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 初識——給上海讀者

  第一次面對面見到我的大陸讀者,是在一個北京派出所裡頭。湖南來的哥哥讓人騙走了錢,我到派出所去為他說明,發現警察正看著《野火集》。一個面貌清秀的年輕警察問我:「自由太多了,社會不亂嗎?」
  第二次,是在從湘西駛往長沙的軟臥車廂裡。文質彬彬的年輕乘客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大學裡傳閱《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極了,對我的大陸讀者。他們是誰?
  台灣讀者,我當然熟悉得很。一次新書發佈會就可以告訴我:他們大約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在學大學生居多數,但是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記者、法官,各行各業都有。女性多於男性,然而六十歲以上、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沒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釋這個讀者群結構。讀者教育水準偏高,是因為書的知識性格。女性稍微多於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已經就業的女讀者,稍超過相對的男讀者,大約是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形態中,男性一旦離開學校就進入所謂事業的戰場,不再有看書的時間;女性的「戰場」意識較淡,即使就業,卻仍注重個人內在的發展。台灣的出版人也知道,買書的多是女性。
  為什麼老先生讀者不少,老太太卻不見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讀者常來信和我談國家大事,老太太或許因為是上一代的女性,讀書的習慣和興趣與我所關心的題目沒有交集。
  但是我認識我的台灣讀者。他們在中學裡背誦過《青年守則》: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他們在大學裡朗誦過《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他們早上在巷口買套燒餅油條當早點,晚上也許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們對台北這個城市既厭惡又深愛不捨,他們對政治既樂觀又批評不已。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義、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和後解構主義;在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腳步印在傳統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們在茶館裡品茶;在酒吧裡喝酒;在書店裡瀏覽;在小心翼翼地過馬路,牽著孩子的手;在計程車裡聽司機破口大罵政治人物;在機場,提著簡便的行李……。是的,我認識他們,就像一起長大的街坊鄰居一樣。
  但是我的大陸讀者是誰呢?
  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了我一個機會。5月1日的簽名會上,我終於見到了我想見的人。
  隊伍太長,對每一個讀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覺攝進印象裡,然後問他的職業。讀者顯然也知道我們見面之不易,有人從南京、無錫乘火車趕來,有人帶了禮物:一首詩、一副對聯,郵票、卡片、裝飾品……。一個年輕人說:「讀了你的《我不站著等》——」
  他停頓一下,繼續說:「覺得很慚愧,但是想告訴你,大陸人不都這樣的。」
  我說:「我知道。」
  他彎身去摸索一個塑膠袋子,取出一束鮮花,遞給我:「早上擠公共汽車,就怕把花給擠壞了……」
  我接過花,輕嗅花的香氣。電視台的攝像記者正拍著別處,急急趕了過來,對年輕人說:「請你把花拿過來,再獻一次好嗎?」
  年輕人斷然拒絕:「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沒有第二次。」
  我仍舊捧著鮮花,看著他走開的背影。
  兩個半小時之後,我終於也認識了一個輪廓:我的大陸讀者,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大中學生居半數,但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幹部、圖書館員,各行各業都有。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不見。
  和台灣不同的是,讀者中有好些個所謂「藍領階級」:工廠工人、廚師、司機……。最奇特的是,男性多於女性。
  為什麼?我求教於上海朋友,為什麼在這裡男讀者遠超過女讀者?上海朋友半詼諧半正經地說:「大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文化比較傳統的社會,男人是主導的、強悍的,而大陸的男人已經沒有那種優勢,比較柔弱。你的文字,對不起,是比較陽剛的,所以比較吸引男性讀者吧?」
  我很懷疑他的分析,但是,誰能給我更好的答案?
  在華燈初上的外灘,我看見情侶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臉上有恬然遺世的神情。擁擠的公共汽車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見被生活折舊了的臉孔貼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飯店前有西裝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場裡有捧著大碗吃飯的女人。城隍廟前有人依著畫廊雕柱對鏡頭做出粲然笑臉。
  我還是不認識我的讀者。他們經過了什麼又看見了什麼?他們害怕著什麼又追求著什麼?他們有什麼樣的幻滅又有什麼樣的夢想?不曾和他們一起成長,我無從想像他們生活裡的點點滴滴,可是在那長長的隊伍前端,我們曾經深深地對望;回想那對望的一刻,或許我們竟是熟識的。寫作者在孤獨中寫作,讀書人在孤獨中閱讀,那孤獨其實是種種情懷的交會。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將不同世界的人牽引在一起,是因為不管他們經過了什麼看見了什麼,在心的最深處,他們有一樣的害怕與追求、相似的幻滅與夢想,午夜低回時有一樣的歎息。
  我們畢竟在同一條歷史的長廊裡,或前或後;鮮花釋出清香,像絲帶潦繞。
  (原載1996年6月19日《文匯報·筆會》)
  讀者來信(一)
  龍應台女士:您好!
  我是個五十七、將近六十歲的老太了。從前天的《文匯報》上看到您說您還沒有發現老太喜歡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給您一個驚喜:有,我就是一個,而且非常之喜歡看您的文章。
  自從您在報上發表專欄以來,我幾乎每期都看,我覺得您的文章很適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後,我更加喜歡,因為我也是湖南人。我覺得我們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為之高興和自豪。
  對於您的文章內容我都記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齡及每天的家務太忙的關係,現在看什麼都容易忘。只覺得您很有個性,很倔強。敢想敢說。看問題很敏銳。筆頭鋒芒四射。我就喜歡看這種文章。
  至於我為什麼沒有去排隊買您的書呢?
  說實在話,我不怕您見怪,我從小就喜歡看書,卻從來沒有自己買過書看過。小時候家裡很窮,想看書時只是去新華書店櫃檯邊看,或去圖書館借來看。從沒有想過自己去買書看。
  以後有了工作結了婚,應該說條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覺得買書不划算。一是要花去很多錢,二是要收檢和有地方存放。我們房子這麼小,連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個很喜歡買書的人,常去書店買書,但他是不大考慮錢和收檢的問題,因此經常為這事吵吵鬧鬧。當然吵歸吵,看我還是要看的。
  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時更忙,更累,因為有了第三代,要幫他們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務。
  因此像我們這種人,怎麼可能去排隊買書看呢?有時一年到頭都不去一趟上海市裡。儘管還有些這方面的靈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寫這封信,只是想讓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陸人們心中有何等的影響,更加增強您的自信,寫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這裡同時我還要告訴您,我的女兒也很喜歡您的文章。
  祝您
  永遠前進
  寶冶讀者
  1996.6.21草
  讀者來信(二)
  應台先生:您好!
  拜讀19日刊於《文匯報》您的《給上海讀者》,為您的一片至誠所感,冒昧奉函,談一點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歲的男性讀者,一個以繪畫為主業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繪畫、讀書、記日記於吾如吃飯、喝水一樣重要。
  讀先生的文章也僅從今年《文匯報》改版後的《筆會》上《龍應台專欄》開始,很驚喜,看到就讀。
  您是我中國當代一位難得的睜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寫的東西讓人覺得實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氣,有一種中國古代大文人和外國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氣;特別可驚喜之處,這樣的文筆又是出自我們民族近現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長廊中」走出來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陸的男讀者憋悶得慌。掃視大陸文壇,數十年來,少有能挺著脊樑、亮著喉嚨、坦然說話的,總是不得已說些吞吞吐吐、轉彎抹角的不知所云的話。我們很少讀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悶得慌!除了數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陸女作家中大氣的作品似也少見。一個女子走出學校,走出家庭,面向社會大聲說話,慷慨陳詞,怎麼能過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

《啊!上海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