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2年9月20日晚上，一場戰鬥在法國革命軍和前來剿滅這場可怕暴亂的君主聯盟軍之間打響了。
這是一次戰果輝煌的勝利，但聯盟軍並不是獲勝的一方。聯盟軍的步兵在瓦爾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無法施展實力。戰鬥變成了接連不斷的炮戰，可是叛軍比皇家軍隊射擊得更猛烈和迅速，這樣聯軍就率先離開了戰場。入夜，聯軍向北方撤退。參加這場炮戰的人當中，有一個名叫歌德的人，他是魏瑪世襲親王的助手。
數年之後，這個年輕人出版了關於這一天的回憶錄。他那時站在洛林的又稠又黏的沒踝泥濘中，卻變成了一個先知。他預言：經過這場炮戰，世界再也不會是原來的樣子了。他說得對極了。在那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裡，受上帝青睞的君主權力被拋入垃圾堆。人權運動的參加者們並沒有像人們預想的那樣逃之夭夭。他們緊緊握著手中的槍，穿過山谷，翻越高山，前進，再前進！一直到把「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傳送到歐洲最偏遠的角落，把他們的戰馬拴在整個歐洲大陸的每一座城堡和教堂裡。
我們寫下這樣的詞句倒是輕而易舉。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已經死去大約150年了，我們盡可以取笑他們。但他們賦予這個世界的許多好東西，我們永遠感激不盡。
但是從那些日子裡熬過來的人們——他們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樹下面愉悅地跳舞，但在隨後的3個月中又像城市下水道裡的老鼠一樣東躲西藏——他們不可能對這場動亂採取觀望的態度。他們一從地窖和閣樓裡爬出來，梳整一下布有蜘蛛網的假髮，就立即想方設法避免重演這種駭人的災難。
但是為了成功對抗敵手，他們必須首先掩蓋過去。這不是歷史學意義上的那個模糊的過去，而是他們自己偷偷摸摸地閱讀伏爾泰先生的書，並公開表示敬佩百科全書派的「過去」。現在他們把伏爾泰先生的書堆放在閣樓裡。把狄羅德先生的書賣給了回收廢品的小販，把曾經虔誠的奉若真理的小冊子扔進了爐灶。為了掩蓋可能暴露他們曾在自由主義領域裡逗留過的蛛絲馬跡，他們用盡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謂是費盡心機。
天哪，就像細心摧毀一切文字材料時常有的情況一樣，這些懺悔人忽視了一件事，這比那些眾說紛紜的謠傳更壞，這就是戲劇舞台。曾經為《費加羅的婚禮》拋撒出一車車鮮花的那一代人，他們無法再宣稱從沒有相信過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實現，那未免過於幼稚。他們曾經為《睿智的南森》流過淚，所以現在也無法再證明自己一直堅持認為宗教寬容是政府軟弱的表現。
這齣戲和它的成功所證明的與他們所說的截然相反。
這齣戲是18世紀後期迎合民眾感情的著名戲劇。它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戈思霍爾德·伊弗雷姆·萊辛的德國人。他的父親是一名路德派教士。萊辛曾在萊比錫大學攻讀神學。但是他並不熱衷宗教的行當，經常逃學。父親獲悉這個消息後，把他喊回家，讓他作出一個選擇——要麼馬上退學，要麼寫一份到醫學系學習的申請書。萊辛當醫生的興趣並不比當教士大。
不過，他答應做到父親對他的每項要求。他雖然又返回到萊比錫，卻繼續為一些他喜愛的演員朋友們作保借貸。後來這些演員們在城裡找不到蹤影了，為了避免因欠債而被捕，萊辛不得不逃至威登堡。
他的逃跑意味著一段時間的長途跋涉和忍饑挨餓的開始。他先到達柏林，在這裡度過了好幾年，為幾個戲劇刊物寫文章，稿費非常低廉。後來他又給一個準備做環球旅行的有錢朋友當私人秘書。可是，他們剛一起程，就爆發了7年戰爭。那個朋友被迫從軍，趕乘第一輛馬車回家鄉了。萊辛再一次失業了，在萊比錫城裡漂泊。
但萊辛是個善於社交的人，沒過多長時間，便找到了一個新朋友，名叫艾德華·克裡斯蒂娜·克萊斯特。這位朋友白天做軍官，晚上寫詩，是個敏感的人，他給予飢腸轆轆的萊辛以洞察力，引領他慢慢步入正在逐漸傳遍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呢，克萊斯特在庫內道夫戰役中被打死了，萊辛被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得不當一名報刊專欄作家。
