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頗以為《創世記》中「創造」一節應該從頭寫過。中國小說《紅樓夢》裡邊的才子賈寶玉是一個極富感情的柔性男人，最喜和女人為伴，萬分崇拜他許多姐妹的美色，而常常自恨是個男人。他曾說，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是泥做的。其理由是：女人都伶俐聰明，嬌媚可愛，而男人都愚蠢粗魯，面目可憎。如若《創世記》的作者換了賈寶玉，心地和他一樣明白，則《創世記》必不是這樣寫法。上帝抓了一把泥土，捏成一個人形，從鼻孔吹一口氣進去，亞當就此造成，但是亞當漸漸燥裂，泥土松碎，一片片掉落下來，所以上帝又取了一些水和將進去，使泥土凝結。這種摻入亞當生命的水，就是夏娃，亞當的生命非有這水不能完成。我以為婚姻的特別意義至少如此。女人是水，男人是泥土，水摻入泥土而使之成形，泥土盛了這水而有形質，水即於流動生活中而有了具體。
元朝名畫家趙孟的妻子管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畫家，早已引用過這個泥土和水的譬喻。當夫妻倆都在中年的時候，孟對她的愛情似乎減退，想納一個妾，管夫人即作了下面這一首小令，使她的丈夫看了非常感動，便打消了納妾的念頭。
你儂我儂，
忒煞情多，
情多處，
熱如火。
把一塊泥，
捻一個你，
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
一齊打破，
用水調和，
再捻一個你，
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與你生同一個衾，
死同一個槨。
中國的社會和生活都是組織於家庭制度基礎上的，人所共知，這個制度決定並潤色整個中國式生活的模型。但這個家庭生活的理想是從何而來的呢？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提出過。因為中國人都視為理所當然，而外國自覺不夠資格去問這句話。把家庭制度作為一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礎，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曾給予一個哲學的根基。他非常注重夫妻關係，認為是一切人類關係的根基，也注重孝順父母，每年祭掃祖墓、崇拜祖先，設立祖先祠。
中國的祖先崇拜，曾被某些作家稱為一種宗教，我相信在某種程度上是很對的。至於它的非宗教方面就在於它很少超自然的成分，不涉及神怪，所以崇拜祖先不妨和信仰基督仙佛或回教神道同時並行。崇拜祖先所用的禮儀造成一種宗教的形式，非常自然而且合理，因為凡屬信念是不能沒有表現方式的。照這種情形而論，我以為對著一塊長約十五英吋的長方木牌表示尊意，其尊敬程度和英國把英王肖像印在郵票之上並沒有什麼高下之分。第一，中國人對於這種祖先之靈並不十分視同神道，而不過當他如在世的老長輩一般侍奉，並不向他祈求福佑，也不求他治病，並不像普通的崇拜者和被崇拜之間必有一種施必望報的情形；第二，這種崇拜儀式不過是對已死的祖先表示敬意的典禮，不過借這一天使全家團聚一次，並紀念祖先對這家庭所貽的世澤。這種儀式充其量如同替長輩做一次小規模的生日慶典，和平常替父母做壽，和美國的母親節並沒有什麼分別。
基督教士不許中國信徒參加崇拜祖先的儀節，其唯一反對理由，是因為祭祖時大家都須跪地磕頭，認為這違反「十誡」中的第一條。這是基督教士太缺乏諒解的表徵之一。中國人的膝蓋不若西方人的膝蓋那樣寶貴，中國人都向他們的皇帝、官府磕頭，新年都向在世的父母磕頭，視為常事，所以中國人的膝彎較為柔曲，而跪在神主牌之前磕幾個頭，也不會使他即記得變為一個崇信異端的人。城市村鎮中的中國信徒卻因此和一般的社團生活相隔絕，不能去參加大眾節日的歡聚，也不便捐助這些節日的戲份兒，所以中國的基督信徒幾乎不與本族的人相往來。
