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是非常偉大的，它把戰前十年間種種奢侈的小氣的造作都掃蕩了，於是中華民國便非常清真。那時是連民主同盟亦與國民黨要好了，知識分子情甘意願的聽從放府，卻又各人可以任意而行，他們是與一代的人都結了同心了，還比組織上的同志關係好百倍。而且地方與中央也莫逆起來，戰區皆一統於中央，而這裡亦是因有遠比統治關係更大的東西，有些戰區中間被淪陷區隔斷，重慶的命令也許不能到達他們，但重慶的意志則能到達，好像早晚都在一起見面的一樣。但又每一戰區是個完全，是個自在，不覺有凡事都要秉承上頭的苦痛，而且軍事與政治經濟等都生在一起，說統制也是統制的，說疏朗又極疏朗。這一切，皆是因有蕩蕩世景來做新的背景。
民間亦因政府在戰時沒有力量來多管閒事，早先的許多統制辦法一旦失效，中小企業即刻活潑起來，農民更景況好轉，形成了非常自然的城鄉關係。人民只覺得政府很遼遠而又很親近，好像拂簷映簾的天上星辰。彼時是國民黨的態度也的確好。外國在戰時雖原有的民主都要禁絕或削弱，中國則這次戰爭起來了反而擴大民主，國民黨與新設的參政會可以無猜嫌，而且與共產黨亦竟能相處。彼時共產黨亦變得謙遜起來，隨眾說要放棄階級鬥爭，聽從國民政府。這一切，雖然國民黨是因形勢難犯，共產黨是因策略要改，而民主人士又不過是為得人讚揚，他就高興，況且仍舊吵架，尤其國共之間明爭暗鬥沒有斷過，但因大家都是生在廣大的風景裡，自然而然去了許多小氣。
抗戰能這樣久，而且得到最後勝利，並非多靠外援，外援雖有一點，但並沒有用來打日本軍，而日本在中國的敗像是還在美國投原子炸彈之前就己畢現的了。
亦不是因為中國的社會原始，不易被擊中要害，像低等生物的被切成一段段亦還能活。如果這樣的原始，又如何可有統一的金融及統一的作戰？乃至在武器上，中國的與日本的亦不過是同一世紀的程度之差，並非兩個世紀的性格之差，否則像清末的鴉片戰爭那樣，是要堅持繼續抵抗亦不能的。這倒是要感謝國民政府前此的建軍及法幣政策。但抗戰當然此外還有東西，否則如戰後國民政府雖更有美式裝配的軍，其法幣更相結於美元，亦要敗不旋踵的。
亦不是因為中國地方大，可以拿空間換時間。俄國也土地大，所以拿破侖失敗，但那是一百幾十年前的運輸兵站與佔領體制，在現代則希特勒若不是西線同時也作戰，兩年之內將可攻下蘇聯全境的。日本可是單打中國至六年之久，並非因他不曾用出全力，所以戰果不立，而是因戰果終不能立，即使要用全力亦無法用。
抗戰的偉大乃是中國文明的偉大。彼時許多地方淪陷了，中國人卻不當它是失去了，雖在淪陷區的亦沒有覺得是被征服了。中國人是能有天下，而從來亦沒有過亡天下的，其對國家的信是這樣的人世的貞信。彼時總覺得戰爭是在遼遠的地方進行似的，因為中國人有一個境界非戰爭所能到。彼時馬一浮有詩「天下雖干戈，吾心仍禮樂」，說吾心有點空洞，其實抗戰的戰術戰略便真是禮樂。老打敗仗，又時間拖長，以為中國民心厭戰了，這完全不是的。以為中國人咬牙切齒與日本賭存亡，也不是。彼時是淪陷區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照樣往來，明明是仇敵，亦恩仇之外還有人與人的相見，對方但凡有一分禮，這邊亦他還他一分禮，可是總不上當，「君子可欺以其方」，中國人都是為善可以無方。而戰區與大後方的人亦並不克定日子要勝利，悲壯的話只管說，但說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國人是勝敗也不認真，和戰也不認真，淪陷區的和不像和，戰區與大後方的戰不像戰。畫家曉得界線最難畫，因一件東西的邊際要似有界，似無界，讓空氣可以流通，中國人的勝敗之界，和戰之界，便亦好到像是這樣。又凡見了大山大海，最最真的東西反會好像是假的，因為它乃是這樣的，中國的抗戰也這樣的似真似假。戰爭講攻守，攻守皆以對方來證明我的存在，而中國人的則是自在，所以能立於不敗之地。
