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吳維住在朋友家，朋友和他的女友兩人都吸毒。吸著吸著，朋友感覺不對勁，吳維背上他往醫院跑，女孩在後面拚命追。深夜，街上連出租車都沒有。到了醫院，醫生一看，「已經死了」。吳維說：「沒有啊，我們出來的時候他還蠻有勁。」
那個夜晚吳維告訴自己，不能再這樣生活了，我得離開武漢。
吳維在武勝路集賢街的一個八層小樓上長大。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還有一個姐姐。吳維在民間工藝職業中學唸書，學的是書畫、篆刻和裝裱。從小他就屬於同學喜歡、老師不大喜歡的那種學生。
唸書時選舉班長，吳維得票最多，老師把他叫去談話：「你票數確實最高，但你學習成績不太好，我看……」吳維沒當上班長。再後來，班上一個女同學險些被班主任強姦，吳維住在班主任家附近，親眼看見大哭的女同學衣冠不整地從班主任家跑出來。事情被校方壓了下去，吳維挑頭聯合全班同學寫信要求罷免班主任，除了當時的班長，其他同學都簽了名。然而事情再一次被校方壓了下去。
「從那之後，我對學校，對老師，一點尊敬都沒有了。」紀錄片《武漢朋克》中，三十多歲的吳維晃晃悠悠地走在漢正街上，畫外音這樣說著。
初中到高中六年，吳維很少在家住。他說自己「室外室內都能睡」，滿街都是他的混混朋友。
職高畢業，吳維被分到湖北書畫院實習。書畫院跟旅遊局有關係，每個星期都用豪華大巴拉來一群中外遊客買畫。一張裝裱好的仿古中堂山水裝在盒子裡賣給遊客，少則幾百，多則上千。吳維畫這樣一張畫要三天，畫完交給書畫院，報酬是五元。豪華大巴來了幾趟，吳維不爽。他開始正式混大街，再也不出現在書畫院。
舞廳、喝酒、消夜、打麻將、打架，吳維覺得日子過得很無聊。考學深造對他來說是件特別荒謬的事。工作找不到像樣的，他也不想找。於是就還是混。
那時候，吳維對音樂一點感覺也沒有。當時家中有個三洋的錄音機，姐姐用來聽鄧麗君，吳維的同學聽的是小虎隊，譚詠麟，張國榮，四大天王；可吳維從小只喜歡畫畫。某天他在書包裡發現一盒朋友錯放的磁帶，放來一聽，感覺大不一樣，「有點意思，挺吸引我」。第二天朋友告訴他，這個樂隊叫Beyond，香港的，唱的是粵語。朋友又找來幾盒給他聽。
吸毒的朋友死後不久，還是在大街上，吳維翻到一本《音像世界》，看到了北京迷笛音樂學校第一期的招生廣告。「七百塊錢三個月，這個不錯。」他想，起碼可以離開三個月。吳維跑到一家樂器行，找了個朋友咨詢，「我想買Beyond彈的那個，你給我介紹一下」。對方告訴他，這個是貝司、四根弦，那是吉他、六根弦，四根弦簡單點。吳維說好好好。「買什麼樣的？」「要買就買最好的。」「進口的好，這個，雅馬哈，兩千七。」——店裡最貴的一把。吳維不懂雅馬哈是什麼，還是說好好好。找外面混的朋友們湊了些錢，買下那把雅馬哈貝司，吳維揣上餘下的一千塊，給家裡留了張字條，獨自去了北京。
那是1995年的2月，陰曆正月十五，正值北京蕭條的冬天。
當時的迷笛學校在北京雙安商場旁邊，學員們的宿舍在頤和園附近，一個澡堂旁邊的工人房，八人一間，四張雙層床。都是十幾二十歲來自各地的年輕人，湊到一起就是聊天。有人問吳維：「你喜歡什麼樂隊啊？」「Beyond。」「Beyond！不錯，還有呢？」「啊？還有？沒了吧？」「黑豹知道吧？」「黑豹？哪裡的？」「……唐朝呢？」「……」「崔健？」「……」「你是來幹嗎的？」
