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

  大概沒過兩個月,郵遞員給我送來了一個蓋著大西洋彼岸郵戳的郵件,打開看,是一本裝幀精美又讓我迷惘的書。
  是一本英文書!
  我不懂幾句英語,無法知道這是本什麼書。後來從朋友的附言中知道,這就是我不久前向他要的那本愛德華·紐頓的隨筆集《聚書的樂趣》。看著天書一般的文字,我對朋友發起了牢騷:「你給我寄來的不是《聚書的樂趣》,而是一份懊惱。」朋友知道我不懂英文,他這舉動使我感到費解,而且還有一點點的反感。此後不久,我為自己的幼稚和偏執的性格發配到了西藏海拔4000多米的甘巴拉山上:離太陽很近,離死亡也很近。但我沒有死,只是消失。整整兩年時間,我沒有和外面世界發生任何聯繫,很多人都以為我死了,也有人以為我是被愛德華·紐頓的那本「精美之書」牽到了異國他鄉。
  當我披著滿身陽光,或者說陽光的手指印,回到我的過去中時,我發現,我的世界已發生了很多我喜歡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我那本「天書」已有了中文本,而且據說翻譯得上好。當然要去買一本,但逛了幾家書店都說沒有。我想,這書可能早已落市,心裡頭不免有些失落。這麼說來,在我出走期間,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真是有不少,人們把我想念的東西買空了,這也算得上是之一吧。
  然後又過去很久,有一次,我在新修的二環路上散步,撞見了一個賣書的地攤,只見一大堆垂頭喪氣的書,像死魚死蝦一樣被攤晾在地上,隨便路人挑挑揀揀,討價還價。這份自在也將我吸收過去,我的目中馬上充滿了我厭惡的各種書名和封面、顏色。我本能地轉移了視線,彷彿是被那些我厭惡的書目和顏色推開的。然而,就在這時,就在我視線轉移的過程中,我的目光又被一個很素雅的封面碰了一下,就像肉體被一隻纖纖之手觸了一下,心靈酥酥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這封面抓了過去:聚-書-的-樂-趣……愛德華·紐頓!嘿,我驚喜地衝上去,一把將它抓在手中,好像有人要跟我搶似的。習慣地翻看一下,可以斷定,書不是假的,也無甚損傷,心裡就喜悅起來,手很主動熱情地往口袋裡伸去。
  「多少錢?」
  「二塊。」
  「二塊?」
  「是,兩元,不講價。」
  小書販的口氣裡有一種堅決的不容置疑的權威。
  我被這廉價驚呆了,掏錢的手靜止下來。這感覺和你有時被某個意想不到的高價嚇著是一樣的。書販子也一定以為我是被「嚇著」了,及時給我騰出餘地:「這樣吧,一塊五,不說了。」我又愣了一下,但馬上清醒過來,並迅速付了錢,拔腿就走,唯恐這是個錯誤,別人要反悔似的。「愉快」在暫時的一分鐘之內頻繁地拍打我,我沒有理由不愉快。我哼著小曲回了家,愉快也跟著我回了家,並伴著我度過了整個白天。到了晚上,愉快仍然沒有完全消失,我高高興興地沐了浴,坐下來,開始拜讀我嚮往已久的愛德華·紐頓的書。
  「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東西,其次是一本書,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
  我的心靈又感到了那種類似肉體被一隻纖纖之手觸碰的愉快,這種愉快在我目光的牽引下不斷長大、盈滿,很快覆蓋了我白天購書所得到的愉快。這很正常,畢竟那是一種沒有交流(因而不流動)的愉快,是僵死的愉快,不會長大,只會消耗。愛德華·紐頓給我的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頭和榫眼咬緊了牙關,並由此達到貫通,心和心相互映照。這種愉快像火焰,會燃燒,又像水滴,會匯聚、流動,長大。但是,這種愉快愈是在我內心盈滿的同時,我心中愈是有種憤懣在堆積。這也就是說,在我通過閱讀愈來愈領略、肯定愛德華·紐頓這個作家、這本書的魅力和價值的同時,我心中卻愈是有了一種不滿和憤怒。為什麼?因為我想到這本書在到我手之前,曾是那麼被人奚落,混雜在一群輕佻的貨色中,失魄、廉價、賤賣,就像一個老鴇。
  一個作家最大的幸福和驕傲莫過看到他的作品被人崇敬地捧讀,這一點我做到了,我彷彿看見愛德華·紐頓在幸福地微笑。但同時我又看見愛德華·紐頓因為氣憤扭曲的面容,因為他的書在被人像處理死人衣服一樣地沿街賤賣。一個作家最深刻的痛苦和氣憤莫過於此——看不到讀者對他作品應有的愛惜和保護。像這樣一本蘸著作家心血寫就的書,竟然被無知地攤在地上廉價叫賣,這本身已對作家構成了不可饒恕的傷害,而我居然還為便宜了幾塊錢而沾沾自喜。一想到我白天愚蠢又明確的「愉快」,我心中就充滿對自己的責罵。是的,這件事首先要罵的是我自己。我無法去指責別人,但可以指責自己。正因為無法指責別人,對自己的指責就變得更加兇惡、無情,似乎這樣可以彌補對別人無法實現的指責。那天晚上,我被無休無止的自責一直糾纏到夢中。在夢中,我依然聽到一個對我嚴厲指責的聲音。我對自己的指責是如此深刻、勇敢,使我對愛德華·紐頓的愧疚多少變得有點寬鬆。
