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一九四三春風遠

  我在大陸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紀後回去,真正認識我的只有一起長大的同窗好友。抗戰八年,重慶是我的家。到台灣之後,回憶最多的是沙坪壩:家和學校之間三里路,無數的水田,一條樸實的街,接著到小龍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難忘的母校,南開中學一九四三班同學見證了我成長的過程。開放探親之後,大約是由在美國的同學開始。有了油印手寫的通訊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來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張簡樸的明信片,上面寫了兩行近況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總是排在鄰座。宿舍床鋪也常靠著。她的母親是法國人,所以她是雙語的人,有時又似徘徊在兩種文化之外的夢想者。熄燈後,輪到我講新看的書或電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誠的,「我愛談天,你愛笑」的聽眾。我記得最早講拉瑪爾丁《葛萊齊拉》的初戀與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瑪爾丁是法國浪漫詩人,而書中的葛萊齊拉,和我們那時一樣,也是十六歲。
  勝利之後,英茂與我們失去聯絡,她的明信片到台灣時,我們都已七十歲。我原擬去歐洲開會,回程到紐約會晤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康珍馥(Jennifer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誰知正逢美國的感恩節,安排旅程的人說,「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趕路,回家團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著明年開會再去。誰知第二年收到呂文鏡曲北京來信,說英茂因病已去世。我與她當聚而未聚,是我極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寫了一封無法投遞的長信《寄英茂》恕我遲遲至今才給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時,我興奮許久,當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記憶,都隨你的信潮湧而至。你還記得麼?我們畢業那年夏天,大家等著聯考發榜,我們去重慶城裡看你,五個人手牽著手往車站走,突然一輛吉普車衝來,把我們衝散,驚魂初定時,你用一貫靜靜的聲音說:「我們以後恐怕不能再見面了,我母親的法國迷信說,牽著的手被人從中衝開,就是分散的預兆。」這些年中,我有時會想起那一次的離別。那預兆可真準,這麼徹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過著無從存問的日子……。
  這封長信祭念我們戰火下的青春,依悵取暖時不能遏止的悲與樂。我也將此信寄給了不斷催促我回大陸團聚的一九四三班的好友,不久《四三通訊》將此信刊出,由此得到更多的訊息和催促。
  促使我終於在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參加四三班的年度聚會,是我另一位好友賴叔穎去世的消息。她與我小學中學兩度同學,她的父親是江西人,卻在奉直軍閥戰爭中,與我祖父相識,是我同學中最老的父親。
  我記得她家好像住在重慶曾家巖的山坡上,我父親帶著我很恭謹地拜望他。叔穎不是我那多幻想型的死黨,卻是我沙坪壩家中的常客,與我父母更多一層親切。兩岸開放探親後,她即寫信給我,請我幫她尋找當年隨政府來台的哥哥賴光大的下落,我尚未打聽到,卻遠班友通訊突然得知她因病去世。我知道她嫁給北京的吳姓名醫,「解放」後受中共高層信任,大約末受折磨。但是怎麼七十歲就死了呢?我再不回去聚會,還能看到多少人呢?
