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新論》略論中國社會主義大陸鄧小平自稱，求改馬列共產主義為中國社會主義，此言甚有思路。但社會一名詞，乃近代自西方傳譯而來，中國自古無之。《大學》八條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儻以較大言之，則可謂天下即指社會。但其地位極廣大猶在國之上。較小言之，則家亦即是社會，其地位乃在國之下。此所謂家，非僅指五口八口之家言。《史記》載諸侯列國事，皆稱世家。宋初有《百家姓》，鄭樵《通志》二十略首為《氏族略》，中國之家乃指氏族言。中國一氏族，約略可相當於西方一社會。
中國言社會，每重其風氣道義。不如西方言社會，僅言財富經濟。中國重人倫，夫婦為五倫之首。婦家稱外家，婿於外家稱半子。如古代姬、姜聯姻，則姬、姜兩氏族不啻如一家。如是推擴言之，則百家亦實如一家。又與異邦，亦以聯姻和親，如漢代之下嫁宮女於匈奴單于，即其例。故中國人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一以貫之，乃此義。主要在相和相親，其內心之德，即孔子之所謂「仁」。
仁心外見則為禮。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與人相交之禮，乃一本之於仁。中國文化自古即主以仁道平天下，亦即所謂天下治。近代梁任公則稱之曰「禮治」。西方則尚法治。就文字學言，治之本義，乃指水流之平。禮有賓主，亦相互平等。西方人言法，則判法者與受法者決不相平等。此亦中西文化之相異。
《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禮即人群大生命之體，人類大生命即以群為體，財貨則僅為維持生命之一項工具，亦貴通不貴別。亦可謂中國自古代即已為一通財或共產之社會。
如言農業，二十而冠，即謂成人，受田百畝，為其生資。六十歸田。此為中國古代之井田制度。田屬公，不屬私，實可謂即中國之共產制度。百工亦世襲其職，受俸於公家以為生。如堯為陶唐氏，其家即以燒窯為業，世傳其業，成為一氏族。一切中國之氏族，大概多由此生。商業通有無，最後起，亦由公家發俸，世襲其業，非由私營。迄於春秋時尚然，《左傳》有詳證。
故中國春秋以前之封建時期，實不啻一共產社會，例證不勝舉。戰國以下，中國社會始大變，主要有士階層之興起。《管子》書中始分士、農、工、商為四民，《管子》書出戰國時。孟子曰：「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士不治生業，乃勞其心而食於人者，此即中國古代之無產階級，始自儒、墨，此下九流百家無不然。
今全一世界一百五六十國以上，惟中國社會獨有士，乃均不治生產事業而食於人以為生。此即中國社會共產一明證，戰國百家開其端。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默百家，於是獨儒家遂為政府法定不治生產事業而獲優待之自由民。《史記》乃有《儒林傳》。郡國察舉制度，亦惟限於儒林。下至東漢，儒林地位益增，先之有太學生黨錮獄之興起，次之乃有世家門第之形成。
若以戰國時期稱之為四民社會，東漢以下，亦可稱門第社會。其實門第乃是士族中世代相傳不治生產事業而轉成為上等富有之家庭，故門第社會實可謂乃一無產階級高踞在上之社會。西方社會以勞工為無產階級，勞工則低居人下。中國門第社會以讀書人為無產階級，而高出人上。此則中西傳統文化之一大相異處。
東漢後，讀書人為社會中之無產階級外，尚有自印度東來之佛教，僧侶出家，亦為無產。但此下禪宗，即以寺僧自治田。別有道家，亦無業為生。此則仍是中國之世傳。
