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將軍吟》的創作

 文/莫應豐

  《書林》編輯部要我談談寫作《將軍吟》的體會,我不知從何說起。在清理過去的舊書時,由一種現象產生出一番聯想。

  前幾年,我經常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新書,有的翻一翻,有的沒有動。那些書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說而言,只要看看裡面有些什麼口號,便知道寫成於哪一年。如今一見那些口號就反感,無論書中有些什麼內容,也只好閉眼扔進化紙爐。作者和編輯的心血豈不白費了?僅是紙張的浪費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四人幫」垮台前夕也出版過一本小說,雖然在書架上勉強放了兩年,甚至曾考慮過修改重版,但終因時過境遷,難以救活,任其碾作塵泥了。那本書叫《小兵闖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寶貴的生活素材,至今想來,猶感惋惜。

  我也間或寫一點短篇,不久前在收編成集的時候,發現有些篇味兒不對了。一般地說,我還不算是很愛趕時髦的人,沒有寫過變幻無常的「路線鬥爭」,也不曾寫「走資派」之類。凡被我認為是短命的題材,我是不輕易去碰的。儘管如此,仍舊有些作品短命。

  《將軍吟》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寫成於1976年春夏,出版於1980年6月。至今又過去近兩年了,仍不覺得過時。當然,一部長篇小說,出版還不到兩年,絕對不能算是長命的。但考慮到從寫出初稿至今,六年時間內,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文壇風雨又是何其多!《將軍吟》卻不受這些影響,也算是難得了。

  有趣的是,《將軍吟》初稿寫成後,一直密藏在朋友家裡。過了兩年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從廣播裡聽了全會公報,驚喜地發現,《將軍吟》初稿對「文化革命」的認識正好與公報的總精神相符;於是決定,立刻將稿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是巧合嗎?確實是太巧了。我事後分析造成這種巧合的原因時發現,透過偶然的現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幫」肆虐橫行的那些年月,我們從事文藝創作的人,被當成鷹犬和傳聲筒使用,不許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不許正視觸目驚心的生活現實,不許有健全的頭腦和正常的思維。我當時深感人格受辱,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要寫?為什麼不去幹點別的事?一個人如果發現自己的行為沒有意義或有害於人、無利於己,就不會繼續幹下去。我正是從覺醒中甩袖而離開當時文場的。談起創作,我有點玩世不恭。找我約稿,我就說:「你從哪裡打聽到我會寫什麼東西?」實際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對創作沒有感情。自從我發現自己能夠寫小說以來,總想顯一顯身手。可是,怎樣幹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是作家的職責到底是什麼。作家對於時代,應該是一面鏡子;作家對於讀者,應該是一個良友;作家對於妖孽,應該是一把尖刀;作家對干明天,應該是一隻雄雞。江湖騙子和為虎作悵的人,難道能留下什麼好東西嗎?糊里糊塗,行為盲目,也很難設想能勝任人民的重托。於是我想幹一點本來應幹的事情,按照應盡的職責來幹。這個職業是高尚的,同時也是危險的。亙古以來,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經遭遇不幸?又想幹這一行,又要絕對保險,恐伯也難做到。除非你不打算盡職,既要盡職,便不能算好了命再來。我就是這樣決定按真實面貌來描寫「文化革命」的。真實就是科學。科學是真正的硬漢子,它不屈服於任何邪惡勢力。「四人幫」拚死掙扎,想叫歷史朝著反科學的方向發展,終歸慘敗。歷史是按科學的方向前進的,我寫《將軍吟》也基本上是抱著科學態度的,所以就發生了巧合。看起來是巧,其實全在規律中。哪怕歷史一時走了彎路,大方向總是不會變的,這種巧合遲早會發生。

  怎樣才能寫得真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實標準。我們都是那場運動的參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具體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實不同,會形成不同的是非觀;每人所處的地位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好惡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從事創作,眼界是不能過於狹窄的。胸懷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從1972年開始,就對親身經歷過的那場運動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進行回憶與思考,也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重新認識記憶中的種種人物。橫觀全國的大局,縱觀歷史的由來和趨向,謹慎地尋找我所要寫的主題,堅定寫作的信心。我經常提醒自己,要盡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過去的幼稚舉動來,經常覺得好笑;想起那時曾經愛過的、恨過的、景仰過的、同情過的種種人物來,他們的形象都變得複雜些、全面些了。有時為彭其著想,有時又為江醉章著想,有時假定自己是陳鏡泉,會怎麼樣?像范子愚那樣的人,他自己死於並不明白中,活著的人們應怎樣看待他?胡連生是可愛的,但他這類人物的存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我把那些人物一個個搬到歷史的和時代的透視鏡面前,反覆照射、查看,像嚴肅的醫生一樣,做出盡可能準確的診斷。好在時間充裕,從開始產生想法到寫完初稿,經歷了五個年頭。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達到真實。我想,越是接近真實,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強。這大概可以作為一個經驗記在心裡。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對生活熟悉的程度,跟作品的生命力有直接關係。我過去寫過劇本,經常失敗。我往往把失敗的原因歸於技巧不熟,經驗不足,甚至怨天尤人。在困境中,我也想過,哪回要是能把親身經歷的事情寫出來不知會怎樣。但在寫《將軍吟》以前,哪怕再熟悉的生活,寫出來也使人覺得是假的。那是因為受著種種框框的約束,作品裡表現出來的生活被歪曲了。我從來痛恨「四人幫」那套文化專制教條。放開手腳,依照生活的真實面貌大膽寫一回,是我夢寐以求的事。但是,我發現有些歪曲生活的搞法,已成了習慣,從構思開始,就總是有一個幽靈在左右徘徊。我不斷在自己腦子裡敲警鐘:往意!照生活的真實面貌來寫。為達此目的,我力求給每一個人物找到具體的模特兒。有許多章節是把自己經歷過的事情盡可能照原樣寫進去。在我讀過的小說裡,似乎沒有見過描寫一個領導幹部作報告、並把長篇大論的報告內容正面寫出來的搞法。誰都知道,作報告是一件枯燥無味的事,聰明的作者是要盡量避開不寫的。而我在生活中,確實聽過一個極端生動感人的長篇報告,事過好幾年了,當時的感受記憶猶新。難道不能打破禁忌寫一回試試嗎?我聽說有的高明的國畫家,為使自己的作品構圖奇特,故意違反常識,先造成險局,然後從險局中解脫出來,一旦成功,令人驚歎。我仗著確有生活依據,也給自己造了一險,正面描寫彭其在文工團作報告。這就是第十四章《老人心》。現在,這個有點特色的章節,常常得到一些好評。其實我很清楚,並不是因為技巧使我獲得成功,而是由干它真正來自生活。就整個作品而言,《將軍吟》是我所有作品中生活依據最充足的一部。它所以高出於其他,忠實於生活是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有人說,《將軍吟》比較真實地描寫了「文革」動亂時期的一段生活,這個評價無疑對我是一個鼓舞。冷靜地想,它的真實程度到底如何呢?我希望它在無情的時間面前繼續經受檢驗。

  感謝前人教給我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將軍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