  我回到北京時是農曆暮春三月的夜晚,北國的春天仍有相當寒意。負責一直與我聯絡的邢文衛已在旅館等我。我進了大廳,遠遠看到她在人來人往的接待櫃檯前站著的樣子,臉上等待的神色就是與眾不同。迎向我走過來的,就是邢文衛!南開中學真正的校花。男生宿舍「遙望受彤樓(女生部)」的焦點,她是我所見過最端莊美麗的中國少女。高一時,我座位、排隊在她與英茂之間,羨煞許多人。如今緊緊握住我的,當然已不是那冷艷、矜持的少女。明亮的眼睛也黯淡了,但是她仍然與眾不同。與她同來的是余瑜之(與柳志琦和我是班上三文友)。她們說柳志琦住在天津,這幾年她一直說,等齊邦媛回來時,她一定來北京開班會。她們離開我的旅館時,我說此行專為歡聚,一不談病痛健身靈藥,二不談台灣回歸祖國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衛家(她大學畢業後,嫁給我們同班的男生,康國傑終身是她的仰慕者)。當年同班女同學到了十多位,見面都已不識,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說出名字時驚呼一番。我們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現實,無數的「你記得嗎……都似在解答我在台灣難解的謎。驗證了我今生確曾那般歡躍活過的青春。這些人,這些事,那魚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過,歲月能改變,但並不能摧毀。
  快到中午的時候,門鈴響,邢文衛把我叫到門邊,對我說,「柳志琦從天津來看你,你不要說你認不出她。」門開處,一對年輕人扶著一個勉強站立的老婦人走進來。我實在無法想像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讓的柳志琦會彎腰!在進門的甫道,她抱住我,哭著說,「想不到今生還會看到你!」昨晚她們沒有告訴我,她脊椎的傷已不能坐火車,為了與我們團聚,她的女兒為她雇了一輛出租車,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開了一百多公里路來北京。半世紀前,她與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區,我隻身來到台灣,兩人不同的命運已定。吟誦清代顧貞觀《金縷曲》「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的詞句,不勝烯噓。
  一九四六年暑假,勝利復員的各大學,開始由四川、雲南遷回原校。秋季上課,柳志琦也興沖沖地離開四川家鄉到了北平。她讀的飛生只大學戰時遷往成都華西壩。我們同班大約有十人在那裡,都只差一年大學畢業。我在復員到武漢上學前,與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歡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滿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場面很大。柳志琦應是親身目睹燕京大學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會大學,解放之初即被斷然廢校,美麗的校園。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變成了北京大學校園;一九五0年以後寫末名湖畔大學生活回憶的是北京大學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沒有人敢於公開懷念燕京大學和她的優雅傳統。政治力量便如此斷然消滅了一個共同的回憶!我那充滿文學情懷的好友,在五十年激盪之後,如何回首我們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這一場令我一直近鄉情怯的重聚啊!時時刻刻都那麼寶貴,說不盡的當年趣事,唱不夠的當年歌曲,蒼老的聲音,疲憊的記憶,努力重燃南開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們開始唱當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歲文藝青年情懷寫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藹,數載無憂時光在南開,而今一九四三春風遠,別母校何日重歸來……。」
  當年在後方風起雲湧的學潮,由街頭遊行演進成實際參與,我們班上大學後有幾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長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綺珍,她從山西太原來,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時和我談話響亮的笑聲。上大學不久,聽說她與幾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學時幾乎看不出誰「前進」,誰「反動」,原來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這半世紀來,延安的人在中國當家,她的境遇應該是幸運的吧!(五年後曾接到她寄來南開時代的照片,有一張是她穿著解放軍制服,旁邊注「隨軍入太原城」,她信上說那不完全正確。)我充滿了想間的問題,但是在十多個人團團坐的場合,確是不知怎麼問這些純屬個人攸關生死(Vital)的大問題。如今在近六十年後,用憶起的熱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時的歌,這些飽經憂患的心啊……你們怎麼還記得呢?我們這一代,在抗戰的重慶長大,在荒郊躲警報時為《天長地久》、《葛萊齊拉》裡的癡心愛情而神往,但是我們的一生,何曾有過蔚藍的海灣?何曾有「黑髮隨風披散,腮際掠過帆影,傾聽漁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陸的,歷經政治動盪,很多嘗過苦難;到台灣或到國外的,又總感到在漂流中,如此相見,真如隔世。當一切都是「一言難盡」時,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如今一九四三春風遠」時,記憶與遺忘似雙股柔絲,層層繞著這一屋子白髮的小友。這些當年菁英中的菁英,因為政治的斷裂。
  婚姻的牽絆,失去了許多正常生活的歲月,成為失落的一代,吞沒在「春風遠」這麼簡單直率的歎息乏中,無需記憶,也無法遺忘。
  那一天中午,我們從邢文衛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飯館吃飯,街名我忘了問,只記得沿街種的是楊柳或馬櫻花。四月正是柳絮飄飛的季節,撲頭蓋臉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後面牽手而行,我看著前面七、八位同學的白髮上和肩頭灑著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憶起當年在孟志蓀老師詞選課上,背過蘇東坡詠楊花的《水龍吟》,她說記得開頭是「似花還似非花……」我們接力背誦下去,「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塵土,一份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站在這陌生的北京街頭,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飄零聚散之際,這鋪天蓋地的惆悵,是詩詞也無法言說的啊!
