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安克坐在草地上，七八個孩子滾在他懷裡，打來打去。
我本能地拉住打人孩子的手：「不要這樣。」
「為什麼不要這樣？」
我就差點說「阿姨不喜歡這樣」了，繃住這句話，我試圖勸他們：「他會疼，會難受。」
「他才不會。」他們「嘎嘎」地笑，那個被打的小孩也樂。
盧安克坐在小孩當中，不作聲，微笑地看著我無可奈何的樣子。
後來我問他：「我會忍不住想制止他們，甚至想要去說他們，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可是你不這麼做？」
「我知道他們身上以前發生的事情，還有他們不同的特點，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夠嗎？」
「如果已經理解，然後再去跟他們說一句話，跟反感而去說一句話是不一樣的。」
我啞口無言。
盧安克是德國人。過去十年，他生活在中國廣西山村，陪伴著當地的留守兒童。
他一直拒絕電視台的採訪，博客首頁，寫著一個不太常用的郵箱，附著一個說明：「因為我上網的時間不是很多，請你不要超過五句話。」看完了他博客裡的幾十萬字——都是關於教育的，我無法清楚地感觸到他。他的經歷並不複雜，一九九年到中國旅遊就留了下來；九七年在南寧的一所殘疾人學校義務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區的一所縣中學當英語老師，因為不能提高學生的考試分數，家長們有意見。他離開了；二一年開始，他在河池市下屬的東蘭縣板烈村小學支教。
但我看盧安克的文章，他不提這些，不寫什麼故事，也沒有細節，都是抽像的詞句，像潛入到無盡波濤之下，浮沉擺盪，不斷地看見什麼，又不斷地經過。
聯繫採訪的時候，老范也非常為難，不知道該對盧安克說什麼，猶豫半天寫下：「你讓我想起中國著名的搖滾歌手崔健的一首歌——《無能的力量》，這種『無能』，有的時候，比『能』要強大一百倍。」
老范常常能用直覺捕捉我需要長時間分析才可以達到的點。
南寧到板烈有四小時車程。桂西北多是嘻斯特地貌，路沿山而建，「之」字轉盤路甩得人不可能打盹。一路只見石山，山高水枯，土壤也是棕色石灰土，好一陣子才看到一小片玉米地。
到的時候，小鎮上正逢集市，只有二十平米，三四家露天的賣肉攤，屠夫持刀待沽。舉目可及幾乎全是老人，身邊一群三五歲的小孩子。年輕人大都出門在廣東打工，穿著民族服裝的壯族老太太背著嬰兒，在小攤上挑粉紅色的小鞋子，孩子會叫「奶奶」了，還沒叫過「媽媽」。
盧安克從小賣部的後面拐出來，在窄成一線的土路上接我們。他將近一米九的樣子，有點駝背和營養不良，一件假冒的湖人隊籃球服，晃晃蕩蕩掛在身上，有點髒了。淡黃的捲曲頭髮沒怎麼梳理，睫毛幾乎是白的，與十年前照片上青年人的樣子有了些變化，更瘦了，臉上有了深深的紋路。
他的朋友把我介紹給他，我也隨著叫他「安克」，他不招呼，也不問我們叫什麼，只是微微笑著，轉身帶著我們走。
這個時候，攝像把機器舉了起來——一旦意識到鏡頭扛了起來，作為記者就知道採訪開始了，任何搭訕或者閒聊都要「有用」，不然，你對不起那個槓著幾十公斤機器的肩膀。
我盡量找點話說，盧安克有問必答，答得很簡單，不問不說。我隱隱覺得這種提一口氣、略帶活潑的勁兒是不對頭的，但又沒辦法對攝像說「放下吧」，也太刻意——這麼一轉念，頭一次在機器面前彆扭起來。
學校上一年為了迎接上級「普九」檢查，剛翻修過，之前教學樓沒有大門，沒有窗戶，沒有操場。男孩子們一見盧安克，呼嘯而上，像小猴子一樣掛在他身上，四五個人鑽來拱去，以便讓身體盡可能多的部分接觸到他。
攝像放下機器問我：「現在拍什麼？」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一問——迅速進人採訪，明確接下來每一步拍攝方案——以前每次都是這麼幹的，這次我卻覺得有點受刺激。但必須作決定，不能讓大家槓著東西僵著。
「那就先拍一下你住的屋子，可以嗎安克？」我說。
他很隨和，帶我們去了他的宿舍。一間小房子，一張床，牆上貼著以前住過的老師留下的一幅迎客松。攝像和老范在安排採訪的地點，拿一隻發子放過來放過去，看在哪兒光線好，按理我這時應該是與採訪對像溝通，讓他放鬆下來，多瞭解一些信息。我跟盧安克聊著，觀察周圍有什麼細節可以問的，有的問題他沒有表情，也不作聲。
旁邊他們挪板凳的響動聲好像越來越大，我腦殼完全敞開著，每一聲都磨在神經上，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侷促不安。
當天下午，我們先採訪一對姐弟，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盧安克帶著我們去孩子家。
家在山上，山是高原向盆地的過渡，少有平地，房子就建在斜坡上，站在高處一眼，望不到鄰居。進了門，屋內幽黑，右手邊有根電燈線，我摸著拉了一下，燈是壞的。沒什麼傢俱，石灰牆上只掛著破了一半的鏡子。一台舊電視正正放在當廳中，是姐弟倆生活的中心。
十歲的弟弟黑亮精悍，眉宇間已是山民的氣息。天有些冷，他一腳踩住小腿粗的樹幹，拿小鐵斧賣力劈柴，大家都覺得這鏡頭很動人，過一會兒火暗下來了，攝像機拍不清楚了，我們停下來，說再添點柴。
再過一會兒，拍攝結束了。我讓弟弟帶我去他的菜地看看——之前他說自己在屋後開了一小塊地種菜——但他拒絕了。
「為什麼呢？」我有點意外。
「你自己去。」他看都不看我，去火邊俯耳跟盧安克說悄悄話，看了我一眼，極為尖銳。
「你肯定在說怎麼考驗我們。」我想用開玩笑的方式掩飾一下。
盧安克對他笑：「不行，他們城裡人會不喜歡。」
我隱約聽見一點，就問：「是要拉我們去玩泥巴？」
「你願意嗎？」
「當然了。」我認為我喜歡。在我對自己的想像裡，我還認為自己喜歡下大雨的時候滾在野外的泥巴地裡呢。
採訪結束，是傍晚六點多，天已經擦黑，山裡冷得讓人發抖。我們準備坐車下山，弟弟來時跟我擠在副駕駛座上，回去的時候，不看我，說不坐車，腳不沾地，飛跑下去了，盧安克說要跟他一起。
走到門邊，盧安克忽然站住了，溫和地問我：「我們現在去，你去嗎？」
「現在？」我愣住了。
我沒想到自己頭腦中第一反應是「我只帶了一條牛仔褲。」
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那是做作，非要努著去，弄得滿身泥，甚至雀躍歡呼……只會是個醜陋的場面。
我納悶了一晚上。我問老范：「我做錯什麼了？」
「什麼？」
「那個孩子。」
她說：「沒有啊，我覺得他對我們很接受啊。」
我說：「不對，一定有什麼不對。」
「你想多了。」她說，「對了，明天能做盧安克的主採訪嗎？」
我皺著眉，急躁地說：「不能，放到最後再做。」我知道她急切地想要把主要採訪拿在手裡才安心，這是常規的做法，但我沒法告訴她……我幾乎有一種願望，如果能不採訪盧安克就好了。如果突然出了什麼事，或者他明天拒絕了我們的採訪，就好了。
通常我和老范會交流一下採訪應該怎麼做，但這次隻字未提。我帶著近乎冷漠的神色寫自己的提綱，她在隔壁床上時不時看我一眼，期待著我說點什麼，我被這小眼光一下一下打著，幾乎快恨起她來了。
我是對自己感到憤怒，憤怒是對自己無能的痛苦。
第二天，我們還是拍攝孩子。
板烈小學有兩百四十名小學生，一百八十名是住宿生，很多孩子從四歲起就住在學校裡，一個宿舍裡七八張床，半數的床是空的，因為小孩子選擇兩個人睡一張床，為了打鬧，也為了暖和。家裡給帶的倒是最好的紅綠綢被子，久無人洗，被頭上磨得又黑又亮。
孩子們的衣服大多是父母寄來的。問父母怎麼知道他們的身高，其中一個說：「我一米二，我用折尺量的。」另一個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買的，十八塊錢，用粉筆描得雪白，明顯超大，兩隻腳尖對得很整齊擱在床下。
盧安克不是這所學校的老師。他沒有教師許可證，不能教正式的課程，只跟孩子們一起畫畫唱歌，生火做飯，修被牛踩壞的橡膠水管，週末也陪著他們，下過雨的泥地裡，從高坡上騎自行車衝下來，濺得一身爛泥。
