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我在福建農村採訪拆遷。
圍攏的農民越來越多，人多嘴雜聽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問：「你們當時同意這個拆遷方案嗎？」
「不同意！」居首一位農民說。接著大家紛紛喊起來：「不同意！不同意！」
我說：「不同意的人請舉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舉起來，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頭，喊：「我！我！」
我覺得這個鏡頭很有張力，也足夠說明問題。晚上工作完，攝像李季在飯桌上提醒我，採訪最好不要用這個方式，可以約幾個人坐下來問，比較從容地陳述，拿出證據。人們圍攏的時候，表達的很可能只是一種情緒。
我沒說話，不完全聽得進去——農民利益受損這麼大，上訪無果，碰到媒體都不能表達一下嗎？再說了，有情緒也是現實。
幾個月後，在福建採訪一家藥業的負責人，兩位工人因為搶修排污管死亡，輿論懷疑死亡與遮掩污染有關，環保局承認受到壓力無法調查此事，我們沒有偵查取證的權力，疑問再多，對方都可以否認，「沒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對抗性採訪時一樣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新聞節目「60分鐘」，記者萊斯利採訪前任副總統戈爾，萊斯利問他：「你還會復出競選總統麼？」
戈爾一直打哈哈繞圈子，八分鐘，眼看這採訪要失敗了。
忽然她問：「戈爾先生，您還會留鬍子嗎？」
戈爾愣了一下，繼續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結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這個採訪。我們坐在廠子的辦公室裡，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攝像師拿領子掩著鼻子，我問這位老總：「工廠的排污是達標的嗎？」
「是。」
「有沒有非法排污？」
「沒有。」
「那我們在這兒聞到的強烈味道是什麼？」
「我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您是說您聞不到？」我靠著椅背，歪著頭，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臉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沒有您那樣靈敏。」
我笑了一下，節目結束。
事後大家都對這個結尾印象深刻，說真銳利。
我有點得意。
莊主任審這個片子，看完對我說了一句話：「要疑問，不要質問。」
這點諷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嗎？我問他：「可是怎麼對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記者提供的是事實，不是情緒。」他說的跟李季一樣。
一出門，在南院碰上陳虻，沒躲得及。平日我臉上只要有任何異樣，他都會批評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興，他就會找你談談，覺得你「最近肯定沒思考」。但要是不高興，你試試？
「怎麼啦？」果然。
我剛說了個頭兒。
他就評論：「你的問題是你總是太投人了，熱愛就會誇張，感情就會變形，就沒辦法真實地認識事物了。」
「都像你那樣……」我帶著情緒衝口而出。
「像我怎麼樣？」
「像你那樣老於世故。」
「你如果對這兒不滿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當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這兒就得……」
我打斷他：「像你這樣無動於衷？」
又談崩了。
每次跟陳虻吵完，倒都是他給我打電話，不安慰我，也不生氣，只是繼續跟我講。
「痛苦是財富，這話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說，「對痛苦的思考才是財富。」
我拐了個彎，去京門大廈的機房找老彭訴苦。
