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口豬。約掌燈已後，抬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僮、琴童四個家人，與了十兩銀子才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己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卷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才上來，抬至當面。
——第四十七回
《金瓶梅》的敘事，故事緊湊，情節集中連貫，直貫式的敘事線索很少中斷。而至第四十七回，作者置主體故事於不顧，忽然宕開一筆，另開爐灶，從與清河縣有千里之隔的揚州落筆，敘述揚州員外苗天秀被殺一案。由於敘事章法上這一罕見的「變調」，此回頗受書評者及研究界的矚目。
苗天秀在前往東京遊玩的途中，在運河的「徐州洪」陝灣一段，被其家人苗青聯絡船工陳三、翁八殺害拋屍。苗天秀的貼身小廝安童，雖也被悶棍打落水中，但並未死去。安童在被漁翁搭救之後，在魚市上撞見陳三和翁八，即前往提刑院密告。陳三、翁八到案後，供出了主謀苗青，提刑院即差人緝拿。此時的苗青，正投宿在王六兒家隔壁的經紀人樂三家中。聞知事發，苗青便透過王六兒向西門慶行賄，以圖脫身。
引文中所描述的，正是西門慶「暮夜受金」的情形。這是一起圖財害命的普通刑事案件，歷朝歷代，不絕於書。即便在今天的社會中，這樣的事也屢屢發生，本不足為奇。作者為何要大費周折，於千里之外另起頭緒，述此一案呢？
張竹坡認為，作者的主要意圖，是想將苗員外與西門慶做對比，通過苗天秀遭僕人暗算的橫死，來反襯西門慶的至死不悟。這一說法似乎不無道理，但卻並非本回的敘事重心所在。我認為，作者插入苗青案的主要目的，在於通過這個普通刑事案，來呈現當時社會的官場和法律狀況。苗青案所涉及到的官員，可分為以下四個類型：
一、西門慶、夏提刑；
二、曾孝序；
三、黃通判（黃美）；
四、狄斯彬。
以下逐一論述之。
西門慶是從他情婦王六兒口中知道苗青的藏身地點的。他還知道苗青有通過行賄來脫禍的意圖。只不過，苗青一開始只給了王六兒五十兩銀子。用區區五十兩銀子，就想贖買一個「凌遲之罪」，實在是過於異想天開了。西門慶便囑咐王六兒，將收受的五十兩銀子，原封不動退給苗青。苗青很快再次送來了禮帖——上面所寫的數字，已經變成了白銀一千兩。
苗青將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以遮人耳目，趁著夜色的掩護，上門行賄。西門慶則端坐在卷棚內，也不掌燈，等到月色朦朧之時，才讓人抬上賄金和禮品，整個過程寫得陰冷昏昧。西門慶令人給苗青上茶，也沒有給他看座，苗青只得「在松樹下立著吃了」。
後來，西門慶從一千兩銀子中分出了一半，送給他的上司兼同僚夏龍溪。也是趁著黑夜，銀子居然也是裝在食盒內，以酒食之名，連夜抬送至夏提刑家。這是《金瓶梅》少有的以正筆詳敘西門慶與夏提刑貪污受賄的例子。不僅如此，作者還透過曾孝序的參本，來描述當時有正義感的同僚對西門慶與夏提刑的真實看法：夏提刑是「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群下有木偶之誚」。而西門慶則是：「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簿為之不清；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我們知道，由於「佛眼」的存在，作者對於西門慶等人物的態度，複雜而微妙。有厭惡，有鄙視，有同情，有哀憐，甚至還有一點蓄意的回護，但涉及貪腐，作者則全用正筆，一點都不含糊，深得史家春秋之旨。
曾孝序是《金瓶梅》中極其少見的清官。難怪曾孝序出場，張竹坡會發出「此書竟有一個好人！」這樣的感慨。他作為朝廷的巡按，在離清河不遠的東昌府駐紮。安童因見西門慶、夏提刑收了苗青的賄賂而私放罪犯，心中不服，在黃通判的介紹之下，連夜趕往東昌府告狀。曾孝序查問案情之後，勃然大怒。他一面星夜差人行牌，往揚州捉拿苗青，一面給朝廷寫本，參劾夏提刑、西門慶二人。可見此人辦事雷厲風行，確實公正清廉。
