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一晃十五年過去了。
    歷史的潮水早已漫平了記憶的沙灘。即便有幾隻貝殼留下波紋兒,也很淡很淡了。
    打倒「四人幫」後,我高級軍事機關重新確認,半島的防禦重點仍然在北不在南。八十年代初,軍隊大整編,D師的番號同他們的防禦任務一起被取消了。
    隨著歷史的大轉折,命運對活著的人做了重新安排。
    秦浩在軍政治部主任的寶座上沒坐多久,「九·一三」事件爆發,龍山工程與「五七一工程」之間被理所當然地劃上了一條連線。秦浩被隔離審查。他先後寫下了五十萬字的交代材料,所供認的罪行,驚心動魄,駭人聽聞,成為所在軍區的一樁大案、要案。一個龐大的專案組,內查外調,歷時八年,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耗資十五萬元,卻越查越亂。最後,組織上對秦浩一再交代黨的政策,他方承認:五十萬字的交代材料中,凡是他早就劃了著重號的地方,——全是假的!
    這樣,能夠落實的秦浩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惟一聯繫,是他在兩年間寫給林彪的七封效忠信。結果,不要說林彪,就是連「林辦」的一個字回音他也沒收到。他的信除在「敬愛的」前面多加了幾個「最」字以外,都是當時報刊上的常用詞
    經查,所謂「具體關懷」,是他偶爾聽一位首長閒談時說到,林彪視察半島期間,不知什麼緣故,林彪看過的那張軍用地圖上被鉛筆戳了個洞。出於某種不可言說的「悟性」,秦浩親自查看了當年那張「1:50000」的半島防禦圖,破洞之處恰在龍山。這就是規模浩大的龍山工程以及秦浩始終不肯說破的所謂「具體關懷」的全部根據。至於「題詞」一說,則是秦浩在「九大」開會期間先放風,後行動,未能如願的一件憾事。
    一度被奉為聖物的「金盃」、「寶椅」確係林彪視察半島時的下榻處——九角樓軍招待所之物。那是秦浩在沒有搞到「題詞」無法收場的情況下,巧立名目,厚著臉皮,打通關節專門從九角樓要來的。不過,軍招待所有同樣的茶杯五百隻,縱然動用最先進的偵破技術,也無法鑒定哪一隻杯子上曾留下過林彪的唇印和指紋。那椅子經鑒定系光緒年間所制,不失為一件古董,是當年德國傳教士連同九角樓一併留下的舊物。權威人士論定:林彪弱不禁風,生性怕寒,是斷然不敢「臀顧」那把冰涼梆硬的棗木太師椅的。
    真相大白,人們反而不敢相信了。秦浩如此拚命投靠,林彪政變之前又急於搜羅黨羽,為何拒而不納呢?猜來想去,終於有人悟出了奧秘:查老根兒,D師是屬於「華野」的……
    據說,不久前有人在龍頭崖的塋地裡見到過秦浩。他已鬚髮皆白,目光癡滯,在僻靜背人的林陰處踽踽獨行,像一塊移動的化石……按照《公安六條》,陳煜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未待「驗明正身」,林彪折戟沉沙。他被宣佈無罪釋放。抓是有理的.放是正確的。做復員處理。回省城後,他被安排到一個區的文化館,從此潛心作畫。一九七九年的一個冬夜,畫室的門突然被推開了。D師一位年輕的新聞幹事風塵僕僕地星夜來訪:「陳煜同志,我是師黨委專門派來的,你是我們部隊的『張志新』呀!師裡決定……」陳煜用那依然拿著排筆的手,木然地把來訪者擋在門外,訥訥地說了一句:「扯——淡。」重新關上房門,繼續往他的畫布上塗抹油彩……
    殷旭升拒絕接受晉陞為團政治處主任的任命,不久就作為連職幹部轉業了。接收單位考慮到他在部隊的本行,又是多年的學毛著積極分子,讓他繼續搞政工。他死活不幹,只要求去食堂賣飯票……他賣了十四年飯票,沒出現過一分錢差錯。
    彭樹奎和菊菊自從那個風雪天踏上闖關東的路,部隊的人便沒得到他們一個字的消息。不知這兩口子是在東北落了腳,還是輾轉回了老家。他們的老家——那個曾窮得出了名的聊城,這幾年已成了全國聞名的由窮變富的典型。不管他倆在天涯海角,都會從廣播裡聽到家鄉喜訊的……一批又一批地開進來了,鐵路正向龍尾村延伸。冷落了十幾年的龍山,重新響起了建設者們的開山炮聲。
    龍尾村的土地全部被徵用,失去了土地的人們興高采烈地投入了建設者的行列,並成為這座城市的第一批居民。規劃中的龍頭崖將建成旅遊文化中心,崖上的十九座墳塋是注定要遷走的了。有關部門曾聯繫將這些墳遷入半島地區烈士陵園,陵園方面則說:「按現行政策規定,非戰爭死亡人員均不能算烈士,何況他們是……」下面的話沒忍心說出口。對這十九座墳究竟做何處理,目前還是一樁懸案。不過,除民政部門外,對遷墳的事並沒有多少人放在心上。火熱的工地、未來的碼頭、高樓、馬路、商店、公園、影院、舞廳……足夠他們想的了。只有龍尾村那些上了年紀的人們還時常念叨:
    「要是那支隊伍還在的話,幹這活兒,一個頂十個!……」
    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全文完。
    文學不應對歷史留下空白
    李存葆
    近兩年來,我經常思考「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左」的那一套給我們今天生活留下的「後遺症」。我痛切地感到,「文革」雖已成為歷史,但生活的內容卻是刀子割不斷的。昨天的矛盾會延續到今天,今天的矛盾也會延續到明天。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沒有極左路線「十年」的登峰造極,也許很難有今天這如同大壩開閘般的洶湧變革洪流。今天,改革已成為任何個人都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表面上看,改革的路障似乎被拆除了,但我們卻時時會遇上「地雷」,而這些「地雷」裡裝的無不是「左」的火藥!我們仍需用百倍的勇氣,去蹚過一個個「雷區」。由此,我固執地認為,和改革一起前進的文學固然值得提倡(寫改革也離不開昨天的歷史),但「反思」文學也同樣會給今天的生活以啟迪。這便是我寫《墳塋》的初衷。