這裡令人想起吳魏之事。吳魏兩軍相距於濡須口，孫權遺書曹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退」，末後又批一句「足下不死，孤不得安」，這翻成白話便是：斷命的小鬼總不早死掉，吵鬧得人家想要有一刻安耽也不能的。曹操亦正在憂悶，見了信笑起來，說孫權的倒是真話，而且看得起我，他就此下令班師了。抗戰中間，中國這邊是有孫權這樣風度的，可惜日本那邊沒有曹操的嫵媚。
彼時是國民政府的軍隊也很好。他們在戰區其實並沒有如何組織民眾，動員民眾，他們打仗不像打仗，而只是與民間一同在過迢迢的光陰，最高的戰略竟到了是沒有機心的，這才使日本軍困惑，不能確立戰果，而以有限斗無限，到頭智窮力絀了。中國人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蕩蕩乾坤，且更覺有日常人事的親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戰又是非常真的。
戰時洋貨中斷，且大部分解脫了戰前造作的統制，連民間債務亦因法幣貶值而取消了。地主不敢下鄉，農民就少納租，淪陷區的農民更幾乎是全不納稅。而中小都市亦不歸大商埠支配，如此產業就又有了好性情來自然安排，回到平等遍在。彼時走單幫之多，正是運銷統制失了效，而工商業問銀行借錢，也有百利而無一害，又且工廠內遷疏散，上海大公司在各地的分店亦紛紛自立，如此就編成了僱主對工人的新關係，工商業對銀行的新關係，以及工商業相互間及其內部的新關係，且連城市與鄉村之間也是一種新的關係了。
許多小城市因抗戰軍的司令部搬來了，變得很熱鬧，還有一些機器亦跟工廠從淪陷區大碼頭搬來，到得這裡，連那些小機器也都高興起來。這樣的產業新安排全要靠人，僱主與工人亦有了是人與人相見的新感覺，又因產業關係的全面改變，出來了新的購買力，生意很好，樂得在工資上厚道，如此就勞資關係也變好了。而且做生意的人不管抗戰區淪陷區，照常堂堂來往，其中許多是走單幫，他們資本都很小，可是人數有千千萬，商業原來可以是與人這樣親的。
中國人是喜歡在日月山川裡行走的，戰時沿途特別好風景，許多沒有到過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廠內遷與走單幫，學校亦遷到內地，年青學生連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嶺，長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
過了一關又一關，前面來到紫金山。紫金山上般般有，缺少鮮花共牡丹。
但她們的人就是那鮮花與牡丹。她們都是各有好家鄉的，卻能夠不貪戀。
還有攜眷逃難的，及去重慶投效抗戰的，憂患這樣大，心思這樣堅，他們反會沒有悲憤，沒有營謀掛念，天涯道路，只更愛惜起眼前的人來。至今金華道上猶在歌唱當年的竹枝詞：
道旁杏花一樹明，照山照水夫妻行。長亭買酒郎斟妾，妾惜金錢郎惜情。
妻子計算路費，肚裡想著買飯吃節省一點，可是丈夫為她叫了酒，而她也就飲了，是因為敬重，因為知恩，所以慷慨。不但那男人，他的妻也慷慨。與這同樣的事，會做得來使人心酸落淚，但他們的不是，他們是歡喜的。他們的這種慷慨才真真是一代人的有大志。
沒有名目的大志才真是人志，沒有定規的大事才真是大事。當年尋常村莊，都有子弟在重慶，或從軍遠到印度緬甸，外面的天下世界這樣大，便這裡的小橋流水人家也浩蕩有遠意了，而一切又是這樣的近，好像在溪邊聽得見上游有洗衣洗菜人的笑語，近在咫尺，稍移步即可看見的，但是且慢，而此時此際乃更覺有自己的可歡喜了。中國人沒有神界有世界，世界就是這樣現前的。
