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人物

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歷史人物

講文化定要講歷史,歷史是文化積累最具體的事實。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中國人一向看清楚這一點。西方人看法便和我們不同,似乎把事為主,人為副,倒過來了。因此,西方歷史多是紀事本末體,中國雖有此體,但非主要。中國史以列傳體為主,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最難讀。一翻開,只見一個一個人,不易看見一件一件事。如讀《史記》,漢代開國,只見漢高祖、項王、張良、韓信、蕭何許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書》是古代的紀事本末體,此下要到宋代袁樞才有《通鑒紀事本末》,只便初學,進一步再讀編年史如《通鑒》,更進一步始讀正史列傳。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歷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講楚、漢戰爭,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只以事為主。有一年,我在美國親同他們一位史學家辯論過這一問題,他說:「歷史固應以人為主,但此人若無事表現,如何跑上歷史?」我說:「此事難說,因其牽涉到中西雙方整個文化體繫上面去。我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事表現而也寫進歷史,而且這類人決不在少數。」我們今天不論大學,乃至研究院,講史學,雖是分門別類,注意都在事上。如講政治制度,沒有一個絕對是與好的制度。制度總是要變,並無千古不變,亦無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講社會經濟,一切有關經濟的理論思想,及其事實,也都隨時而變。在壞制度下,有好人總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壞人總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謂人之好壞,此一標準,則比較有定不易變。此刻把歷史分類講,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等,一切完備,卻不注重歷史裡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層,成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來,某些人起來了,才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來。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講歷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們都能變成歷史人物。要來維持歷史,復興歷史,創造歷史,都得要有人。

講到歷史人物,當然要講歷史。世運與人物總是相隨而來的。時代不同,人物也跟著不同。中國人一向看歷史總要變,故說世運。歷史時時在變,世運總是不能停留在一個狀態下。我們把歷史上一切時代大體分別,不外有兩種,不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後也如此。某種時代,我們稱之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變成了盛世。某種時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亂,變成為衰世與亂世。歷史千變萬化,不外這一個治亂盛衰。當我小孩子時,學校老師告訴我,中國歷史一治一亂,西方歷史,治了不再亂。我當時雖很年幼,聽了那位先生的話,覺得這是一個大問題。如何使中國歷史也能治了不再亂。但我後來讀了歷史,漸認為在西方,治了也會亂,盛了也還衰。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親眼看到西方社會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亂。歐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切大變。特別刺激我的,如英國。當時讀世界地理,所用地圖是英國制的,只要這地方由它統治,都畫上紅色。譬如香港一個島,也畫上一條紅線,一張世界地圖,到處都有紅顏色。英國被稱為是一個太陽不會掉下去的國家,全世界有英國國旗,太陽永遠照在他們的國旗上。可是今天呢?

我年齡慢慢大了,又聽人講,可惜我們生在這時代,是一個衰世亂世。即如對日抗戰到今天,到處奔跑流亡,今天可說是只在國家偏安局面內生活。若我們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嗎?但我們讀史,好像治世盛世歷史人物該是又多又好,否則怎樣會治會盛?衰世亂世,該是人物又少並壞,否則怎樣會衰會亂?而實際並不然。但也只能看中國史。西洋史專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勝敗不同,國家強弱不同,只見了事,不見事背後之人。今天我們社會一般知識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響,只論治亂強弱,卻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若使我們把二十五史來作一統計,我能先告訴你們一結論。中國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亂世衰世。所謂大人物,他不僅在當世,還要在身後,對歷史有影響,有作用,這才是大人物。影響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而所謂人物,起於衰世亂世的反而更多更大。起於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點。這不奇怪嗎?實亦不奇怪。若使衰世亂世沒有人物,或人物不夠偉大,此下怎會又變成治世盛世?中國歷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亂,正因為在衰世亂世有人物,下邊才開創新歷史。由亂返治,由衰轉盛。若我們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麼天下衰了亂了,更沒有人了,此下便會沒辦法。希臘、羅馬之沒落便在此。此刻的英國、法國何時再復興,也是問題。今天輪到美國與蘇俄,成為世界上兩強。然而從歷史過程論,治下仍然定會有亂,盛後定然會仍有衰。即如美國,但論人物,如華盛頓、林肯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國最可說是亂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卻是在衰世亂世。但孔子學生說:「夫子賢於堯舜」。此論人,不論事。乃論身後,不論生前。孔子對歷史的影響與作用,遠勝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此刻是證明了。

春秋以後有戰國,更衰更亂,但我們講中國歷史人物,戰國要佔第一位。我不能把戰國人物從頭講,但如孟、荀、老、莊這許多人,只講思想一方面,其影響後代中國實是大極了。漢代中國一統,當然是治世盛世,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漢代人物顯然不如春秋戰國。漢代之盛,還是受了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影響。

再把漢朝整個來講,東漢不如西漢,然而人物卻比西漢多,而且有大人物。姑舉學術上人物來講:東漢最偉大的經學家鄭玄,西漢便無其比。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西漢一代,經學盛起,也不能說他們沒有貢獻。然在兩漢經學家中,人物最偉大,對將來最有影響,最有作用的卻是鄭玄。鄭玄死在東漢末年。黃巾之亂,董卓到洛陽,東漢快亡了。鄭玄一生正在東漢的衰世亂世中,然而卻成為一最偉大的經學家。若使我們承認儒家經學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有大影響,大作用,那麼論其影響作用之最大的就該是鄭玄了。

說到唐朝,也是一個治世盛世。但論唐代人物,就不如後面的宋朝。宋朝縱不說是亂世,卻始終是一衰世。我說唐不如宋,不是講他們的開國時代。唐高祖唐太宗下面這一批人,這一個集團,我們暫置不講。在唐玄宗開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實不如天寶之亂以後的人物來得多,來得大,表現得更像樣。論宋代,比較太平當然是北宋,然而最偉大的人物卻出在南宋。單從學術上講,如朱子,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還當在鄭玄之上。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清代也算是一個盛世,最盛在乾嘉,而乾嘉時代人物卻較遜。論其經學,僅如此刻在圖書館裡一個寫博士論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那是明代快亡,大亂已至,人物卻競興迭起。

我們試再講衰世。春秋戰國以後有三國分崩,可說是一個亂世,可是三國就出了很多人物。又如元代,蒙古人跑進中國來,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元代只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來,他下面如劉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卻都是在元代培養起來的。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來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遠由南北朝時代培養而來。唐代興國,一切規模制度,都由北周至隋訂下。再往上推,由漢高祖到漢武帝,西漢初年人物,一切都從戰國時代人的腦筋裡醞釀成熟,到漢初才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可得一結論,但這只是照中國歷史講,西方歷史似乎並不然。這一結論,便是中國文化最特別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亂世,人物更多更偉大,勝過了治世盛世的。

