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雅俗之爭，在當今震天價的「轉型」喧囂中，吵得甚歡。有誓死衛雅而痛心疾俗的，有愛俗笑雅而勸雅降俗的，也有蕩鞦韆於雅俗之間兩面飛吻的，還有一筆抹殺雅俗，統統謂之「文學那玩意兒」的。筆者也曾草過一篇《大雅不是俗》，作出一副「不俗」的姿態，彷彿身居那「斗私批修」的歲月，人們都得表個態似的。
可是偶爾腦子裡閃過「金庸」二字，恰如遭了一記「飛龍在天」的霹靂，明晃晃地照出雅俗混戰中無數人可笑的縫隙。
因為有了金庸，武俠小說不能再被濫稱為「武打小說」，不能再一概目之為「通俗文學」，甚至以往的俗文學定義的根基都受到了震撼。
然而，還沒有人敢於推窗一吼：金庸屬於雅文學！
儘管海外的「金學」已蔚然可觀，大陸的「金學」也悄然萌動，儘管嚴家炎這樣的學術大宗師也到美國去講過金庸，陳平原這樣的頂尖高手也出版過專著《千古文人俠客夢》，但若說金庸具有雅文學的什麼意義，卻多少有點聳人聽聞似的。中國人最擔心的事就是「亂了名分」。
不過正因為有了雅俗混戰，金庸的雅文學意義便越來越清晰了。
如果說雅俗的區別在於作品的思想觀念是先鋒性還是大眾性，那麼金庸的小說從來就不是媚俗的。相反，金庸小說的「教化功能」十分強烈。這種教化不是讓讀者安於現存秩序，不是迎合滿足讀者的一己私願，而是帶有深刻的批判色彩和振聾發聵的啟蒙性。金庸站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來描繪他筆下的芸芸眾生。讀他的作品，使人有時心如澡雪，昂揚奮發，有時掩卷深思，三月不知肉味。即使把「先鋒性」單純理解為現代工業社會人對自身生存狀況的焦慮，這在金庸的作品中也表現到了不遜於任何一位「先鋒作家」的程度，而且表現得更藝術、更哲學、更中國。問題是，金庸恐怕不屑於做個「先鋒作家」，「先鋒性」不過只是他少林七十二絕技中的一項功夫而已。金庸是超越雅俗的。
如果說雅俗的區別在作品的構成方式和表達形式，那麼金庸的小說也從來是保持探索精神和現代風貌的。金庸小說與其他武俠小說的一個重大不同是，金庸熟練掌握了西方現代心理學的知識，把心理分析技巧在小說中運用得爐火純青。再一點，金庸小說達到了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的完美結合。從現實主義的美學標準出發，金庸小說從宏觀到微觀都經得起推敲，他的每一個人物、情節、武功，都可以看做一個蘊含了無窮「深層結構」的意象，「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從中可以領悟人生各個領域、各個階段、各種情境的至理。所以才會有世間萬物，無不可以武俠言之的現象。武俠在金庸那裡，已經超越成一個載體，他借助這個藝術載體，與天地往來，體會著人類與永恆抗爭的萬種悲歡。
如果說雅俗的區別在於讀者的多少，那更是小兒之見。雅文學讀者未必少，中外古典名著是證；俗文學讀者未必多，曲藝類作品是證。另外，雅與俗有個歷史發展問題。《三國》、《水滸》，當時為俗，今日為雅，昆曲、京劇，當初為俗，後來為雅，就是「五四」新文學，當初不也被斥為「引車賣漿者流」所操之語嗎？可見，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才是雅，否則為俗。金庸小說讀者雖多，但這只能說明小說覆蓋的審美層次廣闊，讀者能夠各取所需。我們更應看重的是小說讀者的知識構成。金庸小說自有其通俗的一面，但那只是外表，沒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只能買櫝還珠，入寶山空手而歸，這也是一些讀者認為金庸不如古龍甚至溫瑞安的原因。
金庸以其不可忽視的存在灼烤著整個當代文學界，一系列先鋒作家都受到他的影響。中華民族的語言寶庫中積澱了一串串「金庸話語」，文學史必將為金庸大書一筆已經毋庸置疑。問題是把這位通天大俠供在什麼位置，真是令人尷尬。也許，那些「先鋒」作家和批評家們覺得未免褻瀆，但我要斷喝一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金庸萬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