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何必非極頂

    10多年前,在朋友家裡的"派對"上,與嚴文井伉儷邂逅。記得那晚下起了豪雨,客人們回家都感到困難,於是主人爽性拿出更多的飲品小菜,熱情地邀請大家換杯重開宴,客人們也且把窗外傾缸般的雨聲權當伴奏的樂曲,更歡快地交談起來。不知哪位說起了到峨嵋山旅遊的事,同行的旅伴們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攀上了金頂,又冒著寒氣,苦苦守候在山巔,等待著佛光的出現,但是那回極頂的人們運氣不佳,直到不得不撤離金頂時,也無緣見到那呈正圓形的虹彩——佛光出現,於是,歎著氣下山,下山時有的人還互相囑咐說:"回去有人問,咱們可別說沒見著佛光呀!"這段閒話引出了一片笑聲。笑聲落下後,只聽有個人用低沉的聲音說:"我登山向來不求極頂的。"我循聲一望,講這話的正是嚴文井。
    在我出生之前,嚴文井已經出版過散文集《山寺暮》,並且到延安參加了革命,在延安他寫了許多童話,還有一部長篇小說《一個人的煩惱》。1949年後他在若干文化出版部門當過多年領導,於我而言,他是文壇老前輩,也是革命老前輩。改革開放以後,我才有幸與他謀面。記得1978年夏天,還正是報紙社論強調"兩個凡是"的當口,當時的中國作家協會和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聯合召開了關於我的小說《班主任》的討論會。在那個會上,我頭一回見到了馮牧、陳荒煤、朱寨等久聞大名的評論家,他們都對《班主任》做出了高度評價,使得忐忑不安的我大受鼓舞。幾個發言過後,主持會議的馮牧說:"請嚴文井同志發言。"我這才知道還有嚴老與會。他做了一個很生動的發言。他沒有更多地從理論上去分析《班主任》的得失,而是以目睹身受的若干感性例證,來肯定那篇小說在反映社會生活上所達到的真實程度。他的發言正彷彿引人登山攬勝,步步有景,樹茂溪清,但適度而止,不做最後結論,沒有極頂,卻留給隨登者豐沛的思考空間。後來我參加北京出版社《十月》叢刊的創刊工作,也開了個會,拿出創刊號擬目徵求意見,嚴老也到了會,他沒做法長篇大套的發言,只是用手指點著目錄上我那篇還沒定稿的小說《愛情的位置》,高興地說:"好呀,愛情又有它的位置啦!"後來與嚴老又有些零星的接觸,感到他有一股與舊我舊框框舊道道徹底決裂的難得勇氣,並知道他對新的文學潮流新的文學人物常有頗具力度的提攜之舉,但那大都並未形諸筆墨、公諸社會,多是些私下的、忘年交形式的心靈付出。
    那個"派對"上嚴老不經意地說出了他性格中的一個特點,使我聯想到對他的更多印象。他住平房時,遷入多年牆壁從不再加粉刷,我見到時幾乎已呈灰黑色。後來遷入樓房,有頗大的客廳,很快也就顯得舊敝,因為他一直養貓,縱容那貓咪在傢俱上磨爪嬉戲。他雖很早就謝了頂,但花甲過後氣色依然紅潤,身體底子很好,卻並不刻意養生求壽。有一回見到我笑嘻嘻地說:"我已成無齒之徒。"又一回我見他脖子上鼓出一個大包,還沒說出勸他去醫院檢查的話,他倒先說:"更標緻了是不是?良性良性,絕對良性!"他一生寫作大體都取邊緣體裁、題材,寫得慢而少,精美、典雅,不去追求宏闊恣肆的氣象。
    那個"派對"持續到後半夜雨仍很大,我們年輕些的都打算狂歡一宿,嚴老卻表示他興盡欲歸,於是我們幾個人舉著雨傘去到街邊,費了好大勁才找到一輛空的出租車。把嚴老和他老伴送走後,繼續喝酒聊天時,我還不住地自問:"登山何必非極頂?有人攀到巔峰自然應該為他祝賀,但自己能盡力並且盡興地登到半山,不也挺好嗎?"

《心靈體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