大體上說,歷史有上層,有下層。我們當知,歷史不是一平面。像一條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層。浮面易見,底層不易見。如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也上了軌道。社會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上面政治人物都從下面社會起來,我們可以說,底層比浮面更重要。我們講歷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在當時,以及此下歷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可能他們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如讀《左傳》,那是春秋時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極詳盡的歷史。但孔子在《左傳》裡不佔地位。《左傳》裡講到孔子,可說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論語》中所稱讚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後面有子產,都是在當時有表現的。我們讀《左傳》,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產。大國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齊。小國也有人物,如子產之在鄭。若論人物價值,子產並不定差於管仲。大國人物有表現,小國人物一樣有表現。孔子卻像是一無表現的人物,縱說有表現,也是微不足道。但《左傳》裡還找得到孔子,卻找不到顏淵。顏淵雖不見於《左傳》,對將來中國歷史仍有他的大影響,大作用。孔子、顏淵的影響作用,還勝過了管仲、子產。因此我們可以換句話說,管仲、子產是一個時代人物。歷史上不斷有時代之變,秦變漢,隋變唐。但時代變了,歷史仍不變,至少一部中國歷史是如此。所以我們講歷史,不要太著重其上層浮面的,我們還該更著重其底層下面的。我們講《左傳》,不要只知道有管仲、子產,更要當心,那時還有孔子,甚至有顏淵。只是孔子、顏淵沒有在那時的浮面上層參加過大事情,所以不入歷史記載。若把整部中國歷史來看,孔子地位,遠在堯舜之上。而顏淵雖一無表現,對後來中國有影響,有作用,也並不比管仲、子產弱了。所以所謂有表現與無表現,也只就狹義來講。如果沒有表現,怎樣在歷史上直傳到今天?他表現的便是他這個人,而非表現在他做的事。此所謂事,也是狹義的,只是歷史上浮面上層的事。

再講三國,烏七八糟,可說是亂世,而且亂極了。但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戰國,中國人最喜歡讀的應是三國史。今天任何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些三國史。也許是因為有羅貫中作了《三國演義》,但羅貫中為何來作《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為何能如此流傳?正因為三國時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即如曹操,那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響,有作用,只是些反影響,反作用。像近代袁世凱,也是反面人物,把他與孫中山先生一比便知。在當時,大家有表現,但孫中山先生是一個歷史人物,袁世凱只是一個時代人物,而且是一個反面人物。此刻再來講三國時代的正面人物,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個諸葛亮,全部三國歷史就光明了,一切都變成有色彩,有意義。但中國後來人品評三國人物,卻推管寧為第一人。管寧在那時一無表現,天下亂,他跑了,流亡到遼東。曹操也是了不起,聽說有個管寧,無論如何要他回來。管寧不得己回來了,但絕不在曹操政權下有表現。說是病了,不能出來做事。曹操派人到他家裡去察看,回來把管寧的日常生活作一報告,這一報告卻記載在歷史上。曹操說:「既這樣,我們也不必勉強他。」管寧年輕時,與一朋友華歆共學,門外有車馬聲,華歆說:「什麼人經過呀」,出門去看。回來,管寧與之割席而坐,說:「爾非我友也。」後來華歆做了魏國大官。由此可知,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現。有表現的,或許還不如無表現的。我們下面且慢慢講。

所謂表現,有表現而成功的,也有表現而失敗的。普通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表揚失敗英雄,其實失敗了還有什麼值得表揚?我們當認識失敗的無可表揚,也不該表揚。國家民族要成功,歷史也要成功,可是歷史上確有失敗的人,這等人或許也有人稱他為人物或英雄。如西方歷史上,古代有亞力山大,近代有拿破侖,都不曾成功。更如近代德國希特勒,更可怕。不只是他個人失敗,而且其遺害於國家民族,乃及四圍人群者亦不小。這等人何該學。所以失敗英雄不該表彰。但是,在法國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設,以拿破侖作中心,環繞凱旋門八條大道,四面分佈,形成了巴黎市區。另一部分,以拿破侖墳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現的,就是一個拿破侖。好像法國人認為拿破侖還是他們的第一號人物。今天的戴高樂,就想學拿破侖,失敗顯然放在面前。今天大家希望德國人不要再學希特勒,連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復活。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切市容建築,模仿巴黎,由國會法院一條大道直往華盛頓銅像,這是整個市區的中心,白宮只是旁邊一個小建築。華盛頓是一個成功人物,但華盛頓市容,究是以國會為主,這是西方人重事業表現更重過於人物完成之一證。但美國究比法國前途有希望。只以兩國首都建設為例,即可說明。英國倫敦又是另一樣,西敏寺代表著神權時代,白金漢宮代表著王權時代,國會代表著民權時代,三個建築並存,這是英國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則可知。雖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裡,究已是第二等。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宮與國會,是一些物質建設。

再論在中國史上的所謂失敗人物,其實是並未失敗。即如南宋岳飛,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復興,然而岳飛失敗了。但岳飛只在當時是失敗,他在後世有成功。又如文天祥,倘使沒有一個文天祥,那將是一部中國歷史的大失敗。蒙古人跑進中國來,出來一個文天祥,他雖無助於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維持中國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還是未失敗。換句話說,就他的個人論,他是失敗了。從整個歷史論,他是成功了。所以我們說歷史人物中,還該有時代人物和歷史人物之分別。

今再說成功失敗關鍵何在?我可說,失敗是由於他的外在條件,而不在他本身內在的條件上。岳飛事業之失敗,不是失敗在岳飛本身之內在條件,不是他自己這個人失敗了。宋高宗、秦檜,一切外在條件,使岳飛失敗。而岳飛個人之內在條件,則使岳飛成功了。成功的乃是岳飛這個人。文天祥的外在條件根本不能講,比起岳飛來更差了,他當然要失敗。蒙古軍隊來,當時的南宋,是無法抵抗的了。然而文天祥還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這個人是成功了。他的內在條件並沒有欠缺,留下他這一個人在歷史上,對將來中國貢獻大,有大影響,大作用。單只一件事,事是留不下來的。因歷史一定要變。孔子若做了魯國宰相,當了權,他的成績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許孔子可與周公相比。然而縱是周公政績偉大,也只表現在事上。一切都得變,西周仍變了東周。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遠存留,永存不變,那麼也沒有了歷史。從前人的事業都做好在那裡,我們將無可再表現,更沒有什麼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沒有事可做,又要這些人何用?人到沒有用,歷史自然也斷了。所以我們並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遠留傳,我們只希望不斷有新人,來做新事,有新的成功。歷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則是永可以存在的。西方人能在歷史上永遠存在的,比起中國來是太少了。耶穌釘死十字架,他是一個失敗的人,然而耶穌實是永遠存在,所謂的十字架精神也永遠存在。到今天,信耶穌教也好,不信耶穌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認耶穌之偉大和他的成功。最成功的還是他自己這個人。他說他死了要復活,他這一個人永遠流傳到今天,還是存在,不是他復活了嗎?我們也可說,岳飛的風波亭精神,岳飛是復活了。到今天,岳飛還在這世上,至少我們中國人瞭解岳飛,岳飛還在我們中國人心裡。