當年評論部有幾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電視牲口」，有次編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辦公室，不洗不梳，屋子裡的味兒進不去人。當年，在羅布泊的小河墓地遺址，他扛著四十公斤重的機器和給養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塊干囊。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氣只有一條睡袋。回來吃火鍋的時候跟我們說，睡在千年古墓群裡，半夜被凍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紅柳扔進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滿天星斗。
老彭靠著滿牆帶子抽煙斗，見我進來，多燙一隻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麼啦？」
我嘟嘟囔囔地說領導不讓諷刺壞人，以為他會支持我，但他說：「我早想罵你了，沙塵暴那期節目，鏡頭裡你跟著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剛站下就開口問：這水能喝麼？」
我說這怎麼了。
他小細眼從黑框眼鏡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醫麼，中醫講望聞問切，你急什麼？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聞一聞，聽聽水聲，讓鏡頭裡的氣淌一淌，再問？」
我沒話可說，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準備喝，他「唉」一聲，伸過手把杯裡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換上九四年的普洱，「這樣喝茶你的舌頭才喝得出薄厚。」
「新聞調查」的同事小莊有句話：「電視節目習慣把一個人塑造為好人，另一個是壞人，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沒有好人和壞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壞事的人。」
小時候看電影，人物出場，小朋友們坐在一地瓜子皮裡，最愛問的是：「好人壞人？」衝鋒號一吹響，立刻熱淚盈眶，對壞人咬牙切齒。
我以為自己不喜歡這模式，實際上除了這個模式，我也不太會別的。
張潔給了我選題的權力，有些題目他想讓我採訪，但我選擇不做，認為有些採訪對像臭名昭著，想離他們遠點兒。張潔這人寬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樣子，就作罷。
《鳳凰週刊》主編師永剛是我的朋友，說起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聞記者有責任去記錄持任何一種觀點的人，評判是觀看者自己的事。」我轉著手裡杯子笑而不語，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幾年我做節目的趣味是猛題，烈度高，對抗強，要像銅豆大雨，規模大，氣勢強，大地為之顫動。
阿文被戒毒所賣去賣淫一案，一進辦公室，所長拎起暖瓶說「我出去打點熱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鐵。
他聲稱對所有賣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證明你說的都是假話。」同去的記者趙世龍拿支鉛筆指著他。
「我不認識他，」所長轉向我，脖子上靜脈突突跳動，「絕對沒見。」
「你撒謊。」趙世龍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為證。」
壞人暴露，我覺得任務完成了。
節目播出後，一家報紙的英文版要轉載此事，編輯給小項打電話問有關細節：「戒毒所從什麼時候開始販賣戒毒女的？前後有多少人被賣？這些人都來自何處？戒毒所販賣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這些錢都到哪裡去了？這個所的主管單位是誰？為什麼沒有採訪他們？……」