那時的女子離鄉背井去大後方讀書，過了二十歲也不去想結婚的事。她們戀愛了可以很大方，但很苛刻，看不起沒有氣魄的男子，因為她們自己是有氣魄的。諸暨斯宅有個女子，經人說媒，那男的出外在福建戰區當公務員，只看了照片通過信，她就膽敢一人通過淪陷區與游擊區，千里迢迢去到男人那裡結了婚。這種金童玉女的清真與對人世的理直氣壯，很像五四時代的，而且更平實樸素，沒有五四時代那種紫霧靉靆。
凡是壯闊的，就能夠乾淨，抗戰時期的人對於世人都有樸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難的人也到處遇得著賢主人。抗戰期間實在遠比五四時代更好，五四時代缺少農村的美，抗戰期間則鄉村與城市都新鮮活潑，可比辛亥起義那時候，而因此抗戰軍亦遠比北伐當年的國民革命軍更好，北伐雜有農民暴動的氣味，編成抗戰軍的農民則極清明。抗戰時期的兵士是有著比紀律更大的東西，所以他們都變得和氣了，與人民相處得很好。
抗戰時期的好天氣好情懷，還見於淪陷區與大後方的到處歌舞，在淪陷區是忽然流行起越劇，在大後方是復興了中原的迎神賽會扮台閣，而且傳來了西北高原的土風舞與民謠。
越劇即紹興府嵊縣山鄉地方的秧歌班，亦叫小歌班，是民國初年才出生的。從清末太平軍時到民國元二三年，有長長一段絲茶桐油輸出的好景，把長江流域的鄉村與城市都照亮了。嵊縣通寧波紹興杭州上海，而山高水急，地瘠田薄，民風強悍，彼時應了這氣運卻大大的興旺起來，因為不宜種稻之故，便多種茶樹桐樹桑樹，家家養蠶，開起茶棧繭行油坊，連帶手工業亦比鄰縣都有名了。還是在民國初年的事，此地的人便在農閒時作出秧歌班。
嵊縣人原來沒有何種成熟的風格化，單是他們的本質好，爽闊直諒，好像宣紙的潔白，遂紹興府城的華麗深邃，寧波碼頭的熱鬧活潑，杭州省會響應辛亥起義的朝氣，與上海外面的天下世界，皆移來生在這幅宣紙上，筆筆沁入了，而這就是秧歌班的風姿。
秧歌班早時單是沿鄉沿村唱做，男人扮。想是單面受了寧波影響，世俗的生命熾盛，男女性感的熾盛，都簡單之極，人家看了說粗氣不過，很下作。其後改成小歌班，叫小歌是有點細唱細做的意思了，又因原來的秧歌班仍存在，改名是要表示區別。小歌班是女人演唱，都是幾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鄉下姑娘，行頭比秧歌班好，但還是很簡單，戲也只得《相罵本》《梁山伯祝英台》《玉蜻蜓》及《方卿見姑娘》這幾隻，後來又從紹興大戲取材，添了《碧玉簪》《龍鳳鎖》《沉香扇》《三笑姻緣》等。唱辭直接來自民謠，好像竹枝詞的男女唱和，動作亦是男女偶舞，歌聲寬平直諒，舞姿則就像舊式床欄上雕刻著看的那種，非常的忠厚而嫵媚。這些戲裡的男女都是家常堂前樓上人，門外即天涯，有平疇遠山，名城迢遞。
《玉蜻蜓‧後游庵》裡的「十八隻抽屜」，使人覺得太平時世的富庶安穩真是有的。《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裡，男女之情高到了似真似假的境界。《三笑姻緣》裡秋香丫鬟的乖巧，《相罵本》裡年青媳婦的絕世聰明，都使人愛。這些戲裡的女子都乖刁，男子都蠻橫，好像佛經裡說的善心誠實男，法喜以為女，而且完全是現世的。《後游庵》裡母子相會，起先不說破，幾乎是要調戲娘親了，只覺天地間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如同《創世紀》裡的亞當與夏娃，但比亞當夏娃有人事的貞靜。
抗戰期間是鄉村與城市的產業新生發，又使清末民初的好景來年抽條茁芽，開起花來了，所以小歌班當令。小歌班先流行到鄰縣，才被稱為嵊縣戲，及至上海，又被稱為紹興戲，因為嵊縣是被紹興府轄管。這紹興戲於抗戰第二年始到上海，想不到很快就壓倒了電影乃至京戲。而且它隨著抗戰，流行到了各府各縣，連不受方言的阻礙，東南一帶凡有井水處皆能唱紹興戲。淪陷區照理要頹唐，卻出來了這樣健康的歌舞，真是叫人驚喜。