萊辛
接著，萊辛又給佈雷斯勒城堡的指揮官當了一段時間的私人秘書。由於戍守生活無聊至極，為了消遣時光，他便認真研讀起斯賓諾莎的著作。這位哲學家去世100年之後，他的著作才開始流傳到外國。
然而，所有這一切仍然無法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萊辛這時差不多40歲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們建議任命他做皇家圖書館的館員。但是數年前發生的事已經使萊辛成為不受普魯士宮廷歡迎的人。他首次訪問柏林時，結識了伏爾泰。這個法國哲學家是個非常慷慨的人，一點兒架子都沒有。他允許這個年輕人借閱當時即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紀》的手稿。不幸的是，萊辛急匆匆地離開柏林時，把這部手稿打進了自己的行李裡（完全是出於偶然）。伏爾泰本來就對吝嗇的普魯士宮廷的劣質咖啡和硬板床惱怒至極，當時便大喊大叫地說自己的手稿被盜了！一個來自德國的年輕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應該監視邊境，等等。伏爾泰的樣子完全像一個客居外國的激動萬分的法國人的作風。沒過幾天，郵差帶來了他「丟失」的稿件，但裡面還附有萊辛的一封信。這個直率的條頓青年在信中對敢於懷疑他品質的人表達了個人看法。
這場發生在巧克力罐裡的風波原本可以輕易被人們忘掉，但是18世紀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時期。大約20年以後，腓特烈國王仍然不喜歡萊辛那位愛找麻煩的法國朋友伏爾泰，所以也就不樂意萊辛到他的宮廷來。
萊辛作別了柏林，抵達漢堡。這裡盛傳要新建一個國家劇院。但是這項規劃未能實現，萊辛無奈之下接受了在世襲大公爵布倫斯威克的圖書館當管理員的工作。那時他居住的沃爾芬布泰爾城不算是大都市，但是大公爵的圖書館在德國卻是一流的。該館藏有1萬多部手稿，其中有一些是基督教改革運動史中最重要的文獻。
無聊自然是惡意中傷和流言蜚語的主要源泉。在沃爾芬布泰爾城，當過藝術批評家、報刊專欄作者和戲劇小品文作家的人本身便是個很令人懷疑的角色。沒過多久，萊辛就又一次遭遇到困境。這倒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事，而是因為有人傳聞他幹了些事情——發表過一系列攻擊老一派路德神學正統觀念的文章。
事實上呢，那些布道（因為它們是布道的形式出現的）是漢堡一位前任教長寫的，但是布倫斯威克大公爵對在他的領地內開展一場宗教戰爭十分惶恐，便命令萊辛這個圖書館館員謹慎行事，躲避一切爭論。萊辛按照主人的吩咐做了。然而，當時誰也沒有鮮明地指出，不得用戲劇手法處理這個問題，於是萊辛就開始通過戲劇形式重新表述自己的看法。
在這座小鎮子的娛樂室裡誕生的這齣戲叫做《睿智的南森》。這個主題極其古老，我在前面提到過它。喜歡古典文學的人能在薄伽丘的《十日談》中找到這篇故事，在那裡它的題目是《三個戒指的悲慘故事》。情節大致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蘭教的一位親王想從他的一個猶太臣民那兒搾取一大筆錢。但是他苦於沒有正當的理由盤剝這個倒霉人的錢財，就想出一條詭計。他派人把這個不幸者找來，大加讚賞了一番他的學識和智慧，然後問他，在流傳最廣的三種宗教——土耳其教、猶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認為哪一個最真實？那位德高望重的猶太老者沒有正面回答親王，而是說：「噢，偉大的蘇丹，讓我給你講個小故事吧！從前，一個有錢人，他有一枚特別漂亮的戒指。他在遺囑裡寫道，他死的時候，手上戴著這枚戒指的兒子，就是繼承他全部財產的人。他的兒子後來也立了同樣的遺囑，孫子也一樣，如此好幾百年來，戒指一代代傳下來，一直風平浪靜。但是戒指的最後一個主人，他有3個兒子，無論是哪個兒子，他都非常喜愛，所以根本無法決定哪一個應該享有這無價之寶。於是他到一個金匠那裡，定做了兩枚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樣的戒指。他臨終時躺在床上，喊來3個孩子，為每個人祈福，他們也都認為自己是那枚戒指的繼承人。安葬完父親後，3個孩子都宣稱自己才是遺產的繼承人，因為他們都有那枚戒指。由此引發了許多爭吵。最後這件事被提交到法庭處理。由於這3枚戒指一模一樣，法官們也沒辦法確定哪一枚才是真的，所以這個案件便拖了下來，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了。阿門。」
