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房東

我已經多次談到我的女房東歐樸爾太太。

我在這裡還要再集中來談。

我不能不談她。

我們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共過安樂,也共過患難。在這漫長的時間內,她為我操了不知多少心,她確實像我自己的母親一樣。回憶起她來,就像回憶一個甜美的夢。

她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德國婦女。我初到的時候,她大概已有五十歲了,比我大二十五六歲。她沒有多少惹人注意的特點,相貌平平常常,衣著平平常常,談吐平平常常,愛好平平常常,總之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人。

然而,同她相處的時間越久,便越覺得她在平常中有不平常的地方:她老實,她誠懇,她善良,她和藹,她不會吹噓,她不會撒謊。她也有一些小小的偏見與固執,但這些也都是平平常常的,沒有什麼越軌的地方;這只能增加她的人情味,而絕不會相反。同她相處,不必費心機、設提防,一切都自自然然,使人如處和暖的春風中。

她的生活是十分單調的、平凡的。她的天地實際上就只有她的家庭。中國有一句話說:婦女圍著鍋台轉。德國沒有什麼鍋台,只有煤氣灶或電氣灶。我的女房東也就是圍著這樣的灶轉。每天一起床,先做早點,給她丈夫一份,給我一份。然後就是無盡無休地擦地板、擦樓道、擦大門外面馬路旁邊的人行道。地板和樓道天天打蠟,打磨得油光珵亮。樓門外的人行道,不光是掃,而且是用肥皂水洗。人坐在地上,絕不會沾上半點兒塵土。德國人愛清潔,聞名全球。德文裡面有一個詞兒Putzteufel,指打掃房間的潔癖,或有這樣潔癖的女人。Teufel的意思是“魔鬼”,Putz的意思是“打掃”。別的語言中好像沒有完全相當的字。我看,我的女房東,同許多德國婦女一樣,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清掃魔鬼”。

我在生活方面所有的需要,她一手包下來了。德國人生活習慣同中國人不同。早晨起床後,吃早點,然後去上班;十一點左右,吃自己帶去的一片黃油夾香腸或奶酪的麵包;下午一點左右吃午飯。這是一天的主餐,吃的都是熱湯熱菜,主食是土豆。下午四點左右,喝一次茶,吃點兒餅乾之類的東西。晚上七時左右吃晚飯,泡一壺茶或者咖啡,吃涼麵包、香腸、火腿、干奶酪,等等。我是一個年輕的窮學生,一無時間,二無錢來擺這個譜兒。我還是中國老習慣,一日三餐。早點在家裡吃,一壺茶,兩片麵包。午飯在外面館子裡或學生食堂裡吃,都是熱東西。晚上回家,女房東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餐給我留下一份。因此,我的晚餐也都是熱湯熱菜,同德國人不一樣,這基本上是中國辦法。這都是女房東在瞭解了中國人的吃飯習慣之後精心安排的。我每天在研究所裡工作了一整天之後,回到家來,能夠吃上一頓熱乎乎的晚飯,心裡當然是美滋滋的。對女房東這番情意,我是由衷地感激的。

晚飯以後,我就在家裡工作。到了晚上十點左右,女房東進屋來,把我的被子鋪好,把被罩拿下來,放到沙發上。這工作其實是非常簡單的,我自己盡可以做。但是,女房東卻非做不可,當年她兒子住這一間屋子時,她就是天天這樣做的。鋪好床以後,她就站在那裡,同我閒聊。她把一天的經歷,原原本本,詳詳細細,都向我“匯報”。她見了什麼人,買了什麼東西,碰到了什麼事情,到過什麼地方,一一細說,有時還繪聲繪形,說得眉飛色舞。我無話可答,只能洗耳恭聽。她的一些婆婆媽媽的事情,我並不感興趣。但是,我初到德國時,聽說德語的能力都不強。每天晚上上半小時的“聽力課”,對我大有幫助。我的女房東實際上成了我的不收費的義務教員。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對她說,她也永遠不會懂的。“匯報”完了以後,照例說一句:“夜安!祝你愉快地安眠!”我也說同樣的話,然後她退出,回到自己的房間裡。我把皮鞋放在門外,明天早晨,她把鞋擦亮。我這一天的活動就算結束了,上床睡覺。

其餘許多雜活,比如說洗衣服、洗床單、準備洗澡水,等等,無不由女房東去幹。德國被子是鴨絨的,鴨絨沒有被固定起來,在被套裡面享有絕對自由活動的權利。我初到德國時,很不習慣,睡下以後,在夢中翻兩次身,鴨絨就都活動到被套的一邊去,這裡絨毛堆積如山,而另一邊則只剩下兩層薄布,當然就不能御寒,我往往被凍醒。我向女房東一講,她笑得眼睛裡直流淚。她於是細心教我使用鴨絨被的方法。我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在她的照顧下愉快地生活。

她的家庭看來是非常和睦的,丈夫忠厚老實,一個獨生子不在家,老夫婦倆對兒子愛如掌上明珠。我記得,有一段時間,老頭兒月月購買哥廷根的麵包和香腸,打起包裹,送到郵局,寄給在達姆施塔特(Darmstadt)高工唸書的兒子。老頭兒腿有點兒毛病,走路一瘸一拐,很不靈便;雖然拿著手杖,仍然非常吃力。可他不辭辛勞,月月如此。後來老夫婦倆出去度假,順便去看兒子。到兒子的住處大學生宿舍裡去,一瞥間,他們看到老頭兒千辛萬苦寄來的麵包和香腸,卻發了霉,乾癟癟地躺在桌子下面。老頭兒怎樣想,不得而知。老太太回家後,在晚上向我“匯報”時,絮絮叨叨地講到這件事,說她大為吃驚。但是,奇怪的是,老頭兒還是照樣拖著兩條沉重的腿,把麵包和香腸寄走。我不禁想到,“可憐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之所同。然而兒女對待父母的態度,東西方卻大不相同了。章太太的男房東可以為證。我並不提倡愚忠愚孝。但是,即使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化為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房東兒子的做法不也是有點兒過分了嗎?

