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無畏的王朔

    點評王朔的《我看金庸》
    蔣泥
    我說王朔的思路、心態、精神很有問題,是從價值角度上進行判斷的。從這層面看,王朔的有些主張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張,那些讓他覺得寫起來很容易的思想、文化雜感與隨筆,經不住辨析,對他來說幹這一行是無力勝任,而遠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輕而易舉的。
    但我從這方面辯難他,不等於說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這意思,他還沒惡劣到這個程度。
    他的心願是不錯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這樣的心願有時不免要助紂為虐或者好心辦了壞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點,明白是什麼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寫好小說,盡量少來點隨想、不要什麼領域的錢都想一個兒獨賺的話,那麼這個人作為作家——準確地說作為一個小說家,也還是相當勝任的、難得的,他的許多小說亦是達到了極高水準的,其天賦、天才在語言的機變、幽默和細節的感性描寫上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發揮;除此而外,他的長處就不太多見了。這樣,我一開始才認為王朔的天才只發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為小說人物的思想、意識不等於作家本人的,小說人物的形象也大於作家所自覺賦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總和,具有模糊性、不確定性,由於這些,只寫小說時王朔還可以、也確實遮住了「丑」,把他有關對於知識性、價值性、精神性話題的判斷、認識、看法隱藏了起來,即使小說中在這方面多有謬誤,但他未作辨別,對它們的態度極為「混沌」,經過文字處理以後你也能當它們是調侃,當它們是正話反說,從而一笑了之。
    何況小說究竟是小說,當不得真,它的一大價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從這一角度說,小說是遮蔽王朔「無知」(王朔的無「知」,在我的的話語系統中其實指的是無「識」;他在不少領域裡的「知」不比別人差,畢竟他是「混出來」的人了,即使沒吃過豬肉,聽的豬叫也比一般人多得多了。)的「避孕套」,離開了「避孕套」,讓他直接與本體接觸,他就會「陽痿」!
    我若學習他,從純商業的眼光看,那麼,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致臉紅的,大概是金庸,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特別注重「賣」,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夠為最廣泛的大眾接受。
    其間當然有分別,最大的分別在於,他們提供貨物的含金量大相逕庭。
    而作為小說家的王朔,來評點同樣是小說家的金庸,拿王朔一個詞形容,恐怕叫著「嫉妒」亦不為過。
    為什麼王朔感到有點不太平衡,要重創金庸呢?
    原來他發覺讀金庸的人「越來越多,評價越來越高」(《無知者無畏》,第74頁),搶了他王朔的「市場」。
    這就引起他的關注,便找來金庸的書,找來那套《天龍八部》。
    「這套書是七本」,王朔是「捏著鼻子」才看完第一本的,「第二本怎麼努力也看不動了」。
    大概王朔進廁所都不喜歡用鼻子呼吸,而把它捏起來。
    這一點姑且不去考證,我的疑問是,有了這點閱讀,加上道聽途說和電視,他就能摔開膀子,大幹特幹金庸啊?他行嗎?
    他覺得自己行,列舉的理由就是「一道菜的好壞不必全吃完才能說」(本節未標明出處者,參見《我看金庸》一文)。
    我可以理解他這個說法,畢竟他是王朔,誰也不能以為他不應該談一談自己的閱讀感受。
    可一當你來分析這句話時,你就不能不說他是淺薄的,無知的。
    一道菜的好壞,誠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說,但吃菜能與吃書比嗎?
    好菜、壞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好書吃多了並不至於,只要你願意,就沒有足夠的時候,而「壞書」對不同的人,則有不同的說法——某人覺得「好」的,另有些覺得它「壞」;反之亦然。
    即使吃飯和吃書可比,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需要,有人喜歡甜,覺得辣不好,有人相反。
    至於傻瓜,他是連馬糞都吃,吃起來津津有味的,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覺它「好」?什麼意義上的「好」?對於誰的「好」?
    別人的「好」你起碼要尊敬一下吧?
