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文學的理解，以及我的寫作，當然和許多別人一樣，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響，影響確乎發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個階段。或持久，或短暫。卻沒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學理念和他們的作品一直影響著我。而我自己的文學觀也在不斷變化……
下面，我按自己的年齡階段梳理那一種影響：
童年時期主要是母親以講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輸了某些戲劇化的大眾文學內容，如《釣金龜》《鍘美案》《烏盆記》《竇娥冤》《柳毅傳書》《趙氏孤兒》《一捧雪》……
那些故事的主題，無非體現著民間的善惡觀點和「孝」「義」之詮釋而已。母親當年講那些故事，目的絕然不是培養我們的文學愛好。她只不過是怕我們將來不孝，使她傷心；並怕我們將來被民間輿論斥為不義小人，使她蒙恥。民間輿論的方式亦即現今所謂之口碑。東北人家，十之八九為外省流民落戶扎根。哪裡有流民生態，哪裡便有「義」的崇尚。流民靠「義」字相互凝聚，也靠「義」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倘某某男人一旦被民間輿論斥為不義小人，那麼他在品格上幾乎就萬古不復了。我童年時期，深感民間輿論對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們的品格所進行的審判，是那麼地權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麼的不容置疑。故我小時候對「義」也是特別崇尚的。但流民文化所崇尚的「義」，其實只不過是「義氣」，是水泊梁山和瓦崗寨兄弟幫那一種「義」。與正義往往有著質的區別，更非仁義，然而母親所講的那些故事，畢竟述自傳統戲劇，內容都是經過一代代戲劇家錘煉的，所傳達的精神影響，也就多多少少地高於民間原則，比較具有著文學美學的意義了。對於我，等於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種營養。
這就是我早期小說中的男人，尤其那些男知青人物，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別義氣的原因。我承認，在以上兩點，我有按照我的標準美化我筆下人物的創作傾向。
在日常生活中，「義」字常使我臨尷尬事，成尷尬人。比如我一中學同學，是哈市幾乎家喻戶曉的房地產老闆。因涉嫌走私，忽一日遭通緝——夜裡一點多，用手機在童影廠門外往我家裡打電話。白天我已受到種種忠告，電話一響，便知是他打來的。雖無利益關係，但真有同學之誼。不見，則不「義」；即往見之，則日後必有牽連。猶豫片刻，決定還是見。於是成了他逃亡國外前見到的最後一人。還要替他保存一些將來翻案的材料，還承諾三日內絕不舉報。於是數次受公安司法部門鄭重而嚴肅的面訊。說是審問也差不多。錄口供，按手印，記錄歸檔。
我至今困惑迷惘，不知一個頭腦比我清醒的人，遇此事該取怎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態度？倘中學時代的親密同學於落難之境急求一見而不見，結果虛驚一場，日後案情推翻（這種情況是常有的），我將有何面目復見斯人，復見斯人老母，復見斯人之兄弟姐妹？那中學時代深厚友情的質量，不是一下子就顯出了它的脆薄性嗎？這難道不是日後注定會使我們雙方沮喪之事嗎？
但，如果執行緝捕公務的對方不由分說，先關押我三個月五個月，甚或一年半載，甚至更長時間（我是為一個「義」字充分做好了這種心理準備的），我自身又會落入何境？
