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你的名字很有意思，江西有個地方叫石鍾山，蘇軾更是寫過《石鍾山記》。石鍾山是筆名還是真名？取何意？
石：我是1964年生的，出生時我父親剛好在南京出差，家裡給他拍電報說生了個男孩，讓給取個名字。南京被稱為石頭城，當地有好多地名比如街道都有「鍾山」二字，父親就說叫鍾山吧，就這麼簡單。
他沒多少文化，更沒讀過蘇軾的《石鍾山記》
李：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創作特點，你的作品被打上「紅色激情的標籤」，你自己認可嗎？想突破嗎？
石：我認為這個標籤不太準確，也不希望別人給我貼上這個標籤。人們知道我更多的是根據電視劇，它的表現手法或內容上可能「紅色激情」的感覺更強烈一些，這可能也與我的生活積澱有關。你知道，每個人骨子裡都是有創作傾向性的。我不會為了熱鬧而刻意寫某個題材，也不認為寫作有過時之說，事實上我認為題材並不重要，那只是一個殼，關鍵是看你有沒有真情實感。
其實我的一些作品如小說《母親，活著真好》（被改成電視劇《母親》播出）就是寫小人物的，既不「紅色」，也不「激情」。
李：你的作品好像不拍電視劇的很少？你認為自己是小說家還是作家？怎麼看待小說創作與影視改編？
石：是，我的小說還是很受製片方的歡迎。但我仍是小說家，可是寫小說的人往往把我劃人影視圈，影視行當的人又把我當成是寫小說的。
在我看，文學與影視的關係就像孿生兄弟，影視離開文學不可能走到現在，比如張藝謀的《紅高粱》不是得益於莫言的小說嗎？許多國外大片也都是從文學母體中脫生而來，反過來沒有影視作品，文學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火熱。如今不可能有某部作品只靠獲得了一兩個文學獎就老少皆知，影視是最好的轉換媒介，所以說二者沒有高下之分。
我自己成名是因為有了電視劇，我一點也不否認。而有人認為作家「觸電」是走下坡路了，其實不少這麼說的人並非不想去「觸電」，有人甚至主動給大導演當「槍手」，人家出思想，他來寫本子。
其實大家都想名氣大些，這樣掙錢容易些，更容易追求生活中的一些物質滿足，這都無可非議，無論是影視還是小說作品，評價標準只有一個——觀眾或讀者喜歡就是好！
李：生活中對你影響最大的是父親，那文學創作中呢？
石：我認為應該是海明威和傑克·倫敦，他們的作品對我啟發最大。這是我在後來才意識到的，雖然他們的創作年代、生活背景與我一點也不同，但他們塑造的都是男人為主的硬漢形象，他們追求個性化的敢愛敢恨的精神氣質是相通的。我接觸他們的作品其實比較晚，是在上世紀80年代吧，以前讀的多是本土文學。
李：怎麼想到要寫《男人的天堂》這部「半自傳」小說？
石：寫作到了一定程度上，開始反省自己的情感與家庭。寫得不很流暢，甚至是艱澀，因寫自己是一種「審丑」，不斷在真實與想像中衝突，有局限性，既想大膽些，又放不開手腳。小說寫了三代男性軍人面對情感與戰爭的思考，想通過這個家庭反映出一個社會與民族，我把自己虛構成一個經歷自衛反擊戰的軍人，所以說還是作為小說來寫的。
我本想用「史詩」的手法寫一個家庭的傳奇式經歷，結果有些「力不從心」，3年寫了20萬字，感覺很不容易。我想等我50歲時，如果能面對自己的情感了，我會再寫一部真正的自傳。
李：新作《男人的天堂》書封上打著兩句話：戰爭是男人的天堂，女人是男人的天堂。這是你對「天堂」的理解？
石：我始終認為優秀的男人應該去做一名軍人，而造就一個真正軍人夢想的是戰爭，軍人的生命與意義要通過戰爭來實現，雖然我們都期盼世界和平，但和平是相對的。
而與一個優秀男人的生命過程中，相對應的就要有一個優秀的女人，否則這個男人的一生將不純粹、不完美。
李：你會一直這麼寫下去嗎？
石：也未必。如果我還有激情，我就會寫下去，我認為目前看來，作家這個職業對我來說是最幸福的，生活相對獨立自由，有心安理得的理由坐在那兒發呆。而且只要你的大腦還能運轉，體力還行，這個職業可以是終生的，不像那些當官的都永遠是暫時的。
如果創作渴望消失了，或靈感枯竭了，我一定會換個行當。有些老作家寫不下去了，還站在那兒寫，再也不能超越當年，感覺很悲哀。到了那一天，我會找個與文藝有關的職業，比如製片人或導演，年輕時曾想過教書，現在不喜歡這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