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與中國人

  余銘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譯: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2〕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羅倔倫(Karlgren)。他為什麼「貴姓」高呢?那無疑的是因為中國化了。他的確對於中國語文學有很大的供獻。
  但是,他對於中國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國字,以為對中國人是不可少的。
  他說:「近來——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某幾種報紙,曾經試用白話,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許還要觸怒多數定報人,以為這樣,就是諷示著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
  「西洋各國裡有許多伶人,在他們表演中,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打諢』,也有許多作者,濫引文書;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這在中國恰好相反,正認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
  中國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國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難,反而願意養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卻因此受夠了侮辱:「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所說給他的,很能完全瞭解;但是,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他幾乎一句也不懂。」這自然是那些「親愛的中國人」在「諷示」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因為「外國人到了中國來,只要注意一點,他就可以覺得:他自己雖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還是莫名其妙的。」
  於是他就說:「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
  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絕藝」,就在於「插諢」的含混。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學者,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休想爬進上流社會裡來。這樣,我們「精神上勝利了」。為要保持這種勝利,必須有高妙文雅的字彙,而且要豐富!五四白話運動的「沒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示他們不懂文言。
  雖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否則,反而要感受困難的。
  十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按本篇為瞿秋白所作,參看本卷第47頁注〔1〕。〔2〕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1889—1978)瑞典漢語學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二年間旅居中國,研究漢語音韻學。他的《中國語和中國文》一書,一九二三年在英國出版;後經張士祿譯出,一九三一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准風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