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國產片的看法

我很少出去看電影。近來在電影院看過的國產片子,大概只有《紅粉》。在《紅粉》這部片子裡,一個嫖客、兩個妓女,生離死別,演出多少悲壯的故事,看了讓人起雞皮疙瘩。由此回想起十多年前看過的一部國產片《廬山戀》,男女主人公在廬山上談戀愛,狂呼濫喊:「I love my motherland!」有如董存瑞炸碉堡。不知別人怎麼看,我的感覺是不夠妥當。這種不妥當的片子多得不計其數,恕我不一一列舉。

作家納博科夫曾說,一流的讀者不是天生的,他是培養出來的。《廬山戀》還評上了獎,這大概是因為編導對觀眾的培養之功,但是這樣的觀眾恐怕不能算是一流的。所以我們可以改改納博科夫的話:三流的影視觀眾不是天生的,他也是培養出來的。作為欣賞者,我們開頭都是二流水平,只有經過了培養,才會特別好或是特別壞。在壞的方面我可以舉個例子,最近幾年,中央台常演一些歷史題材的連續劇,片子一上電視,編導就透過各種媒體說:這部片子的人物、情節、器具、歌舞,我們都是考證過的。我覺得這很沒意思。可怪的是,每演這種電視片,報紙上就充滿了觀眾來信,對人物年代做些煩瑣考證,我也覺得挺沒勁。似乎電視片的編導已經把觀眾都培養成了考據迷。當然,也有個把漏網之魚,筆者就是其中之一。但就一般來說,影視的編導就是墨索里尼,總是有理。憑良心說,現在的情況不算壞。「文化革命」裡人們只看八個樣板戲,也沒人說不好。在那些年月裡,培養出了一些只會欣賞樣板戲的觀眾。在現在的年月裡,也培養了一批只會考證的觀眾。說到國產片的現狀,應該把編導對觀眾的培養考慮在內。

作為一條漏網之魚,我對電影電視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從上面欣賞一些叫做藝術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國產片的一些編導犯下了雙重罪孽:其一,自己不妥當;其二,把觀眾也培養得不妥當。不過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近年來,中國電影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片子還在國際上得了獎。我認為這些片子是好的,但也有一點疑問:怎麼都這麼慘咧咧、苦兮兮的?《霸王別姬》裡剁下了一根手指頭,《紅高粱》裡扒下了一張人皮。我們國家最好的導演,對人類的身體都充滿了仇恨。單個藝術家有什麼風格都可以,但說到群體,就該有另一種標準。打個比方來說,我以為英國文學是好的,自莎士比亞以降,名家輩出,內中有位哈代先生,寫出的小說慘絕人寰——但他的小說也是好的。倘若英國作家自莎士比亞以降全是哈代的風格,那就該有另一種評價:英國文學是有毛病的。最近《辛德勒名單》大獲成功,我聽說有位大導演說:這正是我們的戲路!我們也可以拍這種表現民族苦難的片子。以我之見,按照我們的戲路,這種片子是拍不出來的。除非把活做到銀幕之外,請影院工作人員扮成日本兵,手擎染血的假刺刀,隨著劇情的進展,來捅我們的肚皮。當然,假如上演這樣的片子,劇院外面該掛個牌子:為了下一代,孕婦免進。話雖如此說,我仍然以為張藝謀、陳凱歌不同凡響。不同凡響的證明就是:他們征服了外國的觀眾,而外國的觀眾還沒有經過中國編導的培養。假如中國故事片真正走向了世界,情況還不知是怎樣。

莫泊桑曾說,提筆為文,就想到了讀者。有些讀者說:請讓我笑吧。有些讀者說:請讓我哭吧。有些讀者說,請讓我感動吧……在中國,有些讀者會說,請讓我們受教育吧。我舉這個例子,當然是想用莫泊桑和讀者來比喻影視編導與觀眾。敏感的讀者肯定能發現其中的可笑之處:作品培養了觀眾的口味,觀眾的口味再來影響作者,像這樣顛過來、倒過去,肯定是很沒勁。特別是,假如編導不妥當,就會使觀眾不妥當;觀眾又要求編導不妥當,這樣下去大家都越來越不妥當。作為前輩大師,莫泊桑當然知道這是個陷阱,所以他不往裡面跳。他說:只有少數出類拔萃的讀者才會要求,請憑著你的本心,寫出真正好的東西來。他就為這些讀者而寫。我也想做一個出類拔萃的觀眾,所以也這樣要求:請憑著你的本心去拍片——但是,別再扒人皮了,這樣下去有點不妥當。對於已經不妥當的編導,就不知說些什麼——也許,該說點題外之語。我在影視圈裡也有個把朋友,知道拍片子難:上面要審本子審片,這是一。找錢難,這是二。還有三和四,就沒必要一一列舉,其中肯定有一條:觀眾水平低。不過,我不知該怪誰。這只是一時一地的困境,而藝術是永恆的。此時此地,講這些就如瘋話一般。但我偏還覺得自己是一本正經的。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第10期《演藝圈》雜誌。

《我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