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情結與白日夢

現在有一種「中華文明將拯救世界」的說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興起,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年輕時的豪言壯語:我們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進而解放全人類。對於多數人來說,不過是說說而已,我倒有過實踐這種豪言壯語的機會。1970年,我在雲南插隊,離邊境只有一步之遙,對面就是緬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過去參加緬共游擊隊。有不少同學已經過去了——我有個同班的女同學就過去了,這對我是個很大的刺激——我也考慮自己要不要過去。過去以後可以解放緬甸的受苦人,然後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覺得這件事有點不對頭。有一夜,我抽了半條春城牌香煙,來考慮要不要過去,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認識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們在受何種苦,所以就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並沒有要求我去解放,這樣貿然過去,未免自作多情。這樣一來,我的理智就戰勝了我的感情,沒幹這件傻事。

對我年輕時的品行,我的小學老師有句評價:蔫壞。這個壞字我是不承認的,但是「蔫」卻是無可否認。我在課堂上從來一言不發,要是提問我,我就翻一陣白眼。像我這樣的蔫人都有如此強烈的救世情結,別人就更不必說了。有一些同學到內蒙古去插隊,一心要把階級鬥爭蓋子揭開,解放當地在「內人黨」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雞犬不寧。其結果正如我一位同學說的:我們「非常招人恨」。至於到緬甸打仗的女同學,她最不願提起這件事,一說到緬甸,她就說:不說這個好嗎?看來她在緬甸也沒解放了誰。看來,不切實際的救世情結對別人毫無益處,但對自己還有點用——有消愁解悶之用。「文化革命」裡流傳著一首紅衛兵詩歌《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寫兩個紅衛兵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國,「戰友」為了掩護「我」,犧牲在「白宮華麗的台階上」。這當然是瞎浪漫,不能當真:這樣隨便去攻打人家的總統官邸,勢必要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對。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解放的慾望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聖雄甘地、我國的革命先烈,他們是真正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鬥爭。還有一種假解放,主要是想滿足自己的情緒,硬要去解救一些人。這種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對於瞎浪漫,我還能提供一個例子,是我十三歲時的事。當時我墮入了一陣哲學的思辨之中,開始考慮整個宇宙的前途,以及人生的意義,所以就變得木木癡癡;雖然功課還好,但這樣子很不討人喜歡。老師見我這樣子,就批評我;見我又不像在聽,就掐我幾把。這位老師是女的,二十多歲,長得又漂亮,是我單戀的對象,但她又的確掐疼了我。這就使我陷入了愛恨交集之中,於是我就常做種古怪的白日夢,一會兒想像她掉進水裡,被我救了出來;一會兒想像她掉到火裡,又被我救了出來。我想這夢的前一半說明我恨她,後一半說明我愛她。我想老師還能原諒我的不敬:無論在哪個夢裡,她都沒被水嗆了肺,也沒被火烤糊,被我及時地搶救出來了——但我老師本人一定不樂意落入這些危險的境界。為了這種白日夢,我又被她多掐了很多下。我想這是應該的:瞎浪漫的解救,是一種意淫。學生對老師動這種念頭,就該掐。針對個人的意淫雖然不雅,但像一回事。針對全世界的意淫,就不知讓人說什麼好了。

中國的儒士從來就以解天下於倒懸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還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說,整個世界都要靠中國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現在又有人舊話重提。這話和紅衛兵的想法其實很相通。只是紅衛兵只想動武,所以浪漫起來就衝到白宮門前,讀書人有文化,就想到將來全世界變得無序,要靠中華文化來重建全球新秩序。誠然,這世界是有某種可能變得無序——它還有可能被某個小行星撞了呢——然後要靠東方文化來拯救。哪一種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你總想讓別人倒霉幹啥?無非是要滿足你的救世情結嘛。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懸」中,你去解救,是好樣的;現在還是正著的,非要在想像中把人家倒掛起來,以便解救之,這就是意淫。我不尊重這種想法。我只尊敬像已故的陳景潤前輩那樣的人。陳前輩只以解開哥德巴赫猜想為己任,雖然沒有最後解決這個問題,但好歹做成了一些事。我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寫些好的小說,這件事我一直在做。李敖先生罵國民黨,說他們手淫台灣,意淫大陸,這話我想借用一下,不管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總比終日手淫中華文化,意淫全世界好得多吧。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8月23日《南方週末》。

《理想國與哲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