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黃昏唐人街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國農民不會離鄉背井、蹈入煙海吧?1840年,林則徐在廣東海灘上焚燒鴉片;60個官員指揮著500個苦力,燒了23天才燒完。

當白煙滾滾遮了天空時,中國的官員還不知道中國已經進入劇變的時代,鄉下不識字的農民卻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後的賭註:他們早已在劇變中。農村經濟的破產迫使成千上萬的農民往外逃生,開啟了半個世紀的「契約華工」流亡史。

正是歐洲帝國殖民主義全盛的時候。白人在強取豪奪而來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處招買。活不下去了的中國農民或者自願或者被掠被迫,與「蛇頭」簽訂了賣身契約。人,像豬一樣地買來賣去,於是稱為「豬仔」。1855年,澳門有五家「豬仔館」專門販賣人口;20年後,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豬仔館」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豬仔」的消息傳來,人口販子立即進人大陸農村或買或騙或綁架,最後塞上輪船,駛進大海,19世紀中到20世紀初半個世紀中,有700多萬中國人被賣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國主義橫行的19世紀中葉,這也不是件理所當然的事。英國已經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販賣;英國船艦在加勒比海上巡邏,抓到人口販子時,馬上予以絞刑。西班牙於1817年,美國在1865年南北戰爭後,都廢除了人口的買賣。也就是說,那成千上萬的澳門、香港、廣州、汕頭被賣出的中國農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鎖在艙底。在大海的顛簸中,像豬一樣擠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動彈。擋得住飢渴的人也擋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拋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幾年裡,共有12艘船駛往拉丁美洲,共載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將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這樣的「豬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條小船,上來了206人;當然,在航行的海上煉獄中已經死了100個人。這200多個中國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著一個「C」宇,代表「古巴」。他們一上船就被打上記號,像豬牛被烙印一樣。

岸上,白人買主焦急地等著。這個時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業鼎盛。綿延至天際的甘蔗田等著苦力的工作。華人被剝光了衣服,檢查身體。身體健康的,一個人頭賣10塊比索,由買主領走。

逐漸地,這些出生在廣東鄉下的農民瞭解了他面臨的未來。從12月到5月間,他必須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個小時地在甘蔗田里做苦工。每月工資4個比索——但他得先償還龐大的路費。頭兩年,他因此沒有工資。他的賣身契是14年。如果試圖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豬仔船」一艘一艘駛進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萬華人。在35萬華人中,只有57個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華工在這一年解除了契約,得到了自由。他們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華人一樣經營小生意:餐館、洗衣店、雜貨買賣。當生活有了一點點著落,就寫信回家,把留在家鄉的兒子或兄弟侄兒招來幫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獨立戰爭中,許多自由華人加入了「古獨派」的軍隊,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戰。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華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傷,被西班牙政府軍逮捕。西班牙軍人稱他為「苦力」要放走他時,他從軍裝口袋中取出文件,證明自己是「古巴解放軍」的高級軍官,不是一個無名的中國苦力,「射吧!」他說。

100年後,在卡斯特羅所豎起的革命紀念碑上還有兩行小字:「在華裔古巴人中,沒有一個革命的叛徒,沒有一個革命的逃兵。」

一萬個華人在哪?

1997年,距離第一艘「豬仔船」上岸正好150年。古巴的人口統計說華裔占總人口0.5%,也就是5萬人。如果20%的人口住在哈瓦那,那麼哈瓦那就應該有一萬個華人,可以是一個小有規模的唐人街了。

有這麼多華人的城市,為什麼我這麼引人注目?正在上課的學童轉過臉來大叫:「中國人!中國人!」路上的女人睜大了眼注視我,目不轉睛。男人緊跟上來,「中國人嗎?你是中國人嗎?」

奇怪,哈瓦那有自己的華人,卻是一副沒見過華人的樣子。在街上晃了好幾個小時,也確定沒見到一個亞洲人,連成群結隊的觀光客中都看不到東方的臉孔。怎麼回事?那一萬個古巴華人在哪?

在唐人街吧?唐人街,卻只是兩條交叉的路,總共不到兩百公尺。街心上空架著裝飾性的紅色木條,點出拱門的意思。三五家飯館,沒什麼客人,倒是街上的攤販,有一點點生意。攤子上寫著笨拙的中國宇:「味香色美,中國風味」、「陳記」、「雜碎」、「炒飯」。攤子上賣的東西,卻是我這個華人認不出的東西。幾段油亮的肥腸,幾個麵粉裹炸沾滿蒼蠅的甜食。認得出的是飯盒,粗紙糊成的盒子,裡頭盛滿了醬色的飯,飯上蓋著一片薄薄的煎豬肉,一小撮包心萊。冷的,一盒15比索。