萊辛用這個古老的民間故事來表明他的信念：沒有一種宗教擁有壟斷真理的權利。人的內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種規定的儀式和教義更有價值，因此人們的任務就是友好地相處，任何人也無權把自己視為十全十美的偶像讓別人崇拜，說什麼「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強，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掌握真理」。
但是這個在公元1778年曾頗受稱讚的思想，當時在那些小諸侯國裡卻不得人心。小諸侯們在大風暴中都極力想方設法地保住殘存的牲畜和財產。為了恢復他們喪失了的聲望，他們把土地交給警方管轄，並期望那些依賴他們謀生的牧師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協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這場不折不扣的政治反動徹底成功了，那些試圖按照50年前的宗教寬容的模式重塑人們精神世界的努力以失敗告終。事實上，結果也不可能不是這樣。各國大多數人們對革命和騷亂、對議會和那些空洞的演說、對於完全破壞了工商業的各種賦稅已經感到厭倦了。他們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價的和平。他們想從商，想坐在自己的前廳裡喝咖啡，不再遭受住在家裡的士兵的騷擾，不再被迫喝令人噁心的從橡樹上擠出來的汁。如果能享受到這種康寧的生活，他們就寧可容忍一些小小的不便。比如說，向每個佩戴有銅紐扣制服的人行禮，在每個皇家信箱前鞠躬，並用「老爺」來稱呼官方的打掃煙囪的助手。
但是這種卑躬屈膝的態度完全出於需要，是經過漫長而動亂的年代後要有一個短促的喘息之機的結果。那時每天早晨都會出現新制服、新的政治舞台、新的治安政策和既屬於上帝又屬於平民的新的統治者。然而，單從這種一般的奴性的狀態、從對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聲雀躍中，就斷言人們在內心深處已經把曾經激勵過他們的頭腦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動徹底遺忘，那可就錯了。
他們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動獨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規蹈矩和秩序，對於人們的精神生活倒是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都攜帶一大本《聖經》去教堂，剩餘的日子則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但他們必須保持沉默，不得公開個人的意見。發表言論之前要仔細地左顧右盼，保證沙發底下或是爐子後邊沒有藏著密探，才能說一些自己的觀點。不過，當他們還在起勁兒地談論當天發生的事情時，卻又從經過正式檢查、反覆推敲的「消過毒」的報紙上得知新主人們又採取了某種新的愚蠢方法來保證國家的和平，把人們帶回到公元1600年的歲月，於是他們就又會悲傷地搖搖頭。
他們的新主人所做的，與那些從公元1年起所有不懂人類歷史的同類主人們在類似情況下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這些主人們命令搬走裝餅乾的大桶——因為有人站在上面發表了抨擊政府的演說，以為這樣就能摧毀言論自由。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把出言不遜的演說家拖進監獄，從嚴宣判（40年、50年或100年的監禁），使這些不幸的人得到烈士的美譽。不過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主人們不過是沒什麼頭腦的白癡，只讀過幾本書和一些他們根本弄不懂的小冊子罷了。
受到這些例子的警告，其他的人都避開公共遊憩場，躲到燈光昏暗的酒館裡或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裡發點牢騷，因為他們確信，在這裡有小心謹慎的聽眾，在這裡比在公共講台上，他們有著更大的影響。