    我不敢說《墳塋》是徹底否定「文革」的作品,我寫時沒有那樣明確地想過,稿子寫了近一半時,才聽到黨中央提出要徹底否定「文革」。況且,「文革」的大悲劇絕非「十九座墳塋能否定得了的。我只能說,因為我對「文革」中的那段部隊生活還熟悉,便寫了這篇東西。
    《墳塋》在揭示矛盾方面,稜角要比《花環》大一些。我非常感謝《崑崙》編輯部在刊用這部小說時,不僅沒有讓我磨掉可能引出點小麻煩的稜角,而且還鼓勵我再放開一些。《墳塋》所揭示的矛盾,或許有人接受不了。對一部作品,不論從思想還是從藝術見解來說,要讓所有的人都接受,那是絕不可能的。中國之大,十億之眾,對一部作品毀譽不一,見解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只要不是看風轉舵,重溫「大批判」的舊夢,誰心裡有啥就說啥,是政治開明的表現。
    在創作中我抱定這樣的態度:作家對生活應該絕對真誠。雖然有人想用一句「自然主義」來否定「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概念本來是清楚的),但我還是按照自己認準的路走下去。寫《墳塋》時,我力求自己能有點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觀念,去再現那荒唐年代中「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嚴峻的真實。中國士兵的忠誠堅貞、英勇頑強、吃苦耐勞和犧牲精神,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無法匹敵的。我常常想大聲呼喊:「中國士兵萬歲!」我就是帶著這樣的情感來寫彭樹奎、郭金泰、孫大壯、陳煜、劉琴琴、王世忠、甚至是殷旭升的。儘管他們在《墳塋》中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了悲劇的角色,成了無謂的犧牲品。然而,人生的悲劇又往往是無知造成的。孫大壯、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歸於極左路線的重壓,還在於他們的無知。在這些戰士身上,生活的艱辛鑄成了他們的美德,文化的貧乏又造成了他們的蒙昧。顯然,在這部作品中,我偏重於描繪他們的美德,而沒有過多地去剖析他們的蒙昧。嘲諷這些戰士,我落筆發抖,於心不忍。儘管我知道魯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剖析的那種「劣根性」,是產生悲劇的土壤。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沒有文化的人民是很難掌握自己命運的。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歸根結蒂,原因在於經濟。「文革」的悲劇發生在我們這個歷史悠久而經濟不發達的民族身上,單把責任歸於領袖人物和問罪於幾個野心家,顯然是不夠的,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太多了。
    有人說文藝不要再去表現「文革」了,這實在難以苟同。回顧那段歷史的確是痛苦的,但我們仍需痛定思痛;閉上眼睛無視那段歷史也許容易,但我們卻沒有隨意忘卻的權力!況且,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文學不會也不應該給歷史留下空白。我認為,站在比較高的歷史角度來反映「文革」的作品,不是嫌多,而是嫌少,真正稱得上史詩性的作品還沒出現。「文革」作為歷史的大悲劇,其經驗教訓很值得文學去總結、去再現。寫好這方面的作品,防止歷史的悲劇重演,將作用於千秋萬代。時代在呼喚中國的莎士比亞。真正從宏觀入筆寫出那場悲劇的根源,描繪那段極為複雜的歷史,塑造出各種各樣稱得上藝術典型形象的大作品,隨著時代的前進,肯定要出現的。
    《墳塋》在藝術表現上會給人若干缺憾。筆力不足且不說,它是我在「背水一戰」的情況下匆忙完成的。我雖在四月份就完成了構思,但因忙,直到《崑崙》第六期上別的稿子已下廠一個多月了,我這部稿子還在趕寫中。搶先上市的果子必然帶有青嫩和酸澀。
    我感到,只要我們的思想再解放一些,只要「左』』的幽靈不再不時地在我們面前晃蕩(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剝削階級思想和外來不健康的思想對我們的影響),只要我們創作準備做得充分一些,軍事文學大面積的豐收和「全方位」的突破,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選自《小說月報第二屆百花獎獲獎作品集》

《山中,那十九座墳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