沒人再搭理他了。但吳維挺開心，這些人跟他以前熟悉的社會混混完全不一樣，「看他們聊天說話，我就覺得，我靠，還有這種人，好單純啊。這幫人，我很願意和他們交朋友。」
給吳維上課的老師是「穴位」樂隊的貝司手於微。下了課，吳維去找於微讓他推薦樂隊，於微拿了紙筆開始寫，Red Hot Chili Peppers、Led Zeppelin、Pink Floyd……吳維說，老師，能不能推薦點中國樂隊？於微看他一眼，說，不要聽。吳維按照於微的指點，去北大附近買打口磁帶，發現店裡店外都是留著長頭髮的重金屬青年。那正是重金屬流行的時代。他又找到於微說，老師，能不能推薦點重金屬？於微看他一眼，說，不要聽。
在迷笛學校的三個月，吳維慢慢地聽於微推薦給他的樂隊。他還到書店裡買了最基礎的樂理知識書慢慢學，剩下的時間就是練琴，聽同學們聊天。
三個月學期結束，吳維回了武漢。很快他發現自己沒法再過那種混街頭的生活，過了兩個月，吳維又折回北京迷笛學校，這次，他結識了來自攀枝花的朱寧和四川人曹操，幾個人隨一名西昌吉他手去了西昌。
在西昌，吳維遇到了山鷹組合，他們原本是放伴奏帶的，之後就邀請吳維一行人作為伴奏樂隊一同巡演。那期間吳維寫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作品。「一個噩夢讓我忘記你，一次委身我要忘記你；切，切！自己，切，切！分離，上身給你，下身給你！」這首Grunge風格的《拯救創作協會》後來被收入專輯《你是該死的》。在西昌，不可能有人聽這種音樂。幾個月後，曹操去了北京，朱寧和吳維回到武漢，他倆找到了迷笛的同學吉他手韓立峰。1996年底，三人陣容的朋克樂隊「生命之餅」在武漢正式成立，吳維擔任主唱。
「生命之餅」是吳維取的名。幾年前他遇到一個傳教的初中同學，拿了本《聖經》，從裡面讀到一句話：「擘開生命之餅，充我靈饑」。
二
1997年，吳維的一個朋友移民去了美國，他定期從美國給吳維郵寄各種音樂磁帶，並細心地在上面註明樂隊風格、樂壇地位等信息。在當時，這是非常難得的資源。朋友們在集賢街上的八樓聽歌，創作，排練，吳維稱之為「武漢朋克學習班」。
「生命之餅」排練了兩個月，吳維聽說武勝路的大音琴行要在武昌米高Disco迪廳辦一場大演出，他找到琴行老闆試演了一次，老闆同意讓他們加入。演出當天，吳維才發現「原來武漢有這麼多樂隊」，十四支樂隊裡，「生命之餅」排在倒數第二上場。那是一場當地廣播電視都要報道的演出，觀眾被隔離在舞台很遠的外圍。上了台，吳維對著觀眾喊：「你們趕快過來，趕快過來！你們不是來開會的吧？」觀眾呼的一下湧上舞台又蹦又跳，把現場的攝像師嚇得不知所措。
演出之後，媒體從報道中把「生命之餅」刪掉了。「他們覺得我們是來搗亂的。」「生命之餅」這第一次演出的收穫是，吳維結識了更多的武漢樂隊朋友。
從小混街頭，吳維會跟各種人打交道，又喜助人，不僅「生命之餅」，其他當地樂隊的演出也常常是他在操辦。一次，吳維帶著一幫樂手與一個酒吧老闆談合作，演出時間、收入分成種種都談好了，酒吧老闆瞅一眼坐在吳維身後一聲不吭的幾個樂手，悠悠地對吳維說：「我看，他們是搞音樂的，你是個商人。」—— 聽得此話，吳維整整憋悶了十秒鐘： 「我的思緒啊，我的內臟！」那老闆明明知道他是個樂隊主唱。吳維用十秒鐘穩定情緒，指出：「因為你是個商人，我就用商人的方式跟你對話。」說完他覺得自己挺牛逼。