但問題是，此人雖然品性高潔，但也有行事唐突、膚淺的一面。他在給朝廷的參本中，說夏提刑和西門慶「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固然反映了他嫉惡如仇的一面，但也可以看出此人有性急的毛病，且往往把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事還沒做成，風聲早已傳遍了整個清河縣城。而且，他給朝廷的奏章還未發出去，就被人偷偷地抄錄，送到了夏提刑的案前。其遇事魯莽、行事不密、用人不察、見識不敏的淺陋，亦於此回的文字中暗暗露出。這就出現了小說中極具諷刺意味的一幕：
夏提刑和西門慶拿到曾孝序奏章的抄本之後，立刻派出夏壽、來保等家人，雇了快馬，連夜去東京，找人打點疏通去了。夏壽和來保到了東京，通過行賄，得到蔡京管家翟謙的保證——將曾孝序的上奏，「壓下不發」。他們辦完了此事，在返回清河的途中，遇見了曾孝序派往東京送參本的馬隊，「路上一簇響鈴驛馬，背著黃包袱，插著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正往東京的方向絕塵而去。看到這個陣仗，一身輕鬆的夏壽和來保，恐怕心裡也要忍不住笑出來吧。
《金瓶梅》中「破例」正面描寫的這個清官，居然也是這般的不濟事。曾孝序在知道他的參本被壓住不發以後，「心中忿怒」，居然赴京見朝，再上表章，足見此人雖然正直，但對當時的官場生態並沒有什麼深刻的理解，一味地剛刻行事。最後蔡京實在看他不耐煩，先是打發他去了陝西，後來隨便找了個借口將其除名，並逮捕其家人，鍛煉成獄。在那樣一個社會腐敗、政治荒弛的年代，曾孝序根本不是蔡京的對手，甚至也不是西門慶和夏提刑的對手，因苗青一案而致家敗名除、竄於嶺表之上者，讀來令人心中惻然。
我們再來看看黃通判。安童一心要為故主報仇雪冤，離開清河縣以後，他來到了東京，投奔開封府黃通判衙內。黃通判名黃美，字端肅，是被害人苗天秀的表兄，也是揚州人。安童來找他伸冤，當在情理之中。黃通判在知悉案件緣由之後，「連夜修書」，讓安童到山東察院找曾孝序告狀。應當說，曾孝序被捲入苗青案，落得家破身危的結局，完全是拜黃通判所賜。黃通判寫給曾孝序的那封書信，《金瓶梅》一字不落地「記錄」在案。
這封書信，既有私人信函的溫文與情誼，也有公文式的高調與堂皇，因而很值得讀者留意。在這封信的開頭，黃通判首先追溯了自己與曾孝序非比尋常的同年之誼，如「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開軸啟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等語，皆為信函往來之俗套，可置不論。接下來，黃通判對曾孝序的人品及官聲進行了一番猛烈的誇讚，說什麼「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隨後，黃通判進而對曾孝序表達了殷殷期望之意：「年兄平日抱可為之器，當有為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言下之意，彷彿國之存亡興衰，全繫於曾孝序一人之身。
黃通判這一封書信，不論是對曾孝序品德的誇讚，還是對老友懷抱利器、必當澄清天下的敦促與慫恿，想必都是曾孝序樂於聽聞的吧。對於剛剛當上巡按御史、正欲大展才猷、急性子的曾孝序而言，這封信，可謂字字句句都打中了他的要害。在信件的末尾，當黃通判將自己的表弟被害一案，盡托付於曾孝序之手時，一團私意，變成了堂皇公論；一片私情，變成了道德規箴；一番請托，變成了「正義」之必然。最後，私信也就變成了公文。
也許讀者會覺得筆者對於這封書信的解讀過於苛刻，對黃通判人品的猜測過於陰暗。事實上，我所讀到的評點文字和相關文章，都無一例外地將黃通判視為「君子」。那麼，我們不妨來看一看，《金瓶梅》的敘事者是如何來評價黃美為人的呢？
