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齊魯書社以「內部發行」的名義，出版了由王汝梅等校點的《金瓶梅》刪節本。按照學校下發的通知，確有研究需要的教師，可以提交購書申請。當時，我還是華東師大中文系寫作教研室的一名助教，抱著不妨一試的態度打了報告，居然獲得批准。或許是此書過於「珍貴」了，我拿到書後並沒有坐下來好好閱讀，而是忙著四處向人炫耀。這就直接導致了此書在兩個月後的失竊。
幾年後的一個晚上，在北京的白家莊，批評家朱偉和幾位作家為《金瓶梅》與《紅樓夢》的優劣，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我因為還沒有來得及讀完《金瓶梅》，當然不敢置喙。但朱偉先生那句「不管怎麼說，《金瓶梅》都要比《紅樓夢》好得多」的斷語，讓我這樣一個「紅迷」深受刺激。回到上海後，就立即躲進學校的圖書館，將此書完整地讀了一遍。
不用說，我如此急切地閱讀此書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證明這樣一個固有的信念：所謂比《紅樓夢》還要好的小說，在人世間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讀完《金瓶梅》之後，不知為什麼，我對朱偉先生那句明顯偏激的斷語，產生了秘密的親切感。從那以後，我開始留意收集《金瓶梅》的版本，幾乎是每隔兩三年，就要將《金瓶梅》重讀一遍。有了好的本子，我也會將它複印出來，分贈好友；每遇「金迷」，必時相切磋，引為同調。
《金瓶梅》是一部激憤之書，也是一部悲憫之書。在中國小說史上，無論是世界觀、價值觀、修辭學，還是給讀者帶來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金瓶梅》都是空前的。時間的流逝從未減損它的「毒素」或魅惑力。然而，在《金瓶梅》的闡釋史上，雖說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知音般的讀者和研究者，同時也積壓了越來越多的誤會和曲解。
在反覆閱讀《金瓶梅》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於十六世紀前後全球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聯繫明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脈絡，《金瓶梅》中涉及的許多重大問題，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釋。當今中國社會狀況的刺激以及這種刺激帶給我的種種困惑，也是寫作此書的動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現的十六世紀的人情世態與今天中國現實之間的內在關聯，給我帶來了極不真實的恍惚之感。這種感覺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我甚至有些疑心，我們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視線。換句話說，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一切，或許正是四五百年前就開始發端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大轉折的一個組成部分。
書名「雪隱鷺鷥」，源於《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的兩句詩：「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雪隱鷺鷥」這個意象，很容易讓我們體味到平常的人情世態中所隱藏的深險湍流，讓我們想起《紅樓夢》中「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蒼勁悲涼，或許還會讓我們聯想到在晚明思想和文學界極為流行的「空」和「無」。當然，《金瓶梅》所強調的「空無」，絕非空無一物，它一直在引誘我們去索解隱秘，探幽訪勝。
為了讓那些沒有讀過《金瓶梅》或不喜歡《金瓶梅》的讀者也能瞭解本書的大意，作者有意借用了隨筆和例話的寫作方式。當然，如果讀者對明代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背景沒有興趣，也可以跳過卷一和卷二，直接閱讀後半部分的文本解讀。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所使用的《金瓶梅》版本主要有以下兩個：崇禎本為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此書是北大館藏本的影印本，也是國內現存崇禎本中較為精善的本子；萬曆本採用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北京圖書館舊藏本（現存台灣）為底本，於1991年影印出版的《金瓶梅詞話》。考慮到繁、簡字體對讀和校勘的便利，作者也參考了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的《金瓶梅》會評會校本。
作者
201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