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依舊清楚無誤地記著，《延河》是我平生最早聞名的第一種文學雜誌。這是50年前的事了。50年前的一個大雪初霽的早晨，我和同學正在操場上掃雪，語文老師站在身後叫我，讓我到語文教研室去。我開始有點忐忑，此前曾因為他對我的一篇作文的評語鬧過彆扭，所以心存戒備。走出掃雪的人窩，老師把一隻胳膊搭到我的肩膀上，這個超常超級親暱的動作，頓然化釋了我的小心眼裡的芥蒂，卻也被驟然潮起的受寵的驚慌弄得不知所措。
到了一樓的語文教研室。剛進門，我的語文車老師以玩笑的口吻宣佈：“二兩壺來了”。教研室裡五六位男女教師哄笑起來。我有點手足無措。“二兩壺”是我在作文本上寫的一篇小說裡的一個人物的綽號。我的語文車老師把我領到他的辦公桌前，頗動情地告訴我，西安市教育系統搞中學生作文比賽，每個學校推薦兩篇作文，我的這篇小說被選中了。末了，他很誠懇地說，除了參評，他還要把這篇小說投稿給《延河》。他告訴我兩點，如果能發表，會有稿費的，他顯然知道我因家庭經濟不支而休學的事。他說投稿由他來抄寫，“你的字寫得不行。”我由此知道了《延河》。這是初中二年級第一學期的一個大雪的早晨。
《延河》又是我掏錢購買的第一種文學雜誌。這也是近50年的事了。1959年春天，我得知柳青的《創業史》將在《延河》連載，竟然有一種按捺不住的興奮和期待，自然屬於對一位著名作家的膜拜，更多的因素是出於某種揭秘式的好奇心理。我已經聽說柳青在終南山下的長安農村深入生活的事。我常常站在學校大門外剛剛返青的麥地邊上，眺望白雲凝然的終南山峰，柳青無疑是世界上離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不過幾十華里的距離吧。他的筆下將會使關中鄉村呈現怎樣一種風貌？這無疑是我所能讀到的第一部描寫我腳下這塊土地的小說，新鮮新奇的神秘感幾乎是無法抑止的。
我讀書到初中三年級，轉學到了離家較近的西安東郊剛剛興起的紡織工業基地，通稱紡織城，學校設在大片住宅樓東邊一片開闊的高地上，校門口便是莊稼地。我仍然繼續著背饃上學的生活，硬是把家裡給的買鹹菜的零錢省下來攢起來，到紡織城郵局去買一本當月出版的《延河》。記得《創業史》在《延河》連載的第一期，書名為《稻地風波》，有通欄長幅插圖作為襯底，是詩情畫意的稻田畦埂和灌渠上一排排迎風擺動的白楊樹，遠處的背景是淡墨塗描的終南群峰。看到這幅題頭畫兒，我印證的卻是我家門前灞河川道的自然景致，從未見過有什麼畫兒讓我感到如此逼近的真實和親切。同樣，我讀著作為《稻地風波》（即《創業史》）引子的《題記》時的完全沉迷，也是此前讀任何小說都未曾發生過的逼近的真實和真切，且不說藝術成就的評價，我一個初三學生也難得估價這部作品的份量，而真實和真切的閱讀感受卻是比任何世界名著都強烈。
這樣，我每月頭上最操心也最興奮的事，就是捏著積攢下來的兩毛錢走進郵局，買一本新出的《延河》，無異一個最開心的節日。我在《延河》上認識了諸多當時中國最活躍的作家和詩人，直到許多年後，才在一些文學集會上得以和他們握手言歡，其實早已心儀著崇敬著乃至羨慕著了。
像茹志鵑的《百合花》，吳強的《紅日》選章，王汶石的許多短篇，不僅在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更在普通讀者中享有盛譽。尤其是茹志鵑和吳強的兩篇（部）佳作，據說輾轉過好幾家編輯部都被退稿，均不是作品的水平問題，而是作品情調或寫法有什麼問題。《延河》敢於拍板發表，不單是膽子大小的事，恰是對文學創作藝術本體的尊重和堅守，以及由此而擁有的自信和神聖。
《延河》已成為大家名作雲集的一方藝術天地。我在喜歡它的同時，也產生了畏怯心理，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學高地。此後十餘年的業餘創作時日裡，我一次也沒有往《延河》編輯部裡投過稿。我的自我把握是尚不夠格，《延河》在我心裡業已形成的那個高格。儘管我已經在西安的報紙上發表了七八篇散文。直到1972年的冬天，徐劍銘把我的一篇散文推薦給編輯路萌、董得理，我才走進了《延河》的門檻。
