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花草

阿布賈沒有鮮花賣。唯一像樣的超市是法國人開的,合營的還有一個法國傢俱店,裡面賣的是做得極其精美、高雅的假花。我一向和假花不共戴天,但法國人在審美上畢竟世故,他們做的假花假得非常誠實,絕不製造哪怕是一剎那的亂真效果。在簡潔到極致的現代傢俱中,三兩枝插在玻璃筒裡的假花竟比真花看上去更相宜。像所有現代主義的藝術一樣,假花在這裡有種離間感。好比布來希特的戲劇,它不要你完全進入情境;它使你在現實和仿造的現實中保持絕對的冷靜。也使我想到現代藝術大師們的繪畫,正是畫中人物那種對於規定劇情的超然感覺奇妙地震撼了我。如馬奈的名畫《林間的午餐》,並不是裸女的出現使人詫異,而是她超然度外的中性神情造成的離間效果,給作品帶來了一個新的審美層次。
    在這個無人光顧的傢俱店裡,我突然改變了對假花的一貫惡感。但我還是不能允許自己買這些假花,因為我無法為它們提供一個冷冷的舞台。我們粗陋的房子裡裝著艷俗的壁燈,塞滿線條煩瑣的仿殖民時期的深色傢俱,每次坐在其中,我就苦笑:美國外交官們被派到非洲已經有放逐的意思,還要拿如此醜惡的居住環境來懲罰他們。我一到阿布賈就被這樣的醜陋給鎮呆了,每天清晨四點起來,坐在客廳裡苦思,把哪件傢俱扔出去,或砸掉哪一盞壁燈。來瑞請示了大使館的內務部門,問可否將我們自己的傢俱從美國運來,回答是「不可以」。那麼可不可以退還大使館公用的醜陋傢俱,我們另買自己的呢?回答是「庫房沒有空間存放退還的傢俱」。並且內務部門覺得我的要求很無理,這些傢俱是某某牌的呀,某某牌的傢俱怎麼會醜陋呢?一旦某件東西有了公論的醜與美,人們在審美上就放心了,反正丑或美的責任大家一塊兒負。你要掀翻某物在審美上的地位,你是要得罪公眾的。我對外交官的形象也就有了一點幻滅感,按說他們見多識廣,怎麼也存在這樣的審美盲?全世界有多少美的東西啊,熏也熏出好格調來了,可他們對如此醜陋的室內佈置毫無異議。
    我相信眼睛離心靈最近,眼睛長久被糟蹋,心靈也就逐漸被毒害了。
    一連幾天,我在法國傢俱店裡沉默地打轉。我們的住宅面積很大,應該可以拿出一間屋子來堆放公家傢俱,再用自己買的重新佈置一番。傢俱店裡的東西全是設計師的作品,價錢昂貴無比,加上尼日利亞政府為了保護本土經濟,將傢俱的進口關稅提得很高,一套沙發的價格高達一萬五千美元,所以一再權衡,實在買不下手。何況我們在美國的傢俱也是我精心選擇,買得件件稱心,不過是存放在庫房裡,不允許運過來,再花偌大一筆錢在傢俱上,買個暫時眼福,恐怕太奢靡了。
    但眼福對於我來說比口福重要。在舊金山灣區住的時候,我常常拿著錢跑步去超市,原意是要買當晚的菜回家,一見到好花就什麼都忘了,總是買上幾把百合和鬱金香,蝴蝶蘭花或鳶尾,剩下的錢夠吃什麼吃什麼。我站在花前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一定不亞於色徒看見少女。由於硅谷的經濟衰退,來瑞所在的投資公司倒閉,他失業了近兩年,而我的買花惡習照舊。口福可以欠缺些,眼福多些滿足,也免了發胖的憂愁,兩全其美——這是我給自己主持的公道。