有了諸如此類的經歷後，我對文學、戲劇、電影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凡在虛構中張揚的，便是在現實中缺失的，起碼是使現實人尷尬的。此點古今中外皆然。因在現實中缺失而在虛構中張揚的，只不過是借文學、戲劇、電影等方式安慰人心的寫法。這一功能是傳統的功能，也是一般的功能。嚴格地講，是非現實主義的，歸為理想主義的寫法或更正確。而且是那種照顧大眾接受意向的淺顯境界的理想主義寫法。揭示那種種使現實人面臨尷尬的社會制度的、文化背景的，以及人性困惑的真相的寫法，才更是現實主義的寫法。回顧我早期的寫作，雖自詡一直奉行現實主義，其實是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左顧右盼，每顧此失彼，像徘徊於兩岸兩片草地之間的那一頭寓言中的驢。就中國文學史上呈現的狀態而言，我認為，近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其曖昧性大於古代；現代大於近代；當代大於現代。原因不唯在當代主流文學理念的禁束，也由於我及我以上幾代寫作者根本就是在相當不真實的文化背景的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它最良好開明時的狀態也不過就是曖昧。故我們先天的寫作基因是潛伏著曖昧的成分。即使我們產生了叛逆主流文學理念禁束的衝動，我們也難以有改變我們先天基因的能力。
自幼所接受的關於「義」的原則，在現實之中又逢困惑和尷尬。對於寫作者，這是多麼不良的滋擾。倘寫作者對此類事是不敏感的，置於腦後便是了。偏偏我又是對此類事極為敏感的寫作者。這一種有話要說不吐不快的衝動，每變成難以抗拒的寫作的衝動。而後一種衝動下快速產生的，自然不可能是什麼文學，只不過是文學方式的社會發言而已……
我非是那類小時候便立志要當作家才成為作家的人。在我僅僅是一個愛聽故事的孩子的年齡，我對作家這一種職業的理解是那麼單純——用筆講故事，並通過故事吸引別人感動別人的人。如果說這一種理解水平很低，那麼我後來自認為對作家這一種職業的似乎「成熟」多了的理解，實際上比我小時候的理解距離文學還要遠些。因為講故事的能力畢竟還可以說是作家在新聞評論充分自由的國家和時代，可能使人成為好記者。反之，對於以文學寫作為職業的人，也許是一種精力的浪費吧？如果我在二十餘年的寫作時間裡，在千餘萬字的寫作實踐中，一直游弋於文學的海域，而不每每地被文字方式的社會發言的衝動所左右，我的文學意義上的收穫，是否會比現在更值得自慰呢？
然而我並不特別地責怪自己。因為我明白，我所以曾那樣，即使大錯特錯了，也不完全是我的錯。從事某些職業的人，在時代因素的影響下，往往會變得不太像從事那些職業的人。比如「文革」時期的教師都有幾分不太像教師；「文革」時期的學生更特別地不像學生。於今的我回顧自己走過的文學路，經常替自己感到遺憾和惋惜，甚至感到憂傷……
比較起來我還是更喜歡那個愛聽故事的孩子年齡的我。作家對文學的理解也許確乎越單純越好。單純的理解才更能導我走上純粹的路。而對於藝術範疇的一切職業，純粹的路上才出純粹的成果。
少年時期從小學四五年級起，我開始接觸文學。不，那只能說是接近。此處所言之文學，也只不過是文學的胚胎。家居的街區內，有三四處小人書鋪。我在那些小人書鋪裡度過了許多愜意的，無論什麼時候回憶起來都覺得幸福的時光。今人大概一般認為，所謂文學的搖籃，起碼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學系。但對我而言，當年那些小人書鋪即是。小人書文字簡潔明快，且可欣賞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稱一流的繪畫。由於字數限制所難以傳達的細緻的文學成分，在小人書的情節性連貫繪畫中，大抵會得以形象地表現。而這一點又往往勝過文學的描寫。對於兒童和少年，小人書的美學營養是雙重的。
小人書是我能咀嚼文學之前的「代乳品」。