這些小孩子性情各異，但都黏著盧安克，一條腿上橫著躺四個孩子，嘰嘰呱呱叫他「老爸」。我試圖看這是不是孩子在外人面前的攀比心理，發現不管我們在不在他們視野裡，都一樣。
學校中心有一棵木棉樹，有些年頭了，長得高又壯，他們仰脖看：「盧老師，你說大馬蜂窩會不會掉下來？」
「不知道。」他慢聲說。
有個孩子揪著他往下坐，把衣服袖子拉下來老長，盧安克就歪站著。孩子問「大馬蜂會不會蜇人」，一個門牙上粘著菜葉的傢伙嬉笑著戳他：「蜇你。」
他兩個扭打翻滾在一起了，盧安克也不去看，跟剩下的幾個繼續聊馬蜂的事。
我打心底羨慕這些孩子……不是羨慕他們和盧安克的親密關係，是羨慕他們合理自然。他們的一舉一動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麼，他們有什麼話就說，有什麼感情就釋放出來，無拘無束。
人多的地方總有老范，她也圍著盧安克：「木棉樹什麼時候開花啊？是不是鮮紅鮮紅的？安克你有沒有開花的照片給我拍一下，安克……」她才不管他的反應呢，倒也歡天喜地。
我遠遠地看著他們。我的任務是採訪這個人，我也想接近他，但一旦在他面前，我就意識到「自我」的存在。這東西我熟悉多年，一向靠它保護，現在卻讓我窘迫不安，進退不得。
主採訪總要開始的。
事後我想，我們做對了一件事，就是放棄了平常在屋子裡打著幾盞燈，佈置好幕布，反光板反射著臉的佈景，而是把採訪地點放在了盧安克常去的高山之上。他和孩子有時一天在群山裡走幾十公里，這些山上除了草之外什麼都沒有，累了就在空空的天底下睡一場。
扛椅子上山頂的時候，學校的領導說大冬天的坐外頭太冷了。冷就冷點吧，如果不坐在土地上，手裡不能摳著地上的草莖，我覺得我心裡一點勁兒都沒有。
山腳下是小學校，我和盧安克坐著小板凳，腳邊放著一隻破搪瓷盆子當炭盆。他沒襪子，穿著當地老農民那種解放鞋，鞋幫上的洞看得到腳址。我想問一句，他溫和地說：「不要談這件事。」
機器上的小紅燈亮了，攝像給我一個手勢，一切必須開始了。
我從盧安克的經歷問起，覺得這樣有把握一些。
「當年在南寧發生什麼了？」
「我記不起來了。」
「你為什麼要來這裡？」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他沉靜地看著我，很多次重複這兩句話。
我腦子裡有個「嗡嗡」尖叫的聲音：「這個採訪失敗了，馬上就要失敗了。」
我又問了幾個問題，問到他為什麼到農村來，他說：「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那個快會有問題嗎？」
盧安克說：「我就是跟不上。他們提很多問題，我沒辦法思考，慢慢地來，他們早就已經到下一個話題了。」
他並不是影射我，但我心裡明明白白地知道，這就是我，這就是我。我還勉強地接了一句：「嗯，還沒弄清問題就往下問？」
盧安克：「嗯，或者早就巳經告訴我答案了。」
後來，我幾乎沒有勇氣看自己在這個鏡頭裡的表情，人內心被觸到痛處會臉色發白。
我想起之前曾經有電視台同行，幾乎是以命相脅地採訪了他，說：「你要不接受採訪我就從樓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後來沒有播。我明白了那個採訪是怎麼回事，肯定是後來完全沒有辦法編成片子。媒體的常規經驗，在盧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為難誰，他只是不回答你預設的問題……你已經在他書裡看過的，想好編輯方案的，預知他會怎麼回答，預知領導會在哪個地方點頭，觀眾會在哪個地方掉眼淚的問題。
我放棄了。
腳底下的炭辟啪作響，每響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紅的崩潰。我不帶指望地坐在那兒，手裡寫的提綱已經揉成了一團。這些年採訪各種人物，熟極而流的職業經驗，土崩瓦解。
盧安克忽然說：「昨天……」
我抬起頭看著他。
「……我們去那孩子家，那時候正燒火。你說你冷了，他很認真的，他一定要把那個木柴劈開來給你取暖。後來他發現，你是有目的的，你想採訪有一個好的氣氛，有做事情的鏡頭，有火的光，有等等這樣的目的。他發現的時候，就覺得你沒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給他，他就不願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帶你去菜地看，他不願意。」
我連害臊的感覺都顧不上有，只覺得頭腦裡有一個硬東西「轟」一下碎了：「是。咋天晚上還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問題了，但出在什麼地方呢，我就問她。」我指指站在邊上的老范，「她安慰我，說不會的，她覺得他很接受我們了。我說不是，我說接受我們的孩子不會是那樣的一個表現，一定是有一個什麼問題。」盧安克說：「他怪我帶你們上來，說要把我殺了。我也覺得對不起他，就跟著他跑下去了。」天哪。
我說：「我很自責，我覺得我做錯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該說什麼。」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麼了，沒有用的，沒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聲音很慢，我從沒聽過一個人在鏡頭面前的語速這麼慢。
「你是說這樣影響不到別人？」我喃喃自語。
「這個很奇怪，想影響別人，反而影響不到。因為他們會感覺到這是為了影響他們，他們才不接受。」
「很多時候我們的困難是在於說，我們是……」——不，不要說「我們」了，不要再偽裝成「我們」來說話了，「……我是成年人，這些經驗成為一種障礙，我能夠意識到它，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把學生的事情當成認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覺得就可以。」
他看著我，因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體彎著，兩手交握在膝蓋前方，看著我，眼窩深得幾乎看不清眼裡的神色。
記者是一個觀察人的職業，這個職業保護我幾乎永遠處在一個主動的位置，一個讓自己不動聲色的殼裡。盧安克從來沒叫過我的名字，也沒有寒暄過，他是我採訪的人中對我最為疏淡的一個，但在他的眼光下，我頭一次感覺自己的殼被掀開，蝸牛一樣脆弱細嫩地露出頭來。
我問他，村裡有人說你不喝酒，不抽煙，不掙錢，不談戀愛，問這樣的生活有什麼樂趣。
他笑了：「有比這更大的樂趣。」
「什麼樂趣？」
「比能表達的更大的樂趣」
「能舉個例子嗎？」
他又笑了：「咋天弟弟接受你採訪的時候也是樂趣，我觀察他對你的反應，我理解他。看到有的情況你無能，因為你還不知道他的情況，這也是樂趣。」
我也笑起來了。
按理說，被人洞察弱點，是一種難堪的境地，但我並不覺得羞臊或者沮喪。那是什麼感覺呢？怎麼也回憶不起來。採訪已經無所謂了，鏡頭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講起我小學近視後因為恐懼把視力表背熟的故事，說了挺長一段。我以前約束過自己，絕不在電視採訪時帶人個人感受——這是我的禁忌。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畫著黑色驚歎號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潰的紅光中粉碎了。看節目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講這段時目光向下，很羞澀，跟我八歲的時候一樣。