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有一個最高要求,就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成功有許多是要外在條件的。而我們有一個辦法,使一切外在條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內在條件便得。若說不要內在條件,這也無所謂成功與失敗了。上帝生人也有條件,若說不要一切條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為人。做人不能無條件,我們希望的,只講內在條件,不講外在條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只生我們一個可能,每個人都可能做孔子與耶穌。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好學是他的內在條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給他的,是他的外在條件。但只有這一個基本條件是外在的,而同時又是內在的。難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凱,就天生他是一個不忠不信的人嗎?中國人不承認這句話。生下來都一樣,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內在條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們都嫌外在條件不夠,我們生在衰世亂世,外在條件當然不夠。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條件還是會不夠。我們今天說要改造環境,就得充足我們的內在條件,你先得成一個人物,才能來改造環境,來充足一些外在條件。若你沒有成一個人物,內在條件不夠,一切外在也沒有法改,縱使有了外在條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著重外在條件的,然而我們看西方歷史,還是和中國歷史一般。耶穌時候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我們讀耶穌的《新約》,他沒有講到羅馬統治,似乎外在條件不在他腦筋裡,不在他考慮之列。然而外在條件畢竟在書中也講到,譬如稅吏,是羅馬派來的,耶穌便無奈何他們。所以耶穌說:「凱撒的事讓凱撒去管。」這是當時猶太人的一項外在條件。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穌的人,更沒有了耶穌,而凱撒則仍可到處遇見。你若說,定要打倒了凱撒,才能完成一耶穌,也沒有這回事。我們還可以另換一句話來講,還是美國人爭取得了自由與獨立,才有一個華盛頓的呢,還是由華盛頓來為美國爭取到自由和獨立的呢?照中國人想法,則更有進者。應該是拿去了華盛頓的事業,還有華盛頓這樣一個人,他還可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但這也不是中國人看輕了事業。即如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倘使他沒有能創造成中華民國,即就他個人來說,如他的思想和言論,還是一個孫中山先生,或許他會更偉大。因把一切事業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這個人就圈在他事業功名的裡面,為他的事業功名所束縛,他所表現的好像就在這範圍內。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別處,只在周公其人,為周公的事業所限,限在這事業裡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樣會有他這一番事業,在他事業背後還有他這個人。如此來真瞭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這世上做一番事業,然而外在條件不夠。在政治上,在歷史上層,孔子等於無所表現。然而後來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縛,一範圍。而孔子之為人,卻因此而十足表現出來,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們來講周公,自然要講周公這一番事業。但講過他的事業就完了,在其事業背後之這個人,反而忽過了。來講孔子,孔子無事業可講,就只得講他這個人。然而人的影響勝過了事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後來歷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來講歷史人物,特地希望我們要看重人,拿人來做榜樣,做我們一個新的教訓新的刺激。可以感發我們,使我們大家各自來做個人。有了人物,哪怕會沒有歷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許多人試為分類,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亂世人物,有有表現的人物,有無表現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敗人物。但讀者不要認為我只講某一邊,不講另一邊。今試再來講中國的歷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從外面看,此下當從人物之內面看。我認為中國歷史上人物,大體說只有兩種,一是聖賢,一是豪傑。直到今天,中國人一路講聖賢,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聖人與賢人,其間自有不少爭論,此刻且不講。再講第二種,中國人所謂之豪傑。我們看歷史人物,無論其在政治上層或社會下層,有表現與無表現,成功與失敗,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亂世,得成為歷史人物的,大體說來只有兩種,即聖賢與豪傑。豪傑又與英雄不同,如拿破侖與希特勒,可以說他們是一英雄,但並不很合乎中國所想的豪傑人。朱子講過「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同時陸象山極稱此言以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語再略修改,因我們說聖賢,並不像說聖人。單說聖人,似較嚴格,兼說聖賢,則較為寬泛。我想說,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其實聖賢豪傑也和我們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則謂之聖賢。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我們此刻來講中國歷史人物,請讀者不要太重看了聖賢二字,我們且先重看豪傑二字。我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尤其在這衰世亂世,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便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做豪傑,便是做聖賢的一條必由之路。不從豪傑路上行,絕不能到達聖賢地位。聖賢就是一個豪傑,只讓人不覺其為一豪傑而已。我在下面將慢慢講出豪傑如何是聖賢,聖賢如何是豪傑的道理。

今試問:聖賢與豪傑,既然有此兩個稱呼,則其分別究在哪裡?我想這個分別,簡單地講,只在其表現上。聖賢一定要能「明道」「淑世」。這個世界在他手裡,他就能把這個世界弄好,這叫淑世。要淑世,當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揚於世。如我們生在漢武帝時代,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你要來明道淑世,做一個董仲舒,當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時代,來做一個魏征、房玄齡、杜如晦,也較省力。因外在條件配得上。這些人,縱不能說他們便是聖人,但至少也該說他們是賢人。可是在某種環境下,外在條件配合不上,種種不如意,那麼你至少要有一本領,能「特立獨行」。不論外面條件,我還是我,這樣他便是一豪傑了。孔子、孟子,何嘗不從特立獨行的路上過,不然也不成其為孔子與孟子。要能特立獨行,從外面看,便是「尚氣立節」。人總得要有一股氣。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個豪傑,正為他有一股氣。這氣字,不能拿現代的科學生理學或物理學來講。中國人普通講話,常說這人有志氣,志下連帶一氣字,其實氣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只恨外面條件不夠。如此之人,則是雖有志而沒有氣,所以志也不立,就沒有了。又如說勇氣,勇也要有股氣。沒有氣,怎能勇?「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中國人講智、仁、勇三德,智與仁之外,還要有勇。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直到他老,孔子正為有一股氣,所以這個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聖人身上,比較不著痕跡。一個豪傑之士,則顯然看出他的一股氣來,隨時隨地隨事都見他尚氣,又比較顯露,或比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傑。有志有勇,所以能立節。節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傑。因此豪傑必講氣節,能特立獨行,到得圓滿周到處便是聖賢。聖賢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從氣節來,氣節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說人身生理,有血氣,有骨氣,從血氣中有勇,從骨氣中見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動物軟骨漢,人之死生,也只爭一口氣。天下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道德,也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聖賢。我們也可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道德性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精神,也可說是一種道德精神。中國的歷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傑性的。