小項說：「哥們，你提的問題太重要了，我們也特別想知道啊，但有些問題我們確實沒有能力回答。」組織者、戒毒所裡的管教當時在警方控制下無法見到，戒毒所販賣戒毒女的賬冊、放人單等重要證據被焚燒拍不到，小項說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條萬條原因，但「從專業角度這個節目算是失敗的。只有一個圖像被處理的戒毒女的控訴，一個圖像和聲音均被處理的知情人的『洩密』，一個臥底記者，一場激烈的對質與抵賴。『新聞調查』一以貫之的準確、深刻、平衡原則在這個節目中並不能完全體現」。
雨過地皮濕，沒滲人土壤，也不觸及根須，龜裂土地上，再強烈的震顫稍後就不見蹤影，懲辦完個別人，戒毒所換個牌子，我已經轉頭做另一期節目了。
不過我覺得這沒辦法，處身的環境決定如此，就像小項說的：「一個飢餓的人，趕緊吃上一頓肉就能活命，這時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膾不厭細，只能端上一碗顫巍巍的紅燒肉。」
我認為只要掌握的事實並無錯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說過：「電視就是瞬間，要有戲劇性。」他出道就以挑戰尼克松總統著稱，對老布什總統的採訪幾乎演變為一場爭吵，從來不諱言自己的立場和情感，「九一一」之後他坐在地上含淚朗誦《美麗的美國》，這些都為他贏得「勇敢無懼」「富於感情」的聲名。但總編袁正明審片時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時忘了在採訪。」
我對袁總說，觀眾沒人批評啊，還挺喜歡，覺得「性情以對」。袁總黑著臉：「你別讓觀眾看出你的喜好來，生活裡你怎麼樣是你的事，上了節目你就不能有這個。」
還對症下藥，送我一本《金剛經》，我在心裡給他起了個外號，方丈。
小時候看《少林寺》，真討厭老方丈，他問李連傑：「戒淫慾，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裡定情的信物，眉尖聳動，姑娘在門後看著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沒完沒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頭走了。
挺蕩漾的心，你讓人家持什麼持啊你說。
袁總升了袁台，不管調查了，還偶爾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爾特斯，老了，越來越穩定克制，你也得這樣。」
「成熟是麼？」我心想可我還沒老呢。
「不是成熟，」他說，「這是你的職業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這麼辦。」
二五年，我與老郝報道《中國改革》雜誌被訴案。
因為刊發廣東華僑房屋開發有限公司改制不規範、壓制員工表達意見、致使員工利益受損的報道，雜誌社被企業告上法庭，索賠五百九十萬。華僑公司強調報道有失實之處，沒有正式採訪公司，也未羅列對公司方有利的事實。
調查性報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數字或者細節存在爭議，被起訴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訴，出於保護，證人多數不會出庭，媒體的一審敗訴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這次終於贏了。法官認為報道個別地方與現實有出人，但並非嚴重失實，他的判決是：「只要新聞報道的內容，有在採訪者當時以一般人的認識能力判斷，認為是可以合理相信為事實的消息來源支撐，不是道聽途說或是捏造的，那麼，新聞機構就獲得了法律所賦予的關於事實方面的豁免權。」
我問他：「您希望觀眾怎麼來理解您這個判決？」
「這個社會對媒體的容忍有多大，這個社會進步就有多大，一個文明、民主、法治的社會是需要傳媒監督的。」
我心頭一熱。
採訪華僑公司老總時，他說服從法律判決，也可以接受媒體的「豁免權」，但他說有一個疑問：「你也是做記者的，你說說，只聽了一方的言論，沒有另外一方的言論，那怎麼可能是一個公正的新聞呢？」我問過當時雜誌社總編為什麼不採訪華僑公司。他說：「大多數批評報道，無論你怎麼徵求意見，結果都是一樣。材料比較可作為證據，那就不必再把各種不同的意見全部都反映出來。」
