入另外一派，而且繼續參加某些重大禮儀，免得旁人饒舌，然而自從聖巴托羅繆之夜慘案以後，他的作品便全都與馬爾庫斯、奧裡利厄斯、愛比克泰德或其他十來個希臘羅馬哲學家的著作如出一轍了。有一篇題為《論良知的自由》的文章很值得牢記，他在文章裡使用的語氣彷彿是古時帕裡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國皇后凱瑟琳·德·美第奇的僕臣，他還以背教者朱利安為例，闡釋真正寬容的政治家應該取得的成績。
文章很短，充其量才5頁，你可以在第二冊的第十九章中讀到。
蒙田
蒙田已經看膩了眾多頑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提倡的絕對自由，這種自由（在當時條件中）只會激起新內戰的爆發。但是只要條件允許，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覺時不再把匕首和手槍放在枕頭下面了，開明的政府就應該盡量避免干預別人的思想，應該允許全部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靈魂獲得幸福的方式忠愛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想法或大膽公之於眾的法園人。早在公元1560年，凱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麥克爾·德·豪皮塔爾和好幾個意大利大學的畢業生（這個還因此被懷疑是受了再洗禮教的影響）就曾經說過，對異教徒只應該用文字來討伐。他的令人震撼的觀點是：良知有自己的本來面目，不是靠武力強制改變的。兩年以後，他促成了《皇家寬容法》的誕生，該法使胡格諾教派（即加爾文派）有權召開自己的會議，舉行宗教會議討論本教派的事務，貌似是一個自由獨立的教派，而不僅僅是寄人籬下的小派別。
巴黎律師讓·保丹是個令人尊敬的市民（他捍衛人們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利，反對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表達的共產傾向），他的觀點也是這樣，反對國王有權運用武力強迫臣民進這個或那個教堂。
大臣們的演講和政治哲學家的論文極少受人追捧，不過呢，在以智慧之士座談會的名義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士中，蒙田的作品卻得以被閱讀、翻譯和討論，這些文明人士互相交換有益的看法，並且持續300多年。
蒙田的業餘身份和他只為一己之樂而寫作的說法，使他擁有了一大批讀者。不然人們絕不會購買（或借閱）一本被官方列為「哲學」的書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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