我已經顧不上周圍都是我的同事：「因為我最大的恐懼就是跟別人不一樣，我會被挑出來站在什麼地方。大家說，看，她跟我們不一樣。怎麼才能克服這種恐懼？」
他說：「以前我不想見記者，不想給別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後來我看到曼德拉說的一句話，他說，如果因為怕別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情，把它隱藏起來，那就等於說誰都不能做這個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來並讓別人看到，那就等於說誰都可以這樣做，然後很多人都會這樣去做。因為這句話我才考慮接受你們的採訪。」
盧安克剛來板烈村的時候，村裡有人認為他是特務，有的拉他去政府跑項目，有的倫走了他的錢和手電，他什麼反應都沒有。「這樣我就變成了一個沒用的人。」他說，「這樣我就自由了。」
他在這裡生活了十年，走在村裡，老太太們把背上娃娃的臉側過來給他看看，瞇瞇笑。成年男人不多與盧安克說話，沒人斜眼覷之，也不上來搭話，兩相無事。
採訪間歇，村長出面請我們在自己家裡吃飯，讓媳婦涮了個大火鍋子，肥羊肉片，炒各種羊腰子、羊雜。村長是個大嗓門的漢子，喝幾杯粗脖子通紅，挨著勸我們幾個喝酒，勸法強悍，但不勸盧安克。
這裡土地瘠薄無法保水。大石山區還有人用一根鐵絲，從高處山岩石縫中將一滴滴水珠引進山腳下的水缸裡。老百姓在石頭縫裡種出來的玉米才一米高，結出的玉米棒還沒有拳頭大，常常只用來釀苞谷酒。我們在路上多見到醉漢，盧安克說他曾經反感這裡的人總是喝酒，後來他理解這些成年人，跟打打殺殺的孩子一樣，「情感得不到發揮，生活不允許，如果太清醒，太難受了。」
現在他與這些人「互相理解」：「他們也不再勸我酒。」
盧安克從湯裡拽了幾根青菜吃。村長跟他老婆說：「去，給盧老師炒個雞蛋。」
他不吃葷，平常吃的跟他的學生一樣——學校太窮，各家也是，一個學生一星期的伙食費是兩塊錢，孩子每天的午餐盒裡，米飯上只蓋著一個菜——紅薯葉。十歲的孩子，看上去只是六七歲的身高。
我和老范曾經想買哪怕最便宜的粗棉線襪子寄給盧安克，因為村裡買不到合適他大腳的襪子，但他不同意，認為給這裡任何東西，都會讓學生之間不平等。
他靠翻譯書和父母的資助活著，每個月一百塊的生活費。
飯桌上我提到，縣裡的官員托我們說，要給你開工資。盧安克拒絕了，不加解釋。他在博客裡寫過一句話：「我不敢向學校要工資，因為我怕學校向我要考試成績。」我問他：「你不喜歡物質嗎？」
「不是不喜歡物質，我喜歡自由。」
他四十多歲了，在廣西山村從青年變成了中年人，沒有家，沒有房子，沒有孩子，一個人走在山裡，有時困了就睡在山頭。
我在傍晚走過這裡的山，南嶺山系從西南傾斜下來，山高谷深，紅水河在陡峭處不是流下來的，而是整條河咆哮著掙脫牢籠從高處躍下。天快黑的時候，龐大的山脈烏沉沉無聲無息，紅壤上草木森森，濃烈刺鼻的青腥之氣，偶爾可見的一兩星燈火讓人更感到孤獨。
我問他：「你想要愛情嗎？」
「我不知道愛情是什麼，沒經歷過。」
我心裡一緊。
他接下去說：「我在電視上看過，覺得很奇怪。」
「奇怪？」
「電視上那種愛情故事根據什麼產生的，我不知道。怎麼說，『一個人屬於我』？我想像不出來這種感受。」
他說過，他能夠留在中國，很大程度因為他的父母「從來不認為孩子屬於自己」。他的父親以教師的身份退休，母親是一個家庭主婦，他的雙胞胎哥哥是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成員，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納米比亞做志願者。
我問：「可是就連在你身邊這些小男孩的身上，我都能看到他們對人本能的一種喜愛或者接近，這好像是天性吧？」
「他們屬於我，跟愛情的那種屬於我是不一樣的。一種能放開，一種是放不開的。」
「能放開什麼？」我還是沒聽明白。
「學生走了，他們很容易就放開了，沒有什麼依賴的。但我看電視劇上那種愛情是放不開的，對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嚮往這種依賴和佔有？」
「不。」
我可以從智力上理解這句話，但人性上我抵達不了。我問：「這樣的自由你能承受嗎？」
他微微一笑：「我願意。」
我不能理解一個人能夠不受人類天性的驅策，照他的經歷來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出生在德國漢堡。小時候，他跟雙胞胎哥哥都很內向，不管別的小孩怎麼欺負，都不反抗？他寫過：「這些痛苦也不是沒有用，從痛苦的經歷中我得到將來面對問題時需要的力量。」
父親四十五歲時，為了教育他們兄弟倆，由工程師改做老師。常有人對他媽媽說，這兩個小孩太不現實、太虛弱、總做白日夢，要求媽媽把他們的弱點改掉，但父母不急於讓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只讓他們發展下去——兄弟倆過生日，得到的禮物只是一些木材，他們用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創造的模型。
在德國，基礎教育學校不止一種，父母給他們選擇了一所不用考試的學校，課本都是孩子自己寫的，「我的父母和老師沒有把我當成傻瓜，沒有讓我做那種考傻瓜的練習題，比如說『用直線把詞語連接起來』。這種練習只是在把一個人有創造能力的思維變得標準化。第二個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師沒有把我當成聰明人，沒有過早地開發我的智力。」
他也要參加中考。外語沒有及格。他乾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廠做學徒，自己設計帆船，參加國際帆船比賽，「我這麼喜歡玩帆船，是因為在玩帆船時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應都從感覺中來，這就是帆船在行進時對於風、重量和波浪的平衡感。這種平衡感在閉上眼睛時特別能發揮出來。」
之後，他向漢堡美術學院申請人學，沒有基礎知識，他給教授們看自己的工業設計品，教授們的看法是：「已經有知識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識，缺少的是創造性。但給盧安克這個只有創造性的人增加知他就可以實現他頭腦裡的東西。」
他不通過高考就進入了大學。
設計飛機模型時，他沒有畫圖或計算，也沒用過電腦，只是去體驗和感受風流通的情況：「整個形態是我們做模型時用手摸出來的。我們做出來的飛機是一架世界上飛行距離最長的滑翔機。可見，如果得到了對於力學等本質的感覺，就能直接感覺到弱點在哪。」
畢業後他不想掙錢，父母擔心他沒有生存的能力，他做了一份裝卸貨物的工作，每天扛三千個大包，做了兩個月，父母說這樣太可惜了。他說：「為了錢做是可惜的，不是工作低級可惜。」
父親說：「那你可以為別人服務了。」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只隨著自己的興趣漂流，有一個晚上隨帆船漂到一個無人的小島上，「我在水邊上了一個小山，慢慢地看天上的星。我感覺到那些星星離我其實很遠，在宇宙中什麼都沒有。如果我在離世界無限遠的地方，我怎麼能再找到我們的世界？如果我在我們所謂的宇宙之外，我怎麼還能找到這個宇宙？」
他回身潛入人類內心，相繼在德國和巴西從事教育志願者工作，作精神科學的研究。
一九九○年，他來到中國，想要留下來，他沒有對這個國家的狂熱辭句，只說：「德國一切都完成了，中國才剛剛開始。」
但之後十年，他遭遇了一連串「失敗」。