這年接到徐劍銘一封信，告訴我一個重要消息，“文革”中被砸爛的陝西作家協會（當時稱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恢復工作，為避“四舊復辟”之嫌，改為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出於同樣的顧慮，即將復刊的《延河》也改名為《陝西文藝》。徐劍銘還告訴我，他剛剛參加過由《陝西文藝》召集的一次西安地區業餘作者座談會，希望大家給刊物寫稿，並推薦工人農民解放軍（工農兵）新作者。那時候，許多著名作家被打倒，有的未被“解放”，有的雖被“解放”了，仍心存餘悸，無法進入創作，刊物主要靠業餘的“工農兵”作者寫稿。徐劍銘在“文革”前已是西安地區卓有影響的工人身份的詩人。他說他向董得理、路萌等編輯推薦了我，兩人均表示毫不知曉。他說他同時推薦了我刊登在《郊區文藝》上的一篇散文《水庫情深》，而且由他剪貼下來送到編輯部。我很感動。這種熱心和無私給我以永遠動人的記憶。
大約是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之後，極“左”到無以復加的“文革”有所收斂，政策也有所調整，體現在文藝界，開始恢復文藝機構和文藝創作。我所在的西安郊區，由文化館召集本區內的業餘文學作者開會，創辦了《郊區文藝》自編自印的文學刊物。我和郊區一幫喜歡創作的朋友興奮不已，寫作熱情不必說了，而且到印刷廠裡親自做校對。我的散文《水庫情深》就刊登在《郊區文藝》創作號上。我尚不知身居城區的劍銘竟然看到了這本內部交流刊物，而且力薦給即將創刊的《陝西文藝》（即《延河》）。
時隔不久，接到《陝西文藝》編輯部的一封信，內裝我的散文《水庫情深》，是發在《郊區文藝》上的剪貼樣稿，在邊角上用紅筆修改勾畫得一片紅色。我當時剛剛從村子裡下鄉回到公社機關，看了附信，得知此稿將在《陝西文藝》創刊號發表，下鄉一天的勞累煙飛雲散了，飢腸轆轆的感覺也消失了，興奮得令人慌亂的情緒，竟使我無法坐下來閱讀修改的文字。直到晚飯後，我才能靜下心來把這篇習作再讀一遍，尤其是那些用紅筆修改的字句，細細嚼磨，反覆推敲，求得啟示。
之後大約兩三天，我藉著到郊區開會進城之機，順便送去了修改稿。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和《陝西文藝》編輯部，在東木頭市那條巷子裡。懷著誠惶誠恐卻也興奮的心情走進院子，問到一間屋子，便看見了董得理和路萌，說過幾句很誠懇的見面話之後，董得理離開了，由路萌和我談稿子。我這時才得知，用紅筆勾畫修改過習作的人，就是和我當面坐著的這個名叫路萌的編輯。他很客氣。他很和悅。他很謙遜。他長得細皮嫩臉，文質彬彬又熱情洋溢。他最像個文人……我進了早就仰慕著的《延河》的大門了。
1973年春天，我到位於紡織城的西安郊區黨校參加為期一月的“學習班”。我在公社機關工作已經5年，對關中鄉村生活和農民世界開始有初步瞭解。我的工作，除了參加會議，多是跑在或住在生產隊裡，很少有相對安定和清閒的日子，這次長達一個月的有規律的作息時間的日子，對我來說簡直稱得上享受了。就是在這期間，我利用早起的時間，或是晚上看電影的機會，躲開大廳通鋪的人，寫成了我平生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接班以後》，中學作文本上的小說除外。這篇小說從字數上來說具有突破的意義，接近兩萬字，是我結構故事完成人物的一次自我突破。我記不清是用信寄到《陝西文藝》編輯部，抑或是親自送去的，只記得時隔不久，便收到董得理用很富功力的毛筆字寫下的長信，對這篇小說完全肯定，多有讚美的評語，而且似乎說到編輯們傳閱過程中的熱烈反應，信末約我到編輯部交換一些細節處理的意見。我同樣利用到城裡開會的機會，第二次走進東木頭市《陝西文藝》編輯部的大門。這回是董得理和我談稿，我似乎能覺察到他在刊物編輯部負有重要責任。他很興奮，完全是對他喜歡的一篇小說言不由衷的興致。他也很嚴謹，對小說的細部包括不恰當的字詞都談到了。他又很坦率，談到真正的文學和當時流行的“假大空”文藝的區別，我更感動他的膽識和真誠，第一次談話就敢說對“假大空”類文藝的不恭之詞。