  兩年後,我在台灣收到新的《四三通訊》,登著「邢文衛病逝」的消息。初看時,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燈光再讀,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傷之外,邢文衛變成了邢文衛,令我惱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實性。到了我們這年紀。死亡原已臨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對她無一句慰問!而她的死訊卻是用這個我不認識的名字宣告。最後一次相聚人多,無法說明白各人遭遇,歌聲笑語,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遺憾,早已將苦杯欽盡了——那樣六十年後的聚首,對於我只是印證今生果真有過的青春吧…
  漸漸的,班友的通訊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風不但遠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會之後,我去朝陽門看兩度與我同學的楊靜遠。她在南開比我高兩屆,曾住同寢室。我到武大的時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級,是朱光潛老師的高徒。在樂山我曾去她家吃過年夜飯。她的父親楊端六教授是經濟系貨幣學專家,母親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歐洲回國,即在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戲劇和莎士比亞(我曾受教兩年),被稱為「珞珈三傑」之一。另兩位是凌叔華和蘇雪林。
  在這樣家庭長大的楊靜遠,書讀得紮實,思想相當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時代,應可成為她嚮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學畢業前"她已捲入困惑著每一個大學生的政治思潮。同學中傾向共產黨的自稱為「前進」,稱傾向保守的為「反動派」。那時,正面抗日的中央軍在苦戰六年之後,正陷入湖南、廣西、貴州保衛戰最艱苦的階段。四川太大,一般城鄉的人過著平靜的日子,但是逃難來的下江人,又陷入戰火逼近的恐慌中。
  楊靜遠在二00三年出版《讓廬日記》裡記述她早期受吸引,覺得政府已經「徹
  底腐敗」,必須改組,左派同學借給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記》,使一直用功讀英美文學作品的她說,「我必須看它,我得抓住每一個認識共產黨的機會。」父母苦口婆心隨時勸她先讀書,不要衝動捲入政黨之中,「政治和戀愛很相像,相處久了,就不能脫身。」她從武大畢業後,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國密西根大學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愛情逕自放棄學業,回來建設新中國。五十年後她將當年兩地情書結集出版《寫給戀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與戀人嚴國柱(武大工學院,與我大學四年同屆),知她一生在愛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慘痛也許是難於釋懷吧!二00二年她主編《飛回的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當詳細地敘述了袁老師晚年極悲慘的遭遇:在校園掃街,被逐回鄉,年老孤身寄居親戚家,她自稱為坐「山牢」的歲月,孤淒至死。令我這當年受業的學生淚下不已。
  我也想到親自召見勸我轉入外文系,慨然擔任我指導教授的朱光潛老師。台灣開放回大陸探親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訊《珞珈》讀到一位王築學長寫《朱光潛老師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柵」生活之後,一九七0年朱老師被遣回北京大學的聯合國數據翻譯組,繼續接受監督勞動改造,掃地和沖洗廁所之外,可以摸到一些書本了。有一天在西語系清掃垃圾時,偶然從亂紙堆中發現自己翻譯的黑格爾《美學》第二眷譯稿,那是他被抄家時給當作「封、資、修」的東西抄走的。重見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組長馬士沉取出掩護,他在勞動之餘,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並且譯出第三卷,文革後得以出版。在這方面,朱老師幸運多了。一九八九年錢穆先生到香港新亞書院演講,重晤朱先生,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謁,未能成行,錢先生回台北告知,朱老師已不大認得人了。
  而當年以「佛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撐我一甲子歲月以上的吳宓老師,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學術尊嚴。近半世紀後,吳宓老師幾位已是名學者的學生將他「文學與人生」的大綱和上課若干講義合輯出版,錢鍾書封面題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筆寫的,中英文並用。北京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編者之一,將英文譯成中文,當時已八十二歲,「面壁而坐幾個月,用放大鏡逐字逐句辨認研究手跡,譯完並作註釋……」。書中敘述吳老師一生勤於讀書教書,自己儉樸卻不斷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間卻「不得善終」——不准授課、遭批鬥、屈辱、逼寫檢討、強迫勞動、挨打、罰不准吃飯、挾持急行摔斷腿、雙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神志昏迷,頻頻發出文革中的聲聲呼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他之所以受這樣嚴重的迫害,是因為他竟敢在「批孔」會上說,「孔子有些話還是對的。」當有人要強迫他批孔時,他的答覆是:「寧可殺頭……」王教授的後記寫著:「在任何文明社會都應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懷念雨僧師」
  這些我在大學受業的老師幾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啊!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