只要他是個聖賢,可不問他的功業。只要他是一個豪傑,也可不論他的成敗。中國最大聖人孔子,他的品評人物,也是雙方面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則是孔子講到吳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稱許吳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級了,甚至社會人群無法稱讚他。孔子共說了兩個民無得而稱的人,一是吳泰伯,另一個是堯。「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的偉大,無事可舉,說不出來。舜則有好多事可舉。但堯、舜同為大聖。孔子當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吳泰伯。吳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吳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歷,王季歷的兒子就是文王。吳泰伯三兄弟的父親太王,很喜歡這個小孫,說他將來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吳泰伯對他的二弟仲雍說:「我們跑了吧,我們跑了,父親可把王位讓給三弟,將來可以傳給小孫,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們兩人就跑了。孔子對吳泰伯十分稱讚。父子各行其是,說孝卻不像孝,說讓也不見讓。道大無名,無法稱讚他,孔子就把吳泰伯來上比堯。

第二個孔子稱讚的是伯夷、叔齊。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輕易用仁字來稱讚人,但卻稱讚了管仲,又稱讚了伯夷、叔齊。他們是孤竹君之二子,父親要把王位傳給叔齊,父死了,伯夷說:「父親要你繼位,你繼位吧!我跑了。」叔齊說:「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讓給了中間的一個。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齊從路上大軍旁站出,扣馬而諫,說:「你不該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親剛死,該守孝,不該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兩人拿下,幸而姜尚說:「這兩人是義士,放了他們吧!」放了以後,周朝得了天下,可是這兩人說:「我們不贊成。」但大勢已定。他們不吃周粟。到山上采薇而食,終於餓死在首陽山。孔子大為佩服,說他們是「古之仁人」。孔子也並沒有反對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極尊崇周公,自己還要復興周道,曰:「吾其為東周乎。」可是孔子又講那一邊,直從吳泰伯到伯夷。當知要做吳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氣有節,特立獨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樣在歷史上有影響,有作用。漢代太史公司馬遷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來寫《史記》。《史記》裡有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世家第一篇,不是魯、衛、齊、晉,而卻是吳泰伯。吳國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時代才見到歷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列傳第一篇則是伯夷。中國人的歷史人物觀,孔子以下,經太史公這一表揚,一面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同時另一面還有吳泰伯、伯夷。其實孔子自己,正是兼此兩面,所以成為中國之大聖人。

上面說過,中國人重人更重於事,西方人重事更重於人。如西方人說,這人是政治家,或哲學家,或科學家,或宗教家,或藝術家。總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來規定著這人。中國人則向來不這樣說。如說聖人,這聖人究是一政治家呢?軍事家呢?外交家呢?經濟家呢?卻沒有一個硬性規定。又如說賢人,君子,善人,都是講的赤裸裸的一個人,不帶一些條件色彩在上邊。但中國人卻又把人分等級,善人、君子、賢人、聖人,其間是有階級的。西方人用事來分等,便沒有人的等級觀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還是中國人看人平等?中國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標準的聖人。然而為何人做不到聖人,這責任在個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條件,要機會,要環境。這是雙方顯然的不同。

人怎樣才叫做聖人呢?似乎孔子很謙虛,他的學生問他:「夫子聖矣乎?」他說:「聖則我豈敢,我只有兩個本領,學不厭,教不倦。」他的學生說:「這樣你就是聖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國古代之三聖人。但他所提,不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三聖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說:「聖人者,百世之師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現在也不過二千五百多年,聖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們榜樣。孟子舉出三人,卻是性格不同,表現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來形容。孟子說:「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負責任,積極向前。他生的時代也是一個亂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書裡講他「五就桀,五就湯。」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為要使這個社會變成一個像樣的堯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從桀處回來,又到湯處去。商湯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於有莘之野一農夫。五次到湯那裡,終於當一個廚師。湯極滿意他的烹調,慢慢同他接談,覺得他了不得,以後便幫助商湯平天下。湯死了,下一代太甲繼位,不行,伊尹說:「你這樣怎可作皇帝?」把他關閉起,說:「我來代替你。」太甲後來懺悔了,伊尹說:「你回來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一切污濁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紂,他反對。到後全中國統一,他寧餓死首陽山。柳下惠是一個耿介之人,但卻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現,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獨行,表現了一個無表現。孟子說:「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氣。他是魯國人,在魯國做了官,罷免了又起用,又罷免,如是者三。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罷免了,還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請不到的,一些條件不合,他絕不來。柳下惠那時已是春秋時代,列國交通,有人勸他,你在魯國不能出頭,何不到別的國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樣不合時,還是會罷免。若我能改變,枉道事人,我在魯國也可以得意。可見柳下惠外和內直。所以孟子稱讚他,說:「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來交換他的鯁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獨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現的,卻完全是一個和。

孟子說這三人都是聖人。伊尹建功立業,開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講。孟子又有一篇文章並不講伊尹,只講伯夷、柳下惠。他說:「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一個頑鈍人,沒有鋒芒,不知痛癢,聽到伯夷之風,也能有邊有角,有界線,到盡頭處就不過去。懦夫,軟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個人在一塊,兩個人反對你,你就沒勇氣。倘在一個大會場,全場兩三百人反對你,你就不能有堅強的立場。伯夷在當時,可稱是全世界都反對他。後來韓愈說,伯夷卻是千百世人都反對他。因從伯夷死了,到韓愈時,誰不說周文王周武王是聖人,然而伯夷要反對。誰不說商紂是一個壞皇帝,然而伯夷不贊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沒有反對周武王,韓愈也沒有反對周武王,然而孔子、韓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這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我此處用「特立獨行」四字,就是引據韓愈的《伯夷頌》。一個頑鈍無恥的懦夫,不能自立,一聽到伯夷之風,自己也會立住腳,也會站起來。一千年也好,兩千年也好,這種故事在三千年後講,雖然其人已沒,其風還可以感動人,使人能興起,所以說他是百世之師。有些氣量狹窄的鄙夫,一點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淺,是薄夫,一回頭把人便忘。魯國三次罰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還不願離去父母之邦。所以聞他之風,則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寬。孟子所謂頑、懦、薄、鄙,這四種人,時時有,處處有。孟子不講伯夷、柳下惠之知識學問地位事業等,他只是講那赤裸裸的兩個人。