《中國改革》被起訴時，多家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也只有對雜誌社的採訪，沒有華僑公司的聲音。
大機構在當下往往能決定一篇報道的存廢，媒體當然有警惕，有同仇敵愾之心，我也是記者，聽到總編拒絕交出線人來換取調解，說：「我不能放棄我的職業道德，讓我下獄我就下獄。」會感到熱血激沸。
但還是有一個小小的疑問，在採訪中浮了出來，我把它按下去，又浮出來——「給每一方說話的機會」，這不是我們自己鼓呼的價值觀嗎？如果實在不能採訪，要不要引用一些有利於他們的證據或背景？很本能地，我想，強力者剝奪別人的發言權，當他們的發言權也被剝奪的時候，就是對他們的懲罰，懲罰就是一種約束。
但我又想：「這樣一來，我們和當初壓制打擊舉報職工的華僑公司又有什麼本質區別呢？」
我勸說自己「我們是正義的」。
可是，正義好像沒什麼放諸四海而皆同的標準，不管我做什麼節目，我博客底下總有人留言自稱正義，說「凡CCTV贊成的，我必反對」。還有次與一位美國同行談到中國內地的一個問題，他下了一個絕對的判斷，我說我去過那個地方，瞭解到的情況有些不一樣。
他打斷我：「中國根本沒有真正的記者。」
「真正的記者首先要給對方說話的機會。」我說。
「你們是沒有信譽的一方。」
談不下去了。
二六年，四十八歲的安娜·波莉特科夫斯卡婭被暗殺。四年之前，我在電視上看到這位女記者進人七百多人質被綁架的莫斯科劇院，充滿敬佩。車臣綁匪要求她充當與政府之間的調停人，綁匪信任她，因為她在報道中一再公開批評普京的決策給車臣造成的痛苦。
她的死亡原因至今仍有爭議，普京和車臣武裝都被懷疑。去世前不久，車臣武裝的負責人巴薩耶夫曾約她採訪自己，她拒絕了，說在人質事件後，「我已經沒有任何可與他談的，這世上沒有英雄，只有受苦受難的人民」。
她是十五年來，這個國家第四十三個被暗殺的記者。當時我寫了一篇博客：「殺害記者的人是想讓人們恐懼——為需要真相和想要思考而感到恐懼。」有張照片是一位老婦人把白玫瑰放在她遺像面前。我寫道：「俄羅斯的人民用花朵紀念她，這個世界上有一種力量，比什麼都柔弱，但比恐懼更強大。」
我被這支玫瑰深深打動。
後來遇到美國政治學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欽敬口吻談起安娜，Ann遲疑了一下，說：「我為安娜難過，但我並不讚賞她的報道。」
「為什麼？」我有點意外。
「因為她的報道中觀點太多，」她說，「她總是站在她認為的弱者一方簡單地批評。」
我說安娜說她的原則就是「批評是記者唯一的語言」。
她搖頭：「這樣的報道很難客觀。」
我認為她是美國人，不理解俄羅斯的記者要承受什麼，「她是在一個那樣的環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難避免……」
她說：「但這樣慢慢會變成你本來反對的人。」
她的話有道理，但我還是不忍心從這個角度去評價安娜，我做不到。朋友們討論此事，一位是同行，說「她是我們的光榮」。
另一位反對：「說『我』，不要說『我們』，你的情感不代表別人的判斷。」
這句話真是煞風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這位說：「我最反感拿悲壯的感情開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說：「是麼，什麼東西是神聖到不能開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賀衛方豆瓣小組關閉後，有位前輩寫過一篇長長的博客紀念它，讚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裡，有一個署名是這個小組組長的人，他說：「我們的小組裡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設性的，並不像您說的那樣篇篇都是。」這人最後寫道：「不要因為一樣東西死去就神話它。」
這話硬而清脆，像銀針落地。
也是在這一年，丹·拉瑟從CBS辭職。
二四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兩個月，丹·拉瑟在主持「晚間新聞」時引用了一份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的空軍備忘錄，暗示布什家族曾偽造小布什的服役記錄。