這篇小說在《陝西文藝》第三期上發出來了。我看到題頭上配著一幅神采飛揚的人物肖像畫兒，是現在的西安國畫院院長王西京的作品。王西京當年供職《西安日報》美術編輯，已經嶄露出畫畫兒的頭角。小說發表後產生了廣泛影響。編輯部把這期雜誌送給柳青。關於柳青對《接》的反應，我卻是從《西安日報》文藝編輯張月賡那裡得到的。老張告訴我，和他同在一個部門的編輯張長倉，是柳青的追慕者，也是很得柳青信賴的年輕人。張長倉看到了柳青對《接》修改的手跡，並拿回家讓張月賡看。我在張月賡家看到了柳青對《接》文第一節的修改本，多是對不大準確的字詞的修改，也劃掉刪去了一些多餘的贅詞廢話，差不多每一行文字裡都有修改圈畫的筆跡墨痕。我和老張逐個斟酌掂量那些被修改的字句，接受和感悟到的是一位卓越作家的精神氣象，還有他的獨有的文字表述的氣韻，追求生動、準確、形象的文字的“死不休”的精神令我震驚。這應該是老師對學生的一次作文輔導，鑄成我永久的記憶。今天想來頗感遺憾的事，那時候沒有複印設備，這本經柳青修改的刊物，在我看過之後就被張長倉收回了，據為珍藏。
新創刊的《陝西文藝》，很快聚攏起一批青年作家。不過，那時候沒有誰敢自稱作家，也沒有他稱作家，他稱和自稱都是作者，常常還要在作者名字之前標明社會身份，如工人作者農民作者解放軍作者等等，自然是為區別於“文藝黑線”，表明“工農兵”佔據了文藝陣地。鄒志安、京夫、路遙、賈平凹、李鳳傑、韓起、徐岳、王曉新、王蓬、谷溪、李天芳、曉雷、聞頻、申曉等，先後都在《陝西文藝》上初露頭角，進行了最初的文學操練，到“四人幫”垮台，這些人呼嘯著吶喊著躍出，一個個都成為荒寂十年後的文壇上耀眼的新星，形成中國文壇令人矚目的陝西青年作家群。1981年，中國作協選定湖南和陝西，作為新時期中國南北兩個形成作家群體的省份交流經驗，陝西鄉黨閻綱受《文藝報》委託回陝調研，我參加了座談會。湖南青年作家到陝訪問，陝西青年作家卻未能按時回訪，原因是我等家住農村，夏收需回家割麥碾場。我仍然覺得，改為《陝西文藝》的《延河》不過三四年，上有極“左”的政治和文藝政策鋪天蓋地，包括我等業餘青年作者受到束縛局限的同時，也受到“三突出”的不同程度的影響，然而有一批深諳藝術規律的編輯，如董得理、王丕祥、路萌、賀抒玉本身又是作家，他們實踐著教導著也暗示給這些作者的是文學創作的本真。在《陝西文藝》存在的三四年裡，我寫作發表過三篇短篇小說，也是我寫作生涯裡的前三篇小說，1973年發《接班以後》，1974年發《高家兄弟》，1975年發《公社書記》，一年一篇。這些作品的主題和思想，都在闡釋階級鬥爭這個當時社會的“綱”，我在新時期之初就開始反省，不僅在認識和理解社會發展的思想理論上進行反思，也對文學寫作本身不斷加深理解和反思。然而，最初的寫作實踐讓我鍛煉了語言文字，鍛煉了直接從生活掘取素材的能力，也演練了結構和駕馭較大篇幅小說的基本功，這三篇小說都在兩萬字上下，單是結構對我來說都是一種突破。
還有一點至今值得總結，就是我對作家這種勞動的理解。我後來把我對文學的偏愛和對創作的堅持，歸結為一根對文字敏感的神經，以此作為對神秘的天分說的物質化解釋。是這根與生俱來的對文字敏感的神經，決定著一個人從少小年紀就對文字發生偏愛，發生興奮性的敏感，與書本網以及奶奶的動人的歌謠無關，或者說這些書香家庭或會唱歌謠的奶奶，只對具備那根神經的人才發生影響，才起促進促成的作用。在上世紀70年代我寫作上述那幾篇作品的時候，實際是我對文學創作最失望的時候，自然是“文革”對前輩作家的殘害造成的。我當時已謀得最基層的一個幹部崗位，幾乎不再想以寫作為生的事，更不再做作家夢了。寫作當不了飯吃，儘管發了幾篇頗有反響的小說，董得理獎勵給我的是一摞又一摞稿紙。