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二十六歲，我六十四歲
——他做了我當年該做未做的事......
那一年，耶誕節那種像奶油蛋糕過度甜膩的氣氛充滿在空氣裡。美國人毫不遮掩，就是愛甜膩，甜膩就是人間幸福。
紐約冬雪
我是個窮學生，一杯咖啡都有點負擔不起，但是大雪初落的紐約街道實在太冷了。看見這家咖啡館，迫不及待就踏進來，暖氣像貓一樣熱融融地撲進懷裡，咖啡香氣繚繞在人們愉快的喧嘩上。我選窗邊的位子坐了下來。雙手捧著熱熱的咖啡，看著窗邊不斷流過去的行人。
突然有一對母女，手挽著手停了下來，就在我的玻璃窗前，往咖啡館裡頭探看。媽媽的銀白頭髮挽成一個髮髻，女兒大概二十多歲，留著披肩長髮，黑呢大衣胸前別著一枚胸針，是保護野生動物的標誌。大衣很厚，更顯得她們的緊緊依偎。女兒別過臉去，似乎在問媽媽：這家怎麼樣？滿臉皺紋的媽媽笑得開懷，伸出手把女兒頭髮上幾絲雪片撥開。
二十六歲的我，突然熱淚盈眶，眼淚就簌簌滴進咖啡裡。
在我們的文化裡，哪裡有「母女專屬時間」這個概念？這個社會向來談的都是我們要給孩子相處的「品質時間」，陪伴孩子長大，什麼人談過我們要給父母「品質時間」，陪伴他們老去？
我在紐約咖啡館裡坐著的時候，美君你正在高雄路竹的鄉下養豬。女兒出國深造，兩個弟弟大學還沒畢業，你們仍然在勞動，為了下一代的教育。
離開紐約咖啡館，路上積雪已經到腳踝，濕淋淋的雪如同冰沙稀泥，沾了整個皮靴。我跋涉的是雪泥，你在路竹的冬天，涉入冰涼的溪水采割牧草，一捆一捆地，準備背回去餵豬。
那是我第一次發現，兩代之間的「品質時間」，並不僅止於給予下一代的孩子，還在於回首上一代的父母，這將是一輩子要堅守的幸福儀式。
世代
和飛力普走在維也納的街頭。他很高，我像個小矮人一樣傍著他走路。我說，「我們對於爺爺奶奶那一代人心中有疼惜和體恤，因為知道他們從戰爭和貧窮走出來，為我們做了很大的犧牲。你們對於我們這一代，大概沒有這種感恩和體恤吧？」他老實不客氣地說，「沒有啊。不批判你們就很好了。」
「什麼意思？」
「爺爺奶奶那一代人讓你們這代戰後嬰兒每個人都鵬程萬里，讀博士學位、得高薪的工作、買房子、存錢投資，日子過得太好了。我們應該要抱怨怎麼你們嬰兒潮世代把我們這一代人搞得這麼慘。」
「怎麼慘？」
「你看看這些房子，」我們剛好走在維也納的市中心，週遭是一排一排奧匈帝國時代美麗古典又厚實的建築，「我們這一代人很清楚一件事：就是，這輩子再怎麼奮鬥也買不起房子，核心區的房子也租不起了。除非是遺產，沒有人會擁有自己的房子了。你想想看，這個世界怎麼會公平呢？一出生，看你父母是誰，就已經決定了你的一輩子……」
氣球
突然有歌聲從公園的方向傳來，穿過密密實實的白楊樹林；我們就跟著歌聲的牽引而走。
踏進公圜，迎面而來竟是奧地利共產黨的巨大旗幟。到處是標語：
讓富人付出代價！
我有權要求生活無虞！
開放移民，不要開放資本！
再往前走就是嘉年華式的灘位區。「安那其無政府主義者」的攤位旁邊是賣啤酒和香腸的小車。一輛破腳踏車上掛著一件白恤衫，通常在觀光景點會看到上面印著切格瓦拉的頭像，這一件竟然印的是托洛茨基，觀光客可認不得。