    王朔們的飯量小吃不完、能為有限吃不動、口味蠻霸不願吃……這一切屬於自身的問題,他們看不清,不去反省,就說飯未做好,不知從哪兒學來的。
    不要以為王朔只不過說說而已,我們不必當真,其實他的講話,是很有點號召力的。
    「好人」的話往往都有一大批聽眾。聽眾們倦於「說教」,在一個習於「說教」的環境裡長大,對那些不主張說教、調侃說教的人的「說教」,已喪失最起碼的辨別、判斷力,從另一面上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論,有一名深受王朔影響的女「作家」就這樣說過:「我從來沒有看過金庸的作品,原來也想買幾本來彌補這個缺憾」,現在「下定決心了——我寧可相信王朔的話,不打算看金庸了!」(《文學報》1999年11月11日)
    看來王朔的市場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讀書、不主動讀書,至多跟著宣傳讀點子書——在這些方面,我們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
    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腦袋不只是用來指揮嘴巴說話的,說話之先,還得將一些核心概念釐定清楚,否則你的意見就只能是你個人的見解,這樣的見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邏輯上不周全、不嚴密的。
    王朔們的腦袋一向「簡單」,他們瞧不起釐定或界定,瞧不起抽像的邏輯、知識與概念,瞧不起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批評社會,張揚理想正義,撫慰弱小群體……他們瞧不起這一切,要麼就說這是知識分子的「發牢騷」,毫無作用與意義,要麼當它們是扯蛋。
    當然,他們最瞧不起的,還是幹這些事的「知識分子」群體本身!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王朔曾這樣說,「我」看人是有個尺子的,「誰讀瓊瑤金庸誰就叫沒品位,一概看不起」。
    如果它是私下意見,那你怎樣講都行。
    現在形成文字,面對公眾,已經不再代表你一個了,你就要為這樣的文字擔負責任,接受他人批評。
    可是,許多時候王朔意識不到這一點,不講責任,也不接受批評。他只認金庸的大哥「金錢」,你對他談責任,他就說你「偽善」。而且,他得罪你、污蔑你可以,你誤讀了他,他會對你「憤怒」,更別說對他栽贓和謾罵了!
    他甚至把人性和正義對立起來,說「金庸的小說淺薄就在於他拿正義代替人性」(《無知者無畏》,第93頁)。
    正義是一個正常社會裡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一個人如果喪失了正義、是非觀,那他即使再有「人性」,這種人性都是相當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小說所表達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無能望其項背的。因而,王朔對於金庸的批評既立不住又特別膚淺。
    當代大陸作家多不讀書,而且以不讀書為榮,談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對此遺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讀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讓人覺得可笑,更讓人覺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識不了這些,他最能出一口氣的地方又恰恰是「幸虧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讓教本污染頭腦,否則……」
    我們的教本問題確實不少,但以教本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與正規教育,強調「無知者無畏」,認同於「無知」,不當它是一樁罪過,不反思造成這種「無知」的社會、體制原因,對知識分子的反思更是不僅不予理解,相反極盡恥笑之能事,這樣的人,在我看來他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無知」,一種「罪行」更深的罪惡——它的背後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對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紅衛兵」,他在知識問題上攪騰,打著反對愚民、反對說教的旗號,所起的作用卻多半是在愚民、說教,這樣的老「紅衛兵」我就該詛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因此,我對他的批評只限於這些錯誤之上,其他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許多小說我是虛心學習的。
    不過,王朔的「蔑視」教育由來已久、由來有故,早在《動物兇猛》裡就交代過了。
    我可以將這種交代「認真」,雖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這個詞,因為這篇小說裡的「我」,其經歷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
    他說:
    我感激我所處的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學生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學習那些後來注定要忘掉的無用的知識。我很同情現在的學生,他們即便認識到他們是在浪費青春也無計可施。我至今認為人們之所以強迫年輕人讀書並以光明的前途誘惑他們,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到街頭鬧事。
    那時我只是為了不過分丟臉才去上課。我一點不擔心自己的前途,這前途已經決定:中學畢業後我將入伍,在軍隊當一名四個兜的排級軍官,這就是我的全部夢想,我一點不想最終晉陞到一個高級職務上,因為在當時的我看來,那些佔據高級職務的老人們是會永生的。
    一切都無須爭取,我只要等待,十八歲時自然會輪到我。(《王朔自選集》,第518-519頁。)
    這基本上代表了當時王朔的某種真實的心理、想法。
    後來他沒能當上四個兜的軍官,並非由於覺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說的,在競爭中失敗了,被「甩」出來了。
    這一切我們姑且不談,只以「陰暗的」心態,假定這就是王朔們對於「教育」的高見,從這些話裡人們能發現什麼呢?