輿論大嘩，但最終文件的提供者承認他誤導了CBS，丹·拉瑟不得不離開「晚間新聞」，重回「60分鐘」當記者，二六年，他最終離開了工作四十四年的CBS。
我通體寒意——一條新聞有多人把關，為什麼是主播辭職？新聞發佈會上美國同行說：「如果這個節目得當年的皮博迪獎，領獎的也是你丹·拉瑟，不是別人。這條新聞惹了麻煩，承擔責任的，也必須是你。」
丹·拉瑟說：「質問當權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認為事實本身是存在的。」
我看到「質問」二字，心裡咯登一下。
美國媒體評論說，喜歡挑戰權威的嗜好和對「調查性報道」的狂熱，使丹·拉瑟在這次失誤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寫了一篇文章，叫《話語權的另一半》，寫到了對華僑公司那次採訪：「我們也許沒有機會採訪被指證方，但是有沒有對自己獲知的一方信息存疑？能不能站在對方立場上向報料人發問？有沒有窮盡各種技術要素，體現出盡可能去尋找對對方有利證據的傾向？『做不到』，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不必做』，卻是一個以暴制暴的思維模式。」博客裡引了小莊那句話：「一個節目裡應該沒有好人和壞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壞事的人。」
底下有位讀者跟了一句：「過去你覺得只有好人壞人，現在只有好事壞事，將來只有有事無事。」
哎。
福建三明殘聯為當地老年人安排免費白內障手術，手術外包給一個沒有執照的醫生，發生醫療事故，導致多人失去視力。我們去前，已經有很多報道，我採訪殘聯負責人，四十多歲，採訪了一個多小時，結束後她哭了。
我有點意外，以為怎麼著她了。
她說：「之前從來沒存人願意聽我把話說完。」
我和老郝對望一眼，沒想到是這個反應：
人性的好惡不可避免，去做免費手術的老人都貧窮，坐我對面，穿著帶破洞的舊解放鞋，吃飯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餵在嘴裡，青布衣襟上掉著米粒。面對這樣的人不可能沒有同情。面對造成這個結果的人，也不可能沒有憤怒。
只是如果她沒說完這一個多小時，沒法知道手術的晶體是怎麼購買的，怎麼出的質量問題，醫生從哪裡來，定點醫院為什麼會承包給一個沒有執照的人，誰給殘聯佈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復明工程」的指標……這個人的背後，隱而未見的複雜因果如同大網，鋪向無邊。
我依然尊敬並學習法拉奇和安娜，但也開始重新思量採訪，她們甘冒槍林彈雨，為一次採訪可以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極深，但也容易將世界分為掌權者與被侮辱者，將歷史的發生歸功或歸罪於某一個人，容易將好惡凌駕於事實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後寫《憤怒與豪》，說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寫下這本書——那不是報道，甚至不是文學，用她的話說是「訓誡書」，這篇檄文裡用的都是「壞蛋」、「強xx犯」、「蛆蟲」這樣的字眼。
淚水和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覺得公眾對記者這個職業的要求是揭示這個世界，不是揮舞拳頭站在什麼東西的對面。
我到莫斯科。海關排了兩個小時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從箱子裡翻出兒盒人參，遞給邊檢小姐，她一笑，熟練地在椅子上一擰身。彎身放進櫃檯下，每人效仿，蓋章放行。機場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邊建築物外牆上鮮紅淋漓的大字：AMERICANGOAWAY！車上的俄羅斯記者說，光頭黨有五萬人，命為民族的士兵，攻擊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國人，認為他們搶奪了自己的資源：在酒店門口，下車的人群忽然停下來了。前面是五六個光頭，穿著短皮夾克和金屬鞋頭，他們看過來的時候，陪我們的留學生突然轉過身去，臉色蒼白。他曾受過光頭黨圍攻，如果不是一對老夫婦喝止，「必死無疑」。誰也不說話了，緊緊握住手提箱拉桿，不遠處，警察背著手撈一把瓜子閒看著。
