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錢理群

現在就要企圖全面地臧否一下錢理群,似乎為時過早。因為他不是那種從南坡爬上山頂就從北坡坐纜車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頂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頂搭台唱戲的人。儘管也不排除這種可能,即他最好的戲已經在登頂的過程中唱過了,但在山頂上將要演出的戲絕對不會令人失望,則是基本沒人懷疑的。

錢理群是一個具體的人,但又具體得很「抽像」。「錢理群」三個字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已經成為精神內涵比較豐富的某種意象。我讀過的評論錢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後、汪暉、陳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對那種意像有所觸及。我自己寫的關於錢理群的文章,也試圖把握那個意象,但卻總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覺。看來意像是不好強行把握的,還是循規蹈矩地有啥說啥為好。

對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於80年代的青年學生來說,錢理群首先是一個青年導師。陳平原老師曾戲言錢理群是「好為人師」,我覺得這不但抓住了錢理群的最大特點,而且說到了錢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義上。錢理群可以不當學者、不當教授,但絕不能不當老師。不當老師的錢理群不是錢理群。我認為毛澤東骨子裡也是「好為人師」,他也是什麼都可以不當,但一定要當老師。毛澤東說過「四個偉大」的讚頌裡他只同意「偉大的導師」一條。錢理群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批判研究遲遲難以展開,我覺得有一個內在原因:錢理群和毛澤東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之處的,他們都是啟蒙家。就對於啟蒙的熱情來講,恐怕魯迅也要遜於毛澤東。只是毛澤東的啟蒙越到後來,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進而直接將啟蒙變成了「改造」。而魯迅和錢理群這一類人,由於基本沒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啟蒙的純潔,另一方面則使本人乃至包括啟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不過即便如此,學生們也反對讓錢理群去當官,他們喜歡只有思想的錢理群。學生們寧可自己去當官去賺錢,也要保護錢理群這個純粹的「人師」形象。

我第一次見到錢理群,他四十歲出頭,貌似一個年富力強的惡僧,風風火火地走來走去。我以為這是一位很勤勉的進修教師——若干年後,我也曾被誤認作進修教師,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聽錢理群的課,發現原來就是那個惡僧,不禁心中一動。他一張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賞的老師甚多,但能這樣吸引我,使我在課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師,僅此一位。他洶湧的激情,在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裡奔突著,迴盪著。他深刻的見解,時而引起一陣急雨般的掌聲,時而把學生牢牢釘在座位上,全場鴉雀無聲。即使在冬天,他也滿頭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卻東找西抓尋不見,經常用手在黑板上亂塗著他那奔突又奔突不開,捲曲又捲曲不順的字體。聽他的課,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邊上。這樣才能抵禦他思想的巨大裹脅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對他的靜觀。我發現自己越是上喜歡的老師的課,越愛給老師起外號或者挑語病,大概就是出於這種潛意識。

錢理群的思想,通過北大和其他學校的課堂,輻射出去,影響了整個80年代的中國青年界。他的專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魯迅觀,他的周作人觀,他的中國知識分子觀,他的現代文學史觀,早已成為一代學子共同的精神財富。如果將來有人以錢理群為研究課題的話,我先提醒一句,他的書是第二位的,他的課才是第一位的。「課堂」研究有朝一曰應該成為我們的學術話題。無論從投人的熱情與精力,內容的精彩與飽滿,得到的反響和愉悅,錢理群的課都比他的書更重要。聽過他課的人再拿到他的書,不是有一種急於打開的衝動,而是有一種再三推遲打開的眷戀。中國80年代不乏比錢理群聲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啟蒙者,但他們留給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斷,而錢理群給予青年的是一團熊熊燃燒的活的啟蒙精神。他的啟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鳴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體會和言說他所敢於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遠的。

錢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懷疑精神,這很明顯是來自魯迅。魯迅的懷疑精神被埋藏了許多年,錢理群把它從塵封中掘出,高高地揚起,為之再三詠歎。於是,學生們都習慣了懷疑,不但懷疑「歷史」、「學問」、「道德」,而且一直懷疑到魯迅,懷疑到錢理群本人。當錢理群學生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不聽他的話,反駁他的話和說他的壞話。