「其實我還有下半句：你要是個搞音樂的，我才用搞音樂的方式跟你對話。」老闆揮揮手說，得了，你們到時候來吧——於是吳維把下半句嚥了回去，沒說。
1997年，吳維帶著「生命之餅」錄製的幾首小樣再一次來到北京，住在「壞牙」樂隊貝司手劉肖家。劉肖帶他去看「新褲子」的首場演出，在現場遇到了崔健。劉肖指點他去跟崔健打招呼，「崔健，你知道嗎？他在中國很有名，他肯定能幫你！」「我都不認識人家也沒聽過他的歌，他怎麼幫我啊？」「反正肯定能幫你！」吳維被劉肖推過去，只得硬著頭皮開口：「你好，你是崔健嗎？我叫吳維，是武漢搞樂隊的，我朋友很喜歡你，他極力推薦我跟你聊一下……」他把呼機號留給了崔健。
幾天後，崔健聯繫吳維，約在CD咖啡酒吧見面。二人在酒吧外聊天，吳維將錄音小樣交給他，崔健告訴他幫他們安排好了一個酒吧去演出。聊了半天頗投機，吳維認為崔健人很好，足以交個朋友，考慮了一會兒，他決定交朋友必須先說實話：「崔健，感謝你幫我們安排演出，你這個人我也有點欣賞，但我要告訴你個事兒……我沒聽過你的歌。」崔健愣了片刻，答，好吧好吧，到時候你們去演出吧。說完也揮揮手，轉身進了酒吧。
這次吳維在酒吧外面站了很久，「我是不是說錯話了？」
三
1998年，武漢的四支朋克樂隊「媽媽」、「死逗樂」、「憤怒的狗眼」和「生命之餅」帶著自己灌錄的小樣開始巡演。當時《通俗歌曲》編輯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漢是「朋克之都」。
這一年，張曉舟在廣州《南方都市報》工作，他是當時的地下文化搞手兼寫手。四月，張曉舟和廣州音樂人王磊組織了當時外省樂隊第一次大規模集體演出，舌頭、盤古、胡嗎個、張淺潛都受邀而來。在廣州的壹玖酒吧，張曉舟第一次見到了吳維。
「生命之餅」因成員變動臨時缺貝司手，沒能參與那次演出，吳維以觀眾的身份出現在酒吧門口——那就是一名「風塵僕僕的朋克」，張曉舟說。當天吳維身穿一件印著大麻的T恤，背著一個鋪蓋卷狀的東西。
吳維問，可以在酒吧過夜嗎？服務員一陣支吾。看完演出，吳維將酒吧的幾張桌子拼在一起，鋪蓋卷打開舖好，爬上去睡了。
同年的聖誕節，廣州又組織了一次演出，這回「生命之餅」登了台。新貝司手醜醜是吳維的表弟，用三個月的時間，吳維把他從一個白丁訓練成一名能夠演出的樂手。當天同台演出的還有祖咒（後來的左小祖咒）的「No」樂隊。武漢朋克樂隊「媽媽」的貝司手在台下聽祖咒聽得開心，猛灌半瓶啤酒，鼓足氣，揚頭噴上舞台——全噴在祖咒的臉上。
祖咒堅持唱完，下台咬牙切齒：「張主辦啊，有人衝我噴屎啊！」張曉舟大笑，「你有點風度行不行？人家那是高興，是喜歡你。」常駐北京的祖咒不習慣武漢朋克表達讚賞的方式。
那天的演出現場來了不少武漢朋克，其中包括胡娟和抗貓。「那天抗貓也是觀眾，她從頭到尾一直在跳，不是在一個固定地方跳，是沿著酒吧的四個角跳跳跳跳。」吳維說，「她當時就是一個精力無處發洩的女孩。」幾年後，抗貓在大四那一年退學，組建了朋克樂隊Subs，而胡娟成為了「生命之餅」的鼓手及吳維的第一任妻子。
第二年秋天，四支武漢朋克樂隊再戰廣州，演出完畢，十二人全住在張曉舟六十八平方米的兩居室裡。夜裡冷沒有被子蓋，衣櫥裡所有的衣服都被樂手們拉了出來包在身上。第二天在廣州大道上，當時的南都總經理喻華峰遇到了率領著十幾人的張曉舟。問清情況後，喻華峰自掏腰包，去招待所給四支樂隊開了幾間房。