天神智慧地賦予某些人一點兒權力，可這些人又總是擔憂因此而喪失自己的官方聲望。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悲哀了。一個國王可以離開他的王位，並且笑對這場中斷他枯燥無味的生活的插曲。無論他是戴著男僕的褐色圓頂禮帽，還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始終還是一個國王。但是對於一個三流城市的市長而言，只要他被剝奪了小木槌和職務徽章，就只不過是一位普通的平民百姓，一個之前咋咋呼呼，如今被人嘲諷得陷入窘境的可笑之人。因此，誰要是膽敢接近當時的掌權人而沒有明顯向他表示應有的尊敬和崇拜，災難就會降臨到他的頭上。
但是對於那些在市長面前不低頭的人們，那些用學術巨著、地理手冊、人類學、經濟學來公開質詢現有秩序的人們，他們的處境卻糟透了。
他們隨即被不留情面地剝奪了謀生之路，然後被驅逐出他們散佈有毒教條的鎮子，留下妻子和兒女，全要依靠鄰居們的好心照看。
這種反動精神的爆發，給一大批真摯地想消除許多社會流弊的人帶來極大的不便。然而時間是偉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夠在這些和藹的學者們的制服上發現的污跡滌除了。今天，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能夠被人記住，主要是因為他干涉了危險的激進分子伊曼紐爾·康德的學說。康德教導說，我們行動的準則要具有變成普遍規律的價值。按照警方的記錄，他的這種理論只能取悅於「嘴上無毛的年輕人和一無所知的傻子」。昆布蘭公爵之所以總是惡名遠播，就是因為他作為漢諾威的國王，放逐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這個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國家憲法》的抗議上簽過字。梅特涅的名聲也很狼藉，因為他把懷疑的觸角伸到了音樂領域，審查了舒伯特的樂曲。
可憐的奧地利！
既然奧地利已經消失不在了，整個世界都對「快樂帝國」產生好感，忘了這個國家曾經有過活躍的學術時代，有一些東西更勝於體面有趣的鄉鎮集市上那些物美價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約翰·施特勞斯本人作曲並指揮演奏的最迷人的華爾茲。
進一步看，我們還可以說，在整個18世紀中，奧地利在傳播宗教寬容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基督教改革運動之後，新教徒馬上在多瑙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找到一塊沃土作為他們施展力量的地方。但是這一切在魯道夫二世成為皇帝之後就全變了。
這位魯道夫是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德國翻版，在這個統治者看來，和異教徒簽訂的條約毫無意義。雖然魯道夫接受的是耶穌會的教育，但他懶散得無藥可救。不過呢，這倒使他的帝國避免了在政策上的劇烈變動。
等到費迪南德二世被選為皇帝，政策發生變化的事就發生了。他當選君主的主要資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眾多兒子的人。他在統治初期還參觀過著名的天使報喜館，這個建築是公元1291年被一群從拿撒勒到達爾馬提亞的天使們搬遷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費迪南德在宗教狂熱的爆發中曾發誓，把他的國家變成純粹的天主教國家。
他恪守諾言。公元1629年，天主教再次被宣佈為奧地利、施蒂裡亞、波希米亞和西裡西亞的國教和唯一信仰的宗教。
與此同時，匈牙利與這個奇特的家族建立了姻親關係，每位新娘都帶來了大片歐洲領地作為嫁妝。費迪南德便著力把新教徒從馬扎爾人集中居住的地區驅逐出去。但是，由於特蘭西瓦尼亞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異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18世紀後半期還能讓新教徒保持獨立。這時奧地利內部已經發生了巨變。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會的忠實支持者，但是最後就連這些思想最遲鈍的人也厭煩了教皇的不斷干涉。他們非常想冒一次風險，制定一項違反羅馬教廷意願的政策。