我回到公社幾乎隻字不提寫作的事，發了我小說的刊物壓在桌斗裡，從來不讓公社機關任何人看見，怕給領導和同志造成不務正業不操心“學大寨”本職工作的惡劣印象。事實上，這三篇小說都不是在公社大院裡寫成的。《接》在黨校學習期間抽空寫成。《高》又是在南泥灣五·七干校勞動鍛煉的半年時間裡寫成，為此我自己買了一盞玻璃罩煤油燈，待同一窯洞的另三位幹部躺下睡著，干校統一關燈之後，我才點燃自備的油燈讀書和寫作。讀的是《創業史》，翻來覆去讀；寫成了《高》文。《公》則是被文化館抽調出去工作時間的副產品。那個時候不僅沒有稿酬，還有一根極“左”的棒子懸在天靈蓋上，朋友、家人問我我也自問，為啥還要寫作？我就自身的心理感覺回答：過癮。這個“過癮論”是我的最真實感受，也是最直白的表述。有如煙癮，一年寫一篇小說，有幸發表了，再得到編輯幾句誇獎和讀者的呼應，那個“癮”就過得很舒適。許多年後，創作有了發展，對創作這種勞動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層面的體驗，也才明白那個“癮”原是敏感文字的那根神經致成的。當年把寫作當做“過癮”的時候，只是體驗和享受一種生命能量釋放過程裡的快樂和自信，後來發生的名和利的薄了厚了多了寡了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新時期伊始，《延河》又恢復了。這自然不單是一個名字的改寫，而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歷史性轉折，包括文學藝術，屬於文學自身的精神和規律，重新得以接續、傳承和發展。新時期恢復的《延河》，我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是短篇《南北寨》，此後每年大約都要發表一篇或兩篇小說，統共發過多少篇已經記不清了，是我發表小說最多的一種文學雜誌，卻是確定無疑的。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我調進陝西作協專業創作組，以我自己的審視和把握，索性回到祖居的老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集中思想的注意力，充分利用中年後的後半生讀書和寫作。每隔十天半月，我就會來作協，開會或買煤買糧，只安著一張桌子一張床的兩室的房子，我往往懶得開鎖進門。開會辦事的間隙，我都滯留轉悠在編輯部的小院裡，和老編輯聊天，更和年輕的或同齡的朋友天上地下亂扯胡片，往往獲得一些新鮮的信息和文壇動態，得到啟迪。印象最深的是王觀勝的兼著臥床的辦公室，常是暢所欲言十分放縱的場所，路遙似乎是常客。聊到開心時，王觀勝會打開立櫃的木扇，取出某位作者進貢的高級咖啡，賜嘗每人一杯，滿屋子飄蕩著令人陶醉的香氣兒，路遙們的談鋒就會更幽然睿智。直到我告辭出門準備回鄉下時，觀勝送出門時才撂出一句：“給咱得空再弄一篇（小說）。”文學的氛圍，朋友的坦誠無忌，和咖啡清茶的香味瀰漫在記憶裡。還有李星那半間凌亂不整的辦公室，常是我聆聽文學新潮的氣象站。
人生苦短，生命有限。創辦《延河》的陝西第一代作家和編輯，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經謝世。接替的一茬一茬主編和編輯，也一茬接一茬卸任。無論開創《延河》的先輩，無論接任又卸任的同輩，他們崇高的文學理想實踐在《延河》裡，他們各自獨立的創造精神體現在《延河》上，他們為一代一代作家的成長和發展默默地躬耕在《延河》這塊土地裡。我以自己一個作家的真誠，向胡采們董得理們致敬。我向卸任的白描們、徐岳們和徐子心們致以真誠的問候，你們為《延河》的發展付出的智慧和心血，作為一個受益的同代作家的我，也銘記著。我更滿懷信心寄望於新任主編常智奇們，《延河》將成為陝西新一代作家發展壯大的沃土和福地。
2006.3.7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