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亞

去尼日利亞之前,我就一再跟來瑞囉唆,叫他在住房申請上請求大使館分一幢帶後院的房子給我們。根據我有限的知識,非洲的植被不同於中國和美國的,我怕買不著吃慣的蔬菜。到達阿布賈之後,發現房子和傢俱醜陋得無以復加,但打開客廳的後門,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許久的。
    第二個禮拜我設宴邀請了管理員,意圖在拉攏他,讓他准許我在院子裡開個中國蔬菜農場。這意味著要毀掉院子裡現有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蕪儘管荒蕪,畢竟勉強可以叫它後花園。管理員表示他對我的墾荒計劃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告訴我院裡僱傭的清潔工可以做我的幫手,打發給他三兩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於美金兩塊八角,看來殖民的悲壯歷史就是這樣譜寫的。
    清潔工是個三十來歲的瘦子。不過尼日利亞人幾乎個個都瘦,所以瘦不能作為一個形象特徵。其實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綠工作服,戴一頂棒球帽,早上七點就來掃院子。他掃地的姿態很痛苦,兩手握一把一尺多長的掃帚,掃起來人得躬成一百二十度。掃帚是用一種草枝紮成,很像中國的老式刷鍋刷子,與其說他是掃院子,不如說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給他刷成了偌大個鍋,乾淨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聽見那豎硬的刷地聲響在我窗外,卻看不見人,可想他彎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國帶去的長柄掃帚,示範他如何使用,他卻誠惶誠恐地笑了,說:「夫人,那樣會掃不乾淨的。」我說美國人和中國人都這樣掃地,都掃得很乾淨。他又笑,真的明目皓齒,說:「非洲人都這樣掃,從來都是這樣掃。」我問他難道不累嗎?他說習慣了就不累了。說著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掃著向前走去,後脊樑上的脊樑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綠工作服下面。為五斗米折腰,折成這個角度,折這麼長久,讓我心裡出現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我聽見他的掃帚刷地皮的聲音,就趕緊出門去。我把他叫到門崗看不見的地方,怕警衛知道他干私活,對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後院實施的墾荒計劃告訴了他。他聽了一半已經咧嘴笑了。這天太陽特暴,早起的氣溫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頂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亞麻布襯衫,若在一個電影鏡頭裡,我大概就是女種植園主了。兩三百尼拉就能墾一片荒,我也開的起千傾橡膠園,我也會發財。等我張開嘴時,兩三百卻成了一千七,一個準確而肯定的數字,像經過深思熟慮吐出的。講出這個價碼,連我自己都覺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認為公道嗎?」我問他。
    他只看著我。也許他嫌少?也許他要跟我還價?所有的尼日利亞人都把討價還價作為娛樂,你不給人家娛樂怎麼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價,我該怎麼壓。可他突然說:「願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發現後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條齊齊的田壟。壟面上鋪了一層和著畜糞的肥土。我從來沒有種過菜,打開一包中國帶來的菜籽,便大手大腳地播撒起來。五分鐘之後,三壟地全下了種: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雞毛菜。過後的兩天,我完全忘了菜園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過後院,突然見一片密密的綠芽,苔蘚一樣東一塊西一塊。原來撒種子大有講究,像我這樣的大手筆,後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後,扁豆吐須了,我隔著客廳的玻璃門,看見清潔工扛了一些樹幹,支在扁豆苗旁邊。他原來十分有心,樹幹是打理院內樹木時砍下的亂枝,他卻沒把它們當做垃圾扔掉,搜集起來,打得溜光。其實這並不是他的分內工作,說好他的工錢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沒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來之後,就全歸我自己經營了。
    又過了兩個星期,按菜籽包裝袋上的說明,第一期收穫就該此時開始了。但上海青還不比雞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長」這句話來。我蹲到兩條田壟之間的空隙裡,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須,摘掉黃葉,站起身發現這樁農活竟讓我幹了一個多小時。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緊翻慢翻,大部分還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氣飄逝而去,盛進盤子裡的一點兒,就像孩子玩過家家了。但來瑞一吃就吃出了不同。他問這是什麼菜,怎麼這樣鮮嫩。我說就是後院的產品。一直對我的農場打趣的他,這下才重視了。市場上買回的菜太老,纖維又結實又多,簡直可以在肚裡紡線。相比之下,這一口青菜就是宮廷極品了。
