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齋·書災

  物以類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書獃子。很少有朋友約我去戶外戀愛春天。大半的時間,我總是與書為伍。大半的時間,總是把自己關在六疊之上,四壁之中,製造氮氣,做白日夢。我的書齋,既不像華波爾(Horace Walpole)中世紀的哥德式城堡那麼豪華,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閣樓那麼寒酸。我的藏書不多,也沒有統計,大約在一千冊左右。「書到用時方恨少」,花了那麼多錢買書,要查點什麼仍然不夠應付。有用的時候,往往發現某本書給朋友借去了沒還來。沒用的時候,它們簡直滿坑,滿谷;書架上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之外,案頭,椅子上,唱機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處都是。由於為雜誌寫稿,也編過刊物,我的書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還有許多來來往往的流動戶口,例如《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藍星》,《作品》,《文壇》,《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數以百計的《文星》。
  「腹有詩書氣自華」。奈何那些詩書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牆隅,甚至書桌腳下。我的書齋經常在鬧書文,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顧而絕望。下女每逢擦地板,總把架後或床底的書一股腦兒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幾度提議,用秦始皇的方法來解決。有一次,在颱風期間,中和鄉大鬧水災,夏菁家裡數千份《藍星》隨波逐流,待風息水退,乃發現地板上,廚房裡,廁所中,狗屋頂,甚至院中的樹上,或正或反,舉目皆是「藍星」。如果廈門街也有這麼一次水災,則在我家,水災過後,必有更嚴重的書災。
  你會說,既然怕鉛字為禍,為什麼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來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覆是不可能。凡有幾本書的人,大概都會瞭解,理書是多麼麻煩,同時也是多麼消耗時間的一件事。對於一個書獃子,理書是帶一點回憶的哀愁的。諾,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一九五二年四月購於台北」,(那時你還沒有大學畢業哪!)那本書的封底裡頁,記著一個女友可愛的通信地址,(現在不必記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歎,可歎!這是幸福,還是迷惘?)有一本書上寫著: 「贈餘光中,一九五九年於愛奧華城」。(作者已經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學史。將來,我的女兒們讀文學史到他時,有什麼感覺呢?)另一本書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個小鎮上窮泡,好久不寫詩了。翻開這本紅面燙金古色古香的詩集,不料一張葉脈畢呈枯脆欲斷的橡樹葉子,翩翩地飄落在地上。這是哪一個秋天的幽靈呢?那麼多書,那麼多束信,那麼多疊的手稿!我來過,我愛過,我失去——該是每塊墓碑上都適用的墓誌銘。而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舊書時必有的感想。誰能把自己的回憶整理清楚呢?
  何況一面理書,一面還要看書。書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書。誰要能把自己的藏書讀完,一定成為大學者。有的人看書必借,借書必不還。有的人看書必買,買了必不看完。我屬於後者。我的不少朋友屬於前者。這種分類法當然純粹是主觀的。有一度,發現自己的一些好書,甚至是絕版的好書,被朋友們久借不還,甚至於久催不理,我憤怒得考慮寫一篇文章,聲討這批雅賊,不,「雅盜」,因為他們的罪行是公開的。不久我就打消這念頭了,因為發現自己也未能盡免「雅盜」 的作風。架上正擺著的,就有幾本向朋友久借未還的書——有一本論詩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經半年多沒還了,他也沒來催。當然這麼短的「僑居」還不到「歸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國文學的傳統》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處借來,後來他料我毫無還意,絕望了,索性聲明是送給我,而且附贈了上卷。在十幾冊因久借而「歸化」了的書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財產。它們的「僑齡」都已逾十一年。據說系圖書館的管理員仍是當年那位女士,嚇得我十年來不敢跨進她的轄區。借錢不還,是不道德的事。書也是錢買的,但在「文藝無國界」的心理下,似乎借書不還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還的以外,還有不少書——簡直有三四十冊——是欠賬買來的。它們都是向某家書店「買」來的,「買」是買來了,但幾年來一直未曾付帳。當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書店為我銷售了百多本的《萬聖節》和《鐘乳石》,也始終未曾結算。不過我必須立刻聲明,到目前為止,那家書店欠我的遠少於我欠書店的。我想我沒有記錯,或者可以說,沒有估計錯,否則我不會一直任其發展而保持緘默。大概書店老闆也以為他欠我較多,而容忍了這麼久。
  除了上述兩種來歷不太光榮的書外,一部分的藏書是作家朋友的贈書。其中絕大多數是中文的新詩集,其次是小說、散文、批評和翻譯,自然也有少數英文,乃至法文,韓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這些贈書當然是來歷光明的,因為扉頁上都有原作者或譯者的親筆題字,更加可貴。可是,坦白地說,這一類的書,我也很少全部詳細拜讀完畢的。我敢說,沒有一位作家會把別的作家的贈書一一覽盡。英國作家貝洛克(Hilaire Belloc)有兩行諧詩:
  
  When I am daed,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r,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強譯成中文,就成為:
  
  當我死時,我希望人們會說:
  