東坡「不可居無竹」,我沒有他那樣的風骨氣節,並且舊金山的氣候也不適於養竹,就自甘俗氣吧。有時嫌買來的花太溫情,太「小布爾喬亞」,我也會偶然做花賊趁夜色去偷花。在舊金山灣區我們的房子離海灣很近,開發商想造成個「家家流水,戶戶垂楊」的環境,把海水引來,形成小小運河,繞著人們的前院後院。風景中白鷺起落,綠頸鴨蕩漾水面,加上兩岸種滿了花,是個人工仙境。三月花就開得十分繁盛,晚上帶我的愛犬可利亞出去慢跑,實在經不起誘惑,便偷竊幾束,和市場買來的花插在一起感覺馬上不一樣了。野外來的花無拘無束,伸枝展蔓,似乎把一陣野外的風和一片野外的天空也帶到室內來了。我對花草有一些膚淺知識,但我不知它們的英文名字。有一次和來瑞一塊兒散步,我向他打聽某某花和某某樹在英文裡叫什麼。他告訴我幾個名字,但說他也不是很有把握。過了幾天,他下班時從包裡取出一塊秦磚似的植物大百科全書,說它包括了全世界絕大部分的花草。書獃子來瑞對於花草這樣鮮活的東西也求知於平面的、印刷的準確論述。這麼多年翻查過那本百科全書多次。
    一到了非洲,我首先關注花草。阿布賈戶外有很多花草我都陌生。花的色彩也都狂熱得很,從院牆內一直洩到院牆外。它們是唯一自由逾越鋒利的鐵絲網的生命。處處是花的阿布賈卻沒有花商,大概正因為隨地有花。有時我們的車停在紅綠燈路口,一下子會擁上來一大群賣手機卡的人。還有賣手錶、賣零食和飲料的,我真想勸他們改行賣鮮花。
    到了阿布賈一個月後,終於發現了一個植物園,那裡可以買到一種鮮花,就是天堂鳥。植物園坐落在一條主要的街道旁邊,地勢從街道的高度一直向下延去,有兩三畝地的面積。兩個十七八歲的男孩是園中僱員,告訴我們植物園主要經營室內室外的裝飾性植物。問他們有沒有玫瑰、百合出售,他們說玫瑰、百合在這樣的氣候裡都不好好長,說著就指著一叢玫瑰讓我看,花朵果然只有核桃大。我往遠處看,問他們那邊金黃耀眼的一片是什麼,他們飛奔過去,砍了幾枝回來,我才看明白它們是「天堂鳥」。準確地說,是「天堂野鳥」,遠不及它們在美國和中國的表親那樣肥碩,姿態規範。「天堂野鳥」捆成劈柴似的一大捆,看起來氣勢磅礡,回家插在近一米高的玻璃筒裡,那四射的金黃在沉沉暮氣裡開了個天窗,把非洲的烈艷的生命注入了老殖民者暗色的夢想。一個淤滯的環境搏動起來,我意識到,花可以挽救多少醜陋啊。
    等這一捆「天堂野鳥」敗謝(注意:我改變了單位詞;不再是「一束花」,而是「一捆花」),我又去了那個植物園。這回是老闆娘在當班。老闆娘問了我上回買花的價格,也就按同樣價格賣了一捆「天堂野鳥」給我。我很納悶,老闆娘怎麼會不知道自己花朵的價格。就在這時,我發現兩個男孩的表情怪異,但不便問什麼,揣揣地離去。下個禮拜再去時,又只剩兩個男孩了。他們說頭一次賣給我花是破例的,這個園子並沒有賣鮮花的業務,原先想瞞著老闆娘掙幾個小錢,做車馬費和午餐費,他們的工資太菲薄了,常常是免吃午餐的,經我無心叛賣,他們私下賺的小錢將被老闆娘從工資裡扣除不算,還險些砸掉飯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們。幾回來往,我看出植物園基本是沒有生意的,也不知老闆娘自己的午餐從哪裡掙出來。夾在主雇之間,我的同情心靈不知該向著誰,所以我決定不再去那裡買花了。

《非洲札記》