其次,錢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種「大」的力量。他視野開闊,善於捕捉重大的話題,善於從大處著眼,善於小中見大,化微為著。錢理群十分注意一個具體學術問題的「時空坐標」。他筆下經常出現「20世紀」、「中國」、「中西」、「大」等詞彙,這些詞彙今天已經成了青年學者文章中的常用詞。這種大思維方式既是得益於馬列主義的基本素養,更是決定於對自身生存境況的強烈關注。錢理群經常號稱自已善於從別人那裡「偷」各種理論和方法,他的論著中也的確什麼順手用什麼,從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神話理論到接受美學乃至女權主義,但是他用來「偷」這些和駕馭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思辨哲學,包括從人的基本生存境況出發去研究人的精神產品,從上層建築各部分的互動關聯中去考察文學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終具有一種高屋建瓴的「大」的氣勢。

錢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個特點是善於抓取「意象」。即研究客體中反覆出現的那些最能表現「本質」的典型語彙。這種思想方式是理性與感性的結合,需要有極強的「悟性」。而這所謂「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實際就來自對自己生活的切膚體驗並把這種體驗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錢理群在魯迅身上抓取了「絕望」、「抗爭」,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興趣」,在話劇問題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學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學中抓取了「生存」和「掙扎」……這些意象的選取,事實上都是一種主客觀的契合。當不能找到合適的意象時,錢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人進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適的意象,則如同槓桿找到了支點,「成噸的鋼鐵,它輕輕地一抓就起來」。這種研究方法是錢理群在學術實踐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還沒有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得到系統的總結和推廣。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種方法具有將「現象學」和「歷史主義」結合起來的特點。但它同時又帶有經典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詩學的某種氣息。或許不必急著去總結它,讓它在流動中發展下去更好。總結常常意味著凝固。

除了是一位優秀的學術研究者之外,錢理群還是一位卓越的學術研究組織者,或者說是學術戰略家。錢理群經常宣佈他的研究計劃,經常為別人和整個學科策劃研究步驟。他對自己的專業有著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個具體研究對象,而且熟悉研究隊伍,他心中裝著一幅詳細的學術導遊圖。他對別人的生活也許不大懂,但他知道誰研究什麼最合適。他對專業研究的進展保持著比較宏偉的構想,比如他認為目前應當進行出版研究、校園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學與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經把這些研究課題佈置或建議給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圍,出現了一種「規模研究」的集團優勢。這對於今後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意義。

錢理群目前無論在專業領域,還是在整個知識文化界,都已經獲得了比較高的聲譽。聲譽高了,自然也會使不同角度的人覺得他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在我看來,錢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平衡問題。在80年代就有人對我說:「你幹嗎跟錢理群學呀?錢理群不是搞文學的。」這話顯然是把「文學」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達出了一種感覺。錢理群的歷史唯物主義有時不能與他的意象法結合得天衣無縫,的確有現實關懷的激情不是從文本分析中得出來的時候。如果從針對這一問題的角度出發,我是贊同把「學理」與「關懷」適當分別處理的。

第二個問題是啟蒙的姿態。錢理群的姿態是崇尚獨立思考,一切從自我出發,真誠,不受羈勒。但是,純粹的「獨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們日常所強調的「獨立思考」是指不受權威引導,不隨波逐流,而不是絕對的空無依傍。錢理群有時天真地以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覺地代表一定的社會利益群體的。他以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數和歷史的正義,但有時情況很複雜,會變化。錢理群強調既不做權勢的幫忙與幫閒,也不做金錢的幫忙與幫閒,也不做大眾的幫忙與幫閒,但你畢竟「非忙即閒」地生活著,你的發言客觀上一定是對某些人有利、對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一味「真誠」和「自由」著,就有可能引起錯誤的掌聲,甚至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

不過我想,錢理群是具有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這些問題,他也許正在思考。錢理群的思想還遠沒有完全定型,今天對他的這些臧否,只能算是邊走邊唱的眉批和回評,離整本連篇的總評還遠著呢。

(此文發表於《文藝爭鳴》1999年第3期,該期設有錢理群研究專欄,可與其他文章互參。摩羅先生的文章說錢理群是「半佛半魔」,於我心有慼慼焉。)

《空山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