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紅樓夢》的真故事

    ——賀周汝昌先生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
    我少年時代住在北京東四牌樓附近的錢糧胡同。胡同東口外過了馬路,當時有家書店。大約是1954年,我十二歲的時候,我從那家書店買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新證》,拿回家中。那時家裡經常「縱容」我買書,不過,我買回家的,大多是比如《安徒生童話選》《鐵木爾的夥伴》(前蘇聯兒童文學名家蓋達爾的代表作)一類的適合於我那種年
    齡閱讀的書。以十二歲的年齡買回並閱讀《紅樓夢新證》,脫出自身來客觀評議,實屬咄咄怪事,且不足為訓。但我確實興致勃勃地買了它。我生在一個父母兄姊皆喜讀喜談《紅樓夢》的家庭。父母對我的課外閱讀是有所禁制的,比如我都滿十八歲了,他們仍不贊成我覓《金瓶梅》一閱,哪怕是「潔本」。可是我十一歲時,他們便由我從他們書架上取下《紅樓夢》去「瞎翻」。我在錢糧胡同口外那家書店見到厚厚的《紅樓夢新證》時,其實連「新證」二字何意也弄不懂,從書架上抽出的起初,也只是覺得書前所附的「紅樓夢人物想像圖」很奇特,竟與我家所有的那種「護花主人」及「大某山民」的「增評補圖」的版本上,由改琦所繪的那種繡像大異其趣。再稍微翻翻,便看到了書中關於賈赦的描寫之所以「不通」,實在是由於賈政的原型,乃是賈赦原型的弟弟,過繼到書中賈母原型這邊,才成為了「榮國府」的老爺,他與賈母原無血緣關係,所以相互間才不僅冷淡,且時有緊張……賈赦與賈母根本連過繼關係全無,乃是另院別府的一家人,所以書中生把他們寫成一家,才落下那麼多「破綻」,等等,這些考證,使我恍若在讀偵探小說,因此一時衝動,便將書買回了家。家裡人起初責我「亂買書」,及至聽我把「賈赦根本不是賈母兒子」等吹了一通,分別拿去翻閱了,這才不再怪罪我了。我提起這樁往事,似有誇耀自己早慧之嫌,但真實的情況是,我後來很長時間都並不能耐心把這本書讀完,特別是「史料編年」部分。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對《紅樓夢》都只是保持著一種「樸素的愛好」,即使也翻閱一些關於「紅學」的書籍,都只是「看熱鬧」,何謂「紅學」,那實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買的那本《紅樓夢新證》,現在竟還可在我的書櫥中找到。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頁與六面文字,後面亦少了幾頁與封底。這是家中與個人的藏書經歷了太多的社會風雨與命途徙遷所致。現在面對著這本殘頭跛腳的《紅樓夢新證》,我不僅對自己四十多年來的「愛紅」史感慨萬千,也不禁想到這半個世紀來,「紅學」的炎涼浮沉。「紅學」一度成為「顯學」,甚至刮起過「龍捲風」,但其最顯赫時,也往往變得離真正的學問遠了;近些年「紅學」似又相當地「邊緣化」了,雖說這也許能使「紅學」家們離真正的學問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卻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問題。
    不管怎麼說,我要感謝《紅樓夢新證》,當然也便要感謝其著者周汝昌先生。於我而言,這是一本啟蒙的書。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細地界說「紅學」的各個分支,更鬧不清「紅學」界幾十年來的派別訟議、恩怨嫌隙,甚至我至今也無力對《紅樓夢新證》作出理性的評析,但不是別的人別的書,而是周先生和他的這部著作,使我頭一回知道並且信服:現在傳印的《紅樓夢》,後四十回是偽作,把曹雪芹與高鶚這兩個名字並列為《紅樓夢》的著者,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努力把曹雪芹所沒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內容,盡可能地探究出來;也就是說,我們要擺脫高鶚的胡編亂造,而接續著前八十回,盡可能地講述出《紅樓夢》的真故事來。
    20世紀80年代初,我買到了周先生增訂過的《紅樓夢新證》,如饑似渴地一口氣讀完。周先生當然有他刪改舊著的道理,但我總覺得我十二歲時所買到的那本初版,有的文字其實是不必刪改的。但我注意到,周先生在新版《紅樓夢新證》中,將高鶚的續書,論證為了參與一個出自最高統治者策劃的文化陰謀,而他的這一論點,引起了頗多的反對,不過,自那以後,周先生不僅不放棄自己的這一立論,而且移時愈堅,體現出一種可貴的學術骨氣。我覺得周先生的論證有一定的說服力,不過就此點而言,尚未能達於徹底膺服。
    後來我讀到周先生與其兄祜昌合著的《石頭記鑒真》,深為震動,這是周先生對我的第二次啟蒙。我這才銘心刻骨地意識到,現在所傳世的種種《紅樓夢》版本,其實都僅是離曹雪芹原稿或遠或近的經人們一再過錄,或有意刪改或無意錯訛的產物,比如對林黛玉眉眼的描寫,便起碼有七種不同的文本。因此,探究曹雪芹原稿的真相,特別是探究其散佚文本中的真故事,便更具有了重要性與迫切性。這絕不是要脫離對《紅樓夢》思想深度與美學內涵等「紅學」「正題」的軌道,去搞「煩瑣考證」,恰恰相反,通過嚴肅的探究,講述出《紅樓夢》的真故事,我們方能準確地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深度與美學內涵。舉例來說,如果以為現在的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裡,關於李紈的故事,也就是那麼個樣子,那麼,我們對李紈這個人物的理解,也許便不難簡單地定位於「這是一個封建社會中三從四德的禮教的犧牲品」,其實在八十回以後的真故事裡,她將呈現出非常複雜的生存狀態與性格側面,她抱著「人生莫受老來貧」的信念,在前八十回中已初露端倪的吝嗇虛偽,在賈府大敗落的局面中,將演出自私狹隘卻也終於人財全空的慘劇。這再一次顯示出,在曹雪芹筆下,幾乎沒有扁平的人物與單向發展的命運。高鶚的續書是否政治陰謀姑且勿論,他將大部分人物命運都平面化單向化地「打發」掉了,甚至於把賈芸這個在賈府遭難寶玉入獄後將仗義探監的人物,歪曲為拐賣巧姐的「奸兄」,諸如此類,難道不應當掃蕩煙埃、返本歸真嗎?