一個扎馬尾的女人塞給我一個小冊，小冊封面是毛澤東的剪影，德文寫著「紀念毛澤東逝世四十週年，紀念文革五十週年」、「讓我們團結在毛澤東的思想領導下」；打開來，兩頁滿滿的德文為文革辯護。原來我們到了毛派份子的攤位了，守攤位的人坐在書報攤後面。
奧地利人為文革辯護？紀念毛？
飛力普小聲地說，「大概全歐洲的毛派都在這裡了吧……」
原來這是奧地利共產黨機關報《人民之聲》主辦的年度盛會，是一個左派嘉年華。
小孩兒嬉鬧著溜滑梯；老頭兒在長凳上打盹；女人圍著古巴的攤位跳拉丁舞，抖動著身上一圈一圈的肉；大肚的男人在喝一杯一公升的冒泡泡啤酒。但是更多的人，躺在草地上閉眼曬太陽。
女歌手抱著吉他唱歌，歌聲沙啞慵懶。一個披頭散髮、褲子破洞的中年嬉皮忘我地赤腳跳舞。秋色樹葉金屬鱗片似地在風中翻轉。一隻斷了線的氣球突然竄高飛起……
美君，你一輩子念念不忘美麗的新安江。我後來知道，真正讓你念念不忘的，其實是自己失去了的青春情懷，青春情懷怎麼可能說清楚呢？那就說一條江吧。
這些緊緊擁抱「左」的人們，不見得知道自己真正懷想的是什麼。斷了線的氣球，不知飄向何方，只知道，它永遠回不來了。
草地上
我們躺在草地上，看著白楊樹梢的葉子翻飛。女歌手抱著吉他幽幽唱著。
「你喜歡她的歌嗎？」
「還好。」
「還好是什麼意思？」
飛力普想了想，說，「『還好』的意思就是——甜甜的，不討厭，但是，聽過就忘記了，它不會進入你的心裡。就像超市裡賣的紅酒，沒有人會真的討厭，也喝得下去，但只是還好而已。」
「那你認為好的音樂，必須怎樣？」
「有點刺，有點怪，有點令你驚奇，可能令你不安，總而言之不是咖啡加糖滑下喉嚨。」
「我知道你的意思，詩人波的萊爾(Baudelaire)的說法是，美，一定得有『怪』的成分，不是作怪，而是創造一種不同尋常的陌生感。」
「媽，你聽過塗鴉藝術家Banksy嗎？」他問。
「聽過。」
「我喜歡他的風格。他是這麼說的：Art should comfort the disturbed and disturb the comfortable.」
「嗯，精彩——藝術必須給不安的人帶來安適，給安適的人帶來不安……」
台上的樂團結束了，下一個樂團準備上場，跳舞的嬉皮躺在草地上睡著了。我問飛：「你會想做藝術家嗎？」
他搖頭，「一點也不想。」
「為何？」
「創作者會創作，都是因為心靈深處有一種黑暗，不平衡，痛苦，不能不吐出來，吐出來就是作品。沒有痛苦就沒有創作。我幹嘛要做藝術家？我寧可我的人生平衡、快樂。」
不要給
「不要，」飛說，「真的不要。」
我的手就停頓在口袋裡，拿著一張鈔票的手。
那個小男孩大概十歲大，站立在距離我們的露天餐桌五米之處。
歐洲的夏天，根本就是一場極盡揮霍的部落慶典，為了狂歡，火炬不滅。天藍得沒個盡頭，太陽就像張燈結綵，拒不收攤，亮到晚上十點；當每個人的皮膚都吸飽了幸福能量，暮色，才一層一層薄紗似地逐漸收攏。
就是在這暮色漸下的時候，我看見他，大大的眼睛長在黝黑的臉龐上，顯然是個吉普賽孩子。這巴黎左岸的古老石板街上，露天食肆的燈火初上，孩子只是一個黑色的輪廓，站立街心，向每一個路過的幸福的人伸出手來，掌心向上。但是幾乎沒有人掏出錢來，天色越來越暗，我忍不住了。
「媽，同情心不能沒有思辨的距離，」飛說，「沒有知識的同情心反而會害了他。這些孩子背後一般都是犯罪組織，大人把這些孩子關起來，訓練他們乞討，討到的錢回去上繳。德國警方做過追蹤調查，你越是給錢，這些孩子的處境就越淒慘，越可憐。」