第二天我出門，找不到出租車，攔住了一輛破拉達，開起來像犁地一樣。頭髮蓬蓬亂的司機聽著重金屬音樂，能講一點英文，嘮叨著「還是共產黨時代好，有麵包吃」。
他猛地一個急轉彎，搶在一個大公車前面。
「知道嗎？彼得堡每個星期都有有錢人被暗殺。」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個殺手，只殺人，十五萬美金，一點都沒動。」
他讚賞地揮一下手：「就是要跟這幫資本家幹到底！」
我有點理解了Ann的想法——個世界如果只按強弱黑白兩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個立方體，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狀存在。
二九年四月，我去重慶調查。一塊土地拍賣，三年不決，工廠因此停產，一些工人寫信給我們希望報道，信上按著很多紅指印，給我很深的印象。
此事的關鍵人物叫陳坤志，他被指證操縱土地拍賣。
「他有槍，指著人的頭讓人簽協議。」有人說。這人自稱被他拘禁過，人證物證都有。領導知道採訪有危險，讓我們把手機都換掉，用一次性的卡，說：「不採訪他≮墨齋小說網≯，節目能成立麼？」
「基本的證據夠了。」編導劍鋒說。
「那不採也成，安全第一。」領導說。
其他採訪結束，夠用了，行李裝上了車，飛機過幾個小時起飛，我們幾個在賓館坐著，面面相覷，都知道對方心裡的話：「采不採陳坤志？」
不採節目也能成立，但是個新聞人，都放不下。
「那就電話採訪吧，採完走劍鋒說：……
四點鐘，我打了他電話，沒有通，我和同事們對視了一下，鬆了口氣，又有點失望：
再撥一遍吧。
嘟的一聲響，非常清晰的「喂」。
「我是中央台的記者，採訪土地拍賣的事情，想聽聽你的解釋。」
「我在打高爾夫。」他說。
「能見見你麼？」我認為他肯定直接掛掉或者說沒空。那樣我們就可以輕鬆趕路了，在機場還來得及吃碗米粉。
結果他說「來吧」。
很多人都會奇怪，為什麼那麼多這樣的人居然會接受電視採訪，「60分鐘」的記者華萊士說過一句話：「因為所有你認為的壞蛋在心裡都不認為自己錯了。」
採訪時，他幾乎是得意洋洋地承認了所有的事實，包括操縱拍賣，收了一千七百多萬中介費用，但「操縱拍賣」在他看來是一次正當勞動，他甚至自覺有道德感，因為做到了「對出錢的人負責」。至於那些被他拘禁要挾的人，他認為都是想從中多撈一把的膿包，而他拯救了整件事，所有想搞掉他的人只像「蒼蠅一樣嗡嗡嗡」，都得不了逞。
我們坐在巨大的穹形高爾夫球場邊上，他把我當成了一個英雄故事的聽眾，我懷疑他知不知道正在說出的話對自己意味著什麼。
「我問過律師了，我做的在法律上沒有任何問題」他歪著頭，臉上幾分得意之色。送我出門的時候，他已經沒有顧忌了：「我是公安大學畢業的，我就是要玩法律。」
在後來的調查和審判中，他被判處死緩。
但這事沒有完。陳坤志曾對我說過一句話：「這個事件中沒有人是正義的，別打著這個旗號，大家都是為了利益。」
我原以為，這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分為被欺凌的弱者和使用暴力的劫掠者。對他提供的信息進行印證後，我才發現，拍賣中被他劫掠的人有些確實不是單純的受害人，他們最初都是要從中牟利的，而且牟的都不是正常的利益，只不過，在叢林法則下，大魚吃小魚，最後被吃掉了。
那些向我們舉報的人領頭鬧事，把一個廠長趕下台，焊上鐵門不讓廠子生產，私賣設備分了一部分錢，不久又把另外一個廠長趕下台，又分了一部分錢。等陳坤志把拍賣控制成交後，他們以暴力相抗，拒不交地，把廠房和荒地拆成一個個格子租出去，又是一筆錢，都是這十幾個人掌握了……這些人不是我出發前想像的受害工人階級，沒有群像，沒有長得一模一樣的窮苦人群體，只有一個一個訴求利益的人。
採訪的時候，各方人士都寫了遺書，認為自己將被黑幫分子所害，包括陳坤志也說「我被黑社會威脅」……我沒克制住好奇，請每個人都把遺書念了一遍，每個人都聲淚俱下。
想起在「百家講壇」採訪易中天，他反客為主，問我，「新聞調查」的口號是探尋事實真相，你說說，什麼是真相？
我想了想，說：「真相是無底洞的那個底。」
有觀眾看了這個節目，在我博客裡留言：「那你說說，什麼是探尋？」
底下有另一位觀眾替我寫了個答案：「保持對不同論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探尋就是要不斷相信、不斷懷疑、不斷幻滅、不斷摧毀、不斷重建，為的只是避免成為偏見的附庸。或者說，煽動各種偏見的互毆，從而取得平衡，這是我所理解的『探尋』。」