孟子所舉的三聖人,三種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進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為」。此兩種性格正相反。孟子又舉一種,非狂非狷,而是一個「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獨行之處。此三種性格,卻如一三角形,各踞一角尖。我們若把全世界人來分類,大概也可說只有這任、清、和三型。孟子又說:「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他們之偉大,偉大在做人徹底,都跑在一頂端尖角上,個性極分明。人的個性,千異萬變,但不外以上所說的三大型。或是伯夷型,或是柳下惠型,或是伊尹型。此三種姿態,三種格局,做到徹底,孟子都稱之曰聖。有些人則不成型,有些處這樣,有些處那樣,一處也不到家,不徹底。你若是一鄙夫,薄夫,懦夫,頑夫,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是你為外面條件所限,不能發現你個性。孟子和《中庸》都說盡性,要盡我們自己的性,做到百分之百,這在我自己力量應該是做得到的。不用力便不算。若用一個機器來做一件東西,也得要加進人力。若果我們要做一個第一等人,要做一聖人,怎樣可以不用力?力量在哪裡,只在我們自己內部,這是內在條件。但我們還得要進一步,不但要做一頂端尖角的人,更要做一圓滿周到之人。要處處中乎道,合乎理。等於射一枝箭,射到這靶上,可是沒有射到這紅心。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射到紅心不但要力量,還要你的技巧。伯夷、柳下惠、伊尹,這是我們做人的三大規範,是要用力量的。只有孔子,在力量之上還有技巧。孔子無可無不可,但都得到家,此即《中庸》之所謂至人。有時像伯夷,有時像柳下惠,有時像伊尹。他一箭射出去,總是中到紅心。有力量若不見其力量,有規範若不見其規範。等於伊尹射向上面,伯夷射向右下方,柳下惠射向左下方。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聖人,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聖人,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聖人。但卻有偏缺不圓滿,不是一個大聖人。

孔子有時也做伊尹,有時也做伯夷,有時也可以做柳下惠,故孟子說:「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今天我們只說孔子集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大成。孟子是說孔子集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大成。故不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聖人。若一定要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我們不登政治高位,我們自己的責任都可交卸下。我又不做皇帝,又不做宰相,外面條件不夠,哪能做聖人。幸而孟子另舉出三聖人,都是由其內在條件而成為聖人的,使人誰也逃不了自己的責任。人類中有此三種性格,有此三種標準。而孔子則兼此三者而融化匯通為一完全之人格。他積極向前,有時像伊尹。他一塵不染,有時像伯夷。他內介外和,有時像柳下惠。所以孟子稱孔子為集大成之至聖。孟子自己說,「乃我所願,則學孔子。」若說聖人,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可是終於限止在一格,孟子不想學。經過孟子這一番說話,中國後世只尊孔子為聖人,又稱之為至聖。而伊尹、伯夷、柳下惠,後世似乎都只稱之為賢。孟子也只是一大賢,亦有稱之為亞聖的。於是中國遂留下來一個聖人系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於孟子,這是唐代韓愈《原道篇》所提出的。但我們從孟子這番話來看伊尹、伯夷、柳下惠,實在也就是聖人,而同時即是一豪傑。你看伊尹把太甲關起,說:「你不行,我來代你。」這種氣魄,不十足是一豪傑典型嗎?後人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須是有公天下之赤忱,夾著一些私意便不成。伯夷也算得一個豪傑,餓死首陽山,那是何等堅強的節操。柳下惠如打太極拳,工夫深了,運氣內行,實際滿身是勁,也是個豪傑之士。孟子說他「不以三公易其介」,這還不是個豪傑嗎?

我們再來看孔子,他曾隨魯君與齊會夾谷。在這段故事上,他正如秦、趙澠池之會的藺相如。不過孔子是大聖人,此等事,我們講孔子的,來不及講到,也就不講了。夾谷之會以後,齊國來歸侵魯之地,但又一面送了大隊女樂到魯國,魯國君相迷戀著去聽歌看舞,一連三天不上朝。孔子告訴他學生說:「我們跑吧!」孔子生這一口氣,現在我們不懂,似乎他不像一聖人,一點涵養都沒有。其實這就是孔子所以為聖之所在。一跑跑到衛國,衛靈公聽孔子到來,他說:「魯國怎樣待孔子,衛國也照樣。」衛多賢人,有些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就耽下了。衛靈公知道孔子無所不能,有一天,問孔子打仗的陣法。孔子一聽,說:「我沒學過呀。」明天又對他學生說:「我們跑吧。」孔子的氣真大,一跑跑到陳國。後來在陳、蔡之間絕糧,沒有飯吃,大家餓著肚子。孔子的學生子路生氣了,說:「先生老講君子,君子亦有窮乎?也會走投無路嗎?」那時孔子卻不生氣了,好好向子路說:「君子也會窮,也會前面無路的。不過小人前面沒路便亂跑,君子沒有路,還是跑君子的一條路。」孔子在外十餘年,魯國人想念孔子,要請他回來,又怕孔子不肯,於是請他一個學生冉有先回。冉有是孔子學生中一個理財專家,回到魯國,在權臣季孫氏家裡做管家,然後再把孔子和一批同學接回。冉有給季孫氏家種種經濟弄得很好,孔子卻又生氣。冉有常到孔子講堂來,有一天來遲了,孔子問他:「怎麼這般遲?」冉有說:「因有些公事沒完。」孔子說:「什麼公事?你所辦只是季孫家私事。你把季孫一家財富,勝過了以往周天子王室之首相。」孔子便對一輩學生說:「他不算是我學生,你們可鳴鼓攻之。你們大家可以反對他,可以打著鼓公開攻擊他。」其實孔子垂老返魯,還是這個學生的力量。在這種地方,我們要看孔子這口氣。一般人老了氣便衰,孔子那口氣愈老愈旺。人沒有了氣,哪會有道德仁義。若只從這些處看,孔子豈不也是一豪傑嗎?

