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這個有著東方精神也有著西方精神的人看來，人類的尊嚴是由以下幾個事實所造成；也就是人類和動物的區別。第一，他們對於追求智識，有著一種近乎戲弄的好奇心和天賦的才能；第二，他們有一種夢想和崇高的理想主義（常常是模糊的、混雜的，或自滿的，但亦有價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們能夠利用幽默感去糾正他們的夢想，以一種比較健全的現實主義去抑制他們的理想主義；第四，他們不像動物般對於環境始終如一地機械地反應著，而是有決定自己反應的能力和隨意改變環境的自由。這一點就是說人類的性格生來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從機械律的；人類的心思永遠是捉摸不定，無法測度，而常常想著，怎樣去逃避那些發狂的心理學家和未有夫婦同居經驗的經濟學家所要強置在他身上的機械律或是什麼唯物辯證法。所以人類是一種好奇的、夢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動物。
總之，我對人類尊嚴的信仰，實是在於我相信人類是世上最偉大的放浪者。人類的尊嚴應和放浪者的理想發生聯繫，而絕對不應和一個服從紀律、受統馭的兵士的理想發生聯繫。這樣講起來，放浪者也許是人類中最顯赫最偉大的典型，正如兵士也許是人類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樣。讀者對於我以前的一部著作《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一般印象是我好似在讚頌「老猾」。現在我希望讀者對這一部著作的一般印象是：我正在竭力稱頌放浪漢或是流浪漢，我希望在這一點上我能成功，因為世間的事物，有時看來不能像它們外表那麼簡單。在這個民主主義和個人自由受著威脅的今日，也許只有放浪者和放浪的精神會解放我們，使我們不至於都變成有紀律的、服從的、受統馭的、一式一樣的大隊中的一個標明號數的兵士，因而無聲無息地湮沒。放浪者將成為獨裁製度的最後的最厲害的敵人。他將成為人類尊嚴和個人自由的衛士，也將是最後一個被征服者。現代一切文化都靠他去維持。
造物主也許會曉得當他在地球上創造人類時，他是創造了一個放浪者，雖是一個聰明的，然而總還是放浪者。人類放浪的質素，終究是他的最有希望的質素。這個已造成的放浪者，無疑是聰慧的。但他仍是一個很難於約束，很難於處置的青年，他自以為比事實上的他更偉大，更聰慧，依然喜歡胡鬧，喜歡頑皮，喜歡一切自由。雖然如此，但亦有許多美點，所以造物主也許還願意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正如一個父親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一個聰慧而又有點頑皮的二十歲兒子的身上一般。我常想，他可也有一天情願退隱，而把這個宇宙交給他的兒子去管理嗎？
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說，我認為文化須先由巧辯矯飾進步到天真淳樸，有意識地進步到簡樸的思想和生活裡去，才可稱為完全的文化；我以為人類必須從智識的智慧，進步到無智的智慧，須變成一個歡樂的哲學家；也必須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後感到人生的快樂，這樣才可以稱為有智慧的人類。因為我們必須先有哭，才有歡笑，有悲哀而後有醒覺，有醒覺而後有哲學的歡笑，再加上和善與寬容。
我以為這個世界太嚴肅了，因為太嚴肅，所以必須有一種智慧和歡樂的哲學以為調劑。如果世間有東西可以用尼采所謂愉快哲學（Gay Science）這個名稱的話，那麼中國人生活藝術的哲學確實名副其實了。只有有快樂的哲學，才有真正深湛的哲學；西方那些嚴肅的哲學理論，我想還不曾開始瞭解人生的真意義哩。在我看來，哲學的唯一效用是叫我們對人生抱一種比一般商人的較輕鬆較快樂的態度。一個五十歲的商人，本來可以退隱，在我看來不是哲學家。這不是一個偶然發生的念頭，而是我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只有當人類渲染了這種輕快的精神時，世界才會變得更和平、更合理，而可以使人類居住生活。現代的人們對人生過於嚴肅而充滿著煩擾和糾紛。我們應該費一些工夫，把那些態度，根本地研究一下，方能使人生有享受快樂的可能，並使人們的氣質有變為比較合理、比較和平、比較不暴躁的可能。
我也許可以把這種哲學稱為中國民族的哲學，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個派別的哲學。這個哲學比孔子和老子的更偉大，因為它是超越這兩個哲學家以及他們的哲學的；它由這些思想的泉源裡吸收資料，把它們融洽調和成一個整體；它從它們智慧的抽像輪廓裡，造出一種實際的生活藝術，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見，觸得到，並且能夠瞭解。拿全部的中國文學和哲學觀察過後，我深深地覺得那種對人生能夠盡量享受和聰慧的醒悟哲學，便是他們的共同福音和教訓——就是中國民族思想上最恆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疊句唱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