    因為菜種得太密,上海青始終小巧玲瓏,沒有長出它們應有的體積和高度。但它們還是一度成了我們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場。來不及吃的,絞碎了做餃子餡兒。最後吃出一個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經不住這樣吃。於是決定改種韭菜和黃瓜。播種十多天之後,地面才出現一點綠影子。又過一陣,能看見幾撮綠色髮絲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搖,奄奄一息。這天看見清潔工站在地頭上,偏著臉看它們。似乎不把臉偏成那個角度,根本無法看清那若有若無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樣為韭菜的病弱發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簽了非文字的協議:他替我拔草澆水,總之菜園裡有什麼零活他就順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廳後門,他問我這是什麼菜?就該這樣細嗎?我說至少該粗十倍才對。他說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飯桌上聯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糞來,就決定使用化肥。他卻說他不會用化肥。尼日利亞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賣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劑量,我大致轉述給了清潔工:兩種白色粉末,攙和在一塊兒,撒到土裡就行了。他有點猶豫地看著我,問道:「那個賣化肥的人聽懂你的話了嗎?」他是指尼日利亞的生意人常常沒聽懂英文就熱情地一個勁說「Yes」。我說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偉大科學,就照他說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著咖啡踱到後院,一下子驚呆了。三壟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豆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僅把菜苗燒死,簡直就給它們來了一場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點兒灰燼。施得過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間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錯在我沒有把劑量聽清,還是錯在清潔工沒聽懂我的話也熱情急切地說「Yes」了?或許化肥壓根就是偽劣品,就像充斥尼日利亞市場的偽劣品一樣?不知哪個環節上的大錯,毀掉了我的中國菜園。
    回到屋裡,我發現清潔工沒有按時出現在後院。有時從樓上看見他在剪枝或掃地,忙換上鞋,開了門出去,但一到院裡,又看不見他的人影了。幾次之後,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園就死在那裡,幸有的扁豆從廢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點一點向高處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養分,每時每刻地拔節,很快菜園又要恢復成那個冷清荒蕪的院子了。
    漸漸地,我也不想為難清潔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動去找他。發工資的日子在迫近,面對一個毀了的菜園,我不知拿出錢時兩人會不會尷尬。我想告訴他「沒關係,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會相信我。他似乎把這事看得很重,像是闖下了大禍,足以導致解雇的大禍。
    一天下午,大概離「化肥事件」有十來天時間了,我在家裡寫作,聽見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說。隔壁是女傭和警衛們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邊熱鬧,不斷有人穿過前院,跑到游泳池邊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塊取飲料,瓜果也是預先切罷冰鎮下的。做晚飯時,我問我家的女服務員希望小姐,下午他們在熱鬧什麼。她說是在開歡送會。歡送誰呀?那個清潔工,他被調離了。為什麼要調離呢?這就不知道了。美國大使館有好幾個宿舍區,他被調到另一個宿舍區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調離的,他認為在這院裡捅了婁子,留了把柄,長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對我給他的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這樣的小心是從他的祖輩傳下來的,從殖民時期貫穿到現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裡、他的潛意識中。假如我告訴他我的家鄉上海曾經也是殖民地,他大概會覺得,我們之間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們的晚餐桌上開始出現扁豆。不僅我們的餐桌,鄰居的餐桌也有這道中國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麼這樣強呢?爬到了架子的頂端,無處再爬,就把帶著微紫小花的枝蔓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莢已炸裂,豆種已自擇落腳之地,第二代的苗兒已生長出來,東一株西一株,長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氣派。其實我很少去後院了,不願看一塊傷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樣皮實,對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濃綠的枝蔓漫卷一片,頂著花蕾捲向高處,又綴著果實卷下來。往往被人太在乎的東西,倒是難得存活。

《非洲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