最初，對志願者管理不嚴，不需要教師證的時候，他在南寧的中學教學，想教「好的而不是對的」英文，「如果學生能夠造這樣的句子：Runlikethekite;Icanflyabike.這是多麼有想像力的句子，但是根據中國的考試是錯的，因為沒有這樣的標準答案。」段考的時候，他教的班級英文成績全年級最差，只有六個學生及格，家長們不快，他離開，在博客裡以巨大的篇幅批評和反對標準化教育，反對整齊劃一的校園，反對「讓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
他去了廣西隘洞鎮的一個村子，租間每月十元的房子，招一群從來沒受過教育的十四到十八歲的青少年。他們只會說壯語，盧安克教他們普通話，想讓他們從嘗試改變自身環境的事情做起，比如怎麼畫地閣、修路，但後來發現因為年齡太大，這些學生們只能完成任務，不能自發地創造。
事後他寫：「這些事情全都失敗了，失敗得非常嚴重。但假如我當時就成功，不成熟的事情就會變得很大，而我自己就會變成我不喜歡的那種人，命運通過失敗指出應該走的路。」
他到了當時只有拖拉機能夠通行，沒有電和自來水的板烈，與剛剛入學的孩子在一起生活，漸漸理解了現實：「中國人感情很強，以前都是憑感情決定事情，缺點真的很嚴重了，需要標準化把它平衡。壞事情也需要發生，如果沒有壞事情，我們會意識到什麼造成壞事情嗎？但它肯定有一天要過去的。」
他曾經把德國教育模式的書翻譯到中國來。現在他也放棄了，「我覺得西方的教育不適合這裡。每個地方給學生帶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影響，所以他們需要的教育也不一樣。我的教育都是觀察學生自己想出來的。」
「但那樣就意味著你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去借鑒？」
他說：「知道一個模式也不等於有經驗。」
這時我才理解，他說過去的事不記得了，是真的不記得了。
我說：「你一步步這樣退到農村……」
他說：「我覺得不是退，是一步步接近我喜歡的地方。」
我們選擇盧安克身邊的孩子來採訪時，老范跟我商量：「那個眼睛很溫柔的小孩子比較誠實。」
我說：「嗯，對，還有那個，比較活潑，小臉兒滴溜溜圓那個……就是上次大牙上粘菜葉的。」
有雙溫柔眼睛的孩子，說盧安克在下雨的時候和他去山上，看到被砍伐掉的原始森林，盧安克說樹沒有了，樹的根抓不住土，土就都流走了。這孩子後來就去阻止砍樹的人。他被恥笑，但臉上沒有忿恨：「我們還是要想辦法，一定要勸服他。」
小圓臉也可愛，他寫了篇作文，被盧安克貼在牆上，名字叫《騎豬》，活潑可喜：「那年春天，我家養了一頭又肥又壯的豬，有一天我突發奇想，我不能想想騎馬的滋味，何不想想騎豬的滋味？說幹就幹。到了豬圈，我趕出那頭豬，迫不及待地往它身上騎。第一次沒跳上去，我往後跳了幾步，向前一伸，準備起跳，豬就看見前面一堆飼料，飛快地往前跑，我撲豬屁股上，自己卻一屁股坐在地上。看來不行，得想個辦法，我向前輕輕觸摸它油光光的背，就看起來很舒服，趁機會我用力一跳，OK，我騎到豬背上了。豬在前面跑，爸爸和爺爺在後面追，奶奶和媽媽拿著棍子在前面打，終於豬停了下來，我從豬背上滑下來，定了定神，拍拍豬屁股，強作鎮定說，老兄你幹得不錯。爸爸虎著臉說，你老兄也幹得不錯。我知道情況不妙，撒腿就跑了。」
他給我們嘰裡呱啦念，聲音清脆得像一把銀豆子撒在瑪瑙碗裡。我控制不住一臉笑容。
盧安克身邊的孩子裡還有一個最皮的。
我跟別的學生說話，他都會跳進來問：「說什麼說什麼說什麼？」
等打算跟他說話的時候，他已經跳走，或者把別人壓在身子底下開始動手了。我們有點無可奈何，如果不採訪他，他就會來搶鏡頭，干擾別人。我只好採訪他，他坐在凳子上急得不得了，前搖後晃。
採訪完他我暗鬆口氣：「去吧去吧，玩去吧。」他立刻操起飯盒，跑到院正中，一群女生堆裡，把鋁飯盒往一個女生腳下「光當」一扔，「給我打飯」，轉身就跑了。那是他姐姐。女生們拿白眼翻他。
再見他是在草地上，幾個孩子滾在盧安克身上折騰，我說了句：「老師會累的。」
有孩子鬆開了：「會哦。」
這個小皮孩掰著盧安克的胳膊看他：「你會死嗎？」
「會。」
「你死就死，跟我有什麼關係，我舒服就行。」
小黑臉上的表情狡黠又凶蠻，我張口結舌不知該怎麼應答。盧安克摟著他，對他微笑：「是啊，想那麼多，多累啊。」
我對這些孩子中的一些有偏愛，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來，就算我的記者身份要求我，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我不明白，難道盧安克沒有嗎？他把小黑臉和小圓臉一邊一個都摟在懷裡的時候，是一樣的感情嗎？
我迷惑得很。
我先拐了個彎問他：「你認為孩子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如果自己作為老師，想像學生該怎麼樣，總是把他們的樣子跟覺得該怎麼樣比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礙。這樣我沒辦法跟他們建立關係，這個想像就好像一面隔牆在學生和我之間，所以我不要這個想像。」
我有點懵：「我們平常接觸的很好的老師也會說，我想要一個有創造力、有想像力的學生，難道你沒有嗎？」
「那學生做不到，他會不會放棄呢？會不會怪這個學生？」
哦。
他說好感與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態：「我以前考慮過很多方法，最後放棄了，方法都沒有用，總是想著這個，沒辦法真正去看學生是什麼樣子的，如果很開放地看得到，很自然地就會有反應，適合學生的反應，而這種反應學生很喜歡，很容易接受。」
我說：「那很多人覺得，你只是一個生活中陪著他們的人，你並沒有在教育他們啊？」
他說了一句，當時我沒有注意，日後卻不知不覺盤踞在我心裡：「教育就是兩個人之間發生的事，不管是故意還是不故意。」
我憋不住，直接問：「那這個孩子說你死跟我有什麼關係，這話你聽了不會感到不舒服嗎？」
他笑了一下，臉上紋路很稠，說：「我把命交給他們了，不管他們怎麼對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在課堂上，有時男孩子大叫大鬧，甚至罵他嘲笑他，盧安克無法上課，就停下來。他說自己也有發脾氣的衝動，但立刻抑制，「我受不了凶」，這個抑制比發火會更快地讓班裡安靜下來，男孩說：「我管不住自己，你讓我出去站一會兒。」盧安克就開門讓他出去站著。
我轉述孩子的話：「他們說你太溫柔了，如果凶一點會更好他說：」有的人他沒有承受能力，別人罵他，或者對待他不好，第十七章無能的力量３３１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須反應，本來不想打人，但因為受不了就必須打人。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是心裡不自由所以他說：「我像接受淋雨一樣，接受他們帶來的後果。」我問過盧安克，為什麼學生之間的攻擊行為很頻繁？
「那是他們的教育方式。跟父母學的。學生也互相這樣教育，他們沒有看到更好的方式。」
我從來沒見過他跟孩子講什麼大道理。「語言很多時候是假的。」他說，「一起經歷過的事情才是真的。」
他讓學生一起畫畫、做音樂，一起拍電視劇，主人公是一個最終明白「人的強大不是征服了什麼，而是承受了什麼」的孩子。他說：「要通過行為來學習，不是說話，說話是抽像的，不侵人他們的感受，但用行為去學習，更直接。」
「但你覺得他們能理解嗎？」
「可能頭腦想不到，但他們的頭腦中都存在，他們已經接受了，沒理解，但大了，他們會回憶，會理解。」
盧安克說：「文明，就是停下來想一想自己在做什麼。」