  但是,這顯然還不夠。當我從夢中醒來,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煙錢買來的書,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彷彿瞧見了愛德華·紐頓蔑視的目光。我對自己說:看來,你必須要有實際的行動才能彌補你不經意犯下的錯誤。於是,這天午休時間,我又跑去二環路,找到了那個地攤,買了第二本《聚書的樂趣》。這次,我沒有問價錢,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書本來的定價,照價付了錢。我明顯感到書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竊喜,心裡只是想,但願我的「愚蠢」能讓這書販子多少認識到一點這本書的價值和對它的好感。
  把《聚書的樂趣》這樣的書擠出書櫃,攤在地上,廉價甩賣,這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來勢兇猛——越來越猛的潮流。我和我們無法逆轉這個潮流,我們能做的無非就是花點時間在這種地攤旁轉轉,有幸的話(也是不幸),便尊重地(不要去便宜那幾塊錢)把「這樣的書」買回家,用乾毛巾拭盡灰塵,然後慢慢品閱。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愛人」和「罪人」
  她有一雙纖細的手。她有一頭烏密的黑髮。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賦」。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來到地處波羅的海的米裡茨裡鎮,住進了一個猶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經過廚房,看見一位姑娘正忙著在殺魚,似乎有所觸動,不滿地說:「多麼纖細的一雙手,可干的活又是多麼殘忍!」
  他們就這樣相識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當時多拉是這家度假村裡的一個廚房傭工,之前她還在柏林一個猶太人孤兒院當過小裁縫。這給人一種感覺,好像多拉是一個為生計所迫的難民。其實,她出身於一個有名望的猶太人家庭,只是因於年輕和對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滿,才離家出走,浪跡四方。而同時卡夫卡卻因為日益嚴重的結核病,四處就醫、療養。就這樣,兩個人像兩粒沙子一樣,在這個度假村裡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時,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後的11個月。但就在這短暫的時間裡,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沒受到的溫暖和愛。對此,卡夫卡「幸福而誠懇」地告訴我們:這都是多拉給予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棄兒」,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時又都是「文學的寄生者」。兩人剛相識,多拉就用希伯來語給卡夫卡朗讀了《葉塞尼亞》,讓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們很快相愛,並在柏林租房同居,「過著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個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們的不是婚禮,而是卡夫卡的葬禮。因為沒有擁有愛人的婚禮,多拉似乎也無權擁有愛人的葬禮。但她還是執意出現在卡夫卡的葬禮上,在一片冷嘲責備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來」。多拉的哭聲震驚了卡夫卡的親人們,致使他們都不敢放聲而哭,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貶低多拉哭泣的價值。可以說,在卡夫卡入墓之際,他只聽到一個人的哭聲,就是多拉的。這幾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徵:這世界,只有多拉短暫而真心地溫暖過他。