政府在上，社會在下，社會之得與政府相抗衡者，惟賴此一批不治生產事業之士。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黝百家，乃期將此一批不治生產事業之士，由政府供養，收歸政府管理。但此下王莽受禪，則士勢力終出政府勢力之上。東漢光武中興，亦一王莽時太學生。一時同學群為輔佐。東漢太學生乃聲勢大展，成黨錮之獄。魏晉以下，終成門第社會。唐人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見當年之門第生活，仍優長留人心。慨歎之餘，有不勝其嚮往惋惜之情。則非堪僅加責備，亦自有其值得想望之處矣。隋唐以科舉取士，門第勢力遂告衰落。而「文選熟，秀才足。文選爛，秀才半。」《文選》一書，乃為士人向政府投進之惟一憑借。
韓愈起，提倡古文，自謂「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古之道，即指孔、孟儒家之道言。「用則行，捨則藏。」藏道於身，即可不與政府相合作。至如熟讀一部《文選》，則專為應試出仕之用。其時門第勢力己全衰，非出仕，又何以為生。韓愈亦世家子，但早孤，寄養於其兄，兄亦早亡，其嫂有一子，及愈，一家三人。愈之身世孤苦，但既應舉出身，即倡為古文，又倡為師道，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可見當時韓愈所倡之道，不止為闢佛，又辟當時之僅以《文選》為學而應舉謀仕者。但韓愈之道當時終不暢行。及其卒，其所倡為之古文亦不流行。直至宋代有歐陽修起，乃始再修韓愈之古文。及其得位於朝廷，即以古文取士。韓、柳古文在歐陽以後，即取《文選》而代之，亦成為當時一利祿之途。則其文雖古，其道又非古。乃有周濂溪出，以尋孔顏樂處教二程，遂有理學之興起。
理學興起，不啻戰國時代儒學之復興，亦即中國社會士之一流品之復興。及南宋朱子，編集《論》、《孟》、《學》、《庸》為《四書》，其重要性乃更超於漢博士所掌之五經而上之。朱熹之以《四書》教，豈不尤勝於韓愈之以古文教？蒙古入主，元代科舉取士，即以朱子《四書》為標準，則《四書》豈不又成為唐代之《文選》？明代王學興起，雖亦重《四書》，但以不應試不出仕為主要為士之標準。雖陽明屢有告誡，但其門下如王龍溪、王心齋之徒，終以不出仕為講學之主要目標。顧、高東林學派，一反其風，主張為士者亦應出仕預聞政治。但明代終亦以東林黨禍亡國。
明遺民如顧亭林、黃梨洲等，皆終身不仕。亭林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之事，肉食者謀之。天下之事，則匹夫有責。」當時明遺民皆以天下為一己大任所在。此下則又有文字獄起。而當時學術界乃始有漢、宋之分。其實當時之漢學，其反宋，即反抗清廷之科舉仍以朱子《四書》取士。故其反宋學，實即為反政府。故吳、皖書院講學，其內心精神，皆為反政府。其風直至清代之末而猶然。
然則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所謂士，豈不乃一無產階級而為下層社會之代表，與上層政治雖不顯居反對地位，而始終有其獨立性，決不為政府一附屬品。
自宋以下，士階層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會通財之共產觀念。即如宋代范仲淹之義莊制度，即其一顯例。范仲淹乃一貧寒之士，其父早卒，其母改嫁，范氏就讀僧寺中。乃其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主要可謂即在其具有通財共產之思想。及其為朝廷之副宰相，遂倡立義莊制。顧亭林言：「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范仲淹之創為義莊制度，豈非即是仁義一表現？此制即推行於此下之氏族中。同氏族中之孤兒寡婦之養與教，皆由義莊公田負其任。