    在這裡,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敗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裡,而是「反思」教育本身,得出的結論是,我們不該對年輕人進行教育,更不該強迫年輕人讀書,否則就有「誘惑」他們的可能,使他們「浪費了青春」,得不到「空前的解放」,沒能像王朔們這樣聰明,也沒有具備王朔們功蓋當世的本領!
    我覺得他王朔本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他的父母雖是「百姓」,但中國不就一所「國防大學」嗎?父母也許沒能力讓他頂替、接班,放他出去當兵的本事也還是有的,確信兒子將來做軍官也還是不妄的——後來他「沒出息」,辜負了雙親,能怪誰呢?
    這還罷了,遠為可笑的是,王朔們覺得我們把孩子們管起來,「誘惑」他們讀書,原來「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到街頭鬧事」。
    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義,他不說我就無知了!
    幸虧他說了出來,多少人才免於無知。
    我從這句話裡,也是第一次發現原來我們中國還這樣發達,竟至於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街道」,孩子們一出門就是街道,不然你怎麼理解那個「僅僅是」?
    這樣發達的國家,難怪不必需要發展什麼教育——教育有什麼用啊,全做「無知」多好!
    你學什麼東西最終都會忘,即使你不肯忘,每個人不都還面臨一個死嗎?
    死了罷了,你學習、讀書有什麼用呢?
    當然,也許我的確心態陰暗了,見到這些話我不會把它們當真,即使看到他的小說情節有許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俠人物那樣「出格」,亦不會像他評點金庸時那樣去說:
    在金庸小說中我確實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那麼狹隘、粗魯,視聽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嚴重障礙。差不多都不可理喻,無法無天,精神世界幾乎都沒有容量,只能認知眼前的一丁點兒人和事,所有的行動近乎簡單的條件反射,一句話,我認不出他們是誰。讀他的書我沒有產生任何有關人、人群的聯想,有如看一堆機器人作業,邊讀邊問自己:這可能嗎?這哥們兒寫東西也太不過腦子了!一個那麼大歲數的人,混了一輩子,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這麼亂來?
    王朔能這樣評點金庸,至於我,我確實沒這個膽量。
    如果我是王朔,我也不會有這個膽量。為啥?因為假如我是王朔,我會發現我的小說中不僅讓人「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而且還讓人看到了一些人們從所未聞的話。
    上面那段有關教育的高見即連「弱智」都說不出來!
    話已這樣,何況情節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兜自己的老底,其實你稍微有一點「陰暗」心理的話,就能發現,在我王朔的小說裡,「我」這個痞子勾引起女人來,也實在太容易不過了!大街上隨便碰上了怦然心動的一個,腆起臉皮上前把人家調侃幾句,人家馬上就和你相見恨晚了,兩個人掛上了;或者,那些女孩子對「我」也太主動,太願意找個「流氓」做朋友了,不找「流氓」就嫁不出去了。
    更為稀奇的是,這些找「流氓」的女孩子層次還挺高,大學畢業,而「我」這個「痞子」呢,又太像把她們捏出來、賦予其生命的「上帝」王朔那樣了,都沒接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差不多都還是「無業遊民」。
    這樣的女子,像《浮出海面》裡的「我」和於晶,《動物兇猛》裡的「我」和米蘭、於海蓓,《癡人》裡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終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場大體都一個味,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裡的方槍槍,代表了王朔們的童年;後來這痞子慢慢長大,散見於他各個作品裡,經歷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著中年期奔呢。
    現實社會裡的王朔,活到四十多歲的王朔,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從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們成長的身影嗎——這身子只有年齡上的差異、職業上的不同,其他可有什麼明顯的區別?