這種對於一己的家庭的虔敬和神秘性義務的感覺，有時確也能變成一種很深的宗教態度，例如十七世紀的儒者顏元在老年的時候，獨自出外周歷天下，找尋他的哥哥。因為自己沒有兒子，所以希望尋到他的哥哥和一個侄子，以便傳宗接代。他是河北人，篤信儒宗，專事力行。他的哥哥失蹤已經多年，他忽然厭棄教讀生活，如奉神召一般，決計出外尋兄。他連哥哥的影蹤都不知道，盲目找尋，這是何等艱難的事情。況且這個時期正值明朝覆亡、全國混亂的時候，遍地伏莽，旅行極為危險，但他不顧一切，冒險前行，所到之處都貼下招紙，懸賞找尋。他走了一千餘里的路程，經過中國北部數省，直到數年之後，他走過某處時，被他的侄子看見了他手中所拿傘柄上刻著的姓名，知道是他的叔父，方將他引導到自己家中。那時他的哥哥已死，但他的目的仍算達到，因為有一個侄子可繼香火了。
孔子極為推崇孝道，其理由何在？沒有人能夠知道。據吳經熊博士在某篇論文所說，是因為孔子乃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所以他的心理作用無非也和名歌《家，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約翰·霍華德·佩恩所寫）的作者其實從來沒有享過家庭幸福完全一樣。如若孔子幼時父親尚在，則他的父職概念不至於會這樣深刻遠到。再如若他已成年，而他的父親尚在世，則結果恐怕更壞於此，如此他即有機會可以看到父親的弱點，而會覺得力行純孝未必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了。總之，他出世的時節，父親已經故世，並且不知道葬在哪裡。他是一個私生子，他的母親從來沒有告訴過他父親是誰。他的母親死後，他就將母親的遺體葬在「五父之衢」，這當中或許含一些故意亦未可知。後來居然有一個年老婦人將他父親的葬處告訴了他，他方將母親的靈柩遷去合葬。
這一個巧妙的假說有怎樣的價值，我們不必苛求，但中國文學中對於家庭理想的必須，確實舉出不少的理由。它是以一個人還不是一個單位，而只是家庭單位中的一分子為出發點。由「生活潮流」假說（這是我所題的名稱）所具的生活觀念為之支持，而由認力行天性為道德和政治的最後目標的哲理證之為正當。
家庭制度的理想和個人主義的理想顯然不能並立。一個人終究不能完全獨自過一生，照這樣的個人觀念，太缺乏實在性。一個人如若不認他是一個人子，一個兄弟，一個父親或一個朋友，則我們當他是個什麼？如此的個人將成為形而上的抽像物。中國人的心理都偏於生物思想，所以他們對於人類自然先想到他在生物上的關係。因此家庭即自然成為人生中的生物性單位，婚姻也成為一件家庭事件，而不單是個人事件。
和這種西方的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對照的就是家庭理想。在這種理想中，人並不是個人，而被認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家庭生活巨流中的一個必需分子，這就是我所謂「生活潮流」假說的意義。人類生活就整個而論，可以為多種不同的種族生活潮流。但人們所能直接觸到和看到的只有家庭中的生活潮流。東西兩方都有家庭如大樹這個譬喻，每個人的生命不過是這大樹上的一枝，藉著樹幹而生存，盡他協助樹幹滋長下去的本分。所以就我們所見，人類生活顯然是一種生長或連續作用。在這當中，每個人都在家庭歷史上有一番作為，盡他對於整個家庭的義務，不過成績有優劣，有些替家庭爭到光榮，有些使家庭蒙受惡名。
家庭意識和家庭榮譽的感覺，或許就是中國人人生中唯一的團體精神或團體意識。家庭中每個分子因須振其家聲，必須好好地做人，而不得貽羞於家族，他應該像一個球員一般將球推向前去。「敗家子」不但是個人之恥，也是全家之羞，正如一個球員失足而被對方搶去球一般。凡去考試而金榜題名的好像是一個獲得勝利的球員，光榮不但屬於他個人，也屬於他的一家。考中狀元或一個三甲進士的人光被全族，使全族的人甚至連親戚和同鄉都得到精神上的興奮和實質的權益。即使在一二百年之後，鄉人尚會誇說某某年本鄉怎樣出過狀元。從前人中了狀元或進士，全家全鄉都慶祝，榮歸掛匾，大家何等歡欣興奮，覺得榮耀非凡，人人有份，和這個相較起來，現代學校畢業接受文憑時是何等冷靜缺乏意趣啊！
