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答吳心柳先生

  心柳先生:
  謝謝你三月十三號給我的信。
  很早就讀過你談音樂的文章,經常讀到你的通訊和作品,我剪貼了一些,因為非常喜歡。
  你在第一點中說:
  大家對"文明"與"文化"這兩個字用得太籠統,因此胡先生的"小腳"、"大監",您的"梅毒"、"太保"都成為論題、成為把柄。
  我非常贊同你指出的"成為把柄"的話。現在本是一個帽子亂飛的時代,一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們,天天想編織幾頂大帽子朝人頭上戴;不僅此也,他們甚至摘下他們過去的舊帽子朝人腦袋上丟。他們的慣技是抓你文章中的一個詞兒,加上個字頭或字尾(尤其是愛加Eism),做成"把柄"。然後不談你文章中的深意,就到處宣傳起來:例如我文章中提到"梅毒",他們就說我提倡"梅毒主義";我提到"太保",他們就說我是"文化太保";我提到"周樹人",他們就說我"想當魯迅二世",這種無聊的行徑,就正是你所說的"難堪的技術犯規"。
  他們另一個法寶是抬出"這青年"、"這孩子"來跟李敖連在一起。因為李敖是"青年"、是"孩子",所以是"兒戲"是"童言",並且"勝之不武"。雖然"勝之不武",他們跟我鬥起來卻不遺餘力:胡秋原的幾淌長篇罵我;鄭學稼一連罵我六個月,葉青發行的雜誌連罵我十三期,其他還有"從良"後的內幕雜誌、港台兩地的有背景的刊物,以及可發表他們私人信件的晚報……總之,能使的法寶他們都使出來了。前些時候我看到葉青罵我的文字,說我李敖該"回到大學歷史系去再讀幾年"
  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裡想道:"我在歷史系只念了四年,他們就吃不消了,就要這樣圍攻我了。我若再讀幾年,他們更要焦頭爛額了!"
  心柳先生,我說這話你不會以為我是自滿吧!我這樣說,心中並不好過。在七三六期《新聞天地》中的一篇《台灣擠擠擠擠》,說我"搞得天下大亂"。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最"亂"的,就該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她們既口口聲聲稱我是青年人,他們就該知道跟我打筆仗是不妥當的,因為一代擾攘的他們已是另一個時代的落花飛絮,他們的方法是舊式的,軍多只是三十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滄桑與歷史的無情,早已"論定"了他們的成績與敗績,可憐的是,他們仍舊醬在小磨坊裡,沒有一個能自覺他已是褪了顏色的人兒!
  他們太不行了,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一個不行的李敖一出面,他們就招架不住了!就要用長文、報紙和雜誌來澆我涼水、扯我後腿了!
  就是這些人,他們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還在跑他們的龍套。這是何等可憐!又何等可悲!所以我說,我心中並不好過。
  你在第二點中說:
  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至少,請主張西化的朋友,寫文章時先來那麼一點點科學味兒的表率。
  這個意見我極贊成。我也贊成把這種問題談得細一點,你說:
  "現代的西方學人治學態度不是一向想對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knowmoreandmoreaboutlessandless)嗎?"至少我個人,我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我在寫《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時候,就跟小魯、汝森和孟能說,這篇"看看病"的文章只是一篇導言或引論。想不到這篇一出來,就像唐僧掉在盤絲洞裡——被人窮纏了一陣,真是不虞之"毀",也真划不來。
  半年前,當我寫文章初遭這些人找碴的時候,本來我還就他們不清楚的地方予以解說乃至討論,所以"翻舊賬"於先,"再看病"於後,目的無非是補充說明,同時盼望他們有聽我補充說明的一點雅量。
  但是事實的發展卻異常醜惡,這些人的年紀與修養,正好成反比例,他們一發現個人的"神龕"有了動搖,立刻就本能的開始自我防衛,而防衛的手法就未免千奇百怪了!
  他們有的罵我的"令尊堂";有的造謠說我寫文章是"有傳授的",並且跟我有"深厚的世交關係"的胡適之"鼓勵"我"罵人";有的預言"打手"李敖將"首先滾入糞坑之內";有的說有人"抹乾"我的"眼淚",給我"糖果";有的說我"惡毒已極,下流之至";有的說我跟陳序經"穿著一條褲子";有的說我是"拿人家的蒼蠅當螃蟹吃的叫化子"、是"小丑"、是"奴下奴";有人說我得到"一個教育機關、一個學術機關"和"一個後勤機關""不斷集會"的支持;最後,有的漂亮的太太親自出馬,罵了我一頓,並且聲言要打我的耳光。
  心柳先生,這些"恐怖的報酬"與"長者的風度",你看了做何感想?在這些"報酬"與"風度"的氾濫下,我想你不會同意我跟他們繼續討論真假對錯吧?
  所以,幾個月來,我一直用"老僧不聞不問"的態度來應付外界的營擾,同時我深信,唯一我該做的事,就是如何從"看看病"式的導言或引論,轉進到細談一些問題,多寫幾個分論。
  至於談得細一點,首先就涉及到西化的起腳點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我覺得我們該從基本觀念上一古腦兒丟掉任何農業社會的ideology。此"障"能除,其他一切不難。因為在實際上,我們已朝西化路上走——雖然走得太慢。試看看高等學術機構:大學中六個學院,理、工、農、醫早已沒"東方"的影子(園藝系的一點東方庭園的圖案與中醫學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學院中除了一點政治思想史、一點法制史、一點等因奉此的應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國粹"或"國渣"的影兒!文學院算是"東方文化"的逋逃藪,外文與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則純是烏煙瘴氣,看不到幾分新思潮。除了極少數有新頭腦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說是"陳貨出清"式的大甩賣!