但凡是一家小人書鋪，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書。對於少年，那也幾乎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包羅萬象了。有些是當年翻譯過來的外國當代作品，那樣的一些小人書以後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
比如《中鋒在黎明前死去》——這是一本取材於美國當年的荒誕現實主義電影的小人書，諷刺資本對人性的霸道的侵略。講一名足球中鋒，被一位資本家連同終生人身自由一次性買斷。而「中鋒」賤賣自己是為了給兒子治病。資本家還以同樣的方式買斷了一名美麗的芭蕾舞女演員，一頭人猿，一位生物學科學家，以及另外一些他認為「特別」的具有「可持續性」商業價值的人。他企圖通過生物學科學家的實驗和研究，迫使所有那些被他買斷了終生人身自由的「特別」人相互雜交，再雜交後代，「培植」出成批的他所希望看到的「另類」人，並推向世界市場。「中鋒」卻與美麗的芭蕾舞演員深深相愛了，而芭蕾舞女演員按照某項她當時不十分明白的合同條款，被資本家分配給人猿做「妻子」……
結局自然是悲慘的。美麗的芭蕾舞女演員被人猿撕碎；「中鋒」掐死了資本家；生物學科學家瘋了……
而「中鋒」被判死刑。在黎明前，在一場世界錦標賽的海報業已貼得到處可見之後，「中鋒」被推上了絞架……
這一部典型的美國好萊塢諷刺批判電影，是根據一部阿根廷20世紀50年代的劇本改編的，其內容不但涉及資本膨脹的勢力與在全世界都極為關注的「克隆」實驗，在其內容中也有超前的想像。倘濾去其內容中的社會立場所決定了的成分，僅從文學的一般規律性而言，我認為作者的虛構能力是出色的。
那一本小人書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比如《前面是急轉彎》——這是一部蘇聯當時年代的社會現實題材小說。問世後很快就拍成了電影，並在當年的中國放映過。但我沒有機會看到它，我看到的是根據電影改編的小人書。
它講述了這樣一件事：躊躇滿志事業有成的男人，連夜從外地駕車趕回莫斯科，渴望著與他漂亮的未婚妻度過甜蜜幸福的週末時光。途中他的車燈照見了一個臥在公路上的人。他下車看時，見那人全身浸在一片血泊中。那人被另一輛車撞了。撞那人的司機畏罪駕車逃遁了。那人還活著，還有救，哀求主人公將自己送到醫院去。在公路的那一地點，已能望見莫斯科市區的燈光了。將不幸的人及時送到醫院，只不過需要二十幾分鐘。主人公看著血泊中不幸的人卻猶豫了。他暗想如果對方死在他的車上呢？那麼他將受到司法機關的審問，那麼他將不能與未婚妻共同度過甜蜜幸福的週末了。難道自己連夜從外地趕回莫斯科，只不過是為了救眼前這個血泊中的人嗎？他的車座椅套是才換的呀！那花了他不少的一筆錢呢！何況，沒有第三者做證，如果他自己被懷疑是肇事司機呢？那麼他的事業，他的地位，他的婚姻，他整個的人生……
在不幸的臥於血泊中的人苦苦的哀求之下，他一步步後退，跳上自己的車，繞開血泊加速開走了。
他確實與未婚妻度過了一個甜蜜幸福的週末。
他當然對誰都隻字不提他在公路上遇到的事，包括他深深地愛著的未婚妻。
然而他的車畢竟在公路上留下了輪印，他還是被傳訊並被收押了。
在審訊中，他力辯自己的清白無辜。為了證明他並沒說謊，他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真實想法……
當然，肇事司機最終還是被調查到了。
無罪的他獲釋了。
但他漂亮的未婚妻已不能再愛他。因為那姑娘根本無法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她不但愛而且尊敬的這個男人，竟會見死不救。非但見死不救，還在二十幾分鐘後與她飲著香檳談笑風生、詼諧幽默，並緊接著和她做愛……
他的同事們也沒法像以前那麼對他友好了……
他無罪，但依然失去了許多……