採訪完重慶這期，我給錢鋼老師寫信，說這期節目讓我不敢輕易再對任何事物直接發表評論。
「我對一方缺席的採訪抱有疑問，哪怕技術上來講證據沒有任何問題，也必須讓他們說話和解釋。即便這些解釋會讓我們本來簡單的是非變得混沌，會讓我被動，讓我在採訪中陷人尷尬，讓我可能必須放棄一些已經做完的不錯的採訪段落，會帶來節目被公關掉的風險，也必須這樣做，不僅是對他們負責任，同時也讓我們自己完成對世界的複雜認識，哪怕這個認識讓我苦苦難解，讓我心焦，」
錢老師回信說：「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東西脅迫，包括民意。我們要站在二一二、二二二，甚至更遠的地方來看我們自己。」信的最後，他說：「不要太愛惜你的羽毛。」我明白他的意思，做調查記者最容易戴上「正義」、「良知」、「為民請命」的帽子，這裡面有虛榮心，也有真誠，但確是記者在困境中堅持下去的動力之一。現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風雨時也許無可蔽頭。
我把這些寫在博客裡，但有讀者問：「記者價值中立並不等於價值冷漠，難道這個職業沒有道德嗎？」
二一一年，福建歸真堂藥業因活熊取膽汁人藥，被眾多名人與網友聯名反對上市，企業負責人邱淑花接受採訪前先哭了十幾分鐘，不回答具體的問題，只說攻擊她的人由西方反華勢力推動，她也沒有證據，只說：「就是陷害。」
我問：「有沒有一種可能，是現在的社會發展了三十年之後對於動物的保護意識要比以前強了很多，聲音也大了很多？」
她眼淚收住了：「這個我也沒辦法說了。」
我說：「那您願意把情緒沉澱一下，再梳理一下這個問題麼？」活熊取膽這件事與二十年來法律、經濟、野生動物保護政策的變化和千百年來中國人與動物的關係有關。這些都不是情緒能夠回答的，我多以「有沒有可能……」開頭來提問，也是因為我不確定自己一定是對的，不能輕易選擇立場，只想通過提問來瞭解「如果你採取了某個立場，將不可避免作出什麼選擇，另一些人的選擇會是什麼，按照經驗將會產生什麼後果？」
邱一直在強調絕不放棄活熊取膽，我問：「有沒有可能你們一旦上市了，國家產業政策現在正在變化，將來這個產業萎縮之後對股東、對你們也有風險？」
她猶豫了一下，鬆了口：「人工替代品如果能研發，我們也可以研發。」
轉變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對大量反對聲音時，晃動其實已經開始，人往往出自防衛才把立場踩得像水泥一樣硬實，如果不是質問，只是疑問，猶豫一下，空氣進去，水進去，他兩個腳就不會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質是不安，一個人一旦左右搖擺，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現了，自會剝離掉泥土露出來。
採訪不用來評判，只用來瞭解；不用來改造世界，只用來認識世界。記者的道德，是讓人「明白」。
應國務院新聞辦的邀請，我去跟政府官員座談。其中一位說到他為什麼要封閉新聞，「因為不管我放不放開，他們（記者）都不會說我好。」底下人都點頭。
到我發言，我說，說三個細節吧。一是有一年我在美國的時候，正好是CNN的主持人卡弗蒂用「暴徒和惡棍」描述中國人的「辱華事件」。我跟美國街頭遇到的黑人談這事，他說我們很討厭這個人，他也侮辱黑人，但他不代表CNN，也不代表白人，他只代表他自己。我又和美國國務院的官員談到美國的一些媒體報道中有明顯的挑釁與失衡處，他們灰頭土臉地說，「他們對我們也這樣」，但他們接受記者的職業角色，因為「這是憲法給他們的權利」。
第二個細節是，有一次雪災剛過，我去發改委採訪一位官員，當時網上批評發改委在雪災中有應急漏洞，我問他這個問題，他答完長出口氣，說：「總算有人問我這問題了。」因為他終於得到一個公開解釋的機會。如果一直封閉新聞，結果就是大家都會相信傳言，不會有人問你想回答的問題。
第三個細節是我在廣東採訪違法征地，剛坐下問第一個問題。這位市長就火了：「你居然敢問我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只不過是：「你們為什麼要違法批地呢？」
他站起來指著攝像機爆粗口。
我提醒他：「市長，正錄著呢。」「你給我關了！」他就要撲到機器上來了。
他怒氣沖沖：「我沒見過敢像你這樣提問的記者。」
「我也從來沒見過你這樣連問題都不敢間答的市長。」我當時也有點急了，笫一次直接跟我的採訪對像語言衝突。