  從高等學術機構往下看,用大量觀察(mass-observation)
  的法子去看。"物質"方面,我們早已是"西學為用"了!除了我的長袍和少奶奶們的繡花鞋外,還有幾件東西不西化或受西化的影響?(女人的旗袍已暴露到"蘇茜黃的世界",這真使洋婆子羨煞!)
  "東方文化"的瓦解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儘管我們還到處看到四書五經、看到穿西裝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間羞恥為何物"的法學家……可是我們不必灰心,我們該知道使人不串假戲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我們還得慢慢來。我們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掛"儒家"的羊頭而賣"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術。我們串假戲的本領是有"傳統"的!
  最低層的小百姓從曳引機中展開他們的憧憬,最高層的知識分子從學理工展開他們的抱負,很少人肯在故紙堆中鑽研他們的"偉業"了!他們看到這些線裝書中的者小蠹蟲們高談"義理"或"考據",他們早就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聰明才智早已不搞這些鬼東西了!工程師學會慶祝五十年,這比史語所五百年、新亞書院五千年還令人高兩百八十八年以前,呂留良在他答張菊人的信裡,痛苦地寫道:
  ……橫術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病屈頭而肩此大擔那……亦以同溺於漩渦之中,不得不號責子有力善泅者耳。(《呂用晦文集》卷一)
  幾年來,在守舊的"漩渦",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來游泳給我們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後我只好自告奮勇。也許我游不到、游不快、游不好,但我總費勁游了就是。我不游,我幹什麼?難道我也去打牌?
  李敖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後記〕這信發表在《文星》第五十八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台北出版)。發表後,自然又被文警和文丐臭罵一通。東方望看了我這封信,寫了一篇《要學"打牌"》(《文星》六十號《忽然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感慨他說:
  如果自問不是"有力善泅"者,總以少下水為妙。於是乎只剩下一樣玩藝兒我可以學:打牌。
  這段有趣的提示,也許值得每一個知識分子思考的。既不"有力善泅"、又不學"打牌"的人,往往都給東方望惹來麻煩。東方望曾負"生教"重任,我後來在"生教所",就受他管轄。"昔為座上客,今為階下囚。"——這位老"朋友",使我人生多了離奇的一頁!附錄吳心柳先生來信李敖先生:
  最近一連讀過您幾篇文章,又隱約發現您也是青年人,故而對文章後面那個揮灑凌厲、周敏好學的"影子",十分心儀。雖然,我不盡然同意您的觀點,但這封信的主旨,仍然是一個議者對作者所樂於表達的一種敬意。
  我不是學歷史的,也不懂哲學,但對於最近的東西文化論戰。
  感到頭昏目眩。第一、我覺得大家對"文明"與"文化"這兩個字用得太籠統,因此胡先生的"小腳""、"太監",您的"梅毒"、"大保"都成為論題、成為把柄。這真是一種難堪的技術犯規。第二、我覺得參戰雙方首先應該把"西方文化"立一界說,主張全盤西化的,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西方文化也有多種多類,是否照單全收?會不會拉肚子或撐死?我們外行人比較要先知道這一點,不然文理淆混,徒見意氣。現代的西方學人治學態度不是一向想對"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knowmoreandmoreaboutlessandless)嗎?我已同時向蕭盂能、陳小魯二兄發出呼籲,至少,請主張西化的朋友,寫文章時先來那麼一點點科學味兒的表率。
  因此,我倒很想讀一篇您寫的:《我們要從哪裡吸收西方文化?》。若此文一出,對徐道鄰先生那封公開信,也算有了答覆了(徐先生說您主張吸入梅毒呢!如不弄清楚,恐怕台北市衛生局也不答應的)。還有:每月花錢買雜誌的人,也是喜歡"對愈小的事情知道得愈多"的(至少這種人不會大少)。我希望學史的人挺身而出。
  以一種科學而負責的精神,把中西文化的本質做一定量與定性分析,除去其"最大公約數"(這一部分東西最容易給學混子會來踢皮球了),把剩下精粹相異之點,來一個分析比較,然後登高一呼:"我主張丟掉米飯改吃麵包!"就是錯了,也比胡秋原先生那種"一瀉千里盡見渾水"的大文要可愛得多。至於四十年前的尊攘德賽之論。
  當時已嫌太籠統,今天不該說得更清楚一些麼?
  當然,"立界"絕非易事,事實上,今天的東方不管你反對與否,也正在不停的"西化"之中。在台灣,沒有人再以為啤酒、香煙、電影、西裝,為西方"文明"了;但在日本,連歌劇、基督教(所謂"小群"的)、原子爐、軍刀機都以為是他們自己的了。我們局外人就是想知道在史學家心目中,中國人應該如何丟掉那塊"沿習之餅"(TheCakeofCustom),而借摹擬、消化,去創造一個新的文化個體而已。
  您是學歷史的麼?如果不,這份業餘或半業餘的研習精神可真驚人。我是一個新聞記者,非對歷史與文化前途有特大興趣,只是像採訪新聞一樣,想知道"事實"而已。
  吳心柳
  三月十三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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