    十二歲時翻閱過《紅樓夢新證》後,開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紅樓夢》不僅可以捧讀,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寫出並發表關於《紅樓夢》的文章,卻是90年代初,五十歲時候的事了。我寫了一些細品《紅樓夢》藝術韻味的《紅樓邊角》,寫了幾篇人物論(多是以往論家不屑論及或不屑細論的角色,如璜大奶奶、李嬤嬤、秦顯家的、趙姨娘等),後來便集中研究關於秦可卿的真故事,被人謔稱是從事「紅學」中的「新分支」的「秦學」研究;因為我的「正業」是寫小說,所以又將「秦學」的探佚心得寫成了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
    》與《賈元春之死》……萬沒想到的是,我這個學養差的門外漢所弄出的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僅撰文鼓勵、指正,通過編輯韓宗燕女士的穿針引線,還約我晤談,並從此建立了通信關係,與我平等討論,坦誠切磋,他的批評指正常使我在汗顏中獲益匪淺,而他的鼓勵導引更使我在盎然的興致中如虎添翼……
    去歲冬日,我有幸參加了香港鳳凰衛視中文台的一個讀書節目,主題是評議周先生在華藝出版社所出的新著《紅樓夢的真故事》。這是一本用通俗的筆法講述《紅樓夢》一書在流傳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誤讀了的那些真故事的書。周先生在節目中說:「我一生研究《紅樓夢》,就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書!」此言乍出,我頗吃驚。周先生從事「紅學」研究半個世紀了,光是專著此前已有十多種,《紅樓夢新證》曾得到毛澤東主席青睞,有關曹雪芹的幾種傳記雖屬一家之言多有與其他「紅學」家觀點頡頏處,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內外學界和一般讀者所普遍讚佩的,其在《紅樓夢》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對可能是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據,還有主持編撰《紅樓夢辭典》,等等學術活動,怎麼到頭來卻都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省卻了論證註釋,全無「學術面孔」,出之以「通俗評話」衣衫的《紅樓夢的真故事》呢?
    自那電視節目錄製播出以後,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紅學」專著,特別是再細讀這本《紅樓夢的真故事》,才終於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稱,「自1947年起,失足於『紅學』,不能自拔,轉頭五十載於今,此五十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秋肅春溫,花明柳暗,所歷之境甚豐,而為學之功不立;鋒鏑猶加,癡情未已」,其實他五十年的「紅學」研究,已儼然歷練出了如鋼的風骨,在胡適、俞平伯、何其芳、吳組湘、吳恩裕、吳世昌等「紅學」前輩相繼謝世之後,像周先生這樣「癡情未已」的「紅學」大家實在是所剩不多了,這本看似平易的《紅樓夢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匯海的情節軌跡與人物歸宿,其實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著他半個世紀全部「紅學」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舉重若輕的方式,既向學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學術專著的人士已無需他再一一註明資料論據),也向一般讀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獲。五十年辛苦不尋常,真故事終能汩汩流淌,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個峰巔,當然,也是他的又一個起點。
    周先生今年該是七十九歲了。他身體不好,眼睛近乎失明,只有一隻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閱讀書刊報紙,而耳朵也近乎失聰,跟他當面交換意見時往往不得不對著他嚷,但他在「紅學」研究中卻仍然充滿朝氣,仍時時發表出驚動學界也引起一般讀者注意的獨特見解,他那固執己見的勁頭,常令與他觀點不合者既「窩火」又不得不費力對付;他還常常挺身而出,為民間一些「紅學」研究者、愛好者「護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與觀點乍聽乍看覺得「荒誕不經」,也還是應該允許其存在,可以批駁卻不必呵斥禁絕,這種雅量實在是很難得的,這也是我特別佩服、尊重他的一個因素。
    在周汝昌前輩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之際,我感謝他在我十二歲到我五十多歲的人生途程中,以他的「紅學」著作,滋潤了我親近《紅樓夢》的心靈。我祝賀他有一個以完整的《紅樓夢的真故事》為標誌的「五十碩果」,並祝他將自己的學術軌跡,延伸到新的高峰,給我們講述出更多更細的真故事來!

《紅樓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