我看著兒子，二十六歲的年輕男子，真的是劍眉朗目，英氣逼人，可是母親永遠能在那稜角分明的臉龐上同時看見重疊的臉——嬰兒肥的粉色臉頰、幼兒的稚態笑容；時光是怎麼走的，這懷裡抱著的嬰兒此刻在正色地教訓著你？
牛仔褲
我想到我們在巴塞隆納的事。在鬧區經過一家有名的服飾店，正想走進去，他一臉無可奈何的表情，說，「你真的要在這種店買衣服嗎？」
「這種店」，是以「有設計感又便宜」作為宣傳的國際連鎖大品牌，在香港和台北開店時，消費者是在外面瘋狂排隊等候、門一開就像暴民一樣衝進去的。哪裡不對了？
「首先，」，他說，「你要知道他們的所謂設計，很多是偷來的，抄襲個人設計師的圖樣，做一點點改變，就拿來充當自己的品牌，個人設計師很難跟他們打官司，因為很難證明他們抄襲。」
我說，「我們先進去，然後你慢慢跟我說。」
店裡人頭鑽動，生意紅火。經過一圈滿掛牛仔褲的架子，他說，「你看，七.九九歐元一條牛仔褲。媽，你要想到『廉價』的幕後是什麼：生產一條洗白牛仔褲要用掉八千公升的水、三公斤的化學物、四百mJ的能量。還有，廉價到這個程度，你可以想像廠商給東莞工人的工資有多低嗎？」
我連mJ是什麼都不知道。好，他跟我解釋，mJ是一個熱值單位，就是megajoule。我拿出手機當場查找，得知中文叫做「兆焦耳」。什麼叫兆焦耳？他耐心地說，一個焦耳是用一個牛頓力把一公斤物體移動一公尺所需要的能量。
我就不太好意思再問，什麼叫「牛頓力」了。
我停下腳步，回頭看他，說，「你不進這種店買衣服？」
「我不，」他說，「凡是便宜得不合理的東西我都不買，因為不合理的便宜代表在你看不見的地方有人被剝削，我不認為我應該支持。」
我走出服飾店的樣子，可能像一隻剛剛被訓斥的老狗，眼睛低垂看著自己弄髒的爪子。
我們沒入流動的人潮裡，遠處教堂的鐘聲噹噹響起，驚起一群白鴿展翅。大概走了一段路之後，我停下來，說，「飛，告訴我，難道，你在買任何一個東西之前，都先去瞭解這個東西的生產鏈履歷，然後才決定買不買？」
「沒那麼道德啦，但是能做就盡量啊，」他輕快地說，「當然不可能每一件東西都去做功課，太累了，但是我覺得要讓這個世界更合理、更公平，是每個人的義務啊。你不覺得嗎？」
「飛，是你特別，還是你的朋友們也都這樣？」
他點頭，「我的朋友大多會這麼想的。譬如說，昨天史提芬還聊到，他最近買了幾張股票，是一個法國軍火企業的股票，因為投資報酬率很不錯。但是他覺得有點不安，說，這個企業有跟中東地區買賣軍火，買它的股票等於間接資助了戰爭，是不是不太道德……」
在美麗的噴泉旁坐下來，咖啡送到時，我伸手拿糖，兒子用揶揄的眼睛看著我，笑著說，「真的要糖嗎？」
我的手停格在半空中，然後帶著革命精神說，「要。」
多瑙河
多瑙河其實不是藍色的。
晴空萬里時，河面碎金閃爍，是奢華無度的流動黃金大展；白雲捲動時，河水忽靜忽動，光影穿梭，千萬細紋在雕刻一種深到靈魂裡去的透明。
我們母子並肩坐在蘆葦擺盪的河岸，安靜地看白楊樹斑駁的黃葉飄落水面，看行雲迅疾、流水無聲。此刻他二十六歲，我六十四歲——做了我當年該做未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