  想起卡夫卡,我們總覺得人世對他不公,他給我們留下如此珍貴的文學遺產,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極度傷害和淒涼之中度過的。多拉的出現,讓我們感覺多少還了卡夫卡一點債。但同時,多拉也欠下了我們一筆債,她曾經在卡夫卡的授意下,親手燒燬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沒有燒燬的,她又沒有及時公諸於世,而是私自珍藏著,以致後來又被蓋世太保糟蹋掉了。親自燒燬和私自珍藏,都是出於愛,對卡夫卡的愛,但構成的是一種難以贖貸的「罪」。卡夫卡總是讓我們感到無所適從,感到「存在的荒謬」,這真是沒辦法的。
  2004年6月21日
  阿加莎·克裡斯蒂的11之謎
  今年春節,我是在阿加莎·克裡斯蒂的小說世界中度過的,幾乎每天一本,連讀了七八本。波羅,馬普爾小姐,莊園,旅行,兇殺,封閉的空間,開放的時間,聳人聽聞的情節,撲朔迷離的案情,欲蓋彌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詞,錯綜複雜的關係,縝密的邏輯,精到的推理……如氣如霧,水生風起,構成了一個「華麗的世界」,讓我輕而易舉地打發了這個數十年不遇的寒冷、陰霾、災情頻傳的新春佳節。出於一種感謝,或者紀念,我想寫點兒關於克裡斯蒂的東西。寫個書評也許是我最擅長的,但我放棄了。克裡斯蒂的小說像個盛名的公園,往來者絡繹不絕,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但總的說,萬變不離其宗,人們的感受最終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歸:智力受到挑戰,好奇心得到滿足。換言之,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主題公園」,主題詞不容置疑,讚不絕口的廣告詞也非妄言。有些東西只要承認或贊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構都可能是畫蛇添足。我認定對克裡斯蒂小說發言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所以堅定地放棄了。
  我決定說一點克裡斯蒂的私事,素材來自有關她的訪談和傳記。與她作品數量之多相比,克裡斯蒂留下的「私事」少得可憐,她有輕度的社交恐懼症,也正因此她才沒有成為歌星。據說克裡斯蒂在音樂上極具天賦,小時候的她曾夢想當一名歌星,但九歲時一次登台表演把她徹底從舞台趕了下來。晚年的克裡斯蒂告訴我們:「即使在兩年後,我父親去世給我帶來的恐懼也沒有那次表演大,台下無數的目光都是藍色的。」
  11歲,父親去世,這是一個作家「理想的童年」,正如海明威說的:辛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訓練。1965年,75歲的克裡斯蒂宣佈封筆,同時她也像所有老人一樣,開始靜候「另一個未知世界」的到來。對生的恐懼使她減少了對死亡的恐懼,她把隨時都可能降臨的死亡看做是「與久別的父親和母親相會」,並且對死亡方式也有非常明確的期待:像愛斯基摩人一樣告別人世。愛斯基摩人是拒絕與死人告別的,他們會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給年邁的母親準備一餐豐盛的飯菜,然後老人便獨自踩著冰雪向深山走去,一去不返……克裡斯蒂說:「對於這種充滿尊嚴和決心告別生活的方式,我們應該感到驕傲,如果可能,我希望我能像愛斯基摩人一樣離開你們,去見我的父親和母親……」
  這個願望,克裡斯蒂等了11年也沒有實現。1976年,86歲的克裡斯蒂像所有受人尊敬的老人一樣,死在溫暖、舒適的病榻上,隨後的葬禮驚動了包括女王在內的所有英國人,還有世界範圍內的所有她的讀者。臨死前,克裡斯蒂重複了晚年以來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感謝上帝賜我幸福的一生,給了我深厚的愛。
  當我研究了克裡斯蒂的生平後發現,這裡所說的「幸福的一生」,至少要減掉11天。那是1926年,這一年裡克裡斯蒂的母親不幸去世,她和阿爾奇十多年的感情也慘遭破裂。阿爾奇是她22歲時在一個舞會上邂逅的,那時她已經有婚約,為了阿爾奇,她「像變了一個人」:當天陷入愛河,次日解除婚約,彷彿再不是那個患有輕度社交恐懼症、性格內向的女孩。不用說,這段感情的結束讓她痛不欲生。12月的一天,人們發現克裡斯蒂神秘失蹤了,直到11天後才在一個旅館中找到她。沒有人知道,這11天裡她經歷了什麼,她以聲稱「失憶」拒絕任何善意和惡意的追問。

《人生的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