    我看不出。
    如此解讀後,我就可以這樣批評王朔:他的小說「情節重複」「選料不新鮮,什麼什麼都透著一股子擱壞了的哈喇味兒。除了他,我沒見一個人敢這麼跟自己對付的,上一本怎麼寫,下一本還這麼寫,想必是用了心,寫小說能犯的臭全犯到了」。(《我看金庸》)
    我這樣批評王朔,他見了興許又不服,那就用他自個兒揭自己兼作辯護的話講:
    我是寫自己的那類作家,俗稱不大氣,視野局限在個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沒比誰多活一輩子,再寫,還是那筐人。過去,寫得太零碎,僅僅是一些側面,也不免情勢所限,忽略了很多,誇張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我的最大弱點:愛自己——而且知道自己》,《無知者無畏》第168-169頁。)
    從上面的話裡,我們能夠看得出,王朔對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諒,他也希望得到別人理解、原諒,這是他的要求、標準,正當而合理;可對於金庸的「不足」——多處的「不足」又那樣想當然——他以另一套標準來要求,不予理解、原諒!
    對此,他或許並非故意,他的態度十分隨便,他說過,他對金庸的批評,也是極其個人化的讀後感,無意於進行人身攻擊,「但我這人文風確有問題,一貫惡劣,寫出來就成了雜文」。因而,「我說好說壞並不重要,本來是很隨意的,沒想搞成跟學術爭鳴似的一本正經的東西」。(《文學報》1999年11月11日。)
    這是王朔一貫的風度、氣派。
    他覺得寫雜文罵罵人是可以的,胡說也是允准的,而學術的規矩多,不好罵人,不好亂說。
    因此,做「雜文」不像學術研究,不要講究,講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寫了,隨意點好,只有隨意了,他才可以不負責任——在這事上他不想認真,就希望別人也不要對他認真。
    在我們那個讓王朔看起來絕對不美的「傳統文化」裡,曾有一個條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西方文化裡也有相近的內容,他們的說法叫做「你不願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不該怎樣對待別人」,或者叫「你願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該怎樣對待別人」。這個條目被認為是全人類古來共信、不證自明的「金規則」,可以用來作為我們奠定全球倫理的基本原則。(〔美〕斯威德勒:《全球倫理普世宣言》。參見《東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對照,王朔所犯的錯誤恰恰是這個。
    他對於自己的過分理解、對於金庸的過分不理解,同樣是不道德的。
    這種不道德,過去我只在《聖經》裡見過,但人家是「上帝」,耶和華,至高無上,說一不二,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對別人用一種標準,對自己用另一種。
    王朔是什麼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話語權有了,四處濫用,卻不能像「上帝」或者專政君王那樣,擁有壟斷所有話語的霸權。
    沒有這樣的條件,就會有人站出來唱反調,罵罵王朔,讓你干急。
    具體地說,王朔的小說裡到底犯了些什麼「臭」呢?
    他寫得不錯的《浮出海面》、《動物兇猛》等作品問題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識分子高興、也令我心頭激賞不已的小說《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摳,也不是不能懷疑:那個叫著齊懷遠的女人太「騷」,不大注意女同志的莊嚴形象,和那個男人馬林生進入情況太快。做兒子的那位則顯得太成熟了,思想、觀念那麼複雜,「智商」之高,辯才之勝,真不像個孩子,起碼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來的。
    至於《看上去很美》裡的「我」方槍槍,有時就更不像個兒童啦——這孩子心理、智力發育太快,而且從小就痞裡痞氣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還老練百倍,金庸筆下的人物韋小寶在兒童時期也沒有這副嘴臉。
    何以見得這孩子早熟、發育太快?