中原是另有中原的歌舞。中國本來江南江北皆有燈市與扮台閣，而清末民初則因更有西洋的刺激在內，所以燈也越發晶瑩，人也越發俊俏了。其後稍稍衰歇過。現在又因抗戰而活潑，且出來了新聲，在江南的便翻出紹興戲，而在黃河流域的則被採用為行軍樂，因其有鑼有鼓，街上陌上一路可以歌舞，而這亦就是後來解放軍的秧歌舞的來源。
還有是西北邊徼的民謠與土風舞，有從高原吹來的爽朗的風，普遍流行到了重慶的學校裡。這西北高原的歌舞有著漢民族早先的健康，不落中原與江南的繁文褥節，且與西洋的較為相通，而如此乃出來了戴愛蓮的新歌新舞。抗戰時的這一切，都使人覺得有一股朝氣，好像是在辛亥起義剛剛不久的民國初年。
清末民初到底開了一代的新氣運，現在抗戰期的歌舞如花枝怒放，蓓蕾則還是彼時的。彼時的歌舞是京戲為主，以元氣健旺的秦腔代替了形式美過於成熟的昆曲，且從縉紳的典雅解放，而從平民的活潑與直諒生出來清華貴氣，這一點是不但京戲，亦是往昔的元曲與其後的紹興戲之所以能興起。民國初年還有山西河南山東的梆子大鼓亦更變得亮烈，這都是中華民族將有大事的行動美。彼時且又江南到處唱《孟姜女》，還有《無錫景》。《孟姜女》使人想像民國世界如同西漢當年，尚有哭長城的遺聲在耳，新的天下的開創原來是為匹夫匹婦復仇。而《無錫景》則非常之謙遜，只是「小小無錫景呀，唱撥啦諸公聽」。其實卻有對於新時代新城市的得意，與漢賦洛陽，唐詠秦川，有相同處。
可是有了民間之樂，亦還要有雅樂。一代的歌舞當然是生在民間的，但非至出現雅樂則算不得成定，這和中國歷來的治術在民間而上面仍另有朝廷，是一樣的道理。例如《詩經》裡，即是有國風又有雅樂的。民國初年的國歌，一隻是「卿雲爛兮」，一隻是「中國雄立宇宙間」，都是華夏的正聲，此外李叔同編的幾隻歌，亦皆沿承古樂，而採用西洋的新聲，開了製作新的雅樂的風氣。可惜北伐之後道喪樂失，惟有一隻國民黨的「黨歌」，學校裡唱的歌變得只是西洋的，舞亦是交際舞，雅樂還沒有成功就中斷了。此時民間自唱國產電影片的流行歌，倒是親切新鮮，而且在民歌與雅樂之間，但總是瑟縮。
及至抗戰，不但民國初年的民間歌舞好像夜來的花枝被曉風吹動，變得都是今朝的，且亦重拾起了民國初年雅樂的墜緒，而有新的發展，這就是後來中共的有些歌，居然能是很好的。有這樣的江山無限，那抗戰的八載光陰，真的迢迢如同千年。
而及至勝利，又真的好比是天亮了。重慶的人分批回來，飛機飛過的聲音都變了是好聽的。剛勝利時上海生意清淡，許多機關等待被接收，許多事情還要等一等，可是中華民國到底江山有主了。馬路上是成群結隊看熱鬧的行人，如同開戲游春。公司櫥窗裡的貨色存底很貧薄了，可是有一份慷慨的新意，秋陽照在遊人的衣裳，照在外面的天下世界，外面的天下世界也像這樣貧薄寥落而有慷慨的新意。到得晚上，燈火管制解除了，小店舖裡的電燈也晶瑩耀眼，條條街上有霓虹燈寫出V字，大紅的，翠綠的，淺藍的。沿街播音機的歌唱也是新的，店裡的夥計，街上的行人，都好比今天是除夕。
連各處小城鎮上也響徹炮竹，打鑼擊鼓，小城鎮原來是亦有小城鎮的熱鬧的。乃至鄉下，小學生的慶祝遊行隊伍在田畈裡走過，鑼鼓之聲漸遠漸稀，那清疏亦像迎神賽會。街坊鄰舍有重慶的人回來了，那家裡就好像辦喜事，雖然經過八年戰爭種種不周全，但總之是份新人家了，那寥落貧薄亦不過是像新造房子未完工，才裝置的門燈有一盞給油漆匠碰壞了，剛糊好的窗紙潔白如雪，也給小孩戳破了一處，但絲毫沒有破壞的感覺。而重慶回來的人亦這樣膽壯氣旺，可以慷慨的吃喝自己家裡與親鄰為他辦的酒席，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好日子剛剛在起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