在本書的前一部分裡，我已經說過，有許多中世紀的天主教徒認為教會體制是完全錯誤的。評論家們則爭論說，在殉道者的時代，教會是真正的民主機構，因為它是由年長者和主教掌管的，而他們又是由教區全體教眾一致推選出來的。他們願意承認羅馬教皇，因為他自稱是聖徒彼得的直接繼承人，有權在教會委員會裡享受崇高的地位。但是他們堅持認為這種權力只是一種榮譽性的，因此歷代教皇絕不應該認為自己高於其他主教，並且不應把自己的影響伸展出教皇應有的領地範圍之外。
教皇則利用各種懲罰（包括訓令、詛咒、逐出教會）來對付這種思想。結果有好幾個勇敢的改革者由於大膽地提倡教會權力下放而丟掉小命。
這個問題一直沒能得到明確解決。後來在18世紀中期，有錢有勢的特利爾主教的代理主教重新提出這一思想。這位代理主教叫約翰·范·抗泰姆，但他的拉丁文的筆名弗布羅紐斯更為人熟知。他接受過自由思想的教育。在盧萬大學學習幾年以後，他暫時離開家人，前往萊頓大學讀書。他抵達那裡時，恰好趕上純加爾文主義的老城堡開始被懷疑城堡內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的傑勒德教授得到允許進入神學界、並發表稱頌宗教寬容的理想的講演時，這種猜疑就成為公開的罪證了。
至少可以說，抗泰姆這位代理主教的推理思路是有獨創性的。
他說：「上帝是萬能的。上帝可以制定出對所有人民在任何時間、任何條件下都適用的科學定律。所以，只要他願意做，就能輕而易舉地引導人們的思想，使人們在宗教問題上抱有相同的觀點。我們知道上帝並沒有這麼做。因此，如果我們用武力迫使他人相信自己認為是真理的東西，我們就違背了上帝的明確旨意。」
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謨的直接影響，很難說清楚。但是從抗泰姆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伊拉斯謨唯理主義的思想痕跡。後來他在主教權限和分散羅馬教皇權限的問題上發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書即刻受到羅馬教廷的斥責（公元1764年2月）。但這時奧地利皇后瑪麗亞·泰雷茲卻對抗泰姆表示了支持，因為這符合她的利益。他發起的這場運動被稱為弗布羅尼主義或主教權限主義運動，它在奧地利蓬勃發展起來，並最終形成了有實效的《寬容法》。在公元1781年10月13日，瑪麗亞·泰雷茲的兒子約瑟夫二世將他頒賜給了自己的臣民。
約瑟夫是他母后的勁敵、普魯士的腓特烈的翻版，他有在錯誤時刻作出正確決定的驚人天賦。最近的200年間，奧地利的家長們讓孩子入睡時就嚇唬說，如果不上床睡覺，就會被新教徒抓走。如此一來，要讓孩子們再把新教徒（他們知道的樣子是長著角，並拖著一條又黑又長的尾巴的人）視為至愛的兄弟姊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理，可憐又虔誠、勤奮又易犯錯誤的約瑟夫總是被那些高薪厚祿的主教、紅衣主教和女執事的親戚們包圍著，他做出如此突如其來的大膽之舉，值得大力讚頌。在信奉天主教的統治者中，他是勇敢宣佈「寬容是治理國家的理想實用的財富」的第一人。
他3個月以後做的事更讓人震驚。公元1782年2月2日，他頒布了涉及猶太人的著名法令，把當時僅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拓展到這些直到現在才認為自己是幸運兒的猶太人當中。從此，猶太人獲準可以和基督徒的鄰居們呼吸同樣的自由空氣。
我們應該就此停筆了，讓讀者們相信這件好事還在繼續，奧地利現在成了那些希望按自己的良心做事者的天堂。
我倒是希望這是真的。約瑟夫和他的幾位大臣們可能隨興而起，做出了超越常理之事。可是，奧地利的農夫們自從古代以來就一直被教導說猶太人是他們的天敵，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因此，他們視猶太人和新教徒為天敵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一時半會兒是不可能被克服的。
那部傑出的《寬容法》已經頒佈一個半世紀了，可是天主教會以外的人們仍然和16世紀一樣處於低微之境。從理論上說，一個猶太人或一個新教徒可以指望擔任首相或被任命為軍隊總司令。但其實他就連和皇帝的擦鞋匠一起吃飯都不行。
關於這份空洞的法令就說到這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