范仲淹創此制，初推行於范、朱兩姓。後乃通行全中國。每一氏族，各有義莊，歷元、明、清三代不衰而益盛。如余家無錫延祥鄉七房橋，錢氏一門七房，而共有義莊三所。余幼孤，讀書盪口鎮之果育學校，亦華氏一義莊所主辦。義莊非中國宋以後一明顯之社會共產制度而何？
義莊之外，又有會館，亦中國後代社會之一種共產制度。如清代戴震，以一窮舉人入京師，即先寄生於其同鄉會館中。各省士人考進士試赴京師，寒士亦可各住其省府之會館中。如湘鄉曾國藩可為一例。而中國人海外殖民，自明代三保太監下西洋，到處集居經商，亦均設有會館。一窮氓流亡國外，只投身會館中，住宿飲食皆得解決。又可為介紹職業。此非又一通財共產之制而何？
又如清代嘉、道年間，川楚教匪乃及洪楊之亂，皆由地方團練，鄉里自衛。曾國藩、國荃兄弟，乃以湘軍平洪楊。李鴻章又以淮軍平捻匪，皆地方團練，非政府軍隊。鄉里自衛，武力之共通亦如其財富產業之共通。中國歷史，遠自古代，即全農皆兵。保衛中央，戍守邊防，亦屬鄉里自衛之外之部分任務。而地方自衛，乃中國全農皆兵之主要責任。則全國不僅通財，亦復通力。國家夭下，乃如一體。故中國之軍人亦稱軍士，又稱武士，可見其與農、工、商三階層有不同。中國人之所謂大同太平，主要乃由文士武士之通力共財促成之。此皆涵有甚深之政治意味在內。中國古人言經濟，所謂經國濟世，亦不專指商業財富言。
晚清之末，震於外侮。全國地方，奮求自新，而江蘇之南通與無錫兩縣為之首。南通由張謇一人為之倡。張謇乃晚清科舉中一狀元，即中國傳統所謂士之秀者。惟無錫則由全縣平民共同努力，非有其領袖。其先，乃由無錫西北鄉四五商人游杭州西湖，晚餐於湖濱之樓外樓餐館。餐畢下樓，乞丐數十人，集門外場上討賞。諸人大感動，念無錫本鄉北門外近京滬路各餐館，亦有群丐類此。乃協議在上海設立工廠，俾可招收乞丐為工人，免其行乞。無錫人在上海租界興辦工商業，乃由此肇起。
既得志獲財富，乃返無錫本縣興辦教育，創設私立學校，中學小學皆有。城鄉迭起。余幼年入盪口果育學校，亦私立。余離大陸前，任教無錫太湖濱之私立江南大學，即由榮家一廠主獨創。余遂得認識榮德生，乃無錫一先興實業巨魁，即上述在西湖樓外樓晚餐人之一。彼亦曾自辦一榮巷中學，余先兄曾於此任教。中日戰爭時，此校已停閉。德生謂大學乃其子事，與彼不相關。彼畢生貢獻於鄉里者，有七十歲時修築一蠡湖長橋，共長有七十橋洞，橋上可四輛汽車並行。由此橋可自無錫城陸地直通黿頭渚。德生面告余，身後猶得地方人士紀念者，惟賴此橋。中國人之人生觀，即抱有死後傳世之觀念，又抱有一大同共通觀念，其對社會事業之樂於貢獻有如此。
《周禮》云：「孝、友、睦、姻、任、恤」，孝友不僅專對一家父母兄弟言，亦對宗族全體言，擴而大之，亦可謂乃對全人類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而「任恤」二字，尤富廣大通財之義。此見中國社會通財共產觀念之遠有來歷。實則通財共產皆近代西方語。中國人道德學問皆主通，故財富權力亦主通。中國之通財，與西方之共產，相互間，有其同，更有其異。一抽像，一具體。一重義理，一務實質。此亦當辨。
又無錫人創辦學校，有侯君保三，乃一學校教師，亦自於其家創辦一私立學校。其時興學皆男校，獨侯家乃首創一女校。而保三亦以此馳名全國。其時福建廈門集美村，有村民陳嘉庚兄弟，在新加坡發大財，新加坡華商受國內影響，亦多私立學校。陳嘉庚乃返其家鄉集美村創辦一私立小學，即聘侯保三為校長。其後集美學校又擴展升級創辦中學，凡分中學、師範等共六所。後有廈門大學，亦由陳嘉庚出資創辦。其他全國私人創學情形，此不一一詳述。猶如山東武訓以乞丐興學，更為當年轟動全國一大新聞。