那個黑臉的小皮孩，只有待在盧安克懷裡的時候，才能一待十兒分鐘，像只小熊一樣窩著不動。即使別人挑釁他，他也能暫時不還手。他陪著這些孩子長大，現在他們已經六年級，就要離開這所學校了。這些小孩子，一人一句寫下他們的歌詞組成一首歌，「我孤獨站在，這冰冷的窗外……」「好漢不需要面子……」大家在鋼琴上亂彈個旋律，盧安克把這些記下來拼在一起，他說，「創造本來就是亂來。」
這個最皮的孩子忽然說：「要不要聽我的？」
他說出的歌同讓我大吃一驚，我捉住他胳膊：「你再說一遍。」
「我們都不完美／但我願為你作出／不可能的改善。」
我問：「你為誰寫的？」
他指著盧安克「他。」
做這期節目時，我和老范一反常態，只談技術與結構問題，不談任何內心的事。後來看她文章我才知道，她也在這過程中無數次地問自己：「我自問我為什麼心裡總是這麼急呢，做節目的時候急，沒節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後也急，改變不了別人急，改變了也急。為什麼我心裡，總有那麼多的放不下，那麼多的焦慮呢？」
我問過盧安克：「你寫過，中國農村和城市的人，都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太著急了。怎麼叫『太著急了』？」
盧安克說：「來不及打好基礎，就要看見成果。」
我說：「會有人覺得那就太漫長了」——那人就是我，那人就是我。
他說：「小學老師教了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在採訪他的時候，他說過：「如果想改變中國的現狀，然後帶著這個目的，做我做的事情，那我不用做了。幸好我不是這樣的，我不想改變，我沒有這個壓力。」
我當時一驚，擔心他墜人虛無：「如果不是為了改變，那我們做什麼？」
「當然會發生改變，改變自會發生，但這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責任，不是壓在我肩膀上的。」
「改變不是目的？」我喃喃自語。
「它壓著太重了，也做不到。」他說，「但你不這麼想的時候，它會自己發生。」聽他說話，內心長久砌起來的磚石一塊塊土崩瓦解——不是被禪悟式的玄妙一掌推翻，是被嚴整的邏輯體系，一步步，一塊塊，卸除的過程。
我問：「你原來也有過那種著急的要改變的狀態，怎麼就變了，就不那樣了？」
「慢慢理解為什麼是這個樣子，理解了就覺得當然是這樣了。」
「你對現實完全沒有憤怒？」
「沒有。」
「你知道還會有一種危險是，當我們徹底地理解了現實的合理性，很多人就放棄了。」這是我的困惑。
「那可能還是因為想到自己要改變，所以沒辦法了，碰到障礙了，就放棄了。我也改變不了，但也不用改變，它還是會變。」
「那我們做什麼呢？」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這期節目後的留言裡，有一種共同的情緒，盧安克給人的，不是感動，不是那種會掉眼淚的感動，他讓你呆坐在夜裡，想「我現在過的這是什麼樣的生活」
天中午在江蘇靖江，飯桌上，大家說到盧安克，坐在我旁邊的一個人也很觸動，但他說：「這樣的人絕不能多。」
「為什麼？」
他看上去有點茫然：「會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顛覆。」
這奇怪的話，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瞭解了盧安克，就會引起人內心的衝突，人們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對很多固若金湯的常識和價值觀產生疑問。盧安克並不是要打翻什麼，他只是掀開生活的石板，讓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我問過盧安克：「你會引起人們的疑問，他們對原有的標準可能不加思考，現在會想這個是對還是錯，可是很多時候提出問題是危險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險，自由是一種站不穩的狀態。」
「從哪兒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
「我覺得如果只有物質，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質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這次採訪中下過一個定義：「腦子裡沒有障礙才是自由。」
我曾以為盧安克有信仰，我直接問了，他笑了一下，說：「為了自己的靈魂和需要向神傾訴嗎？太自私了吧。」
他明確地寫過，很多人的信仰是沒有獨立個人意識的迷信，是一種提出條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麼，就得到什麼結果」，這是一種「教育上的誤會」，想要影響人類的精神，故意採取什麼固定的策略是無效的。
人們驚歎他的「神性」，這是與他最相悖之處，他認為人的內在毫無神秘可言。他在廣西的山村裡，把十幾本德文的精神科學的書翻譯成中文，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破壞和脫離精神依賴並得到獨立意識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學。人們只有相信科學，才能獨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獲得自由。」這過程意味著人人可得。
在這期節目的結尾，我本來有一段串場。這是節目的常規格式，通常需要點明主題，這節目報題是以關心留守兒童的主題去報的，就得這麼點題收尾評論。我大概說「一個國家的未來，在小學課堂上就已經決定了」如何如何。
梁主任在審片的時候把它拿掉了。他說：「這個人不需要為他抒情，他的行為就是他的力量。」
年底常規，主持人都需要送節目去評獎，我說那就拿盧安克這期吧。對方好意打電話來說，這個主人公沒有做出什麼成果，不容易得獎，換一個吧。
我說，送這期節目是我們對評委的尊重，如果他們有興趣就看看，沒有也不要緊。
老范也說，許多人聽說盧安克後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問她，「這個德國人在中國鄉村到底做了什麼？有成果嗎？教出了什麼牛人嗎？」
她說：「我每次都難以面對這樣的問題，盧安克的教育方式實在無法用常規意義上的『標準』和『成功』來形容。非要這麼衡量的話，那麼他更是一個常規意義上的『失敗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學五年級一個班裡的四十六個學生為例，他們中。只有八人堅持到了初中畢業，大多沒畢業就到城裡打工去了，有的還沒讀完初一就結婚了，甚至有個父親來找他說：「我的兒子就因為學你，變得很老實。吃了很多虧。」
老范寫：「從世俗的意義上說，沒用，沒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廣；他做的事情，很可能無蹤無影，悄沒聲息地就被吞沒在中國茫茫的現實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種令人內心惶然震顫的力量。」
盧安克說：「我的學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麼是他們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給他們的是走這條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難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勵別人來做志願者。