再講孟子,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在當時是一位了不起的國君,他對孟子十分敬禮,開口便說:「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卻一口沖頂過去,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也是一個能生氣的人,也是個豪傑。他學生問他,「公孫衍、張儀,豈不算得是大丈夫了吧?」孟子說:「這輩人是專做人家小老婆的,哪配叫大丈夫。」諸位試讀《孟子》七篇,至少也可以長自己一口氣。他的全部人格,都在他的話裡,一口氣吐出了。今天我們要講追隨潮流,服從多數,孔子、孟子所講仁義道德,我們置而不講。聖賢我們不服氣,也該懂得欣賞豪傑。豪傑沒有新舊。敢說敢做,不撓不屈,這才是一個豪傑。沒有了豪傑,那社會會變成奄奄無生氣。兩腳提不起,盡說有新的,如何般來追隨。

中國下層社會拜老頭子,似乎是從墨子開始。墨翟以下,墨家的老頭子,當時稱為鉅子。上一代鉅子死了,換第二代接上。墨子死後,傳了兩三代,那時的老頭子是孟勝。楚國有一貴族陽城君,他自己親身在楚國朝廷做官,慕墨家之名,請盂勝去為他守城。楚國大亂,陽城君被殺,楚國朝廷派人來,叫孟勝交出陽城。孟勝說:「我奉陽城君命守這城,沒有陽城君命就不交。」他學生們勸他,他說:「我不死,不能算為一墨者,將來也再沒有人看得起我們墨家了。」他學生說:「你是墨家老頭子,不該死。」他派兩個學生去齊國,告訴他們說:「我這鉅子的位,傳給齊國的田襄子。」這兩人去了,楚國派兵來攻城,孟勝死了,他學生一百八十人相隨而死。兩人到齊國,告訴田襄子,傳了鉅子位,便要回去。田襄子說:「你們不能回去,應留在這裡。」兩人不肯,田襄子說:「現在的鉅子是我。你們該聽我話。」兩人說:「別的都可聽,這話不能聽。」就回去自殺了。這也不是墨家才如此,孔子門下也一樣。子路在衛國,衛國亂了,子路進城去討亂,被人把他帽子帶打斷。子路說:「君子當正冠而死。」站在那裡,好好把帽子帶結正,亂兵刀矢齊下,就這樣死了。諸位當知,要講道德,臨死也得講。即在生死存亡之際,仍有道德存在。但道德也非奇怪事,我們誰沒有道德?誰不該遵守道德?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不是每一個子弟都不孝,每一部下都不忠。時窮節乃見,這種表現,卻都在最艱難的狀態下才發現。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兩句話,孔子的學生能做到,墨子反對孔子,但墨子學生也同樣能做到。我們該從這一標準看去,才知道所謂的中國歷史人物。這一種精神,便是我們的歷史精神,也即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但卻是一種豪傑精神,亦即是一種聖賢精神。近人不瞭解,乃說要打倒孔家店。沒有這番精神,空讀《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而時習,又哪見得便是聖賢?便是豪傑呢?孔子跑出衛國,一般學生餓著肚子跟著他,跑到宋國效外一大樹之下,孔子說:「我們在此學舞、學歌吧」。宋國桓魋聽了,趕快派軍隊去,要抓住殺他們。孔子聞得此消息,說:「我們走吧,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這不又是一番豪傑精神嗎?

戰國時代的豪傑之士,真是講不完,且不講。秦漢之際,有一齊國人田橫。歷史上所謂山東豪傑群起亡秦,田橫也是其中之一。漢高祖派韓信把齊國打垮,田橫逃在一海島上。漢高祖即了皇帝位,聽說田橫在海島上,派人向田橫說:「你來,大則王,小則侯。不來,當然要不客氣。」田橫答應了,帶了兩人同去。一路到河南,距離洛陽三十里,這時漢高祖在洛陽,這已是最後一站。田橫告訴他手下兩人說:「從前我與漢王同為國君,現在他是天下之主,我到他那裡去拜他稱臣,就不必了。」他說:「漢王要見我一面。從此地去不過三十里,快馬一忽便到。你們把我頭拿了去,他看我還如活時一般,豈不就好了嗎?」田橫自殺了,兩人帶著他頭,到洛陽見漢祖。漢高祖大驚說:「這哪是我意呀!」於是以王者之禮葬田橫。田橫下葬了,跟著田橫來的兩人也自殺了。漢高祖更為驚歎說;「田橫真是一了不起人,他手下有這樣二士。我聽說在海島上還有五百人,趕快去請他們回來。」海島上這五百人知道田橫死了,也就集體自殺了。這一故事,真夠壯烈呀!

孟子說:「聖人百世師。」使百世之下,還能聞風興起。我小時喜讀韓愈文,韓愈年輕時有幾篇文章,一是《伯夷頌》,一是《祭田橫墓文》。他進京赴考,過洛陽,在田橫死處,寫了一篇文章祭他。從漢初到唐代韓愈時,至少已一千年,伯夷更遠了,至少已到兩千年。當時中國後代第一大文豪,在少年時還如此般敬仰此兩人,這真所謂聖人為百世師,豪傑就應該如此。韓愈在當時,提倡古文,這亦不是一豪傑行徑嗎?若我們只讀韓愈《原道》,縱使信了他所說之道,沒有他一番精神,那道也不能自行呀!若非韓愈少年時即知敬慕伯夷、田橫,哪能即成為文起八代之衰一大文豪。

再說漢代歷史人物,也是指不勝屈,且舉一個蘇武來作例。他出使匈奴,匈奴人看重他,勸他留下,蘇武不答應。匈奴人把他幽置地窖中,沒有飲食,蘇武嚙雪與旃毛並咽。幾天沒有死,匈奴人更敬重他。送他去北海,即今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去牧羊,是公的羝羊。說:「等羝生小羊,就放你。」蘇武在那裡掘野鼠和吃草為生,這樣他就一留十九年。手中持著漢節,始終不屈。在匈奴,有他一好友李陵。李陵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軍事奇才,以五百步兵對抗人家八萬騎兵。匈奴下令:「這人須活捉,不許殺了。」結果李陵被擒,降了。降匈奴的也不是李陵第一個,在前有衛律,也得匈奴重用。衛律、李陵都來勸蘇武降,蘇武不為動。蘇武在匈奴,既未完成使命,回來後,當一小官,也無表現。我們今天的小學歷史教科書,似乎更都喜歡講張騫、班超,因他們有表現。但蘇武在以前受人重視,尚在張騫、班超之上。我們相傳的戲劇,多只唱蘇武,不唱張騫、班超。張騫、班超當然也了不得,但是我們向來傳統更重視蘇武。因成功須受外在條件,際遇人人不同,無可學。若如蘇武守節不屈,卻是人人可學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際遇不可學,沒有際遇的如孔子,卻該人人可學。所以司馬遷《史記》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若把此幾句來講堯、舜、文、武,豈不是笑話。《漢書·蘇武傳》把李陵來合寫,兩人高下自見。李陵是數一數二的軍事奇才,然而在人格上,哪比得上蘇武。蘇武其實已為漢朝立了大功,使匈奴人從心中崇拜漢朝,比起打一勝仗更功大。《漢書》上又嫌把蘇、李合傳,太明顯,因作《李廣蘇建列傳》,從李廣寫到李陵,從蘇建寫到蘇武。隱藏著作史者之用心,卻使讀史者感動更深。這些是中國相傳之史法。

