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關懷弱勢群體

前不久在《中華讀書報》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在北大聽戴錦華教授的課,聽到戴教授盛讚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就發問道:假如你有女兒,想不想讓她看這本書?戴教授答曰:否。於是作者以為自己抓到了理,得意洋洋地寫了那篇文章。讀那篇文章時,我就覺得這是一片歪理,因為同樣的話也可以去問謝晉導演。謝導的兒子是低智人,筆者的意思不是對謝導不敬,而是說:假如謝導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拍電影總以兒子能看為準,中國的電影觀眾就要吃點苦頭。大江健三郎也有個低智兒子,若他寫文章以自己的兒子能看為準繩,那就是對讀者的不敬。但我當時沒有作文反駁,因為有點吃不準,不知戴教授有多大。倘若她是七十歲的老人,兒女就當是我的年齡,有一本書我都不宜看,那恐怕沒有什麼人宜看。昨天在一酒會上見到戴教授,發現她和我歲數相仿,有兒女也是小孩子,所以我對自己更有把握了。因為該文作者的文藝觀乃是以小孩子為準繩,可以反駁他(或者她)的謬見。很不幸的是,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在此申明,不是記得有意不提。

任何社會裡都有弱勢群體,比方說,小孩子、低智人——順便說一句,孩子本非弱勢,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勢得很。以筆者為例,是一絕頂聰明的雄壯大漢,我媽稱呼我時卻總要冠個傻字——社會對弱勢人群當有同情之心。文明國家各種福利事業,都是為此而設。但我總覺得,科學、藝術不屬福利事業,不應以關懷弱勢群體為主旨。這樣關懷下去沒個底。就以弱智人為例,我小時候鄰居有位弱智人,喜歡以屎在牆上塗抹,然後津津有味地欣賞這些圖案。如果藝術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群體,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畫的圖案。倘若科學的主旨是關懷弱勢群體,恐怕大家都得變成蜣螂一類——我對這種前景深為憂慮。最近應朋友之邀,作起了影視評論,看了一些國產影視劇,發現這種前景就在眼前,再看到上述文章,就更感憂慮。以不才之愚見,我國的文學工作者過於關懷弱勢群體,與此同時,自己正在變成一個奇特的弱勢群體——起碼是比觀眾、讀者為弱。戴錦華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難怪有人看她不順眼。筆者在北大教過書,知道該校有個傳統:教室的門是敞開的,誰都可以聽。這是最美好的傳統,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但不該是誰都可以提問。羅素先生曾言,人人理應平等,但實際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識的領域……要在北大提問,修養總該大體上能過得去才好。

說完了憂慮,可以轉入正題。我以為科學和藝術的正途不僅不是去關懷弱勢群體,而且應當去冒犯強勢群體。使最強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以愛因斯坦為例,發表相對論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學家;他做得很對。藝術家也當如此,我們才有望看到好文章。以筆者為例,杜拉斯的《情人》、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還有許多書都使我深感被冒犯,總覺得這樣的好東西該是我寫出來的才對。我一直憋著用同樣的冒犯去回敬這些人——只可惜卡爾維諾死了。如你所見,筆者犯著眼高手低的毛病。不過我也有點好處:起碼我能容下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2月28日《中華讀書報》。

《我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