節目播出後那個暑假，有三所大學和幾十個志願者去板烈小學給學生補課。搞晚會，來來去去。盧安克說，學生「被忘記」的狀態改變了，成為「被關注後又被忘記」。他在博客上寫：「請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為我才想來？是不是期待著看到什麼？如果是，你面對學生就不是真實的，對學生不可能是純粹的，所以你也就會被他們否認。如果你僅僅是為了學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選擇一個已經有志願者的學校。」
在給老范的回信中他寫過：「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學生吸引到這裡，但他們都沒有留下來。為什麼呢？他不可能留下來，是因為他與當地之間沒有了命運關係。」
那段時間，盧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點擊量驟增，每天十幾萬。
盧安克說那些來尋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離開學生去休養，一下子要我寫什麼，要我帶頭什麼」，他不得不躲到學生家去，因為「我午睡的時候隨時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頭等我醒來」。
這當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給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寫「我不敢想像你在你的學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麼偉大」，想在他身邊生活半年，研究他這個人。
他回信說：「我不要你們關心我，我要你們關心我的教育方法。」她來信說：「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他寫過：「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為崇拜基於的往往是幻想上崇拜，最終的結果也只能是失望。」也有記者短信我：「請告訴我盧安克的電話，我要給他一個版來報道他，幫助他。」我回信說：「他有公開的郵件地址，你先寫信給他，徵求他的意見再說吧。」他自信滿滿：「不，我直接電話他，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我寫：「他沒電話，另外，我覺得還是尊重他的意願。」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我沒有再回了。
過了半小時，他又發短信來，說已經登上火車，留下餘音裊裊，「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還有次開會，碰到一個人，帶點詭異的神色說：「你做了盧安克的節目？」我說：「是」。
飯桌上他坐我對面，忽然把臉湊近來，聳著肩，帶著狎暱的口氣極輕地說：「我覺得他是個戀童癖。」一隻流浪貓探頭探腦地走過來，想找點吃的。他突然站起來，暴喝「滾，滾」圓瞪著雙眼衝過去，把貓趕了出去。
盧安克半合法的身份開始變得敏感，他暫時關閉博客，聲明自己沒有取得志願者與教師資格。但這引起了更大風波，媒體認為當地政府要驅逐他，輿論的壓力很大。
我寫信詢問情況，徵得他同意後，在博客裡作了說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沒有離開中國，也沒有被要求離開學校。他希望媒體和公眾「千萬不要給廣西公安廳和教育部門壓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決當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問他，我們是否能與當地政府聯繫，溝通解決他身份的問題。
他說很多人都試圖幫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願意承受各種事實，就想出各種改變事實的手段。但我都不願意走那種非常規渠道，因為這樣的渠道和手段才讓我們的社會變得不公平。」這話刺動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麼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體開始介人這件事，認為向廣西政府與公安部門施壓可以讓盧安克的狀況變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電視台到板烈小學拍攝盧安克的生活。來澄清驅逐的傳言。
日後我看到盧安克在博客裡寫：「現代社會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對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現任何意外，人們馬上就要找一個負責人，讓上級負責任。上級就很緊張，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許任何意外發生。反過來說，我們為什麼要提那麼多要求？偏偏這些要求給我們帶來的是不自由。」
二一年，為了避開這種狀態，盧安克離開板烈小學，暫時回國，很多人嗟呀欷獻。不過，春節後知道他以旅遊簽證重回板烈，我並不意外。
二四年，他在板烈曾經出過一次車禍，農用車輪子脫落，車從幾十米的山坡滾下去，差兩米就要掉進紅水河，被一棵巨樹擋住。一個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壓縮了三厘米，日後才慢慢恢復。
我問過他，這樣的結果一般的人會承受不了的，對吧？
他說，如果承受不了能怎麼樣呢？
「會選擇走的。」
「離開就不會再有車禍嗎？」
我本能地說：「但最起碼不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貧窮的地方，和得不到醫生的地方。」
「我覺得這次車禍就把我的命跟這個地方連得更緊了，走了就沒有命了。」
他還會回來，是因為他要陪伴春節父母不回來的孩子。我問過他：「他們會長大，他們會離開這個學校，離開你。」
他說：「當然，都會過去。」
「那你怎麼辦呢？」
「沒有考慮以後的，不考慮那麼多。我考慮那麼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這一輩子要做的事情，我覺得我已經做了，如果我現在死去也值得，沒什麼遺憾。」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學生。學生說過：「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學生，學生就是他的後代；如果一個人為了人類的發展，那麼人類就是他的後代。」
知道他回到板烈後。我寫信對他說：「因為我們的報道，才對板烈的孩子和你的生活造成了這些沒有想到的不良影響，對不起。包括我在內，很多人從這期節目中受到好的影響，但與不良的影響相比，這種好的影響好像顯得很自私了，以至於我都不能開口向你表示感謝。」
他回信說：「其實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過現在的情況要求我學會和發揮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會學會。」
我沒有再回復這封信。
我再沒有可以說給他的話。他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多麼重要。他說過：「以為自己的名字能給別人力量，是最壞的一種幻覺或者邪教。」