這一部電影據說在當年的蘇聯獲得好評。在當年的中國，影院放映率卻一點兒也不高。因為在當年的中國，救死扶傷的公德教育深入人心，可以說是蔚然成風。這一部當年的蘇聯電影所反映的事件，似乎是當年的中國人很難理解的。正如許多中國人當年很難理解安娜·卡列尼娜為什麼非離婚不可……
我承認，我還是挺欣賞蘇聯某些文學作品和電影中的道德影響力的。
此刻，我伏案寫到此處，頭腦中一個大困惑忽然產生了——救死扶傷的公德教育（確切地說應該是人性和人道教育）在當年的中國確曾深入人心，確曾蔚然成風——但「文革」中滅絕人性和人道的殘酷事件，不也是千般百種舉不勝舉嗎？為什麼一個民族會從前一種事實一下子就「轉移」到後一種事實了呢？
是前一種事實不真實嗎？
我是從那個時代成長過來的。我感覺那個時代在那一點上是真實的啊。
是後一種事實被誇張了嗎？
我也是從後一個時代經歷過來的。我感覺後一個時代確乎是可怕的時代啊。
我想，此轉折中，我指的非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肯定包含著某些規律性的至為深刻的原因。它究竟是什麼，我以後要思考思考……
倘一名少年或少女手捧一本內容具有文學價值的小人書看著，無論他或她是在哪裡看著，其情形都會立刻勾起我對自己少年時代看小人書度過的那些美好時光的回憶，並且，使我心中生出一片溫馨的感動……
我至今保留著三十幾本早年出版的小人書。
中學時代某些小人書裡的故事深印在我頭腦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書」裡是怎樣的。我不擇手段地滿足自己對文學作品的閱讀癖，也幾乎是不擇手段地積累自己的財富——書。
與我家一牆之隔的鄰居姓盧。盧叔是個體收破爛的，經常收回舊書。我的財富往往來自他收破爛的手推車。我從中發現了《白蛇傳》和《梁祝》的戲劇唱本，而且是解放前的，有點兒「黃色」內容的那一種。一部破爛不堪的《聊齋誌異》也曾使我欣喜若狂如獲至寶。
《白蛇傳》是我特別喜歡的文學故事。古今中外，美麗的，婉約的，纏綿於愛，為愛敢恨敢捨生忘死拔劍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條，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貞。她為愛所受之苦難，使是中學生的我那麼那麼地心疼她。我不怎麼喜歡許仙。我覺得愛有時是值得越乎理性的。白娘子對許仙的愛便值得他越乎理性地守住，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歧視她為異類？當年我常想，我長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愛我，則不管她是蛇，是獅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當以同樣程度同樣質量的愛回報她。哪怕她哪一天惡性大發吃了我，我也並不後悔。正如歌曲唱的「何必天長地久，只求此際擁有」。
但是《白蛇傳》又從另一方面影響了我的情愛觀，那就是——我從少年時期起便本能地懼怕轟轟烈烈的、不顧生不顧死的那一種愛。我覺得我的生命肯定不能承受愛得如此之重。嚮往之，亦畏之。少年的我，對家庭已有了責任意識，而且是必須擔當的責任意識，故常胡思亂想——設若將來果真被一個女子以白蛇那一種不顧生不顧死的方式愛著了，我可究竟該怎麼辦才好呢？我是明明不可以相陪著不顧生不顧死地愛的啊！倘我為愛陪死了，誰來孝敬母親呢？誰來照顧患精神病的哥哥呢？進而又想，我若一孤兒，或乾脆像孫悟空似的，是從石頭裡「生」出來的，那多好。那不是就可以無牽無掛地愛了嗎？這麼想，又立刻意識到對父母對家庭很是罪過，於是內疚，自責……
《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極為欣賞的。