在這一幅家庭生活的景象內，其變化和色彩有很大的伸縮餘地。人們須經過童年、成人和老年這幾個時期。先由別人養育他，再由他去養育別人，最後於老年時重複由別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別人，受別人的指揮，等到成人以後，他便漸漸地受人尊奉，指揮別人。更重要的，女人置身於家庭之中，使這幅景象增加不少色彩。女人在連續不斷的家庭生活中不單是個裝飾品或玩具，也不單是一個妻，實是這株家庭大樹一個關係生存和必需的分子。因為使連續成為可能者即是女人，而家庭中各個支派的盛衰也是以所娶來媳婦的體質心性為依歸。一個聰明的家長於選擇媳婦時，必注意她的出身是否清白，正如園丁對於接果樹的枝必須加以選擇一般。很有些人認為一個人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或苦或樂，都以他所娶的妻為定，而未來家庭的整個性質也由此而決定。子孫體格的強弱，性情的優劣，完全以媳婦的體格性情為依歸，因此產生一種根據於遺傳性的無形的、界限不分明的優生學，注重於門第的高低，實則無非是家長對於未來媳婦的體格姿色和教育的一種取捨標準。普通的標準大都著重於她的家教。依傳統的說法，最好的媳婦應出於勤儉書禮之家。有時候家長發現所娶的媳婦不賢惠時，便要咒罵親家的家教不良。所以為父母者又多出了一種教養女兒將來成為好媳婦而不致貽羞家聲的責任，例如不會烹飪，不會做年糕之類，都須視為沒有家教。
依照這種家族制度裡邊的「生命潮流」假說，永生幾乎是可以看到可以觸到的東西了。一個祖父看見孫兒背了書包上學校，便覺得他好似已在這個小孩之中重新生活。他用手去撫摸這個小孩時，即感到這就是自己的血肉。他的生命不過是家庭大樹上的一枝，或永遠向前流去的潮流中一部分，所以他雖死也是快樂的。因此中國的家長所關切的事情就是親見男婚女嫁，視為比將來自己所葬的墳墓或所睡的棺材更重要。他必須親眼看見媳婦或女婿是怎樣的人，方始放心，如若都是很好並且滿意的，他便可以含笑而逝，一無遺恨了。
這種生命概念的結果使一個人對任何物事都有一種伸長的見解，而不再認生命為始於個人，止於個人。球隊當中雖有一兩個守衛中途退出，但他們的位置即刻有人填補，球賽依舊可以繼續下去，成敗也因而變換了性質。中國的生活理想是：做人須無愧於祖宗，並且無愧於自己的好兒子。中國官員在辭職時每每引用下面這兩句老話：
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一個人最不幸的遭遇或許就是兒子不肖，不能維持家聲、保持家產。一個富翁看見他的兒子好賭，就覺得半生辛勞所積聚的家產不能保持。如果兒子失敗，這失敗便是絕對的。在另一方面，一個眼光遠大的寡婦，如有一個五歲的好孩子，她就能含辛茹苦、歷盡艱難去教養他。中國歷史中這種守節撫孤的女人很多很多，期望經歷多年苦況之後兒子成人、飛黃騰達。蔣介石就是這類事件的一個最近榜樣。他幼時和寡母常受鄰人的欺侮，但寡母因有這個兒子，終願奮志撫養。寡居的母親，由於富有實際見解，常常教養出才德俱優的大人物，這樁情形使我覺得單以撫育兒童而言，父親竟是不必要的。寡婦的笑聲最響，因為她總是末了一個發出笑聲的人。
因此，生活在這種家庭方式之中是令人滿意的，因為人生的生物性各方面都已顧到。此即孔子所關切的事情。依孔子的見解，政治的最終理想無疑是生物性的。他說「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這話不單是對於枝節問題的一種表白，而實是政治的最後目標，所以尤堪注意。此即人性學者所謂的達情哲理。孔子意欲使一切人類天性都得到滿足，以為必須如此方能使人在滿意的生活中得到道德的和平，而只有道德的和平方是真正的和平。這是一種政治理想，其目的在於使政治成為不必要，因為這種和平是發於人類本心、極為穩固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