我也沒有什麼困惑要向他請教。他一再說：「很多人需要我告訴他們一個怎麼樣才正確的生活，但我真的沒有辦法告訴他們。假如我知道那麼多，這些積累的知識也只會阻礙我的行為。如果一個老師不理踩自己的感受，僅僅根據知識去做，這會讓學生感到虛假怎麼會有對和錯的事呢？根據自己的感受去做，這就是對的吧。」
_文_他寫過，「感受」不是慾望和情緒，沒有「要達到什麼」的動機，只是「誠實和持續不斷地對事物平靜觀察」。盧安克要的不是別人按他的方式生活，恰恰是要讓人從「非人」的社會經驗裡解放出來，成為獨立的自己。人們不需要在他那裡尋找超我，只需要不去阻止自己身上飽含的人性。
_人_我沒有寫這封回信。還有一點，是怕我一旦非要寫什麼，我會不由自主地寫下對他來說毫無必要的感謝……曾有過無數次，在被自身弱點挾持的時候，我掙扎著想以「盧安克會怎麼做」來脫身。改善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多多少少，因為他的存在，我體會到了一些從沒想過、未曾明白的東西一把自我交付出去，從此就活在命運之中的必然與自由。
_書_節目播出三年之後，二一二年，我收到盧安克的信件，他寄給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電視劇，說希望留給有願望的人，「我可能沒有機會繼續跟我的學生做事。」≮墨齋小說網≯
_屋_在二一年，他與一位認識八年的中國女志願者結了婚。我祝賀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踉著老婆走。雖然我感覺到，我的學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這麼看。她有她的夢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現在要面對的就是這些。」
這話裡有些讓我不解。再問才知在成家時，雙方原想一起在山村裡為留守兒童做事，但是時間推移，妻子有了對生活另外的願望，希望他離開農村，去杭州一家工廠上班。
我從沒把世俗的事情與他聯繫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轉念也覺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溫暖和情感，一定會是另一種安慰吧。也許還有未來作為父親的感受。」
他沒有直接回答，說他如果離開學生，「心都死去了。」
「那麼，有一個問題，請原諒我問得直接一些，在上次我採訪你時，你曾說過，你不知道什麼是愛情，什麼是『一旦走了就放不開的』『個人屬於另一個人的愛情』。那麼，現在對你來說，你的看法改變了嗎？如果我的問題太私人，請你不用回答就是。」
他沒有直接回答，只說：「我巳經不是一個單身漢，已經不可以根據我一個人的想法來決定事情。真是對不起。」
我們在板烈再見時，盧安克穿著跨欄的背心。晃晃蕩蕩從稻田邊上走過來，瘦了些，笑起來眼紋深了，淡金的眉毛已經發白了，整張臉上幾乎只有淺藍的眼睛有顏色。我問「你好嗎」，他說「也好，也不好」。
四面人多，不好說話，他帶我去了山上一個學生家，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小孩，叫小羅，與智障的哥哥同班，父母打工，他們相依為命。小羅一進門，先找盆淘米，拿一把扳手，在電飯鍋壞的按鈕處擰了幾把，把飯做上了。山裡人家來了客都是這樣。
豬圈旁有一叢小西紅柿，才成人指甲蓋大，他倆往下摘，我問：「這麼小能吃了就？」盧安克說：「這更有味道。」遞給我一個，我在衣服袖子上擦了擦，嘗嘗還不錯。家裡沒有別的菜，只有桌上放著一些扁豆，有些日子了，我們把卷邊的角摘了，打算跟小西紅柿炒在一起。盧安克與上次我見到時有些不同，滿腹心事。把豆角一隻隻掰斷，我埋頭摘了一會兒，說：「我一路上想者你這次恐怕跟以前心情不太一樣。」
他說是。
我扔了一把豆角在鋁盆裡：「難道有可能這是你最後一次回來嗎？」
他不看我，「我擔心有這種可能」
我抬起眼，「記得上次採訪的時候，你說這個地方有你的命，你要是離開你的命就沒了？」
「從心裡來理解是這樣的。」
「你理解你妻子嗎？」
他說：「理解，她是女人。」我聽見旁邊老范和編導螞蟻齊歎息。
他起身劈柴生火，準備炒菜。我問他：「怎麼跟他們解釋呢？跟孩子？」
他點著火，煙竄了出來，「就給他們說，那個是我老婆的選擇。」
「他們能接受嗎？」
「他們不接受。」
靜了一會兒，他問我：「但我怎麼處理？」
我怔住了，沒回答，也沒說不知道。我從沒想到過他會問別人他內心的困惑，我被這個困惑之深驚住了。
他起身劈柴，蹲在地上，左手扶著柴火，右手小鐵斧一下一下劈開縫子，嵌進去的斧子拉起木頭來再用力剁下去，我蹲在附近撿碎片，攏進火裡。老范說看冋放的時候，很長時間，都只有劈柴在火裡燒裂時畢剝的聲音，和濺出來的幾星火燼。
這次的採訪全部是盧安克的安排，他挑選的地點、時間，他讓我們拍烈日下剛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羅家邊上的晚霞，我們想選擇更好的時間，他堅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寫了採訪的提綱，手裡攥著一張字條，上面寫著中文和德文交織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麼。」
我沒見過他這麼失穩，也沒見過他這樣在意。
我採訪的孩子中，有一個扮演電視劇主角容承，其他老師說他在班上最調皮，常帶著男孩們鬧事，被稱為「老大」。他接受採訪時有些緊張，拿著飯盒的勺子僵坐在桌邊，要求盧安克一定要在邊上。
我問了幾個問題：「你為什麼演容承？」「覺得他性格是什麼樣的？」……他都說「不知道」，幾個問題下來，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帶了一點放棄的感覺，轉頭對盧安克說「可以了」。
孩子突然號啕大哭起來，捂著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說怎麼了這是，趕緊看他，他說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隻拳頭按著自己胃。
我以為他是吃飯時說話著涼了。倒杯熱水給他，他不喝，問他要藥嗎，他搖頭。
盧安克蹲在他身邊，撫摸他的背，對他並不說什麼，跟我說了一句「我做德語口語翻澤的時候，也會肚子疼。」我明白他指什麼，但不確定，俯身對孩子說：「是因為我的問題給你壓力了嗎？如果是，那我真的對不起了，韓運。」
他埋在胳臂裡搖頭，「不是」，掙扎起來。臉上還掛著淚水，但表情毅然，「你問吧」。
是他這一句話，讓我覺得，盧安克說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邊，不看我，輕聲談：「這裡是農村，自然的力量很強，叫他爬山，他什麼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問題他會很痛苦的。」
盧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為好，帶著大家去拍外景，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六年級教室裡，氣惱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還在犯錯，我怎麼這麼蠢，我又問錯了。」我心裡知道，是我心裡那點放棄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臉上，男孩覺察了。