轉角處有一個蔬菜市場,菜色也數得出來:番茄、包心菜、蔥、馬鈴薯、大豆,沒有了。水果只有一種:橘子。這是唐人街的市場,已經是最豐富的了。外邊一般的市場,連番茄都只有爛的,給人的印象是,除了一把一把的蔥之外,沒有吃的。

來來去去走幾趟,就在唐人街,發現自己竟然仍是人們注視的目標。這個唐人街,竟是一個看不見唐人的唐人街!街上穿梭來去的,或白或黑或混血,都是一般古巴人。連那食客和站在攤子後頭買「雜碎」的人,都難得看出華人的臉孔。那賣飯盒的年輕女人長得豐滿肥腴,完全一副熱帶南美女郎的長相,她對我露齒一笑。站在「味香色美」、「陳記」後頭是個黑人和他黑白混血的老婆。

好不容易看到一個華人老太太,坐在餐廳裡剝豆子,已經注視我很久,正等著我發現她。湊近一問,她講廣東話,無法溝通。她有點失望地叫來了兒子,兒子也不說北京話,卻拾起一枝筆,寫了三個字:「廣東語」。「訐」,他只記得半邊。

在街邊的石階坐下,看流動的人來人往,都是古巴人;女人穿著緊身的額律服,展露多肉的軀體,男人卻乾乾瘦瘦。偶爾走過一個華人,都是年老的男人,步履瞞珊地走過。除了餐館裡那一個老太太母子,我沒見到一個中國女人,投見到一個中國孩子,沒見到一個年輕華人。難怪,古巴的孩子們追著我叫「中國人!」

但是,那一萬個華人到哪兒去了?

落葉只是飄零

中華總會的主席週一飛先生讓我看他們最新的統計。在哈瓦那,50年代末來到古巴仍保留中國籍的有103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133人。華裔,也就是父母雙方或者一方是華人的,總共約有2000人。這2000人中,大概只有20個還會說廣東話。古巴全國大概有3200多個華人。

「3200?」我大吃一驚,「不是說有5萬華人嗎?」

周先生笑了,「那是指血統,5萬古巴人有中國血統。」

三個晚上之後,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見面。作協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著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卻對我鄭重宣佈:他的爺爺是中國人,在中國出生,12歲被帶來古巴。他正想透過中國使館幫助他尋根,徹底找出爺爺的原鄉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個先輩是華人,不知是哪一輩,不知名不知姓不知來處,但是有一個華人先輩。

與我的翻譯第一次見面。她摘下墨鏡,用手指拉長了自己眼角,說:「我的曾祖母是中國人。」

原來五萬所謂華人,只有3000人看起來還像華人,真正還能說中國話的不到500個人。而這400多人的平均年齡是79歲。

這些數據對我解釋了為什麼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見幾個唐人。長期地缺華人婦女,華工遂大量與本土人結合。50年代來了最後一批華人,多半因為已在古巴的父執親友的召喚而來。這一輩人也已逐漸凋零。他們的下一代,多半已與中國語言和文化完全脫節,納入古巴的大混血。再過幾個春秋,平均年齡79歲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將看不到一張華人臉孔、聽不見一句華語;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飯盒。走在街上的人們依稀記得自己曾有過來自東方的前輩。

我不能不想起中國發現的猶太人後裔。已經完全被中國人同化,但是不吃豬肉。至於為什麼不吃豬肉,不再有人記得;那只是祖上傳下來的習俗,依樣畫葫蘆吧!

對於這樣一個前景,老一代的古巴華人是不情願而感傷的。中華總會有一個小小的中文圖書館,也開班教漢語,雖然學生只有20來個,過農曆年和十·一國慶還舉辦一點聯誼活動。最令人驚異的是《光華報》的存在,一個發行50O多份的中文週報。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頭語這樣開始:

「臘鼓頻催,新年的步伐已踏進門檻,這雖然只是時間的更換,但我們作為炎黃子孫卻特別感到欣喜的,過去一年,祖國的成就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今天,中國已經從一向屈辱於世界列強之前、任人宰割的國家,一變而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在國際發揮重要作用,變成舉足輕重的東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華報》的總編輯馮嘯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來到古巴。「來的時候,身上只有兩塊美金,10年之後我有了四個工廠。」聽到這,像是典型的華僑發跡故事。不,這是卡斯特羅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營企業收歸國有,馮嘯天失去了一切。

在陳舊而暗淡的印刷廠,馮嘯天靜靜地說:「我的生命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就是失敗、失敗。我要回去,回中國去。」

望著他花白的鬍髭,我說不出心想著的話:在中國,你又活得過1968年嗎?