    比如,這個保育院的幾歲小毛孩,對人們的「屁股」就曾發過這麼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實啊……那麼靦腆,不愛聲張,默默地為我們做好事:承擔我們的重量,排泄我們的骯髒;從有限的口糧中節省出那麼一大塊脂肪墊在下面,使我們身上有一處容許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兒都像給自己帶著個沙發墊兒。……我對屁股充滿歉意,覺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個多麼善良忠厚又謙虛謹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嚴嚴實實包裹在結實的布片裡,或扁或鼓——這一定是好東西。(《看上去很美》,第57-58頁。1999年4月。)
    按理說,這種年齡的小毛孩思考問題達不到這樣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別人不知道這孩子聰明得過了頭,又特意補上一句: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屁股除了這些好處以外,還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給壓在房子底下多活幾天燃燒的能量」。
    小說家王朔,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常識性的錯誤、違背人性發展之時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個,這就是他太重視講話了,一陷進小說創作中,嘴皮子就閒不住,兼以過日子緊巴巴,不得不言語氾濫,湊字數賣錢,或者為講話而講話,賣弄他的無所不知。
    若單就講話而論,王朔所說的那些話,還的確是表現了獨特的語言天賦,在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較自負、不服旁人。因此,當他的朋友對他說金庸小說的一大特長就在於文字上有一種「速度感」時,王朔不以為然,他說那怎麼能叫「速度感」(所謂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像力豐富,人物像運動場上的裁判,一出來就是滿場上跑,一刻閒不住的。)呢,它們「無一句不是現成的套話,三言兩語就開打,用密切的動作性場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說文字通通作廢,只是一個臨摹畫面的作用」。
    進而,他批評金庸的文字,說他的浙江話、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約也是無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一個作家,對漢語言文字毫無貢獻,還不如去做個排字工。」
    對這些,我真有點疏懶下來了,覺得它們不值得我來批駁。可是不徹底批倒王朔的這些謬論,未來的作家也許會像王朔一樣,誤以為寫文章、玩語言真的不必讀書,只要在大街上轉轉,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來、信手胡寫。
    所以,我這個從不說教的人,只好硬了頭皮「說教」一次,負起讓王朔們極力反感的「教化民眾的大任」,扯個蛋出來,並且「非要把蛋扯個大原則出來」,叫他「最噁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幹什麼的?他們的職責難道僅在於對漢語言要有點貢獻?沒貢獻就不行?作家貢獻的大小應以他們在語言上的成績來排定?
    這樣刨根追問下去,遠古那些發明漢語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發明第一個字的人,就成了最優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於浙江,在說廣東話的香港發展事業,他可能用過這兩地的方言,寫文章卻不然。我沒見過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話寫作,其他人同樣;去國外以後,他們當然更不會用方言寫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話、廣東話,也不是王朔所謂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繼承了明清小說的精緻的白話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過,他的文字是經多年努力煉出來的。
    那份清淡、古樸、典雅的書卷氣和幽默,活著的大陸文人誰與比肩?
    我看難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幾個,一是老捨,一是錢鍾書,一是林語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為什麼?
    不讀書嘛。
    況且,語言不過是人類抒寫性靈、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語言,越不需要你對它們有什麼新的發明,而在於你如何將它們碼得好看。在這方面王朔是過關的,金庸至少沒比他做得差。
    所以,僅就語言的「工具性」論金庸、王朔二者的優劣,我們說他們各有所長,但語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層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於達到認識、交流或娛樂之目的。
    從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儼然一個在地,一個在天!
    金庸是講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讀他的書我們能夠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對於歷史、人性、社會、文化的悟性,增強進取、奮爭的信心與勇氣,心頭總是燃燒著一點理想的光火,它溫暖我們的靈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難的人間世,活得更像個頂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給我們什麼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遠沒有希望的荒原,是紛亂無序,是茫然無解,是為無聊而無聊的「幽默」、調侃,是玩「笑」喪志,是反理性、無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處身的現世環境再無其他的狹隘的小天地!
    這樣的天才也就成了「負面」性的!
    學過數學的人全明白,二維空間的數軸分正、負兩極,正極上越遠者數值越大,負極上越遠者數值越小。如果說從認識價值來看,金庸是「正極」意義上的天才的話,那麼王朔就是「負極」意義上的天才,後者的天才越是充分發揚,距離人類的正確方向越遠——這就是王朔們值得批評的意義所在!