我們第二天一早的飛機走，準備睡了，晚上十一點，他大概是酒醒了，臉如土色地在門口等著：「再採訪我一次吧。」同事們對視一眼，說「別理他了」
上午的採訪都已經錄下來了，他是漫畫式的形象，快意恩仇，而且充滿戲劇性，觀眾愛看。但我們要的不是他的失態，而是信息。陳威老王架機器，我洗了把臉，說「坐吧」。採訪了四十分鐘，他說違法征地的決策程序和地方財稅的壓力。採訪完出門時我對他說：「我可以不採訪您，這您知道。但我採訪了，是因為我尊重我的職業，也請您以後尊重記者。」
說完這三個細節，我說：「您認為媒體有偏見，是的，可能媒體會有偏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這樣，但糾正偏見的最好方式就是讓意見市場流通起來，讓意見與意見較量，用理性去喚起理性。」
一個數年未見的朋友碰面，說與幾個人在酒吧裡同看我的節目，「原來覺得你挺鬥士的，一看你現在都專訪官員了，都嘲笑你，我還替你辯解來著，說你也不容易。」
我說你聽內容了麼，他說沒有，我說哦。
他說：「你變了，從你的眼神裡就能看出來。」
「你覺得這樣好麼？」我問他。
他沉默了一下，說：「我覺得……對你好就好。」
我說節目是我自己的選擇，我覺得這個官員說的信息，影響很多人生活，觀眾需要瞭解。他說：「哦那你就是……」他發出了絲絲的音，但還是把後面那個刺激的字收住了。
他說話就這個風格，我不以為怪：「不管報道誰，都是平等的吧。」「你真覺得你跟人家是平等的？」他說。
「對我來說，攝影機紅燈亮的時候，任何人都只有一個身份：『我的採訪對像』。」
他撲哧笑了，說：「太天真了。」
我也笑：「是，凡事信以為真。」
在採訪筆記本前頁，我抄了一段話，歌德讓他的弟子去參加一個貴族的聚會。年輕的弟子說「我不願意去，我不喜歡他們」，歌德批評他：「你要成為一個寫作者，就要跟各種各樣的人保持接觸，這樣才可以去研究和瞭解他們的一切特點，而且不要向他們尋求同情與共鳴，這樣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你必須投入廣大的世界裡，不管你是喜歡還是不喜歡它。」
不管圍觀者對他的期待有多深，環境有多鼓噪，他說：「我沒有戰鬥的情感，也不打算寫戰歌。」
那位朋友看到的節目中，我採訪的官員批評上級政府財政決策失誤，說了四十五分鐘，很坦率。
採訪完我問他：「您這個性怎麼生存？」
他說：「官僚系統是一個復合系統，只有一種人就玩不下去了。」「那你靠什麼直言不諱還能讓人接受？」
他說：「準確。」
我想起問過Ann如果你認為安娜的方式並不是最好的方式，那什麼是？
Ann說：「Doingtherightthingisthebestdefence。」——準確是最好的防禦。
無論如何自制，人的情緒是根除不了的，有時松，有時緊，永遠永遠。我讓老范編輯時把我表情過度的鏡頭掐掉，她不聽，有時還要強調出來，加點音樂，覺得記者有情緒才能帶動觀眾。我拿她沒辦法，只能自責：「你給我做一個牌子，採訪時我再不克制就舉牌子，上面寫兩個字：『自重』。」沒辦法，方丈說得對，和尚和記者這兩個工種，都要求人「能持」，持不了，或者不想持，只能別幹了他送我那本《金剛經》裡，有一句「念起即覺，覺即不隨」，人是不能清空自己的情緒判斷的，但要有個戒備，念頭起來要能覺察，覺察之後你就不會跟隨它。
她嬉皮笑臉：「哎呀我們覺得挺好的，你又不是神仙姐姐。你是凡人，還是在地上走吧。」
有位觀眾曾經在博客裡批評過我，我覺得說得真好，女人酒局上，說給她們聽：「如果你用悲情賄賂過讀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悅過自己，我猜想柴靜老師做節目、寫博客時，常是熱淚盈眶的。得誠實地說，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礎是自我感動。自我感動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癮。對它的自覺抵制，便尤為可貴：每一條細微的新聞背後，都隱藏一條冗長的邏輯鏈，在我們這，這些邏輯鏈絕大多數是同一朝向，正是因為這不能言說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絕不能走到這條邏輯鏈的半山腰就號啕大哭。」
他寫道：「準確是這一工種最重要的手藝，而自我感動、感動先行是準確最大的敵人，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