週一飛兄弟來古巴時只有十二、三歲,說廣東話。成長之後,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自修學習說國語,中華總會的書記張自佳來自廣東恩平。1949年到古巴時只有19歲,現在兒子已經19歲了,「妻子是古巴人嗎?」我問。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沒結婚。」

「同居20年,為什麼不結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結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幾年,生了兩個孩子之後,張自佳在1989年回到廣東家鄉,和一個中國女人正式結了婚,生了孩子,又隻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邊。

「我沒有騙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國人嘛,總要落葉歸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著他,使他有點靦腆地看向門外,這落葉歸根有什麼樣的魔力呀,讓一個人在異地生活了50年,和一個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為人夫為人父之後,仍舊要拋開一切回到他出發的起點?他究竟是無情還是多情呢?

但是張自佳一時是回不了家的。一張最便宜的機票要近兩千美金,也就是4萬比索。一個哈瓦那大學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華總會書記的月薪也有那麼多,而且能夠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積蓄8年才能買一張機票。實際上,恐怕20年也不夠。

1991年,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歐與俄羅斯中斷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資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斷炊絕境。卡斯特羅政府宣佈全國進入「非常時期」,開始糧食限量配給。在別的移民國家,華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數民族,但是古巴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華人和別人一樣的一無所有。個人糧食簿上的每月供給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經半年未發)

布料 無貨

麵包 一天一小塊(比小孩拳頭小)

雞蛋 一星期3個(很久、很久沒見了)

咖啡粉 400公克

只有病人和7歲以下的兒童可以分到牛奶。魚肉久已不見。政府有肉供應時,一個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沒有,得再等個半年十個月。

「我以前還可以寄點錢回廣東,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現在不准了。」

「你對卡斯特羅看法怎麼樣?」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過我們是外國人,跟政治沒關係。」

張自佳抽了口煙,想想,又說:「現在中國富了,沒有人來這了。我很懷念中國。」

街上隱約傳來樂聲。這是「倫巴」、「曼波」、「恰恰恰」的國度,我卻依稀聽見嗩吶高昂的音樂。真是嗩吶嗎?很可能是的。幾十萬身上烙了印記的華工中,有人曾帶了支嗩吶來,現在成了古巴嘉年華會中不可或缺的樂器。只是在黃昏的唐人街,那若斷若續的嗩吶聲令人想起遙遠的黃土高原;燈一亮,突然恍惚不記得身在何處。

再也不打開的抽屜

華人死後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處。「中華總義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遠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齊乾淨,有80萬個墳,全在一處,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墳場。古巴的歷代革命先烈都葬在裡頭,進去得付一塊美金門票,儼然是博物館。

華人公墓在一個安靜的角落,像一個落寞的莊園,由幾個白髮老頭守著。從邊緣荒煙蔓草中的墳墓看起,石碑已被時光打磨,看不出字跡來。只有一座,模糊刻著「歿於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嗎?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華工在賣身14年之後重獲自由的一年。這個人,姓誰名誰來自廣東哪個村子,難道在14年的苦工之後來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來?他的親人可知道他最後的下落?有誰又知道他最後的願望?他受盡苦難的臉朝向哪個方向?

處於中心的是幾座公墳。左手是「國民黨員公墳」,立於「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右手是「中華社會黨員公墳」;兩座墳平靜地面對,共有一條長著青草的小徑。

「陳穎川堂公立墳場」立於民國十九年:

「穎汾設新塋 牲醴詰陳慈善會

川流歸故國 鵑聲啼罷短長亭」

「江夏堂先友墳場」上還留著一枝塑料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歸魂 白衣萬人 綠波千頃

夏飼供祭禮 青島一束 玄酒三杯」

什麼人來這裡親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遷亡兄 壯志未酬 遽爾先歸地府

陽居昆仲 致誠奉祝 望汝早登天堂」

這些早期死亡的人,顯然都還埋進了土裡。立了石碑、刻了輓聯,哀切優美的文字像一隻溫暖的母親的手。這二三十年過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面牆可以裝下五六十個棺材「抽屜」,一個疊一個,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長、八十公分寬的白粉標了號碼的「抽屜」面上,有人用手塗上黑字:

「蔣緒韁 廣東新會梅閣連安村人

楊惠明 廣東開平塘口勝平市人

李國偉 廣東高要宗隆鄉二冷水村人……」

沒有一個讓人得到一點安慰的字眼。在他們的家鄉裡,他們的墓碑上少不了「顯考」、「慟子」、「不孝子」、「在天之靈」等等文明世界用來彼此撫慰的文字。這些在異國的天空下躺進「抽屜」裡的人們只有一個號碼。

或許,寫下原鄉村裡的地名對他們而言已經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地名至少表達了一個綿長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時將鑰匙、照片、針線、眼鏡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絲馬跡都放進抽屜;在這裡,人最後將自己的軀體也放進一個抽屜。再也不打開的抽屜。

1997年1月

《這個動盪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