中國社會，其更近於西方之共產主義者，則又有幫會。元明以來，有南起杭州北達通州之運河，工人群集，乃有幫會組織。或稱青幫，或稱紅幫。清末五口通商後，上海一埠，幫會盛起。余鄉有黃某，乃上海之幫會主，為杜月笙前輩，在上海設有一旅館。余任教於廈門之集美，暑假乘海輪返滬。輪泊黃埔江邊，余雇兩洋車載行李，命赴黃某所開設之旅館，車費由旅館賬房代付。余別他往，不與兩車俱行。兩洋車依余言，交行李於旅館賬房，一無遺失。以兩車伕知余必與此旅館老闆有素，遂不敢誤事。其實余並未詢此兩車伕姓名，亦不記此兩車之車號，亦無其他憑據，而兩車伕之可信乃如此。此一事，乃余親身經驗，可為中國幫會之勢力與道義作十足之一證。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全國幫會勢力亦預有大貢獻，此不詳述。
以上略陳中國社會自古即主通財。秦漢以下，封建制改為郡縣制，工商業大盛。但自漢代推行鹽鐵政策，此下中國乃絕不能有資本主義之出現。政府則主通商惠工，社會則主通財共產，與西方社會由資本主義產生共產主義之反動事態大不同。
今若把近代西方社會之種種演變，肯用稍深一層的眼光來觀察，則試問，共產主義的思想根據，固然是唯物的，而資本主義的終極趨向，又何嘗不是唯物的呢？雙方的共同點，豈不都是在物質經濟上？至於個人自由與階級鬥爭，則只是達到物質享受與經濟分配兩種手段技術上之不同而已。正因民主政治的背後，沒有一個更高的理想在指導，則個人自由很直捷便轉落到物質享受上。資本主義的社會是讓人個別地競爭，共產社會則轉向到無產階級集體競爭一面去，這亦可算是人生一進步。但中國人以仁義道德來作人群集體的指導，尚和平，不尚竟爭，比西方的共產主義更進步更高明多了。
毛澤東高捧馬、恩、列、斯，提倡共產主義。既得志，中國傳統士人如馬一浮、陳寅恪等諸人，皆若置身局外，絕無正面明白之批評與反對。中國文化傳統以仁慈為中心，豈反文化亦必一反其自己之性情，此誠大堪警惕矣。
今再深一層言之，余嘗謂歐洲史可謂有社會盛衰，無政治興亡。遠自希臘、羅馬，直迄近世葡、西、荷、比皆然。最近則法、英商業亦趨衰退。苟謂歷史鑒古可以知今，則法、英亦不宜再有復興。美國建立於北美洲新大陸，又混合猶太人黑人同為一國，此當與歐洲本土英倫之為國不同。但建國主人同屬英民族，今亦與其祖國英倫同露衰象。此下演變，似不當輕與歐陸並為一談。但其亦不能復盛一如往時，宜可預知。
當前全世界最富國家已推日本，而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又以四小龍追隨稱盛，則豈不商業盛況已轉入亞洲？而日本、韓國皆深受中國文化熏陶，積一二千年之久。則商業盛況，豈不己轉入中國文化之體系中來？此實一大堪研討之問題。
今試妄言之，竊謂中西經商應有一大不同處，歐洲盛行個人主義，而中國文化則盛行家族主義，又為一大家族主義，此為其一最大不同點。
余曾熟識一美國青年，其父乃一油漆商，而其祖父則為一富翁，一人獨居南部，僱傭一女護士侍奉日常生活。余嘗謂其孫，汝今日雖窮窘，他日祖父遺產大可享用。彼謂及其父母亦不作此想。他年祖父遺產，恐多落入其女管家之手。故西方人產業，乃屬個人私產，非一家公財。故有創業，無守成。年壽有限，產業無歸落處。其所傳承乃公司，非私家。中國產業則必世襲家傳，中國宗法，最相親者為高、曾、祖及父、子共五世，以三十年為一世，當可歷一百五十年之久。如其人艱苦創業，其子繼承之，至其孫而大盛，此下至少尚可傳子及孫二世，每世中尚可各有兄弟姊妹，本宗外家，共沾其盛。榮德生兄弟同啟大業，兄先卒，德生子侄輩七八人傳家立業。共產政權不驟興，榮家之業至少再傳一兩代當不驟衰，或更盛，則已先後歷三代百年之久。余又曾任教廈門集美學校，創辦人陳嘉庚之父經商新加坡，業敗倒閉，照例子可不償父債。乃陳嘉庚兄弟經營得余財，一一追償其父生前所欠。信譽大增，乃成巨富。陳嘉庚有一子，在集美學校讀書，有一自行車及一馬。其他生活與諸同學無異。此後毛澤東起，陳嘉庚亦加入共產黨，其商業亦驟衰，不知其子究如何。儻無政治大變動，陳嘉庚事業或仍可由其子繼承。韓國與日本同受中國文化沾溉，同是家族主義，商業亦世代相承，與歐洲個人主義之經商情況自可有大不同。