如前文所說，苗青案涉及到的官員共有四個類型。西門慶、夏提刑固可不論，作品提到曾孝序和狄斯彬，都明言兩人「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或者「為人剛方」。但在第四十七回，敘事者第一次提到黃美，僅僅用「博學廣識」四字斷之，對其人品一字不提。竊以為並非無意遺漏，而是話中藏話。
我們知道，苗天秀在出發去東京前夕，家中忽然來了一個化緣的僧人，因受了天秀五十兩白銀，便向苗天秀道出天機，說他左眼下有一道死氣，不出此年即有大災，併力誡他切勿出境離家。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苗天秀收到了表弟黃通判的來函，邀請他去東京。
《金瓶梅》中的黃通判，先後寫過兩封書函，一封給苗天秀，一封給曾孝序，從後來的實際效果來看，這兩封信，都堪稱是「催死文書」——苗天秀接信後數日，即葬身於「陝灣」的洶湧波濤之中；而曾孝序收到來信不久，即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場，其詭異不測，令人感到森森可怕。黃通判者，莫非任職於陰曹地府的閻王殿？
再者，黃通判邀請表弟去東京，有兩個目的，其一是自己做了官，讓表弟去遊玩一番，其二是打算為「土財主」苗天秀謀一官半職。所謂的「謀個前程」，說穿了不過是權錢交易而已。黃通判寫給苗天秀信件的內容，《金瓶梅》沒有提及，但從苗天秀臨行前對妻子所說的一番話中，我們可以大致猜到，黃美在信中一定是給了表弟極其明確的許諾。否則的話，苗天秀不會對妻子說出「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不到手」這樣的躊躇滿志之語，更不會為了去東京「遊玩」，隨船帶上一千兩金銀、二千兩貨物。所以，苗天秀受邀去東京，遊玩只是幌子，買官才是目的。當然，明代官員的俸祿極其微薄，黃美主動要幫表弟謀前程，他對表弟的萬貫傢俬，恐非完全沒有垂涎之意。
通過以上分析，黃通判這個人到底具有怎樣的節操和人品，想來讀者已可有自己的判斷。在表弟苗天秀慘遭橫禍奇冤之後，自己作為始作俑者，又身為通判，任職於天子腳下的開封府，博學廣識、勝友如雲，卻將這樣一件大事盡托於同年曾孝序，極力慫恿他出面擺平，而自己卻一身輕鬆，置身事外，毫髮無損。或許，黃通判對曾孝序的性情和缺點都摸得很透，所謂「一箭就上垛」。黃美此人貌似忠良的深險之心，已無待詳辨。
捲入苗青案中的官員，除了西門慶、夏提刑、曾孝序和黃通判之外，還有一個下級官吏，此人名叫狄斯彬。這人不過是一名縣丞。《金瓶梅》說他剛方不要錢，可見為人或許還稱得上「正直清廉」，但此人頭腦糊塗，行事荒唐可笑。他還有個綽號，人稱「狄混」，其生性之愚庸糊塗，可見一斑。在張竹坡看來，一個糊塗的清官，或許還比不上一個頭腦清晰的貪官呢。在今天的社會中，我們還能時常聽到類似的議論，可見，糊塗的「清官」任職一方，其荼毒尤烈的教訓，古今皆同。
這個「狄混」狄斯彬，在小說中雖著墨不多，但形象生動，讓人過目不忘。府尹胡師文責成他去調查苗天秀被殺一案，這位老兄騎在馬上，走在縣城西河邊，忽然看見馬頭前起了一陣「旋風」，「狄混」便勒住馬不動了。先是說了一句「怪哉」，然後竟然命令手下，跟隨旋風的方向一路追趕下去，「務要跟尋個下落」。他手下的人還真的追著旋風，捕風捉影去了。還別說，這夥人追到了一個名叫新河口的地方，還真的從河岸邊挖出了一具死屍。不用說，此人正是苗天秀。余每讀《金瓶梅》至此，必然啞失笑。
屍首雖有了下落，那麼，誰是案犯呢？這個問題可難不倒狄斯彬。他老人家因看見離新河口不遠的地方有個慈惠寺，便不由分說，將廟中長老、僧眾盡數拘來，一箍、兩拶、二十板、一百敲，收在監中，就算完事。
在由苗青案引出的四類官員中，西門慶、夏提刑是不折不扣的貪官，自不必說他；黃通判貌似忠信君子，實則城府極深，機心險仄，徇情害理，不露圭角；曾孝序清正廉明，卻不知緩急，昧於進退，一味剛刻；而狄斯彬雖剛方清廉，卻遇事糊塗，行為怪誕。
有此四者，《金瓶梅》中的明代官場，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格局。正不壓邪，其無因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