    當然,金庸並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發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為公共性資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認知價值,清理謬誤,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評家們責無旁貸的責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經對他和他的作品做過了批評,發表了,同時收進自己的書裡去了,這裡就沒必要把它們再說一次。
    至於金庸小說裡的「宣揚」暴力、濫殺無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誰能將它們當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沒有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告誡道:不必過於推崇武俠,武俠只是小說的一種;年輕人要嚴肅緊張,個人風格不能像《笑傲江湖》裡的主人公令狐沖,一味追求「瀟灑」,因為學生將來要服務社會。「小學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為武俠小說是浪漫派的書,不真實。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記》。韋小寶太壞了。」(《文學報》1999年12月。)
    所以,金庸小說的閱讀對象是有嚴格限制的,這個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靈上的成熟,具備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將這一點拿出來說,是因為金庸的小說確能迷惑許多青少年,其時他們各方面都沒有成型,悟性不到,認識偏頗,性情動搖不定,可以也經常把想像的世界當成了真實的人生,去反對秩序、反抗社會,有破壞而無建設。
    我就遇到過一位高中女生,看過電視劇《鹿鼎記》以後,對韋小寶崇拜不已,聲稱自己想嫁給這個「壞蛋」。
    這是受者的問題——受者的不足不能成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慮的只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讀者像自己一樣,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碼對於金庸來說是這樣。
    如果面面俱到,什麼層次的閱讀、觀看對象都得考慮,那我們的作家,將寫不出一個字!
    因而,苛求一個干實際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個作家,許多時候行不通。現實的實然,不可以推定做想像的當然、應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許多小說何嘗不是如此?
    他的小說就「真」嗎?「過腦子」嗎?
    在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終定位在娛樂上,王朔有時給知識分子罵急了,也會裝正經,寫一點不那麼商業化的東西,意在說明,不是我王朔寫不出,正經的我能寫,就是不屑,就是想裝壞,和你們知識分子搗蛋。
    他允許自己胡來,對於金庸的遠不是胡來的創作,卻橫挑鼻子豎挑眼,從一個嬉皮笑臉的「痞子」,呱嗒一聲,將臉簾子落下,剎那間變作了正經,站到我們「知識分子」這邊,儼然成了個最大的「知識分子」,擔起批評別人、教化大眾的責任了!
    我不是說王朔不該批評,而是說你不搞批評則罷,搞批評就要定下標準,劃個道兒出來,一視同仁,不要左手拿著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給別人一個悶棍,右手伸出去微笑著和人家套近乎,讓人覺得王朔「真誠」,王朔打了人,雖然沒什麼道理,但就是左手癢癢,別人得諒解,既不要計較,也不要還擊,還要知道給一棍子心裡頭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無故為什麼打你?癢癢了怎不打別人,單單只打你?
    有了對於王朔的這些認識後,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說的金庸、王朔一個在天一個在地,也是從成年人的欣賞角度說的,否則這個分判得就不太嚴格。
    需要說的是:王朔的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極其明顯的。既然這樣,它們又為什麼能夠這樣順利地出來呢?難道我們的編輯、我們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樣無知又無畏?出來以後它們還這樣出人意外地暢銷,這說明了什麼?
    進而,為什麼我們這塊土地上只熱中於進行無根無據的「酷評」?為什麼我們這個國家只流行一些名流們時髦的胡說?難道我們真已是「男人不壞,女人不愛」,非得壞出個水平、檔次來,大家一齊迷住了才罷?
    仔細思索,我發現這一切的背後,是「錢」這個使鬼推磨的東西在作怪。
    為了它,我們希望來一點轟動和胡說;為了它我們也可以閉了眼聽任這些名流的妄說;為了它我們還應該把所有宣傳媒介調動起來,對這些胡說、妄說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來一批又一批的聽眾。
    而這塊土壤上的聽眾,不少是傻呵呵的,整日做著名流夢、金錢夢的,它最不宜生長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熱愛等等,這樣,才有了那麼多的造謠、信謠者。
    這是我扯出來的一個「蛋」,王朔爾等以為如何?
