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君長別日，悲憶少年時……
聽到羅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著熱淚寫下前面的兩句。我想寫好幾首詩，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淚越多，思想無法集中，再也寫不下去！
悲憶少年時！是的，莘田與我是小學的同學。自初識到今天已整整有五十年了！叫我怎能不哭呢？這五十年間，世界上與國家裡起了多大的變化呀，少年時代的朋友絕大多數早已不相聞問或不知下落了。在莘田活著的時候，每言及此，我們就都覺得五十年如一日的友情特別珍貴！
我記得很清楚：我從私塾轉入學堂，即編入初小三年級，與莘田同班。我們的學校是西直門大街路南的兩等小學堂。在同學中，他給我的印像最深，他品學兼優。而且長長的髮辮垂在肩前；別人的辮子都垂在背後。雖然也吵過嘴，可是我們的感情始終很好。下午放學後，我們每每一同到小茶館去聽評講《小五義》或《施公案》。出錢總是他替我付。我家裡窮，我的手裡沒有零錢。
不久，這個小學堂改辦女學。我就轉入南草廠的第十四小學，莘田轉到報子胡同第四小學。我們不大見面了。到入中學的時候，我們倆都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學，他比我小一歲，而級次高一班。他常常躍級，因為他既聰明，又肯用功。他的每門功課都很好，不像我那樣對喜愛的就多用點心，不喜愛的就不大注意。在「三中」沒有好久，我即考入北京師範，為的是師範學校既免收學膳費，又供給制服與書籍。從此，我與莘田又不常見了。
師範畢業後，我即去辦小學，莘田一方面在參議院作速記員，一方面在北大讀書。這就更難相見了。我們雖不大見面，但未相忘。此後許多年月中都是如此，忽聚忽散，而始終彼此關切。直到解放後，我們才又都回到北京，常常見面，高高興興地談心道故。
莘田是學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那麼，我們倆為什麼老說得來，不管相隔多遠，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倆在作人上有相同之點，我們都恥於巴結人，又不怕自己吃點虧。這樣，在那污濁的舊社會裡，就能夠獨立不倚，不至被惡勢力拉去作走狗。我們願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記得在抗日戰爭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來訪，我就去賣了一身舊衣裳，好請他吃一頓小飯館兒。可是，他正鬧腸胃病，吃不下去。於是，相視苦笑者久之。
是的，遇到一處，我們總是以獨立不倚，作事負責相勉。志同道合，所以我們老說得來。莘田的責任心極重，他的學生們都會作證。學生們大概有點怕他，因為他對他們的要求，在治學上與為人上，都很嚴格。學生們也都敬愛他，因為他對自己的要求也嚴格。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學生教明白，而且要求把他們教通了，能夠去獨當一面，獨立思考。他是那麼負責，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一張字條，也要寫得字正文清，一絲不苟。多少年來，我總願向他學習，養成凡事有條有理的好習慣，可總沒能學到家。
莘田所重視的獨立不倚的精神，在舊社會裡有一定的好處。它使我們不至於利慾熏心，去趟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賞，輕視政治。莘田的這個缺點也正是我的缺點。我們因不關心政治，便只知恨惡反動勢力，而看不明白革命運動。我們武斷地以為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在革命時代裡，我們犯了錯誤——只有些愛國心，而不認識革命道路。細想起來，我們的獨立不倚不過是獨善其身，但求無過而已。我們的四面不靠，來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們總想遠遠躲開黑暗勢力，而躲不開，可又不敢親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們才明白救了我們的是革命，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獨立不倚！
是的，到解放後，我們才看出自己的錯誤，從而都願隨著共產黨走，積極為人民服務。彼此見面，我們不再提獨立不倚，而代之以關心政治，改造思想。可是，多年來養成的思想習慣往往阻礙著我們的思想躍進。莘田哪，假若你能多活幾歲，我相信我們會互相督勵，勤於學習，叫我們的心眼更亮堂一些，胸襟更開朗一些，忘掉個人的小小顧慮，而全心全意地接受黨的領導，作出更多更好的工作來！你死的太早了！
莘田雖是博讀古籍的學者，卻不輕視民間文學。他喜愛戲曲與曲藝，常和藝人們來往，互相學習。他會唱許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聽不到你的圓滑的嗓音，高唱《長生殿》與《夜奔》了！
安眠吧，莘田！我知道：這二三年來，你的最大苦痛就是因為身體不好，不能照常工作，老覺得對不起黨與人民！安眠吧，在治學與教學上你盡了所能盡的心力，在政治思想上你更不斷地學習，改造自己，兒女們都已長大，朋友與學生們都不會忘了你，休息吧！特別重要的是，我們都知道，並且永難忘記：黨怎麼愛護你，信任你！疾病奪去你的生命，你的朋友、學生和子女卻都會因你所受的愛護與教育而感激黨，靠近黨，從而全心全意地努力於社會主義的建設！安眠吧，五十年的老友！明年來祭你的時候，祖國的革命事業必又有飛躍的發展與成就，你含笑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