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頭費有多少？」
「一年八萬左右。」
「辦公經費呢？」
「五千吧，是去年漲的，原來只有三千多塊錢。」
「夠嗎？」我問的是辦公經費。
「馬馬乎乎，多給就多花，少給就少用。當然了，上邊要是能多給一些辦公經費，學校的辦學條件就會更好了。您能幫我們爭取一些經費嗎？」
「黃校長，如果把人頭費的一半轉到辦公經費上，學校的辦學條件不就改善了嗎？」
「那當然了，我要有四萬多塊錢，能幹多少事啊！可惜做不到。」
「為什麼做不到？」
「學校的編制是根據學校規模定的，定下來以後就不好再變了。」
「二百個學生也用不了那麼多教職員工。」
「學校的規模是五百個學生，招不上來，山裡的孩子能讀到初中的太少了。」
「既然招不上來，那就把人頭費砍下來，補充辦公經費。辦學條件好了，對學生就有吸引力了，來的學生不就多了嗎？」
「我也這麼想過，可鄉領導說我的思想認識有問題。人頭費砍下來了，辦學條件好了，學生多了，如果再想增加人頭費那就太難了。鄉領導說，人頭費是國家給的，即使一個學生沒有，也不能砍下來。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能不能在保持人頭費的前提下，不斷增加辦公經費。」
「我明白了，已經得到的就不能放棄，沒有得到的還要努力爭取。」
「是這個意思，您不愧是市裡來的領導幹部，一聽就明白。您一定要幫我們爭取增加辦公經費，讓學校的辦學條件再上一個新台階。」
告別黃校長，我的調查報告有了第一部分的內容，就是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教育經費的內部結構比例，將有限的教育經費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防止國家教育經費流失，杜絕滋生腐敗的溫床。
失學少年朱同一家的遭遇為我的調查報告提供了第二部分的素材。那天下午，我和鄉辦秘書小白正往王家坡小學趕，走在深山老林中，忽然聽到了一聲沉悶的槍聲。槍響後，只見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從二十米外的地方躥了出來。少年手提一桿獵槍，像只豹子，動作異常敏捷，連蹦帶跳地向前衝去，在樹林中時隱時現。我和小白跟著少年跑，大約跑了百十來米，少年站住了，舉槍就要射。在少年的槍口下，是一隻東張西望的小麋鹿。
「不要打！」我大吼一聲。我知道野生動物是不能隨便捕殺的，面對偷獵行為，本能地表示出強烈憤慨。
少年扭過頭來，看到兩個陌生人，臉上一片茫然。他最多只有十三四歲的樣子，長得虎頭虎腦，一身打著補丁的衣服透著寒酸。
「不能濫殺野生動物，你知道嗎？」我走過去，大聲訓斥少年。
「俺不知道。」少年放下槍，無可奈何地看了一眼四五十米外的小麋鹿。小麋鹿擺脫了死亡的威脅，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密林深處。
「你是哪兒的人？」我問，口氣緩和了一些。
「王家坡的。」
「帶我們去吧，我們正要去王家坡小學。」小白說。
「俺爹會生氣的。」少年說。
「為啥生氣？」小白問，「我們是鄉里來的幹部，你爹他不會生氣的。」
「俺沒打著東西，俺爹不讓俺回家。」
「我們陪你回去，你爹不會說你的。」我拍了拍少年的肩頭。
路上，我和少年邊走邊聊。少年很純樸，毫無顧忌地把我想知道的事情都說了出來。少年名叫朱同，上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離開了學校。那一年，他爹把腰摔斷了，從此臥床不起。他媽媽在一天清晨離開了這個家，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除了殘廢的爹以外，家裡還有奶奶和妹妹。三四年來，他一直在山裡打獵，一家人就靠他的獵槍生活。少年說他不知道打獵違法，也不知道不讓打獵之後一家人怎樣生活下去。
「想上學讀書嗎？」我問。我認為少年需要用智慧武裝頭腦，我就是靠頭腦裡的知識從井下跨進北大校園的。
「想，俺當年的學習成績可好了，可俺進不了學校。」朱同回答道，「家裡沒有錢供俺讀書，俺需要掙錢養活一家人。俺家到了。」
朱同的家是三間低矮的石頭房，小院是用樹枝和玉米秸圈起來的，一群土雞在一棵高大的核桃樹下尋食，一位頭髮灰白的老太太迎了上來。
「奶奶，他們是客人。」朱同對老太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