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節 會館

  「會館附近有人嗎?」
  「還看不出來。」
  「康先生有消息嗎?」
  「沒有。」
  「康先生現在應該到上海了。林權助說他已密電天津上海的日本負責人照顧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來過,伊籐博文來,他太忙,現在出去了。」
  「林公使說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請不要見怪。」平山周補充說。
  「我們感謝他還來不及,怎麼還見怪?」梁啟超說。
  「這次也真巧,伊籐博文伊籐公正好在北京,伊籐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們領導下的我們,更心同此理,願意為你們中國志士效勞。為免夜長夢多,我們打算就在三五天內掩護你們兩位偷渡,離開中國,如果有別的志士到公使館來,我們也願一體相助……」平山周興奮地說著。
  「不過,」譚嗣同冷冷地插進嘴,不大友善地盯著日本人,「我今天來,並不是要請你們幫我離開中國,雖然我很感謝你們在危難時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來,只是有一包東西要交給梁先生帶出去……」
  「可是,復生!」梁啟超急著抓緊譚嗣同的肩膀,「你怎麼可以留下來?留下來是無謂的犧牲、是死路一條!」
  「我當然知道。」譚嗣同堅定地說,「並且我非常贊成你走。這是一種分工合作,目標雖然一個,但每個同志站的位置,卻不可能全一樣。有在前面衝鋒的、有在後面補給的、有出錢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適合甲的未必適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兩人做。我覺得今天的情形適合我留下,也必須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國去,回頭來為我們的事業東山再起。」
  「唉,復生!你怎麼這麼固執!留下來,究竟有多少積極意義?留下來做犧牲品,又有多少用處?不行,不行,你得同我們一起走,不能這樣犧牲掉!」
  「卓如,你怎麼會認為犧牲沒有積極意義?你記得公孫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犧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積極的事;走的人、不先犧牲的人,也是在犧牲,只不過是長期的、不可知的在犧牲。所以照公孫杵臼的說法,不走的人、先犧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犧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較難。公孫杵臼把兩條路擺出來,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犧牲了。我今天也想這樣。我把難的留給康先生和你去做,我願意做殉道者,給你們開路。以後路還長得很,也許由我開這個路,對你們做起來有個好理由好起點好憑借,就像公孫杵臼若不開路,程嬰就沒有好理由好起點好憑借一樣。所以,我想了又想,決心我留下來。」
  「唉,你怎麼能這樣!公孫杵臼、程嬰的時代跟我們不同,處境也不同,對象也不同,知識程度也不同,怎麼能一概而論!」
  「沒有不同,在大類上完全一樣。我們和公孫杵臼、程嬰一樣,都面對了要把我們斬盡殺絕的敵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犧牲來昭告同胞大眾,用犧牲來鼓舞其他同志繼續做長期的奮鬥。」
  「可是,你忘了,當時公孫杵臼犧牲是為了和程嬰合演苦肉計,我們現在並沒有演苦肉計的必要,為什麼要學他們那種時代那種知識程度的人,這是比擬不倫的啊!」
  「比擬倫的!」譚嗣同堅定地說,「我今天帶來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學》的稿子,對我們所爭執的問題,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給你處理吧。總之,我決心出來證明一些信念。而這些信念,對我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範的。這部《仁學》,卓如兄你是看過的。有些章節,我們還討論過的。」
  「是啊!」梁啟超說,「這部書最精彩的部分是反對愚忠、反對糊里糊塗為皇帝而死。我還記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卻感於皇上的慧眼識人、破格錄用,你決心一死,毋乃被人誤會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說,你決心一死,是完成了你書裡所宣傳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而你決心死於『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問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對其他的,有沒有也同時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過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來,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並且我幾乎猜得出來那些原因是什麼。」
  「你猜是什麼?」
  「我猜錯了,你別見怪。」
  「我怎麼會有這種反應。」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
  「什麼?」
  「『死君』!我說是『死君』,是你要為皇上而死!你決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這個!」
  「你這樣說,我不怪你,但你說得太重了。你這樣說,把我書裡宣傳的信仰置於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麼?一個言行不一致的人?」
  「絕對沒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認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認為你做的比說的還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頭,這種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話,是一種光榮的不一致。」
  「那你說我不止『死事』,還有『死君』,不是明明說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麼不一致呢?你說『死事』,並且你決心一死,為事而死,這件事本身有頭有尾,已經很一致了,又何來不一致?如果你說『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並沒這樣,所以,根本就不發生不一致的問題。你本身,已經很完滿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書裡,明明宣傳著『死事』而不『死君』,並且兩者成為對立面。如今你若說我『死君』,縱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覺。」
  「問題發生在你認為『死事』和『死君』是對立面,其實這倒有討論的餘地。中國四千五百年來的皇帝,包括光緒,前後有四百二十二個,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聖君明君有幾人,都各有他們的賬,不能一概而論。你書裡說:『……請為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為愛、匹夫匹婦之為諒……』看你的話,你只承認為皇帝『死君』的,應該只是他身邊傭人女人,因為他跟他們之間有私恩有私暱有私人感情,所以他們對他有愚忠有偏愛,除了這些人以外,你就認為『絕無死君的道理』,你這樣劃分,是不是分得太明顯了?」
  「難道不應該這樣明顯嗎?」

《北京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