我們再講下去,不一定要講不成功的人,也不一定要講無表現的人,總之要講幾個具備豪傑性氣的人。具備豪傑性氣,即是具備了作聖作賢之條件。蘇武不能不說他是一個賢人,若要說他是一個聖人,他也得和伊尹、伯夷、柳下惠為等侍。他已在一點一角上是聖人,十九年守節不屈,做得徹底,做到了家。雖不能同孔子大聖相比,寧能說他不得比伊尹、伯夷、柳下惠?此刻且不必爭,也不必叫他是聖人,他總是一賢人,總是一豪傑。下到東漢,我不想再舉剛才說過鄭玄那樣的人,我且舉一個軍人馬援。只要我們到廣西、越南西南一帶邊疆上去,還始終流傳著馬援故事。馬援是光武中興時代一位將軍,光武的中興集團,大多都是他的太學同學。馬援卻是西北一個畜牧的人,牧牛羊為生。馬援有幾句話一向流傳。他說:「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馬援也真能做到此八字。他從事畜牧,正是他窮時。但他有了馬牛羊幾千頭,種田積穀幾萬斛,在邊疆上成了一個大財主,他又說:「我要這許多財產什麼用呀,我該能賙濟貧窮,否則不過是一個守錢虜而已。」看守一筆錢財,自己等如那一筆錢財之奴隸,此「守財奴」或「守錢虜」三字,也是馬援說的。後來漢光武見到了他,大為器重,可是馬援封侯還是在後來。他平越南封了侯,年齡也老了,漢朝又要派軍去討五溪蠻,馬援要去,漢廷說他老了,怎麼能再去邊疆?論當時的交通,那邊的氣候,一切一切,派一個少壯軍人去,當然更適宜。但馬援說:「我並沒有老」。他又說:「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死於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馬革裹屍還」這五字,直傳到今天,也是他說的。馬援是個大豪傑,聞其風,一樣百世可以興起。不要錢,不享老福,情願一馬革裹屍還葬,還不算是一豪傑嗎?惟其他能具有這套豪傑之氣,才能表現出一個最高人格來。

但我們講中國歷史上人物,不能說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乃至田橫、蘇武、馬援,便是頂尖出色人物了,上面還有孔子、顏淵、孟子許多人在那裡。這些人都從一大源頭上來,從中國古人的最高理論,中國的最高文化理想上來。下面我想講到南北朝,我且舉一人,那是一出家和尚。中國沒有大和尚,佛教怎會在中國發揚?相傳佛家有三寶。一是「佛」,沒有釋迦牟尼,就沒有佛教。一是「法」,那就是釋迦牟尼所講的一套道理。然而要信仰這套道理,肯照他做,便得還有一寶,就是「僧」。沒有僧人,佛也好,法也好,一堆空東西,什麼也沒有。今天我們要復興中國文化,孔子是一佛,《論語》是一套法,但沒有孔家和尚的話,三寶缺其一,這兩寶也有若無。只有把此兩寶權放在那裡,將來總會有大和尚出來。我不信佛教,但我很崇拜中國一些大和尚高僧們。我只拿一個普通的人格標準來看和尚高僧,來看他們的表現。但中國高僧們,很少寫進二十四史。中國歷史人物實在太多,二十四史寫不盡,中國另外有《高僧傳》。《高僧傳》,一續、二續、三續,一路記下,我今天只講一個竺道生。和尚出家沒有姓,因佛教從印度來,印度那時繙作天竺,所以他姓一個竺字,叫竺道生。也有和尚只姓一個釋迦牟尼的釋字,到今天我們和尚都姓釋。那時中國人尊崇和尚,不把他名上下二字一併叫,故竺道生又稱生公。只有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孔子不叫孔子,也不叫孔仲尼,叫孔仲尼已經太客氣,必該叫孔老二。倘使你仍稱孔子,便是落伍。儒家思想,也該改稱孔家店。那是我們近代的事。生公當時,《小品泥洹經》初翻譯到中國。《泥洹經》有大本、小本,小本的叫小品,只有八卷。大品的是全部,有三十四卷。小本中有一句說:「一闡提不得成佛。」一闡提是譭謗佛法的人。竺道生卻說:「一闡提也得成佛。」當時北方和尚大家起來反對說:「經上明明講一闡提不得成佛,你怎能講一闡提亦得成佛。」召開大會,把他驅逐。竺道生當然只得接受大家決議。但他說:「若使我話講錯,我死後應進拔舌地獄。倘我話沒有錯,我死後還得坐獅子座,宣揚正法。」佛寺中大佛像,有坐獅子,坐象,坐蓮花的,竺道生在此中間特別欣賞獅子。諸位當知,出家當和尚,也得具備豪傑性氣,否則和尚也不成為一寶。幸而當時中國分南北,他渡過長江,跑到南朝來。結果《大品涅槃經》翻出來了,下面講到一闡提亦得成佛,竺道生的說法終於得到證明。

唐、宋兩代,一路有人物,惜於時間,且略去不講。我舉一個元代人作例。宋朝亡了,元朝起來,中國有一人鄭思肖所南,他沒有什麼可傳。據說他常作畫,只畫蘭花,卻根不著土。別人問他,他說:「沒有土呀」。他住宅門上題四個大字,「本穴世界」,拼上湊下,實是一個大宋世界。他著一本書,稱《大無工十空經》,實也還是大宋兩字。他還有一部《心史》,用鐵函封了,沉在蘇州一寺中井底,在明祟禎時出現了。他也是一豪傑之士,應該歸入孟子三聖人中伯夷的一路。

明代人物也很多,即如王陽明先生,諸位讀陽明年譜,就知他也是一個豪傑。再講一人海瑞。他是瓊州海南島人。一生正直,自號剛峰。今天的大陸,有話也沒得講,把海瑞故事來重編劇本。海瑞當時,市棺訣妻上疏。上海老伶周信芳,唱出海瑞罵皇帝。吳晗寫了一本《海瑞罷官》。你若不說海瑞是聖賢,他該是一豪傑。