坐了半個小時，我絞著手，下去吃飯，小潘老師殺了一隻鴨子熬了個熱氣騰騰的火鍋，大家都坐定了，盧安克在他旁邊給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幾口熱的，我緩過來點兒了，背地裡我問他：「我怎麼老沒辦法改變我的弱點？」
他說：「如果那麼容易的話，還要這麼漫長的人生幹什麼呢。」
有半天的時間，盧安克帶著我們組和韓運走了三個小時山路，去爬山，在剛下過雨的小山澗裡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快日落。他說不用去安撫和溝通什麼：「跟他溝通沒有用，踉他一起行動有用。創作就是這個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裡每人都有一張自己參與的電視劇DVD，看過了無數遍，還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學再看一遍，說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爛泥巴埋到下巴的細節，是真快樂。我們被招待吃了三頓飯，殺了一隻雞，孩子在水龍頭底下洗內臟，盧安克蹲著給他打傘。臨走時韓運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飯和碗筷繼續留人，只為了拖延點時間和盧安克多待一會兒。
盧安克說不吃了，孩子不吭聲，坐在了門口凳子上。
盧安克走過去，摸了摸他的背，柔聲說：「再見。」
韓運沒抬頭，盧安克出了門。
我們收拾完東西，出門的時候對孩子說：「再見。」他還是沒有抬頭，也沒說話，只是擺了擺手，小潘老師說他哭了。
拐過一個彎，盧安克站在那裡，看著夕陽快下的山，一動不動地站著，事後他告訴我，離開孩子時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為什麼要寫信給我，在離開之前他要交託於人，留下一樣東西來替代他：「創作可以成為他們的權威，可以給他們歸屬。」
當年我們採訪的六年級學生，現在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會加人幫派，盧安克說這是一種歸屬的需要。他在信中提到一個在非洲塞拉利昂參加內戰的十二歲小孩，殺了很多人，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覺，他天天吸毒。後來這個孩子在聯合國的會議上解釋：「我們加入部隊的原因是，我們找不到可以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時盼望著安全，盼望著自己屬於什麼，在這個所有歸屬都垮下來的時代。」
他說這跟留守兒童的情況是相似的，只不過極端得多，誇張得多，「中國的社會沒有那樣的背景情況，但中國的留守兒童將來也會成為一個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們能給他們帶來歸屬感。」【墨齋小說：】
這也是當下的中國人最強烈的感受。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時期，傳統的家族，集體斷了，新的又沒有建立起來，空虛只會導致消費和破壞，只有當人們能感到創建自己世界的滿足，不會與別人去比較，不會因為錢，因為外界的壓力感到被拋棄，這才是真正的歸屬。
在通信中，我們曾談到，「創作」這個詞現在常常被當成是一種「手段」——用來吸引孩子學習更多的手段，或者一種學習之外的調節。好像生活中總有一個偉大莊嚴的目的，一切都為這個目的服務。這個目的是什麼呢？為了服務於一種意志吧，當這個意志讓你去改造世界時，你要具有改造需要的知識。而創作在盧安克不是手段，就是歸屬本身。因為青春期的孩子是通過行動得到感受，從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導行動的，所以他說，說話是沒有用的，讓他們一起進人，共同完成那個「強大的人不是征服什麼，而是能承受什麼」的故事，感受會像淋雨一樣浸透他們，在未來的人生裡緩緩滋養。
紀律可以帶來秩序，但卻是被動的，只有一個人歸屬於一件事，一群人，一個社會，才會有認同和發自內心去照顧它的願望。
採訪結束後，盧安克說他已經滿足。現在可以去滿足妻子的願望了。「承受新來的責任，家庭的責任，不管是什麼結果。」
我說這句話裡面有一種很沉重的意味。
他說：「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為了什麼，有什麼使命，這個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麼結果，也許過了幾年我明白，為什麼要這樣。」
「你想檢驗自己？」
他好像觸動了一下，說對。
我說那你害怕那些對你有期待的人會失望嗎。
他說：「把希望放在別人的身上是虛擬的，所以無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會有希望。」
當時暴雨初晴，強光照透了天地，我說：「人生的變化很多，也許三年後我們會再見，再談一次，謝謝你。」
他微笑，說：「也謝謝你。」
採訪完第二天，盧安克離開板烈，去了杭州，進了妻子聯繫的工廠，一個星期後他辭職，因為手續問題，去往越南，等待命運中將要發生的事情，他說：「別人對我佩服的地方其實是我的無能，我無能爭取利益，無能作判斷，無能去策劃目的，無能去要求別人，無法建立期待。也許有人以為那是超能，這個誤會就造成了我現在的結果。還可以用另一種表達：人類大部分的苦都是因為期待的存在。其實，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須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沒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為這樣，人才能聽到自己的心。」
在我寫到這裡時，他仍然在越南，身處在語言不通、無法工作的邊境。除了保持與他的通信，我也沒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場最後的採訪，是在山間高處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儲水台上，開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裡有一把破舊的大遮陽傘，是前幾天收麥子的農民留下來的，盧安克把它張了起來，足夠我們幾個、加五六個小孩子、還有一個看熱鬧的老農民容身。小羅站在我身邊，幫我拿著本子，兩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會兒，從傘簷上穿了線，山明一會兒，暗一會兒，大家緊靠著。面向各方自看暴雨裡青綠的田野，很久，有一點金光從東山破過來，烏青的雲滾動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過去了。
就是此時的感受，讓我想起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一句話，在這期叫《告別盧安克》的節目結尾我說，教育，是人與人之間，也是自己與自己之間發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觸碰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只要這樣的傳遞和喚醒不停止，我們就不會告別盧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