中國人有創業有守成，西方則有創無守，有業無承。故中國觀念有傳統，而西方則無之。中國五倫，由夫婦得子女成血統，君臣為政統，朋友則當屬道統，尤在政統上。故師道尤在君道上。西方人無傳統觀，今國人則稱之曰法統。法由人造，隨時更改，何得有統。梁任公以西方為法治，中國為禮治。禮則人類之性情，大群之道義，自可有統。西方之法，由多數人創立。其多數則隨時變易，故法亦無統，惟尚多數。中國道統則本之心性，可以歷久而常存。
中國人言：「黃金滿籯不如遺子一經」。此屬另一義，黃金滿籯，亦以傳子孫。西方人則個人主義，黃金滿籯，亦不以傳子孫。無傳，故不可久。西方資本家，或有捐獻，或獻上帝教堂，或獻社會其他公共事業，或分贈他人。捐獻分贈與傳授不同。傳則有繼，捐贈非有繼。故西方人僅知有公私之別，乃無先後之傳。心理如此，事業亦然。故西方之資本主義亦當及身而盡，無可傳。
其實西方之共產主義，仍屬個人主義。取之他人，非以公之大群，亦非傳之子孫。則資本主義既失敗，共產主義亦當消失，同為不可久。中國人之通財共產，則非個人主義。故如中國自宋以來相傳之義莊制，即可永相承傳，益廣大益深厚，而綿延不絕。
惟其西方事業無傳統，苟有傳則專在物質上。如一大工廠，其傳統只在其建築及機器上。一大帝國，其傳統亦只在其武力與疆土上。武力倚仗，亦仍在機器上。機器無生命無傳統，久而必弊，故西方人不言久不言傳，惟言變惟言新，垂統繼承則自無可言。此為中西一大相異。
或疑科學亦由人類智慧所發明，但此種智慧乃從人心之興趣來，興趣則隨時隨地隨人而易變，並易生厭倦。中國人之智慧則從心性之全體來，故重在道義上，乃天人合一，不專以隨時隨地個人之興趣為依歸，並亦不會有厭倦。故道義有傳統。而興趣則不能有傳統。西方人之科學發明，亦實無傳統可言，因此無持久之希望與把握。此則亦當深思而極論者。
西方社會既屬個人主義，故其父成為一大資本家，其子女轉易對資本生厭倦心。歷時既久，而人心之厭倦亦益甚。其事業之不能長繼永傳，亦自無疑義。
抑且科學上之高深發明，既供商業資本主義之利用，宜可解淡了科學天才對此方面之繼續新發明。如萬有引力與水蒸汽之發明，豈為營財致富，而亦竟為營財致富者所利用。則此一番科學發明之高深興趣，亦當為之而解淡，此尤難以具體申論者。
故西方人好言變，中國人好言常。科學發明亦只主變不主常。科學愈發達，其群乃更無常道可期。此又何止經濟一途為然。
然則縱使當前之經濟盛況，一時由西方轉移到東方來。而經久變通，則西方近代之科學發明機器利用，其勢仍將變。西方之科學創造，將一變而漸歸入東方傳統之藝術創造中來。此層非本篇所能詳論。考之中西雙方之國民性，與其歷史傳統，而仍可預言以判者。故不憚簡略伸其要端如此，幸讀者之自思之。
或問科學與藝術究何異？曰兩者皆寄於外物，惟科學以外物為主，而藝術則終仍以人心為主。內外之辨，亦中西文化一大分辨所在。中國人之藝術，則仍可歸入中國人之道義中。余已在他篇論及，此不再詳。
然則今日大陸果有意推行中國社會主義，以代替蘇俄所奉行之共產主義，豈不極為恰當。但惜今日之中國人，已少通知中國以往之歷史，更少保留中國傳統心情。不知以往中國社會究何真相，即一己天賦之真性情亦不自知，則中國社會主義又何從推行？
今再綜合言之，中國之社會經濟，終必歸於通財共產，以大群一體為主。而與西方之個人主義，則無論其為資本主義，或為共產主義，皆必大相異。此則可一言而定者。
又按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余曾謂亦即中國之社會主義，已詳他篇，茲不贅。
（一九八七年作，三月曾載《聯合報》題名《中國社會主義與學生運動》，四月改為此文）思想者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