    不論在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對於他的許多暢銷小說,我覺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過評價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來對其總評一下:那些「可讀性很強的小說,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費力地讀懂它。但這裡有什麼呢?空無一物,只有精心編織的情節和經過概念規範的人物,儘管那些對話很精彩很俏皮,但沒有一句是發自肺腑的。作者給了我們什麼?什麼也沒給。至多是很吝嗇地流露一點實感,其餘都是矯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沒有一個丑孩子嘴裡的那口熱乎氣兒……」(《王朔自選集》第303頁。)
    王朔給我們做的「布娃娃」包括《一點正經沒有》、《癡人》、《千萬別把我當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為致命的是,從總體看,王朔小說內容、情節、人物、性格、對話上的「重複」、單一敗壞了我們的口味,少數幾篇做得不錯的小說,其可讀性因此受到影響。
    在那裡,人物的世界何等狹窄,人物的心態何等相似,滿世界都是些遊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經人」全被這種遊子、痞子們耍了。當它們單篇出現時,尚不明顯,只有全部擺在我們眼前時,這單調才一下子變得那樣突出。
    這就是說,在王朔那裡,再「好」的人,不知不覺都會帶點痞性,他為知識分子所做的那篇小說《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沒能逃開這種痞子味。那個做爸爸的馬林生,對於來他書店買書的年輕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這樣的意味。
    難道不如此小說就不好賣?並不盡然。
    我想,主要是因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別有限,他是大院裡的公子哥兒,對於這樣的院子,我知道它彷彿就是「世外桃園」,很能把一個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點殘缺不全的教育和對歷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觀花,造成了他閱歷與思想方式上的狹隘、偏執;老紅衛兵血統未作根本清除,進一步養成了他那種似乎滿不在乎,實際上是北京小人物謀生時玩的小智慧、小伎倆之心性——但凡批別人之前,他總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時處於被動地位,所以,滿不在乎的背後,其實是很在乎的,進而,它向我們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識深處並無什麼寬容,他更不解現代意義上的「寬容」究為何物;後來生計上的不易又把他拋進嚴酷的紛爭裡,商人之本性日益顯赫,當「作家」也是奔著錢財去的。
    所有這一切混和起來,又使王朔對於物慾過分「貪婪」,不能養成終極意義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當面對自己不能認識的東西時,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華談到他的時候所說的,「挺真誠」(《文學報》1999年11月11日),結果赤條條上陣,醜態百出、丟人現眼得那樣理直氣壯,把其他「小丑」全給比下去了——在這樣的情勢下,王朔像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裡表現出來的趣味、意識,若是硬性地給他劃一個「階級」成分,不妨稱之為「資產階級」——王朔意義上的「資產階級」。
    據王朔自己講,「中國資產階級所能產生的藝術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們可以學習最新的技術,但精神世界永遠浸泡、沉醉在過去的繁華舊夢之中」,這樣我們就有了像王朔那樣的疑問:他們莫非都在努力證明自己是「短命的」?(《我看金庸》)
    幸好王朔的年齡還不太大,他也不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心靈深處的確是誠實的,見識上不去沒關係,已有作品的短命亦無足歎息,今後怎樣做那才是要緊的。所以我才想在這兒把郎吉努斯《論崇高》裡的一段話獻給他,所有的「資產」、「非資產」「階級」無妨共勉:
    究竟人才的敗壞應當歸咎於天下太平呢,還是更應當歸咎於那無窮無極、佔住我們全部意念的戰爭呢,還是進一步歸咎於今天兵臨城下、圍攻我們、蹂躪我們、霸佔我們的情慾呢。要知道,金錢的貪求(這個毛病,目前我們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樂的貪求,促使我們成為它們的奴隸,也可以說,把我們整個身心投入深淵。惟利是圖,是一種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樂,更是一種使人極端無恥、不可救藥的毛病。……人們一崇拜了自己內心速朽的、不合理的東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東西,上述的情況,就必然會發生。他們再也不會向上看了;他們完全喪失了對於名譽的愛惜,他們生活敗壞,每況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們靈魂中一切崇高的東西漸漸褪色,枯萎,以至於不值一顧。……在這樣多災多難的時代裡,我們還能盼望有這麼一個不偏不倚、不屈不撓、富貴不淫的批評家來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長存的偉大作品嗎?

《醉眼看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