  「他的罪深紅,但他的書有人讀過。」
  此地的read是雙關的,它既是「讀」的過去分詞,又和「紅」(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譯得傳神。貝洛克的意思,無論一個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當回事地拜讀過,也就算難能可貴了。一個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無法遍讀他人的贈書,由此可以想見。每個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種贈書(包括刊物),我必須坦白承認,我既無時間逐一拜讀,也無全部拜讀的慾望。事實上,太多的大著,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麼庸俗可笑的書名,你就沒有胃口開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兩種作家——好的和壞的。除了一些奇跡式的例外,壞的作家從來不會變成好的作家。我寫上面這段話,也許會莫須有地得罪不少贈書的作家朋友。不過我可以立刻反問他們:「不要動怒。你們可以反省一下,曾經讀完,甚至部分讀過,我的贈書沒有?」我想,他們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難懂」的現代詩,那些「嚼飯餵人」的譯詩,誰能夠強人拜讀呢?十九世紀牛津大學教授達旦生(c. L.Dodgson)曾將他著的童話小說《愛麗絲漫遊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呈獻一冊給維多利亞女皇。女皇很喜歡那本書,要達旦生教授將他以後的作品見贈。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數學論文。我想女皇該不會讀完第一頁的。
  第三類的書該是自己的作品了。它們包括四本詩集,三本譯詩集,一本翻譯小說,一本翻譯傳記。這些書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冊,有的僅餘十數本,有的甚至已經絕版。到現在我仍清晰地記得,印第一本書時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經興奮得終宵失眠,幻想著第二天那本小書該如何震撼整個文壇,如何再版三版,像拜倫那樣傳奇式地成名。為那本書寫書評的梁實秋先生,並不那麼樂觀。他預計「頂多銷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結果我印了一千冊,在半年之內銷了三百四十多冊。不久我因參加第一屆大專畢業生的預官受訓,未再繼續委託書店銷售。現在早給周夢蝶先生銷光了。目前我業已發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種詩集,一本《現代詩選譯》,一本《蔡斯德菲爾家書》,一本畫家保羅·克利的評傳,和兩種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當然,買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歲時,希望自己已是擁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譯)的作家,其中至少應有二十種詩集。對九纓思許的這個願,恐怕是太大了一點。然而照目前寫作的「產量」看來,打個六折,有三十本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最後一類藏書,遠超過上述三類的總和。它們是我付現買來,集少成多的中英文書店。慚愧得很,中文書和英文書的比例,十多年來,愈來愈懸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數的書獃子,既讀書,亦玩書。讀書是讀書的內容,玩書則是玩書的外表。書確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華麗的書,其物質的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存在。我所以買了那麼多的英文書,尤其是繽紛絢爛的袖珍版叢書,對那些七色鮮明設計瀟灑的封面一見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鵝叢書」(Pengui n Books)的典雅,「現代叢書」(Modem Library)的端莊,「袖珍叢書」(Pock et Books)的活潑,「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q)的古拙,「花園城叢書」 (Garden City Books)的豪華,瑞士「史基拉藝術叢書」(Skira Art Books)的堂皇富麗,盡善盡美……這些都是使蠹魚們神遊書齋的樂事。資深的書獃子通常有一種不可救藥的毛病。他們愛坐在書桌前,並不一定要讀哪一本書,或研究哪一個問題,只是喜歡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圖和目錄,並且嗅嗅(尤其是新書的)怪好聞的紙香和油墨味。就這樣,一個昂貴的下午用完了。
  約翰生博士曾經說,既然我們不能讀完一切應讀的書,則我們何不任性而讀?我的讀書便是如此。在大學時代,出於一種攀龍附鳳,進香朝聖的心情,我曾經遵循文學史的指點,自勉自勵地讀完八百多頁的《湯姆·瓊斯》,七百頁左右的《虛榮市》,甚至咬牙切齒,邊讀邊罵地嚥下了「自我主義者」。自從畢業後,這種啃勁愈來愈差了。到目前忙著寫詩、譯詩、編詩、教詩、論詩,五馬分屍之餘,幾乎毫無時間讀詩,甚至無時間讀書了。架上的書,永遠多於腹中的書;讀完的藏書,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儘管如此,「玩」書的毛病始終沒有痊癒。由於常「玩」,我相當熟悉許多並未讀完的書,要參考某一意見,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頁。事實上,有些書是非玩它一個時期不能欣賞的。例如梵谷的書集,康明思的詩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來了,我仍然不滿意自己這書齋。由於太小,書齋之中一直鬧著書災。那些漫山遍野、滿坑滿谷、汗人而不充棟的洋裝書,就像一批批永遠取締不了的流氓一樣,沒法加以安置。由於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樣,永遠朝北,絕對曬不到太陽。如果中國多了一個陰鬱的作家,這間北向的書房應該負責。坐在這扇北向之窗的陰影裡,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隻滿孕著南方的水果。白晝,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著灰色的音樂。夜間,我似乎聽得見愛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聲,而北極星的長髯垂下來,錚錚然,敲響串串的白鐘乳。
  可是,在這間藝術的冷宮中,有許多回憶仍是熾熱的。朋友來訪,我常愛請他們來這裡坐談,而不去客廳,似乎這裡是我的「文化背景」,不來這裡,友情的鉛錘落不到我的心底。佛洛斯特的凝視懸在壁上,我的纓思是男性的。在這裡,我曾經聽吳望堯,現代詩一位失蹤的王子,為我講一些猩紅熱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這裡,黃用給我看到幾乎是他全部的作品,並且磨利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評。在這裡,王敬義第一次遭遇黃用,但是,使我們大失所望,並沒有吵架。在這裡,陳立峰,一個風骨凜然的編輯,也曾遺下一朵黑色的回憶……比起這些回憶,零亂的書籍顯得整齊多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
《餘光中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