清初,我想舉一人李二曲,他是陝西一種田漢。他講陽明哲學,名大了,清代皇帝定要籠絡他。派地方官送他到北京應博學鴻詞科,他說生病,不肯去。朝廷下命,生病便好好用床抬著去。路上防備甚嚴,無寸鐵可以自殺。他只有餓死一法,不吃東西。地方官也受感動,說他實有病不能來,把他送回去。他說:「我實為名所誤」。從此一生絕交,地下掘一土室,不見任何人。只顧亭林到陝西,可下土室見他。一談一半天,不知談了些什麼。清末時,大家起來革命,讀者莫要認為這都是法國、美國革命來領導我們,其實明末遺老,如李二曲等故事,也發生了極大作用。今天我們要復興文化,大家又來談西洋文藝復興,其實也該在中國歷史上多舉幾個可資傚法的先例來號召。

再講到最近代人。我到台灣來就發現了兩人。一是鄭成功,一是吳鳳。有此兩人,我們來到台灣也不寂寞。我去美國,又知道一人。在他們南北戰爭時,有一位將軍退休了,家住紐約。這位將軍脾氣不大好,一生獨居,所用傭僕,一不開心,就罵就打,工人來一個跑一個。有一中國山東人,名叫丁龍,來到將軍家。這位將軍照樣打罵,丁龍生氣也跑了。隔不幾時,那將軍家裡起火,房子燒了一部分,丁龍又來了。那將軍詫異說:「你怎麼又來了?」丁龍說:「聽說你房子被火燒了,正要人幫忙。我們中國人相傳講孔子忠恕之道,我想我應該來。」這位將軍更驚異,說:「孔子是中國幾千年前大聖人,我不知道你還能讀中國古書,懂你們中國聖人之道。」丁龍說「我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父親講給我聽的。」那位將軍就說:「你雖不讀書,你父親卻是一學者。」丁龍說:「不是,我父親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祖父講給他聽的,連我祖父也不識字,不讀書,是我曾祖父講給他聽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總之我家都是不讀書的種田漢出身。」那將軍甚感驚異,留了丁龍,從此主僕變成了朋友,那位將軍卻受了感化。兩人這樣一輩子。等到丁龍要病死了,向那主人說:「我在你家一輩子。吃是你的,住是你的,還給我薪水。我也沒有家,沒有親戚朋友,這些錢都留下。現在我死了,把這些錢送還你,本來也是你的錢。」這位將軍更驚異了,想「怎樣中國社會會出這樣的人?」於是他就把丁龍這一小筆留下的薪金,又捐上自已一大筆,一起送哥倫比亞大學,要在那裡特別設立一講座,專研究中國文化。這講座就叫「丁龍講座」。在全美國大學第一個設立專講中國文化的講座,就是哥倫比亞。現在美國到處研究中國文化,我想主要還該研究如何在中國社會能出像丁龍這樣的人,其實這故事並不簡單,非深入中國文化內裡去,不易有解答。我若說丁龍是一個聖人,該是孟子三聖人中柳下惠一路。若說吳鳳也是一聖人,該是孟子三聖人中伊尹一路。此也未嘗不可說,至少他們都是一賢人。換句話說,都是一豪傑之士。明代人說,滿街都是聖人,端茶童子也是聖人。中國社會上聖人多的是。聖人外流,跑到海外去,一個跑到台灣,就是吳鳳。一個跑到美國,就是丁龍。在祖國,山東武訓,不也是個聖賢嗎?至少也是個豪傑之士。他討飯,碰到人跪下,請你幫助,要去辦學校。

這種故事太多了,不勝講。諸位若把這標準來看中國二十四史,除了政治家、軍事家、財政家、藝術家、學問家、宗教家等等,歷史上還有很多人物,只是赤裸裸的一個人,沒有什麼附帶的,也不要外在條件,只靠自己堂堂地做一人。現在我們大家要外在條件,覺得我們百不如人。若從歷史上講,時代不夠外在條件,人物不夠外在條件的也多得很。但孔子也是沒有外在條件,碰到魯哀公,衛靈公,碰來碰去總是不得意,然而孔子成為一大聖人。把我們今天的社會,和孔、孟時代相比,或許還好一點。比南宋亡國蒙古人跑進來,明朝亡國滿洲人跑進來,那更要好得多。比吳鳳從福建來台灣,比丁龍從山東去美國,我們也要好得多。我們且莫太講究外在條件,應該注意到我們內在的條件。這樣始叫我們每個人都可做一個歷史的主人翁。每一人也有每一人的一段歷史,縱說是一段小歷史,如吳鳳,如丁龍,把這些小歷史合攏來,便成為一部中華民族的大歷史。我們的歷史理想,其實即是我們的人生理想。若把我們的歷史理想人生理想都放在外面去,則權不在我,也不由我作主,試問那還有何理想可言。

可是我們今天的社會風氣,卻愈轉愈離譜。我在香港新亞書院時,有一學生從大陸來,上我課,聽到「君子無人而不自得」一句話,他覺得這真是人生最大要求所在。他問我這個道理,我說:「你且慢慢聽,慢慢學」。他見我散步,也要學散步。他說;「我讀書程度淺,來不及,散步總該能。看你怎樣散,我也怎樣散,我散步庶亦可以自得其樂」。那學生極誠懇,極有志,可是別的同學有些會笑他,罵他。後來他覺得中國社會到處跑不進,轉進教會,外國人卻懂得欣賞他。現在他做了牧師傳教,見了我,要來向我傳教。他說:「先生,我得你好處不少,我該同你講講耶穌吧。」唉!今天的中國社會,偏偏中國道理不能講,要講就給人家笑罵,要逼得你特立獨行,只有學伯夷,那怎了得!所以今天我們至少要大家負起一些責任,隱惡而揚善,來轉移風氣。至少要使年輕人有條路走,不要弄得像今天樣,除了去外國,好像前面無路。「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我們到鄉村老百姓圈子裡,在無知識人身上,或許還有一點中國文化影子。我們受這時代潮流的沖激太大了,我們都要變成一現代人,而我今天卻特別提出歷史人物這題目來講。當然我不過隨便舉幾個例,希望我們將來學校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的教科書,多講一些人物,講一些中國歷史傳統所看重的,即如何做人。要講一個無條件的,赤裸裸的,單憑自己便能做到的「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的這一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國防研究院「思想與文化」課講演,一九六九年八月《東西文化月刊》第二十六期刊載)思想者自由

《國史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