女房東心裡也是有不平的。

兒子結了婚,住在外城,生了一個小孫女。有一次,全家回家來探望父母。兒媳長得非常漂亮,衣著也十分摩登。但是,女房東對她好像並不熱情,對小孫女也並不寵愛。兒媳是年輕人,對好多事情有點馬大哈,從中也可以看出德國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有一天,兒媳使用手紙過多,把馬桶給堵塞了。老太太非常不滿意,拉著我到衛生間指給我看。臉上露出了許多怪相,有憤怒,有輕蔑,有不滿,有憎怨。此事她當然不能對兒子講,連丈夫大概也沒有敢講,茫茫宇宙間她只有對我一個人訴說不平了。

女房東也是有偏見的。

關於戴帽子的偏見,我在上面已經談過了,這裡不再重複。她的偏見不只限於這一點,而且最突出的也不是這一件事。最突出的是宗教偏見。她自己信奉的是耶穌教,對天主教懷有莫名其妙的刻骨仇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毫無例外的有宗教偏見,這種偏見比任何其他偏見都更偏見。歐洲耶穌基督教新舊兩派之間的偏見,也是異常突出的。我的女房東沒有很高的文化,她的偏見也因而更固執。但她偏偏碰到一個天主教的好人。女房東每個月要僱人洗一次衣服、床單,等等。承擔這項工作的是一個天主教的老處女,年紀比女房東還要大,總有六十多歲了。她沒有財產,沒有職業,就靠幫人洗衣服為生。人非常老實,一天說不了幾句話。卻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信徒,每月的收入,除了維持極其簡樸的生活以外,全都交給教堂。她大概希望百年之後能夠在虛無縹緲的天堂裡佔一個角落吧。女房東經常對我說:“特雷莎(Therese)忠誠得像黃金一樣。”特雷莎是她的名字。但是,忠誠歸忠誠,一提到宗教,女房東就憤憤不平,晚上向我“匯報”時,對她也時有微詞,具體的例子卻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的女房東就是這樣一個有不平、有偏見、有自己的與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國家大局無關的小憂愁小煩惱,這樣那樣的特點的平平常常的人;卻是一個心地善良、厚道,不會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她的一生也是頗為坎坷的,走的並非都是陽關大道。據她自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人家裡普遍都有金子,她家裡也一樣。大戰一結束,德國發了瘋似的通貨膨脹,把她的一點點黃金都膨脹光了,成了無金階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她只是靠工資過日子。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從來不讚揚希特勒,當然更不懂去反對他。由於種族偏見,猶太人她是反對的,但也說不上是“積極分子”,只是隨大流而已。她在鄉下沒有關係戶,食品同我一樣短缺。在大戰中間,她丈夫餓得從一個大胖子變成一個瘦子,終於離開了人世。老兩口兒一生和睦相處,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倆拌過嘴,吵過架。老頭兒一死,只剩下她孤零一人。兒子極少回來,屋子裡空蕩蕩的。她心裡是什麼滋味,我不知道。從表面上看,她只能同我這一個異邦的青年相依為命了。

戰爭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日子越來越難過。不但食品短缺,連燃料也無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順民情,決定讓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樹木。在這裡也可以看到德國人辦事之細緻、之有條不紊、之遵守法紀。政府工作人員在茫茫的林海中劃出了一個可以砍伐的地區,把區內的樹逐一檢查,可以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女房東家裡沒有勞動力,我當然當仁不讓,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樹,運下山來,運到一個木匠家裡,用機器截成短段,然後運回家來,儲存在地下室裡,供取暖之用。由於那一個木匠態度非常壞,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過後到我家來,表示歉意。我覺得,這不過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兒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通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匯報”時,她突然笑著問說:“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這些回憶一時是寫不完的,因此我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離開德國以後,在瑞士停留期間,我曾給女房東寫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在北平,我費了千辛萬苦,弄到了一罐美國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許多德國人一樣,嗜咖啡若命。我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期望它能越過千山萬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讓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兒喜悅。我不記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關係”成了十分危險的東西。我再也不敢寫信給她,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正如杜甫所說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1983年,在離開哥廷根將近四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特意擠出時間,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潔如故,四十年漫長歲月的痕跡一點兒也看不出來。我走上三樓,我的住房門外的銅牌上已經換了名字。我也無從打聽女房東的下落,她恐怕早已離開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靜臥在公墓的一個角落裡。我回首前塵,百感交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有虔心禱祝她那在天之靈——如果有的話——永遠安息。

1994年2月25日

《一花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