對於吳維及所有的朋克樂隊來說，音樂幾乎無法給他們帶來收入。由於朋克音樂風格本身的粗糙、不悅耳及政治風險，很少有商業演出願意請他們，而出版專輯和巡演至多做到不賠錢。
吳維在「生命之餅」的主頁上寫過：「其實我們不是一支純政治性的朋克樂隊，歌詞不是純政治性，它只是我們想要表達的一部分。我們只是做著讓我們覺得舒服、高興而力所能及的事。對我來說搞朋克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就覺得過癮，摧毀什麼權力機器或世界那不是人類力量能做到的，過過嘴癮罷了。」
2000年，吳維和「痛苦的信仰」樂隊的高虎在北京「開心樂園」辦了一次演出，只有「生命之餅」一支朋克樂隊作為壓軸。「前面十幾個樂隊都是千篇一律的，說好聽點，當時我感覺有點審美疲勞。」沒等到上場，吳維跟樂手說不想演了，受不了。樂手們勸他堅持到最後，原定的曲目八九首，上去後接線調音花了半個小時，吳維唱了一首歌就走了，耗時十六秒。同年，「生命之餅」在「嚎叫」唱片發行了《50000》，因為是公開出版物，歌詞不得不刪改了許多。那之後，吳維打消了在北京發展的念頭，徹底回到武漢。
那幾年，「生命之餅」的排練房一直在集賢街老樓的頂層，吳維長大的地方。小房四面間牆釘滿棉絮隔音，吳維還用磚頭和木板做了個舞台。儘管說是「過過嘴癮」，吳維仍堅持歌詞不刪不改，因而《50000》之後的三張專輯全部是地下發行。通過看電影字幕，吳維開始自覺地學習英語，以爭取更大的表達空間。在《WuHan Prison》中，他這樣唱：「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這個城市，感覺不到自由和安全；我們感覺像是在一個監獄裡，我想要離開卻找不到出路。」
2002年，吳維豎起了朋克最富標示性的雞冠頭。也是在這一年，鼓手朱寧離開了樂隊，開辦了live house VOX，後來，那裡成為武漢朋克的一大現場演出基地。
吳維曾在1999年興致勃勃地寫，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國際公民，「希望成為一支國際性樂隊，去世界各地演出，那就是我們的目的！那太過癮了！」
2004年，「生命之餅」第一次走出國門。當時計劃去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演出，但最後只去了泰國。
第一場在曼谷演出結束後，吳維和樂手們坐了20小時的長途大巴，到了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邊境過關，停車檢查簽證。車上總共有四十多個遊客，除了樂隊四人加攝像師這五個中國人和泰國導遊之外，其他都是白人，白人都順利過了關。
邊境官告訴吳維，他們持中國護照，從曼谷到馬來西亞只能乘飛機，不能坐汽車和火車。吳維說，在辦簽證時你們的簽證官沒有這個要求。邊境官說這是新規定，「有簽證沒用，你們必須坐飛機回去」。演出在當天的晚上，機票、樂器都出示了，邊境官還是說「這是規定。」吳維說「規定也好、法律也好，你白紙黑字給我們看一下」。他說「沒有」。吳維指著白人問為什麼這些歐洲人美國人都可以，為什麼只有中國人要從曼谷坐飛機去？邊境官火了，把槍拔出來指著吳維。
馬來西亞的演出就這麼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