我認為這一則文學故事的風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義的「歡樂頌」式的喜悅情節開篇；以現實主義的正劇轉悲劇的起承跌宕推進人物命運；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義情調掃蕩悲劇的壓抑，達到想像力的至臻至美。它綺麗幽雅，飄逸雋永，「穠纖得衷，修短合度」。
我認為就一則愛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無其上者。
據說，在某些大學中文系的課堂，《白蛇傳》和《梁祝》的地位只不過列在「民間故事」的等級。而在我的欣賞視野內，它們是經典的，絕對一流的，正宗的雅文學作品。
梁斌的《紅旗譜》以及下部《播火記》給我的閱讀印象也很深。
《紅旗譜》中有一貧苦農民是嚴志和，嚴志和有二子，長子運濤，次子江濤。江濤雖農家子，卻儀表斯文，且考上了保定師專。師專有一位嚴教授，嚴教授有一獨生女嚴萍，秀麗，聰慧，善良，具叛逆性格。她與江濤相愛。
中學時期的我，常想像自己是江濤，夢想班裡似乎像嚴萍的女生注意我的存在，並喜歡我。
這一種從未告人的想像延續不滅，至青年，至中年，至於今。往往忘了年齡，覺得自己又是學生。相陪著一名叫嚴萍的女生逛集市。而那集市的時代背景，當然是《紅旗譜》的年代。似乎只有在那樣的年代，一串糖葫蘆倆人你咬下一顆我咬下一顆地吃，才更能體會少年之戀的甜。在我這兒，一枝紅玫瑰的感覺太正兒八經了；倘相陪著逛大商場，買了金項鏈什麼的再去吃肥牛火鍋，非我所願，也不會覺得內心裡多麼美氣……
當然我還讀了高爾基的「三部曲」；讀了《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巖》《斯巴達克》等。
蒲松齡筆下那些美且善的花精狐妹，仙姬鬼女，皆我所愛。松齡先生的文采，是我百讀不厭的。於今，偶游剎寺廟庵，每作如是遐想——倘年代復古，願寄宿院中，深夜秉燭靜讀，一邊留心側耳，若聞有女子低吟「玄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必答「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並敞門禮納……
另有幾篇小說不但對我的文學觀，而且對我的心靈成長，對我的道德觀和人生觀產生影響。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
這是一個短篇。內容：一個美麗的少女與外祖母相依為命。外祖母視其為珠寶，唯恐被「盜」，於是做了一件連體雙人衫。自己踏縫紉機時，與少女共同穿上，這樣少女就離不開她了，只有端端地坐在她旁邊看書。但要愛的心是管不住的。少女愛上了家中房客，一位一無所有的青年求學者，每夜與他幽會。後來他去彼得堡應考，泥牛入海，杳無音信。少女感到被棄了，常以淚洗面。在記憶中，此小說是以「我」講述的。「我」租住在少女家閣樓上。「我」漸漸愛上了少女。少女的心在被棄的情況下是多麼地需要撫慰啊！就在「我」似乎以同情贏得少女的心，就在「我」雙手捧住少女的臉頰欲吻她時，少女猛地推開了「我」跑向前去——她愛的青年正在那時回來了……於是他們久久地擁抱在一起，久久地吻著……而「我」又失落又感動，心境亦苦亦甜，眼中不禁盈淚，緩緩轉身離去。那一個夜晚月光如水。那是「我」記憶中最明亮的夜……
陀氏以第一人稱寫的小說極少。甚至，也許僅此一篇吧？此篇一反他一向作品的陰鬱冷漠的風格，溫馨聖潔。它告訴中學時期的我：愛不總是自私的。愛的失落也不必總是「心口永遠的疼」……
馬卡連柯的《教育詩》。內容：蘇維埃共和國初期的孤兒院長馬卡連柯，在孤兒院糧食短缺的情況下，將一筆巨款和一支槍、一匹馬交給了孤兒中一個「劣跡」分明的青年，並言明自己交託的巨大信任，對孤兒院的全體孩子們意味著什麼。那青年幾乎什麼也沒表示便接錢、接槍上馬走了。半個月過去，人們都開始譴責馬卡連柯。但某天深夜，那青年終於疲憊不堪地引領著押糧隊回來了，他路上還遇到了土匪，生命險些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